《蜡光纸上的招摇撞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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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日

　　11点45分

　　“你好，是我。我想说，我是维克多！……”他还在南方度假，语气很不好，甚至也不寒暄几句，直接要我停止半夜打电话骚扰的举动。他怀疑打电话的人是我。(没错！)这种孩子气的愚蠢举动，很像我的所作所为。他还强烈抗议我一天到晚手机留言骚扰他。他语气坚定地告诫我不要再无理取闹下去。还威胁说如果我继续，他就换号码(不可能，这个号码也是他的工作号码，换号码就意味着要通知他所有的客户，他肯定不愿意)。最后，他有些焦急地询问我什么时候能取回我的猫咪。猫咪在8月份的时候被我寄养在他的某位女性朋友家中。他义正词严地说猫咪不应该成为我们分手的牺牲品。收养猫咪的那位朋友已经受够了，迫不及待地等着我去解救她。他请我立刻回电商量此事。就因为我的公寓比他的大，他压根儿就没考虑过自己留着猫咪。接着他的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说他也想念我(什么叫“他也想念”，我就这么可悲吗？难道我就不能兴高采烈地度假归来，把失恋的痛苦忘得一干二净吗？他自信笃定的语气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我把留言反复听了十几遍，最后气愤地把它给删了。

　　我既不会回他电话，也不打算取回猫咪，反正我也不想要。

　　气急败坏地回到会议室，我想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可惜我脸都气绿了，导致大家再也不敢有说有笑，会议气氛一下子凝固了。

　　晚上9点15分，一辆商务用车载着我到了巴奇。这家餐厅坐落在多希尼街，是个能够近距离观察波波族的好地方(波波一词是由某位社会学家发明的夸张称谓，来称呼那些年轻时尚、目中无人、清高自负而到了月底却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囊空如洗的城市白领)。

　　如何判断波波族？很简单。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自认受过良好教育、聪明外向，所以看不起那些着装过时、赚钱比自己少的人。不过，波波族非常依赖薪水。一旦被解雇，优越的生活条件也随即失去，意味着再也不能去考斯特酒店或者慕拉诺酒店考斯特酒店(Costes)与慕拉诺酒店(Murano)都是巴黎顶级奢华消费场所。吃饭。所以波波的身份是不稳定的，摇摇欲坠。

　　波波们心里比谁都清楚人生，可是他们选择遗忘，就好像大家都选择不去想“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一样。因为波波们都很有自知之明。他们享受生活，自由欢乐！

　　除了想得到一套更大的公寓，波波们没什么野心。仗着自己丰厚的收入和高雅的品位，他们代表了法国社会生活腐败的一群人。当谈及法国现状时，他们会面露沮丧的神情，皱着眉头大声叫嚣着急需改革。接着呢？接着就没了下文。波波们不会提出任何解决办法，他们没有任何实际可行的想法。波波们全都幻想着哪天被解雇了多好，这样就能得到一年的长假去收拾自己富丽堂皇的乡间别墅。因为他们厌倦了替人做牛做马的体制，认为自己也有权利去享受生活。他们抱怨税负过于繁重，不愿去养活那些社会败类。没错，说的就是那些社会败类，波波们敢于仗义执言。因为他们讲究信用，说一不二。波波们真是勇敢！

　　波波们像狼群一样喜欢集体活动。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吃饭，看同样的表演和电影，出席同样的晚会，在晚会上遇到和他们阅读同种杂志或者书籍的同类。要区别出他们，得花点儿时间。他们对兴趣近乎狂热，追求舒适和享乐，他们争取在时间杀死他们之前杀死时间。他们有钱，追求者甚众，但这些他们都毫无兴趣。他们引火自焚，而且丝毫没有要切断导火索的意思。他们纵情人生，不愿留下丝毫遗憾。即使死亡就在眼前正扑面而来，他们也别过头去佯装看不见。

　　可能正因为如此，巴奇里的音乐才总是这么震耳欲聋？我边想着这个问题边推开餐厅大门，这里是波波族的聚居地(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也是波波族的一员呢？看来我得把之前骂自己的坏话都收回)。这里的男人一律穿着黑色的服装，纤瘦，混淆了性别。这里的女人同样清一色黑色的着装，苗条，分不清男女。简而言之，我们搞不清谁是谁，好在大家都无所谓，因为自己同样也穿着黑衣，纤瘦，不男不女。卫生间里男女区域的划分仅用一条珍珠帘相隔，基本谈不上隐私区域，不过既然大家都不男不女，所以也没什么关系。一般我们都不点香槟作为开胃酒，认为这相当俗气，我们一般会喝胡萝卜汁或者凯尔西葡萄酒。侍应生清一色是高大消瘦的黑人女孩，点菜时她们从来都是面无表情，从不微笑，上菜时也是随便把东西往桌上一扔，心不在焉地嘟哝一句：“打搅了。”

　　吉尔和西碧坐在我们往常坐的桌边等我。三周分别之后与好友重逢，我兴奋地一路小跑。拥抱亲吻过后，我把我的马克·雅可布马克·雅可布(Marc Jacobs)：美国时装品牌。手提包(价值一千三百九十欧元，又一次疯狂购物的胜利果实，估计我的银行顾问又要给我打电话了)往旁边椅子一放，举杯和大家干杯……为了假期归来的团聚，也为了我们自己，让我们好好干一杯！

　　落座后，大家各自描述了假期，我向他们简短总结了我和维克多的现状。当说到维克多想把猫咪托付给我时，他们都建议我不要接受。

　　“不管怎么说是他抛弃你的！当然得由他来负责这只猫咪，他以为他是谁啊！”吉尔边说边用目光勾引坐在隔壁与让-皮埃尔·巴克里让-皮埃尔·巴克里(Jean-Pierre Bacri，1951-)：法国知名男演员。同桌的一位肤色黝黑的俊男。

　　西碧大声赞同。

　　“真是奇怪，”她说，“我们三个居然同时陷入感情低谷。”

　　她说得有道理。吉尔刚刚和艾川分手，他们在一起两年，却从未去过艾川的公寓。西碧更糟，自从八个月前和孩子他爸分手以后，单身至今，几乎没有性生活的她，情绪基本很低迷。三十五岁上下的我们，感情生活就如同雨季时候半山腰的风景一样伤感。我们一直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那么让人受不了。虽然维克多早就受不了我，我却一直逃避讨论这个问题。他对我们的评价是：傲慢自负、无可救药。我们对各种节日庆典的狂热、我们各种疯狂的举动、我们对所有人的嘲笑、我们的黄色笑话以及我们“让人无法抗拒的”幽默，在他眼中，均属不正常。

　　例如，我们给自己取了个外号叫“巴黎知识分子”。这个外号源自两年前在毛里塔尼亚沙漠里的一次艰苦跋涉。天知道当时参加这个远足旅行的想法从何而来！临行前害怕旅途太过无聊，于是某天晚上，我们把准备分发给当地儿童的圆珠笔拿出来，把里面的墨水换成了可卡因粉。穿越边境时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问题，白天我们长途跋涉，晚上就端坐在火堆旁，吸一管圆珠笔里的白粉。我们一个个蹑手蹑脚，鼻子上沾着白粉，脑门儿上顶着聚光灯，活像考察山洞的学者，这模样惹得我们自己捧腹大笑。有天晚上，吉尔白粉吸得比平时多了点儿，就发明了“巴黎知识分子”这个称呼。那些圆珠笔光荣完成使命后就失去了价值，可我们还是执意把它们留给了当地的孩子，说不定他们还可以拿来当吸管使用(我们为这个举动洋洋得意了好久，因为当地非常缺水)。

　　发明了“巴黎知识分子”这个称呼之后，我们乐此不疲地在此基础上添油加醋。当有人提到“三个被毛里塔尼亚叛乱军囚禁为人质的巴黎知识分子”，我们就会笑作一团。“三个鼻子上沾了面粉的巴黎知识分子”，或者类似的乱七八糟的胡话，都能让我们乐上半天。很好笑，不是吗？维克多真是缺乏幽默感！不过得承认，我们之间的这种笑话和玩笑只能娱乐我们自己，有些人认为我们简直不可理喻。(他们不也一样吗？)另一个我们超级迷恋的自娱自乐活动就是篡改歌词。比如这首尼科尔·克洛西的歌曲，歌词原本是：当他知道他会得到爱情和红酒时，你就像意大利人一样欣喜不已。经我们篡改以后歌词就变成了：当他知道他会得到白粉和空闲时，你就像巴黎人一样成了同性恋。只要我们高兴，我们可以在饭店里声嘶力竭地吼着改编过后的歌曲，故意搅得旁边那桌也吃不好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