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蜡光纸上的招摇撞骗》(6)

　　幸好，之前节奏紧张的编辑部已慢慢踏入夏天的节奏。记者们纷纷延长了在露台午休的时间，加上夏天的娱乐活动日益增多，对于出门采访的任务也都是草草了事。不断有人迟到早退，就是为了去除体毛或去古铜日晒中心。看着他们的肤色一天比一天黑，我也能猜得到。这算得上是在人物杂志社工作的记者的特征之一：他们晒得和被他们采访的明星们一样黑。我很清楚他们整日无所事事，但基于我目前的立场，我也不好苛责什么。直到我拒绝了某些晚会的邀请，我的部下才开始了解我的心情低落到了何种程度。以前，我逢晚会必定出席。现在，我甚至不愿去听安娜斯塔西亚安娜斯塔西亚(Anastacia，1973-)：美国知名歌手。的个人演唱会，不愿出席在旺多姆广场的著名珠宝品牌的发布会。那可是连莎朗·斯通莎朗·斯通(Sharon Stone，1958-)：美国著名电影演员。也会到场的发布会，可我就是没欲望参加。某天早上，我到办公室的时候，看到办公桌上放了一束花，还附带一张卡片：如果你希望我们去揍扁那个害你这么凄惨的家伙，我们可以马上就去！如此真切的关怀感动得我热泪盈眶。我给大家发了一封伊妹儿致谢：你们真是太好了，不过，该揍的人是我。这故事说来话长……不管怎么说，谢谢大家。

　　只有在和汤姆一起挑杂志封面的照片时，我才敢取下墨镜。汤姆是杂志社的艺术总监，是个疯疯癫癫却挺幽默的男人。他是唯一一个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能逗我开心的人。杂志封面是我唯一坚持不懈亲力亲为不肯交给手下人做的事情。自从我当上了杂志的总编，《超级明星》杂志发展得不错，可我对它的印象仍然是：乱七八糟毫无逻辑性可言！即便如此，杂志销量依然不断攀升，完全无视市场调研和出版界的发展常规。四年里我逼走过五位市场总监。他们人都不错，却总穿着H&M剪裁蹩脚的西装。他们针对杂志作了不计其数的复杂调查，没完没了地向我陈述调查报告。有一回正赶上前晚我没睡够，我听着听着居然睡着了。如果正好赶上我不困，我会拿奔迈掌上电脑玩我的俄罗斯方块，有一次我开会的时候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玩到关键时候不禁大叫出声：“等等，等等，现在我没法听你说，等我打完了这一局，我马上要破纪录了。”于是四周一片寂静，所有人睁大了眼睛瞪着我，不知道是惊吓过度还是忍无可忍，抑或兼而有之。

　　他们浪费那么多钱来作调查分析，我觉得相当无聊：定性/定量调查分析、读者见面会、读者反馈、同类市场调查，诸如此类，等等等等。等他们报告一结束，我就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材料通通扔进垃圾桶。我发誓自己也曾试图去感兴趣。可是连他们都看得出，这些信息刚进入我的大脑皮层就被消灭得一干二净。有人甚至怀疑我是否有大脑。可我并不是完全的金发碧眼，从理论上来讲，理应有大脑西方人认为金发碧眼的美女属于没脑子没智商的类型。。所以不能怪我没长脑子。为了表现我的诚恳态度，我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报刊杂志既不像酸奶也不像汽车，市场调查永远也代替不了直觉和感性。于是他们越是对我鼓吹的政策，我越反其道而行之，杂志的销量就越好。这样不出几个月，市场总监们总是自动放弃，主动申请调职去《园艺之友》工作。这些可怜的家伙从未看懂过我的工作方式和决策逻辑。因为事实上，我毫无方式和逻辑可言！

　　有一次，有个家伙居然试图拉拢我。用几乎是和疯子交谈一般小心谨慎的语气，询问我是否去过外省。多愚蠢的问题啊！我回答：“当然去过，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去过圣·托佩斯、高雪维尔，呃，等等，让我想想……对了，我还去过戛纳，我每年都要去参加那儿的电影颁奖典礼……”没等我说完，他已经开始嘟哝：“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不知道他明白了些什么，不过我也不关心就是了。接着他焦虑地问我是否了解杂志的读者群。这家伙在胡说些什么？我差点儿想说要了解这些人，得先接触他们才行。不过读者那么多，我怎么了解得过来？不过我不喜欢侮辱比我笨的人。他说容许他再思考一下，换个方式提问我可能好一些。我随声附和：“的确，应该会好一些。”正说着，他突然直接问我是否接触过普通老百姓，也就是说除明星们之外的普通人群。我目瞪口呆，这家伙简直愚蠢至极。忍无可忍之下，我决定结束这个愚蠢的话题，于是毫不客气地回答：“依您看来，昨晚香榭丽舍大街路易·威登新店开张的落成典礼上都会有谁参加呢？”一句话问得他哑口无言。

　　由此他更加坚定地认为，让我见见真正的读者是件多么迫切的事情。他强烈要求我去参加在奥尔良举办的某个读者见面会。害得我还坐了趟火车。这个我在中学地理课上听说了无数遍的城市，即使从巴黎坐高速火车过去也得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在那儿，我被安排坐在一个房间里，旁边的矮桌上放了些橙汁、一热水瓶的咖啡，外加一些干巴巴的点心。隔着玻璃(我们能看见读者，读者没办法看到我们)，我眼巴巴地瞧着隔壁房间的读者们猛烈抨击着我们的杂志。这真是我遭遇过的最残忍的画面。突然发现自己的职位在很大程度上居然取决于这帮衣衫褴褛的丑八怪的意见，这个事实使我备受打击。对于他们所说的具体内容，我显然根本什么也没听进去。尽管奥尔良是个相当美丽的城市，从此以后我却再也没有去过。那次旅行对我造成的创伤可见一斑。

　　我的艺术总监汤姆和我，我们两人从不按照出版业的常理出牌。何必要把生活复杂化呢？每周，做下周杂志封面的时候，我们直接根据心情来工作。边喝香槟边思考的我们，心情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喝香槟的尽兴程度。我们所做的远称不上什么“思考”，什么“工作”。不过谁在乎呢？《超级明星》杂志封面上乱七八糟地填充着各种标题和照片，你得花很大力气才能分出个层次或者结构来。要我挑选适合作为头版头条的新闻标题，实在非我能力所及。同行业的竞争对手，往往会根据其刊物的实力、兴趣、特色或者定位来确定三到四个标题，我却恨不得把目录里所有东西都放到封面上。为了完成我的心愿，汤姆作了无数英勇的艺术牺牲，有时候甚至过了头。鉴于我基本不阅读文章内容，有时候我会胡诌出某个与文章内容丝毫没有关联的标题。离奇的是居然没有任何读者有任何怨言。由此我得出结论：其实大家都不在乎封面标题是什么。就像我一样，在报刊亭看了杂志封面而买了杂志，等到回家阅读的时候，早就忘了当时是因为封面写了什么而购买的。因此，当我想到某个自己喜欢又觉得能夺人眼球的标题，类似“某明星大肆发飙”之类，我会询问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在文章里有没有涉及这个内容。当回答是否定时(往往如此)，我就会说：“没关系，留着这标题也不错！”于是大家哄堂大笑。

　　注意！尽管我们这个职业已没什么可靠性和严肃性可言，也千万别因为我的异类行为而曲解这个职业。相反，我认为是时候该扭转大伙的想法了，别以为媒体人对待新闻的态度玩世不恭。这是错误的。大错特错！我们的严谨不亚于《犯罪现场调查：迈阿密》《犯罪现场调查：迈阿密》(Les Experts：Miami)：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部关于一群鉴证专家的刑事电视系列剧。里面的鉴证专家。举例为证，当听说某男演员恋爱了，我们会马不停蹄去查证消息来源。记者会立马就此事展开深入调查：联系该男演员的经纪人(有时甚至一打就是几个电话)，或者致电他的某某朋友。一般说来，他们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这事儿有猫腻。于是促成头版头条：独家新闻，某某某陷入爱河！有关婚礼筹备的秘密报道。木已成舟！大功告成！调查就此结束。

　　如果哪位明星告我们侵犯了隐私权，或者要求回复权法国法律赋予公众回复权，如果公众对报道的内容有异议，有权利要求出版商刊出澄清事实说明。该要求必须在报道刊出的三个月之内提出，而出版商有义务在规定时间内刊登澄清事实说明。，我们一般不着急回应，先撂他个三星期。通常这种新闻都卖得很好。涉嫌的明星，自然也会沾沾自喜。与其被曝光资产总额或者吸毒之类的丑闻，明星们宁愿我们拿此类八卦做文章。说到底，我们都由一个鼻孔出气……因此，再怎么怒气冲天的明星，过了几周照样继续上杂志封面。干我们这一行的，对于利益关系，彼此心知肚明。当然，也有较难缠的明星，乐意花时间、气力来打官司。对于此类分子，我们会多长几个心眼。杂志人都不希望法律诉讼类的新闻上他们的头版。《超级明星》至今未遭遇此类纠纷，足可证明我们的工作相当之“严谨”。

　　整个初夏，工作上的事情我基本无心顾及。7月底一到，假期开始。整整三天，我把自己关在黑漆漆的公寓里，哭得昏天黑地。

　　维克多这个混蛋，他一定蓄谋已久。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傻瓜，没有任何假期计划，未来也是一片黑暗。身边所有的朋友都把假期安排得井井有条，有的去度假村，有的去朋友家。有人建议我加入他们，我却一点儿也不想。每每想到自己居然被一个餐馆女招待抢了男朋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宁可一个人躲着悲伤。维克多可就舒服多了。他爸妈早就守候在吕贝洪吕贝洪(Lubéron)：法国南部城市，风景如画，可以看薰衣草。的漂亮农场里等着他回去。农场里甚至还有个游泳池，之前每年夏天我们都会一起回他家度假，可今年夏天，我想去也去不了(您心里清楚是谁取代了我的位子)。

　　他一直不接我的电话，在他手机里留言骂了他千百遍之后，我终于放弃了。在吃空了冰箱，吃完了四盒安定之后，我终于听取了死党伊莎贝拉的建议，头脑一热连夜启程去了普罗旺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