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9)

　　河这么小，却有高高的河堤。河堤用大块状石头砌成，石缝间的蕨草，蓬蓬勃勃，形成两面彼此呼应的绿墙，墙下的流水自甘卑微，无声无息。它的归宿应该就在前方不远处的江里，但我暂时弄不清是长江还是嘉陵江。果然有座石拱桥，桥这边垂柳依依，桥那边的青纱帐，延伸到目力不及的远处。

　　我走上桥面，望着那只孤单的白鹭。东岸的斜坡和楼房，西岸的农田和农田里的庄稼，既高出河面，也高出桥面，使河道形成峡谷，轻风不起，天热得连河水也在冒汗，尽管还只是上午。

　　——她来了！一看就是她。

　　她从坡上下来，步态雅致，神情端庄，腋下夹一本书，留着齐肩的短发，背是挺直的，头发是花白的，这样，使她看上去既像老年人，又像年轻人。她怎么那么瘦啊，仿佛走过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笔挺的直筒旗袍。旗袍引领我回到很旧很旧的年代里，眼前的世界也变成了黑白两色。当她走得更近些，才看清她薄薄的嘴皮在动，是在说话吧？叽里咕噜的，听不清，偶尔听清几个字音，也仅仅是字音。但毫无疑问，她自己心里一定有个倾听者，她为那个倾听者把自己都说瘦了。

　　她是否看见了我？想必是看见了，石拱桥仅十余步梯子，尽管每步石梯的缝隙处，都长满了苦艾，但不至于遮挡视线。她却像没有我的存在，在桥堍处蹲下去，打开书，取出两张写满字的信笺……

　　刚才正写得起劲，听到敲门声。是杜主任来了。他给我转来一封电报。

　　想不到在这里我会收到电报，而且是大伯发来的！

　　难怪他接电话时把我问得那样仔细。

　　大伯让我在重庆帮他打听一个人——一个名叫安靖的女人。

　　还加上了“务必”二字。

　　第四章

　　杜芸秋访谈录

　　这事晓洋给我讲过，他收到大伯的电报，感到非常为难。

　　安靖是谁？多大年纪？在哪里工作？这些基本的信息都没有，去哪里打听？

　　重庆再不是当年9平方公里的半岛小城了。即便只有9平方公里，你要从中捞出一条指定的鱼来，你试试！那时候又不像现在用网络管理，去派出所户籍科查，不是跑一个派出所就行，而是跑遍重庆所有的派出所。他根本做不到，再有时间也做不到。他是一个行动能力很弱的人。你看他除了教书，成天就是读啊、写啊、想啊，当然这是他的工作，但同时也表明，他面对现实的行动能力很弱。“我从世界的边缘经过，我以历史为生活。”《法国史》上的这句话，差不多就是说晓洋的。

　　对此，他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常常给我讲到曾祖父那代学者，为把铁屋子敲开一扇窗，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他们集会结社、办刊办报、上街演讲、带队游行、去衙门理论、闯警署要人，甚至组织义军，奋起革命。他们总是在行动着。就说李本森教授，领着一群鸡鸭牛羊从南京走到重庆，身后有枪炮，头顶有飞机……这何止是一场壮举！

　　学者之名不是那么容易担当的，除了学问高，还要有风骨。风骨二字十分要紧。动中有风骨，静中也有风骨。黄明焕教授面对日军击杖而歌是风骨，闻一多先生将自己深锁阁楼同样是风骨，关键是看其中的动机、性质和方向。那一代文化人，既是学者、教育家，也是政治家、思想家，对国际国内形势有着深刻的把握；他们中的很多人接受过西方教育，又深受儒家文化熏陶，非常入世，择业时，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需要。而现今……要清高，就与政治隔离，要入世，就走向世俗乃至低俗。

　　这些话，不是此刻我对你说的，是过去晓洋对我说的，因此你不要误解我是在批评晓洋。

　　晓洋从来没有清高过，更没有世俗过，尤其是没有低俗过。

　　相反，他就是太坚持了。尽管他所坚持的，我至今还是疑虑。

　　历史给了他一个细节，他就在那个细节上吊死了……

　　他不是那种容易“化”的人，一旦认定，要改变起来就非常难。在别人那里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即便是生活上的一些小事，他做起来也像割他的肉。举个例子说，他把我爸叫杜主任，随着我俩关系的深入，他至少该叫杜叔叔了，但就是改不过来，鼓起很大的勇气去改，结果一出口还是杜主任。是在我们结婚之前两个月，他才叫了杜叔叔。叔叔还没叫热，就要把我的爸叫爸，把我的妈叫妈，这还不要了他的命！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只对我爸妈“嗯嗯嗯”的，啥都不叫，惹得我妈怪伤心的。

　　他很敬重大伯，大伯给了他一个任务，当然要想办法完成。

　　但他首先要问清楚那个安靖更具体的情况。于是他又把电话打了回去。

　　是父亲接的，他让大伯接，父亲说大伯散步去了。

　　他就把大伯的电报内容告诉了父亲。

　　父亲的反应极其古怪。

　　往常，只要是大伯的事，父亲都格外上心，有一回，大伯让晓洋去学校音乐系给他借本乐谱，那是许如辉在陪都联手郑玉荪主持大同乐会期间创作的歌曲，其中的《木兰从军》等许多乐章，都是大伯喜爱的，也是他在重庆时经常演奏的，结果晓洋忘记了，回家后，大伯问起，他才知道自己忘了。大伯说没事，下回带给我。但父亲不依，父亲让他马上回学校去借。那时候，午饭都已经端上了桌。

　　——可是这天，父亲却沉默了。

　　晓洋说：“爸？”

　　父亲含混不清地应了，问晓洋什么时候回南京。

　　晓洋说还要过几天，父亲“哦”了一声，说：

　　“你别再问你大伯了，他要是知道安靖在重庆的哪里，就不会让你打听了。”

　　晓洋觉得蹊跷，心里一乱，越发不知道从何下手。

　　接下来的两天，他还是去明月河，看安志薇烧那些写满字的信笺，他希望等到某一天，她不再去烧了，就证明她的病好了，李同安就会同意他去见李教授。

　　是第三天还是第四天，他收到了他父亲写来的一封信。

　　是封快递。他父亲害怕他离开了重庆，收不到信，所以寄了快递。信依然是我父亲转交的，把“杜主任”写成了“杜祖仁”，幸好文理学院生物系没有杜祖仁这样一个人。

　　第五章

　　父亲的来信

　　晓洋，这封信该不该写，我考虑了大半天时间，最后还是决定写。

　　要写就把前因后果写清楚，因此我需要从头说起。

　　我是一个迟钝的人，生命开始得相当晚，是十四岁。这之前，我过得很快乐，因为太快乐了，所以记不住。过了十四岁生日，事情就来了。我指的，不是在我生日后两天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那时候，我根本没把这件事情跟自己联系起来，那是中国的事情，中国这么大，卢沟桥那么远，炮声听不到，硝烟闻不到，我潜伏在青岛墨信谊中学里，假期就潜伏在太平路的寓所里，静悄悄地长体毛，明明白白地变声，尽职尽责地完成我的成长仪式。

　　当然，关于战事的号外我见过一些，报童走街串巷，用女孩子那样的声音叫卖，从中午一直叫到午夜。你爷爷听到叫卖声，总会去买一份。字体很大，给我的印象有菜碟那么大，所载电讯，仅三言两语。你爷爷看后，你大伯看，我只是远远地瞄一眼。

　　你大伯只比我大三岁多，却像个大男人。比你爷爷还像男人。你爷爷跟我说话，用的是很亲切、很戏谑的口气，动不动就称我为“小先生”，就摸我的头甚至拥抱我。自从满了十四岁，自从我见到了她——你大伯要你打听的那个人，安靖——你爷爷的戏谑和亲切就让我难堪，尤其是他拥抱我的时候，我干巴巴的身体贴在他南瓜样的大肚皮上，像他衣服上的一块补丁，弄得我特别没脸。

　　但比较而言，你的大伯，我的哥哥，给我的威压要致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