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27)

　　还有两天才是杜芸秋的个展，我对文博和杜芸秋说，你们各自去忙，我就住在宾馆里，吃在宾馆里，抓紧时间把书稿梳理一下。其实，这两天我都在跑，跑的地方，除文理大学银杏坡的“李本森故居”，全是重庆大轰炸的历史遗迹，其中好几处都是文博上次领我去过的，但这一次的感觉，跟上次完全不同。我带着黄晓洋的眼睛、黄晓洋的气息，因此，它们不再是陈迹，而是正在苏醒的生命。

　　“李本森故居”里，除了杨胜全说到过的展品，还多出了一些名人书画，包括杜芸秋的一幅油画：天边的火烧云，将大地和天空映照成赭红色，浓烈而动荡的背景下，一个人牵着一头牛，风尘仆仆又步履坚毅地从远处走来，牛和人的额头上，都画着一张中国地图。安志薇有照片和简介，简介写得很清楚，说她出生于日本广岛，叫井上安子，后来变成了中国人。我想看看她的那封遗书，但没有找到。

　　个展的前一天夜里，差不多9点钟，文博把所有细节都打理周全了，来宾馆看我。

　　“明天上午10点开始，”他说，“有个简短的开幕式，来的领导都要讲话，你也讲几句好吗？”

　　在众人面前讲话，我很不在行，何况是美展，我哪有资格讲话。我又不是领导。

　　“你是远道来的嘉宾嘛。”文博说。

　　“去参观的人都是嘉宾。”

　　文博笑了：“你咋跟我表姐说的一模一样？”

　　看来，他表姐杜芸秋并不主张搞什么开幕式。

　　我也笑了：“这证明我还没从你表姐和表姐夫的河流里爬起来，我希望自己能一直浸泡在里面。”

　　文博自己去泡了杯茶，坐下后快乐地说：“听起来，我给你找的这趟差事没有过分委屈你。”

　　说什么委屈，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他。由于太兴奋，我也不管文博的劳累，就从头至尾地把书稿讲给他听。讲到李教授那批写满了笔记却遗失的书籍时，文博将大腿猛击一掌：“嗨！”

　　吓我一跳。

　　“你前面说给黄晓洋写信的那个日本人叫啥？”

　　我说叫小山清水。

　　“我这一阵忙昏了头……”文博重重地拍着脑门，“你认识杨胜全老师吗？”

　　我说知道这人，书稿的最后一章，就是杨胜全谈黄晓洋。

　　“杨胜全去早稻田大学做了半年访问学者，上个月回了重庆，大前天我在市委碰到他，他说自己在日本发现了一本书，《李本森回忆录》！日文版的，署名是中国李本森著，小山清水译。杨胜全也觉得奇怪，因为李教授从没出过中文版的回忆录。他跟小山联系，问这部书的原版，小山说你见到的就是原版。他又问书稿来源，小山绕来绕去地说了一大通，不知道说了些啥，让他越听越糊涂。”

　　就像杨胜全听校长透露安志薇的秘密后，脊梁骨里蹿过一股冷气，我这时候也是。

　　“他说没说书的内容？”

　　“简单说了一下，回忆录嘛，李教授追述自己的身世，但不是从头写到尾，而是从1931年，写到1991年，刚好六十年。虽然跨越了六十年的岁月，但贯穿始终的核心，是日本的侵华战争，日本投降后的几十年，被李教授称为‘后战争时代’，战争造成的恐惧、伤害和人性扭曲，在‘后战争时代’才慢慢往外吐。杨胜全说，李教授在书中毫无遮拦地呈现了自己的另一面，这‘另一面’尽管他知道一些，但读起来还是周身战栗，某些段落，简直到了叫人不敢相信的地步。他想转译成中文，联系重庆一家出版社，出版社不敢接手，说要相关领导批了条子才敢接手。他去市委，就是为了这件事。”

　　“条子能不能批下来？”

　　“估计问题不大，袁部长是个很开明的人，那天听了杨胜全的想法，袁部长说了这么一句：‘李教授对法西斯战争的控诉，日本都出，我们为啥不出？’”

　　言毕文博摸出手机，调出一个名字，拨了过去。

　　“哦，表姐你睡了啊？……这么晚吗？我们还没注意到呢，嘿嘿，把你吵醒了，不好意思啊……不是，我是想问你有没有杨胜全的电话？好，好，你说……没有没有……你休息啊表姐。”

　　挂了电话，我们才发现已是凌晨3点20了。

　　如果杜芸秋照旧是凌晨2点睡觉，她已经睡了一个多小时。

　　文博是个急性子，读书时是这样，毕业将近二十年，由小到大的做领导又有十多年，还是没改，这么晚了，他依然把电话拨给了杨胜全，想问个结果，因为那天他没听完就走了。

　　杨胜全居然没关手机，也没有睡。他告诉文博，袁部长最后还是让他先把书译出来，请专家和领导鉴定了再说。他正在熬更守夜地翻译。他请文博也帮忙在部长面前通融一下，因为这部书实在太好了，虽然阅读起来考验神经，但绝对是一部反战杰作，而且书中对重庆大轰炸有诸多描述，许多细节闻所未闻。文博满口答应，说他将尽全力促成此事。

　　然后文博问我：“要不要杨胜全把李教授书里的某些细节提供给你？”

　　我说不用了，我整理的这部书稿，是通过黄晓洋等人的眼睛去看世界，杨胜全提供给我，我也放不进去。如果有幸，若干时日之后，我和读者们能够读到《李本森回忆录》，就够了。

　　但我在想一个问题：小山清水是怎样拿到李教授那批书的？

　　(根据情形判断，李教授的确是把回忆录写在了书页的空白处。)

　　我把杨胜全在黄晓洋死后接受报社采访时所谈的内容讲给文博，文博想了想，说：

　　“会不会是这样，小山清水不仅知道井上安子叫安靖，还知道她叫安志薇，在他来重庆之前，早就跟安志薇取得了联系，他那次问黄晓洋，不是顺便问问，还希望去看望她。他并不知道安志薇已经去世。黄晓洋的表现证明，中方不会让他去见，私下去见也不可能，即使他知道安志薇的住处；那次的情况我知道，日本律师团的所有活动，都是在中方安排下进行的。他想见安志薇，一是因为安志薇是广岛人，二是安志薇把李教授的书寄给了他。看样子，应该是在她‘突然老去’之后寄的，那时候，尽管她衰迈不堪，照样能独自生活，不过就几十本书，往邮局多跑几趟，就可以全部寄走了。”

　　“可是安志薇为什么要给他呢？”

　　“不给他给谁？李教授去世后，安志薇肯定看过那些文字，给国内任何人，都免不了损害李教授的形象。交给日本的一个反战人士，让他去翻译出版，既能揭露侵略战争的罪恶，又不会从近处损害李教授。”

　　没有更好的解释，也就只能相信这样的解释了。

　　三峡广场位于沙坪坝区闹市中心，由三峡景观园、名人雕塑园、绿色艺术园和商业步行街组成。杜芸秋的个展在绿色艺术园举办。与之毗邻的名人雕塑园里，郭沫若、巴金、丰子恺、冰心等抗战期间在沙坪坝生活过的文化名人雕像，很深情地望着这边。

　　虽是周末，我还是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说人山人海，是很偷懒的一种做法，但的确给我这样的感觉。昨夜，文博没回家，就跟我住在宾馆里，早上8点，我俩就赶往三峡广场。这么早，展板刚刚运过来，绿色艺术园就挤满了观众。文博去指挥工人忙碌的时候，我站在一旁，观察着人群。我想看看有没有老人前来参观——报纸和电视都反复宣传过了，杜芸秋的这次画展，表现的是重庆大轰炸。

　　出乎我的意料，来了不少老人。

　　最深的伤痛，他们自己不愿讲述，但并不是希望所有人都沉默。

　　展板竖起来了，共一百幅。

　　文博说，他表姐画了数百幅，精选了这一百幅。

　　“一百”，是一个世纪，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单元。

　　一张破碎的脸。又一张破碎的脸。还是一张破碎的脸。从左至右地看过去，全是一张张撼人心魄的破碎的脸。油画，但有木刻效果。每张脸尺寸不同，有的大于背景，有的深藏于背景之中；神情各异——不管破碎得多么厉害，眼睛都在，至少有一只眼睛在，有的长了三只眼睛、五只眼睛、八只眼睛、满脸的眼睛，这些眼睛或仰望天空，或俯察地面，或瞪视前方。在脸部破裂的缝隙中，在他们的眼睛里，摇曳着各式各样的小花，赤橙黄绿青蓝紫，竞相绽放……

　　杜芸秋给画展取了个总标题：《太阳底下》。

　　我把它借用过来，作了这部书的题目。

　　感谢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广新局局长李波先生，他敦促我写作本书，并为我赴渝采访提供方便。感谢成都市委宣传部，为我的采访提供支持。张建中先生、张清先生、鄢廷婷女士等，都积极地为我寻找资料。年届九旬的尹从华教授、郑体思教授、陆云荪教授、郑体宽教授等，曾是当年中央政治大学、中央大学、中央工业大学的学生，他们不顾年高，不顾疲劳，欣然接受我的访谈。本书的写作，主要参考书目和纪录片有：《毁灭的种子》、《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南雍骊珠》、《山河岁月》、《抗战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