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6)

　　李教授自己经历过那样的惨痛，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两岁多的儿子，就是在武汉被日本飞机炸死的，因此不再多问，怕揭她的伤疤。可现在，她把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挂在嘴边，弄得李教授一头雾水。

　　说一会儿就哭。是那种小姑娘的哭法。老太婆哭，往往由此及彼，人生的不如意环环相扣，思绪也纷至沓来，反而哭不出什么了；小姑娘哭，就哭那么一点，却伤心断肠。哭过了她又说。

　　由此推测起来，她唠叨的，很可能也是她当小姑娘时候的事。

　　认真说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她当姑娘时的某些事，一直在心里埋着，她憋了几十年，到老年想把它们吐出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李教授还回忆起，自从她嫁给他，到每年的8月初，她都毛手毛脚，焦躁不安，放一只水瓢，不是放，非砸下去不可，炒两个人的菜，后来有了儿子，炒一家三口的菜，本来不需要用那么大的力，她却把锅铲下得像是打铁；或者，她分明正做着一件活计，却猛然停下手，满脸惊恐地望着远处。到8月中旬过后，才慢慢好转。

　　对此，李教授并没太在意。他实在太忙了，没有精力在意这些。他想，这可能是季节病的一种，泥鳅有高温病，猫狗有冷气病，人身上的季节病就更复杂。还有一种可能，是她的更年期来得特别早，又持续得格外漫长，更年期综合症和季节病彼此勾结，使她每年从8月初到8月中旬这段时间，把日子过得就跟重庆的地形一样，坡坡坎坎的很不平坦。

　　但问题在于，她今年病得特别严重，到9月份也没有好转的迹象。

　　以前的还可以只叫毛病，今年是真的叫病了。她不仅说个不停，还天天写信！

　　每写好一封信，就拿到河边去烧掉，然后把纸灰扬起来，干干净净地撒进河里。

　　信的内容，除她自己，无人知晓；她既不让丈夫看，也不让儿子看。

　　既然写好就烧掉，应该是写给死人的吧，但李教授不这么认为。

　　“如果写给死人，为什么不可以给我看看呢？”李教授对她说，“我们已经做了三十年夫妻，你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你把信写好，我在后面落个名字，也算表达了我的一份心嘛！”

　　她就是不愿意。

　　如果强迫，她就把信撕成花花儿，扔进马桶，弄得李教授相当恼火。

　　儿女也恼火。主要是儿子李同安。女儿李小楠是李教授和第二任妻子生的，父母离异后，李小楠跟了母亲，那时候她差两个月才满七岁，尽管住在同一座城市，父女俩却难得见上一面，她跟父亲并不亲，成年后，很少过来看望父亲，直到大前年母亲去世后，过来的次数才多一些。总体说来，父女间只有血缘，别的谈不上。至于同父异母的姐弟俩，更谈不上多少感情。加上李同安是父母结婚好几年后才生的，跟姐姐的年龄差距大，要说个什么的，也说不到一块儿去。

　　所以，因母亲的缘故真正需要承担压力的，是安志薇的亲生儿子李同安。

　　这压力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因为安志薇天天去河边烧纸，被许多人看见了。那条河不是嘉陵江，也不是长江，而是学校尽西的明月河。河上有座石拱桥，桥这边是学校，那边是农田，看见她烧纸的，除了教工和学生，还有侍弄庄稼的农人。

　　要是烧的冥纸，也好解释，但她烧的是写满字的信笺。

　　学校到处传扬，说安志薇得了神经病。

　　这是好听的，不好听的是说：安志薇嫌弃了老头儿，有了外遇。

　　不管这些说法多么可笑，多么离谱，多么荒唐，但人家就那样说了。你只能医自己的病，封不了人家的嘴。李同安要带母亲去医院，打死她也不去，给她拿回药丸，大概是治神经官能症的吧，也被她撒出去喂了鸟。她家门前的银杏树上，有两只白头黑身的鸟，竟抢吃那些药丸，好像它们的神经也出了问题。而且据李同安说，那两只鸟自从吃了母亲给的药，就飞走了，再也没回来。它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等药治病的，药到口了，病治好了，就回它们老家去了。

　　李教授的生活起居，全靠安志薇打理，现在她要不停地说话，不停地写信，已经没有了那个时间。往往是到下午两三点钟，她还没做午饭，饿得老头子坐在书桌前，一手拿笔，一手按肚子。

　　李同安前年结了婚，去年有了小孩，住在磁器口，路程虽不远，但两口子要上班，要养孩子，不可能天天过来照管老人的吃喝。搬过来跟老人同住吧，房子小，住不下；把老人接过去么，房子更小。李同安本身也不想跟父母住在一起，他不想听父亲的训斥，现在更不想听母亲无头无脑的唠叨，再说他一天忙的事务太多，他比他父亲还忙——上班他并不忙，照顾孩子也不是他忙的，那是他岳母忙的，他女人忙的，他忙的主要是喝酒打牌，还要跟姐姐妹妹们混。他很逗女人的喜欢，他的那些女性朋友，不管比他年轻还是年长，都一递一声地叫他李哥，再嗲一点的，是叫李哥哥，甚至有了绝密的私事，也找他商量。除了早饭，午饭和晚饭他很少在家里吃，周末更是见不到人影。

　　从李教授这方面说，也不想跟儿孙住一起。他怕闹。

　　最好的办法是请个保姆。但李教授自己出不起这笔钱，他退休早，工资低；安志薇自从跟了李教授，就没再上班，断了收入。李同安同样出不起这笔钱，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本来就没多少钱，何况还要大手大脚地花。李同安到系里谈过这事，还去找院长谈过，希望系里和学校帮助解决。

　　“我当然愿意帮他，”杜主任对我说，“我跟他母亲……但系上也好，学校也好，都没有这样的制度，尽管李教授资格老，威望高，还是学校的创始人之一，照样不敢开那个口子。”

　　就为这些事，李家伤透了脑筋，实在腾不出精力接待外人。

　　我听出来了，李家不愿接待外人，主要不是担心李教授回忆往事激动伤身，而是害怕触动了安志薇的某根神经，让她真地失去了理智。

　　我问杜主任：“能不能把李教授约出来，我在茶馆里跟他谈谈？”

　　“那咋可能呢，李教授至少有十年不出门了。你非找他不可，只能再等，等李同安情绪好些，我再通知你。说白了，这事主要是李同安挡着，我也只跟他联系过。我估计李教授本人是想找人说的，毕竟抗战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但他那人，成天都在读书，都在做笔记，让人觉得去打搅他一分钟也是罪过。给安志薇说吧，她那个样子，咋个去说？”

　　看来只能等。

　　我可以回南京去等，也可以留在重庆等。

　　我决定留下来。

　　也应该留下来。对我而言，没来过重庆实在说不过去。

　　当然，决定留下来还有一个原因：我对安志薇产生了兴趣。

　　可以说是浓厚的兴趣。

　　我有种直觉：从安志薇身上，我能破解一些困扰自己的东西。这些东西很可能并非秘密，却比秘密更要紧。人生中真正要紧的，都不是秘密，而是敞敞亮亮的，被千千万万人今天说明天说的。

　　可谁又能如此肯定呢，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不就是人拥有秘密吗？

　　我觉得，大伯就是一个有秘密的人。在陪都时期，大伯虽历经磨难，可也享尽辉煌，他却始终沉默寡言，关于逃难的事，大轰炸的事，都是爷爷和父亲在说，大伯不说，问他也不说，问得急了，他就拿出他的乐器，用音乐对你说。李教授会是这样的人吗？杜主任认为他想找人说，那可不一定。

　　尽管大伯不怎么说，但他有一种特殊技能：以他的沉默鼓舞别人说。李教授能鼓舞谁？他身边只有夫人，夫人却是个病人；而且安志薇又没去过南京，不认识我的曾祖父母，不可能解答我的疑惑。

　　但愿她身上真有一些为人所不知、却最终为我所知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