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5)

　　他在教育部干了一段时间，觉得自己还是回到学校才顺心顺气。每个人在世间都是有个位置的，放错了位置，心里就堵，浑身就不自在。李教授认为自己最正确的位置是当教师和搞科研，加之流亡学生的安置已基本就绪，于是申请调回中大。陈立夫成全了他。抗战胜利后，中大回迁南京，李教授没再跟去，而是留在重庆大学任教，安安稳稳地由下江客变成了重庆人；1950年，他协助创办了渝州文理专科学校，学校建成，他不愿做领导，便去该校生物系做了教授。

　　晓洋听说李教授健在，那年秋天就到重庆来找他。

　　他想的是：曾祖母遇害的时候，尽管李教授已经离开南京，但作为关系不错的邻居，他应该关心过黄明焕夫妇的命运，听到过别人谈起。关于曾祖母的死，在李教授那里，究竟保存着怎样的版本？

　　由此你可以想见，就这个问题，晓洋不知在南京询问过多少人了。

　　但没有人能够回答他。而且，凡被问及的，都这样反问他：

　　“你觉得这很重要吗？”

　　他说：“重要。”

　　“你曾祖父曾祖母是被日本人杀死的才重要！”

　　“这个是重要，但我想知道的事更重要。”

　　“比死本身还重要？”问的人瞪大眼睛，面带嘲讽(这是自然的，碰到我，我也会这样)，“你想干什么呢？如果那个日本兵在杀死你曾祖母之前叫了声奶奶，你是不是要飞到日本去感谢他呢？”

　　他无言以对。

　　知道了真相，他不想干什么，也不能干什么。

　　但他就是想知道。

　　别人就犯糊涂了，觉得这人有毛病。略微了解他家史的人，都知晓他大伯终身未娶，父亲结婚很晚，快上四十才得了他这个儿子，他妈为生他还差点丢了命。——仿佛这也成了他“有毛病”的证据。

　　只有那些早年跟黄家有过交道的，才会拿出十足的耐性，问他上辈人怎么说。

　　要是他们能说出个所以然，晓洋就用不着这么费心劳神了。

　　曾祖父出事之前，爷爷、奶奶、大伯和父亲，都正忙于逃亡。曾祖父那时早在病中，老两口儿既没随学校西迁，也没跟家人逃亡。爷爷对两个老人的最后印象，就是他们不停地朝儿孙挥手。

　　大伯和父亲连这个简单的印象也没留下。大伯的全部心思，都在他的手风琴上；卢沟桥事变后，大伯觉得，手风琴能帮他救国，动不动就拉成疾风骤雨。父亲正陷入情网：走出江阴老家，斜向西南，路过长荡湖，看到深陷沼泽中眼睛也不能眨的人畜，女扮男装的奶奶禁不住失声痛哭，终于暴露了女人的身份时，父亲还在趁奶奶哭泣不能行走的间隙，给他在青岛海滩上结识的胖女孩写情书……

　　晓洋来重庆的时候，他奶奶已经过世——爷爷的二房(他叫二奶奶)去世得更早，1948年春天就一病不起，汤来水不来地勉强拖到了那年的夏末秋初，因此，爷爷便和晓洋的父母住在一起；大伯是独身，又上了岁数，弄饭吃既麻烦又不方便，半年前，在晓洋父亲的再三恳求下，也住了过来。

　　第二章

　　黄晓洋日记(17日)

　　这是我第一次来重庆，在菜园坝下车后，从贩子手里买了张重庆市区图。

　　渝州文理学院在沙坪坝，地图指示我，菜园坝距沙坪坝，还有好长一段路。

　　对这座在二战中遭受深重苦难的英雄之城，我是多么不了解呀。车站广场像口天井，四围的高楼，挡住了斜射过来的阳光。在我二十六年的生命里，从爷爷和父亲那里得来的全部信息，都说重庆的房舍是竹木结构，俗称“捆绑房子”。我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下车下错了地方，可车站顶端，分明有“重庆”两个暗红色的大字，满耳也充斥着硬撅撅的、如同吵架一般的四川方言。

　　出租车司机见我东张西望，过来拉客。我不想坐出租，就想乘公交车，慢慢地摇过去。

　　广场边上，有个卖盐茶蛋的老太婆，我去向她打听了公交站点。见到这个老人，我心里像划燃了一根火柴。其实她正忙生意，对我很不耐烦的，真是奇怪。

　　爬上数百级石梯，坐2路电车，四十多分钟后，到了沙坪坝区梨花湾，找到了文理学院的大门。

　　秋季开学不久，山城的闷热蚂蟥似的潜入皮肤底下，使人感觉到，所有的暑气和焦躁，不是来自太阳，也不是来自热风，而是来自你的身体内部。这让人无话可说。学生三三两两从花园走过，时不时地扬起手，碰一碰路旁红簇簇的夹竹桃花。一看就是新生。在大学校园待过一年半载的，都不会这样，他们的心越来越收缩，目标越来越具体，对身边事物，尤其是对无言无语的花草，大多不会在意。

　　我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刚进大学那阵，觉得天是我的，地是我的，世界是我的，我手里举着一铺网，高兴了，随时可以扔进时间的江河，将埋藏起来的鱼虾一网打尽。到后来，才知道拖回船舱的鱼虾，跟自己一样活在当下；只有活在当下的，才会蹦出来，跟当下断裂的部分，或者说，被当下遗忘和抛弃的部分，依然深埋于烟波浩淼之中。它们是深埋起来的历史，也是深埋起来的当下和未来。

　　放暑假前，我就给渝州文理学院教务处打过电话，说要向李本森教授请教一些关于抗战时期的事，教务处让我直接打到生物系。生物系的杜主任很热情，说：

　　“好的，你来吧，我帮你引荐。”

　　然而，当我今天下午3点刚过找到杜主任时，他却支吾其词。

　　“是这样，”他说，“我跟李教授家里联系过了，他们不愿让他接受采访。”

　　“为什么？”

　　“怕他激动，对健康不利……实在对不起啊，你又没再打电话来，所以我也没法告诉你。”

　　我真是傻眼了。出发之前，我本想再给杜主任打一个电话的，之所以没打，就是表明要找到李教授的决心。我相信不会出什么意外，结果还是出了意外。

　　我说，我不是采访，只是请教李教授一个小小的问题，他知道就知道，不知道我马上离开。

　　杜主任不相信：“既然这样，你何必跑这一趟？你写封信问问不就行了吗？”

　　这倒是的，我也这样想过。但我害怕那样做，李教授会不理睬；就算回了我的信，却说得模棱两可，同样毫无意义。和李教授见面，我根据他的表情，说不定能推断出某些东西。再说我没见过曾祖父母，这两个老人一直活在传说中，见到曾祖父的朋友，多多少少能帮助我想象出他们当年的风姿。

　　杜主任却始终面带难色。经再三恳求，他才实话相告：

　　近些日子，李教授家里出了一桩事。

　　事情是这样的——

　　李教授的第三任妻子，即他1939年春天曾经安置过的一个流亡学生安志薇，病了。

　　作为年过花甲的老人，得病是正常的，但安志薇病得很“扯”；重庆人说的“扯”，是讲不出道理。她突然变成一个说话的机器，从早到晚地说，从夜到明地说，只要没被饥饿和困倦打倒，就一刻不停地说下去。而她唠叨的那些事，没有一个人能懂。

　　她比李教授小了整整二十岁，尽管李教授当年安置过她，把她送到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抗战期间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之一。读书，但那时候的流亡学生，从大片大片的沦陷区涌来，人山人海的，李教授不可能把她记住，更不可能详细了解她的身世。直到1955年初，经人介绍，两人才算真正相识，并于小半年后结婚。当时安志薇三十三岁，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就是一个独人，像片老也不能着地的落叶，春夏秋冬地飘着。

　　李教授曾经问过她，她只是说，她老家在青岛，亲人都死于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