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12)

　　这样夜以继日地用了半年苦功，我去找到安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跟她聊天，每说一句话，都不忘记卖弄自己的学问。她一直听我说，我以为她被镇住了，自鸣得意地让她也谈谈看法。

　　结果她说的全是你大伯。

　　说尸横遍地的时候，你大伯背着琴，踏过血迹，去国际广播电台演奏，飞机还在天上，炸弹还在朝地上扔，电台的楼房在摇晃，你大伯却不乱一丝指法。——那时候，每逢轰炸，你大伯就要去国际广播电台演奏，以至于很多西方国家都知道，只要中国电台传来那个名叫黄伯道的人奏出的乐曲，重庆就一定是被轰炸了；就连嚣张的日本人也深感畏惧，穷心尽智，想把电台摧毁，但就是炸不到它，只好恼羞成怒地称它为“重庆之蛙”。有人说，音乐是属于神的声音，这话我信。

　　听了她的话，我彻底泄了气。我就像学了一身屠龙的本领，到头来才发现世上没有龙。

　　她敬佩的，不是学问，而是勇敢；或者说，不止是学问，还有勇敢。

　　想想也是啊，战争，可不是懦弱者能够消受的。虽然懦弱并不是罪过，但战争不仅要彻底挤掉懦弱者的生存空间，连纤弱之美也不会欣赏。我和你大伯的体格都比较纤弱，尤其是年轻时候。我们的性情也是纤弱的，虽然你大伯从小就比我独立，但我知道他的性情同样纤弱，是动荡的时局和可恶的战争，逼迫他变得沉郁多思……我不想懦弱，在她面前，尤其不能懦弱。我开始关心国事了。当然这之前也是有个背景的：当我们逃到万县，日本飞机也紧跟而至，我就觉得日寇是专门跟我过不去，就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日本侵略中国，不光是中国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

　　我不能让她用你大伯把我比下去，于是我决定勇敢。

　　勇敢哪是决定出来的？它是需要行动证明的。

　　我决心比你大伯站到更前沿去，读完那半年书，我毅然放弃学业，参加了消防队。

　　很可能，我是当时重庆年龄最小的消防队员。

　　你爷爷由伤心而痛心，但我说过，他因为讨了二房，而且丢下你奶奶不管，已经在儿子面前输了志气，不论我做出什么举动，他都只是谨小慎微地劝说几句，不敢执意阻拦。

　　消防队员可不好当，平时就是个危险职业，战时更不必说。鬼子丢下的燃烧弹，不烧着你，热浪也会把你烤熟。火焰使气流上升，卷起怒潮般的旋风，风助火势，火借风威，把合围粗的大树也连根拔起，连汽车也被吹到天上。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场景里去救火。

　　火伤人，房屋倒塌伤人，天上落下的人雨、石雨、车雨，同样伤人。我的好多战友都死了。鬼子还不断改进他们的武器，1940年后投掷的卡四型燃烧弹，炸裂后形成火球，飞往百米左右的四方，接触到人的皮肤后，继续向纵深燃烧。除杀伤力大，还散发出恶臭刺鼻的浓烟。这是为了增加恐怖效果。的确恐怖。难以形容。不愿回顾。再看看我们的消防设施，都是“手动式”的，伸一根塑料管到江里，手摇水车，把水汲起来；没有塑料管，就用竹筒；竹筒也烤破了，就靠人工去江里挑水。那是一条什么样的江啊，要用扁担钩子把漂浮的尸体拨开，才能将血红血红的、燃烧着的水舀起来……

　　我害怕过吗？没有。公正地说，我真的很勇敢。

　　当时，像我这种专职消防员非常少，大多是志愿者，平时，他们是人力车夫、生意人、大学生、机关人员……每次拆火墙，我都尽量第一个冲入火海，我毕竟受过几天训练，要为他们做出示范。

　　现在来给你写这段往事，我还感到浑身灼热。

　　到了雾季才松一口气。

　　重庆大江盘踞，群山深锁，头年10月到次年5月，雾气浓得像岩石一样往下崩塌。四川人把这种雾叫“坨坨雾”。进入房间，门窗紧闭，仍有雾气缭绕。在这样的时节，日本飞机一般不敢来。

　　你知道那时候重庆有雾季公演。大型话剧《全民总动员》和孩子剧团演出的《不愿做奴隶的孩子》，拉开了公演的序幕。但真正的雾季公演，是从1941年开始的，此后坚持了四届，直到抗战结束。既有广场上的千人大合唱，也有剧社团的室内演出。当时的重庆，名流荟萃，盛况空前，遥逞春秋气象，直逼魏晋风骨。张书旗的《百鸽图》(此画赠给了罗斯福，悬挂于白宫)，巴金的《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等等等等，都是在这时期的重庆创作的。剧社团则有怒吼剧社、中国艺术剧社、中央实验剧团、上海影人剧团等五十多个；著名剧作家有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夏衍、洪深、曹禺、陈白尘、吴祖光；著名导演有焦菊隐、史东山、陈鲤庭、郑君里、王为一、孙坚白；著名演员有赵丹、白杨、张瑞芳、舒绣文、秦怡、金山、陶金……多哪，数不过来的。

　　你大伯在中大组织的国乐社，虽不能与上述剧社相提并论，但也是活跃分子，你只要知道国乐社到国泰大戏院做过专场演出，就明白他们不是可有可无的；你大伯本人，更不是可有可无的。

　　凡是国乐社的演出，包括有你大伯参与的演出，我都不去看。

　　我只有救火的时候才忘掉一切，救火结束，我又捡下一条命回到破败不堪的宿舍，就会想起她，也想起我的痛苦。雾季里，更是把痛苦像五脏六腑一样，白天黑夜地捂在肚子里。

　　我怎么会去看你大伯的演出呢？

　　但我会寻找一切机会，约她去看别人的演出。

　　有你大伯的演出，她自然要去看你大伯，不会答应我(只有一次例外)；你大伯没有演出，又因为太忙——你大伯总是很忙的——她不能待在他身边的时候，她都会跟我去。

　　她跟我去，却不是以我女朋友的身份，而是以我哥哥的女朋友的身份。

　　也就是说，不管我做得多卖力，都无法挽回她的爱情了。

　　痛苦吗？那还用说！可是我没有办法。

　　爱情这东西，到底不是青菜萝卜，它不长在任何人的自留地里，也不是谁先拔起来，就归属于谁。

　　痛苦的不仅是我，还有你的大伯。

　　他爱她。自从在文德茶馆找到他，她便经常逃课去看他。两个孤独的人。依照你大伯的脾气，应该规劝她别逃课，但他没有，证明她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她了。亲人不知下落，彼此便成为感情的寄托。而且通过接触，你大伯发现，她并不是只会抛个彩球送人远行的浪漫主义者。

　　她开始说也要考中大，但考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内迁到重庆的高校，中大最难考。对她而言，主要难在国文，她的国文水平就跟她说话一样，涩涩的，而中大收生，偏偏特别重视国文。我们丢了大片河山，可不能连国文也丢掉。她国文那么差，学日语却极有天赋。当时提倡学日语，目的只有一个：了解我们的敌人。后来，在敌占区不断有汉奸去给日本人当翻译，对日语的学习才降了温，并且不再列入考试科目。因此她日语再好，也不能帮她升学。

　　或许是考虑到自己不可能考上中大，甚至也不可能考上别的大学，或许是真的希望投身于战时救亡，较场口惨案之前，她就离开学校，去位于歌乐山的贵阳医学院作了短期培训，加入了救护队。

　　你大伯对我参加消防队没发表意见，对她参加救护队却是赞赏有加的。

　　爱她嘛，被爱的人做出的任何举动，都是好的。

　　我这样说，你千万别误解，以为你大伯就不爱我这个弟弟了。

　　正因为他爱我，他对她的爱才陷入挣扎。

　　他把爱她的心和爱弟弟的心，都装在一起。他希望这两样心能让自己饱满，不知道这两样心一个是水，一个是火，放不到一块儿去的。他没能让自己饱满，而是承受着水与火的煎熬。

　　他想见我，我偏不见他；他有了精心准备的演出，把票给我送来，我偏不去看。

　　对此，他不怪我，只认为自己欠我的。他用伤害她的方式来填补对弟弟的亏欠。他经常伤害她。而伤害她，就是伤害他自己。痛苦和伤害，又使他的爱升华，伤她越深，爱她越深，反过来，爱她越深，又伤她越深。这其中的苦楚，即使到了今天，我也不敢去多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