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13)

　　他们是怎么分手的，我真说不清楚。我只记得有一天，重庆在中午遭了轰炸，你大伯去电台演奏了好几首曲子，到下午5点一过，又风传日机将来夜袭，弄得大家又紧张起来，在废墟里搜寻自家财物的人，动作加快了，搜得也没那么仔细了。日本人对重庆实施“月光轰炸”，早成家常便饭，不容你不信。而且日本人大仁大义，不断履行提前告知的义务——除投放爆炸弹、燃烧弹、毒气弹，还常到重庆投放“纸炸弹”(传单)，纸炸弹上画着一口大棺材，中国人排着长队，由高到矮地往棺材里走，个个瘦骨伶仃；且用中文写着：“炸不死就困死，困不死就饿死。”或者：“少做衣多做鞋，白天晚上都要来。”日军将这种战术称为“收拾重庆日课”或“重庆定期”。

　　那天比傍晚稍早的时候，警报果然拉响，大家立即奔命去，背着铺盖卷、锅碗瓢盆和食物。多数家庭都缝了一个大口袋，称作“警报袋”，警报一响，把东西往袋里一塞，迅速出门。

　　就在那天，你大伯跟着你爷爷和二奶奶跑警报。往常遇到这种事，他不是去电台，就是和她在一起，今天是怎么了？当把大火扑灭，我听你爷爷说起这事，禁不住暗自欣喜。

　　当然是空欢喜一场。你大伯之所以跟着你爷爷，只是因为你爷爷上班时，不小心让火药炸伤了腿，你大伯不放心。至于她，跟我一样在战地上忙碌，我在消防队，她在救护队……

　　但奇怪得很啊，1945年8月初，距日本投降还有不到十天的时候，她，安靖，突然消失了。

　　她像是来去无踪的风，说消失就消失了！

　　我们是在抗战结束后大半年才撤回南京的，这大半年里，当然也包括往后的所有日子，再也没有见到安靖的踪影。

　　我猜想，是你大伯把她伤得太狠了，她便提前离开救护队，混迹于茫茫人海，让谁也找不到她。那时候，尽管日本还没宣布投降，但法西斯气数已尽，日本投降是早晚的事，一旦这一天到来，人们就要洗尽硝烟，过上平常的日子，面对平常的人。你大伯可能觉得无法面对我这个兄弟，无法忍受兄弟跟自己为敌(历经八年抗战，我们是多么厌倦“敌人”这个词啊)，就提出跟她分手。

　　我甚至猜想，她死了。

　　我的意思是，她自杀了。

　　她那性格，如果你大伯不要她，自杀的事她是做得出来的。

　　抗战都胜利了啊，所有人都在狂欢，鞭炮脱销了，脸盆敲破了，而她……

　　我得的是“爱情病”，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因为我后来发现，其实我早已不爱她了，我只是希望她回到我身边，修补我的伤痛和耻辱。我没有能力让她回来，伤痛和耻辱便一直跟我如影随形。是在结婚之后我才醒悟这一点的，当有了你母亲，接着又有了你，我漂泊的心才算落到实地上，也才能比较冷静地去回想那段光阴。我终于明白，我没有理由怨恨你大伯，要说欠，也不是他欠我，而是我欠他。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缘故，他就不会经受那么多折磨，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去爱她。

　　我多么希望自己根本就不认识她呀！……

　　你大伯拒不迎娶，让我更加坚信，安靖一定是死了，他也知道她死了，他是在为自己的行为赎罪。

　　我只能这样解释。

　　——我没想到他现在竟让你在重庆打听她！

　　晓洋，不管你的公务有多忙，你都要把这件事当成大事来做。如果有幸找到了她，如果她跟你大伯一样，孤身一人，如果她早已嫁人但现在没了丈夫，你都要想法把她带到你大伯的身边来；如果她有子女，子女不同意她来……唉，再想办法吧，总之你要给你大伯一个答复。你至少要去看看她，哪怕只跟她待一天、半天、一两个小时甚至几分钟，你也要用你的方式，像孝敬亲伯母一样地去孝敬她。

　　第六章

　　杜芸秋访谈录

　　可以说，父亲的这封信，促成晓洋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但作为一个女人，我倒宁愿相信，命运把他安排到重庆来，不是因为想从李教授那里掏话，更不是因为那个安靖，而是因为我。

　　你问我和他的恋爱经过，尽管我没有看过他的日记——如果文博没有看过，你就是看他日记的第一人——但我想他应该是记录过的。

　　说来好笑，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就发生了争吵。

　　那是个星期天，我从美院回家，刚开门，就闻到屋子里的生人气息，然后听到阳台上传来说话声。该不是南京来的那个人吧？我这样想。父亲几天前就给我说起过那个人，父亲像是从来没见过长得英俊的谦谦君子，在我面前把他夸得面花水流。我轻手轻脚地进了卫生间，把手洗了，脸洗了，头发梳了，又轻手轻脚地去卧室，换了条裙子，那天下雨嘛，我的裙子上溅了泥水。做完这些，我才去阳台。

　　父亲高兴得很，连忙介绍，说：这是黄老师；这是我小女儿，杜芸秋。

　　他站起来，看样子是要跟我握手，却没把手伸出来。这是他的风度，握手也让女士优先。于是我把手伸过去。我看见他眼睛发亮。我看不见自己的眼睛，那一定更亮。他实在是太英俊了，即便我用一个绘画者的目光去审视，那张轮廓分明的脸也无可挑剔。还有那个头！我爸妈一般高，都是1米65，我却长到1米77，在重庆，不仅在女人中算高个子，在男人中也算，自从过了青春期，我跟谁说话都只能用俯视的姿势，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姿势，没想到今天却要把脸仰起来了。你不是女人你不知道，当女人需要仰视一个男人的时候，那感觉是非常甜美的。

　　(说到这里，杜芸秋大概注意到我是个刚过1米60的矮子，又补充了一句：“当然哪，男人的伟岸，身体毕竟只是次要的。”)

　　我父亲叫我去搬张凳子来，也坐下聊聊。他不说我也会这样做的，只是说了更好。

　　此前，他们刚刚谈到一个话题，现在晓洋把那个话题接下去。

　　就是他曾祖母如何遇害，以及他的困惑。

　　听完了，父亲在那里感叹，我却问了他一句：

　　“你是不是在无意中夸大了人的复杂性？”

　　晓洋愣住了。

　　我又说：“其实人没有你以为的那样复杂，人就那么简单。”

　　他这才反问我，声音很低：

　　“既然人很简单，你为什么要去画人的灵魂？”

　　我一听就知道，父亲把那期杂志给他看了。去年，我拿一幅习作去参加全国美展，没想到选上了，学生的作品能上全国美展，本身就罕见，加上北京的几个老前辈为提携后进，综述那届美展的时候，又特别把我的那幅习作揪出来说，评价很高，认为我画出的不止是人的面孔，还是人的灵魂，因此，画界一传十，十传百，说我是才女。画出人的灵魂也好，才女也好，都不过是鼓励性的话，父亲却很当真，把登载那篇综述文章的杂志，放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谁到家里来，就指给谁看。一眼就能看到对我的评语，因为父亲把那几句话用红笔勾过了。

　　父亲这辈子，看不出有过什么雄心壮志，从他对女儿的成绩过分渲染这一点推测，他对自己也应该有过设计，只是在人生的博弈中失败了。我没有兄弟，只有个姐姐，姐姐在我读大二那年到加州大学留学去了，后来嫁了个美国人，在那边安家落户。父亲觉得，他的两个女儿胜过了别人的四个儿子。

　　晓洋知道了对我习作的那几句评语，怎么说呢，我是很喜悦的；更准确地说，是很在意。其他人知不知道我不会在意，我还多次劝父亲不要把那东西让人看，免得让人笑话。

　　晓洋知道了我却很在意。

　　但我嘴上没饶他，我说：

　　“正因为我把人往简单处看，才能画出人的灵魂，看复杂了反而画不出来。”

　　他的声音提高了，他说：

　　“在这世上，只有人才会面临多重选择，怎么可能简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