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4)

　　在他的血统里，有一些比较混乱的因素。他爷爷的爸爸，是大教授，爷爷的爷爷，是江阴乡下的大地主，再往上溯，是小地主、投机倒把的商贩、手工艺人、自耕农、无产者。他们黄氏家族，奋斗了好多辈人，终于把“无产者”像掐臭虫那样掐死，踩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曾祖父抛弃了土地，也抛弃了土地赋予的对生活的想象。爷爷虽没干过一天农活，回乡下的时候也很少，而且每次回去，进屋就把鞋脱下来，让用人把鞋底上的泥打扫得干干净净，却尽力要把土地赋予的想象变成现实——他带领一家老小逃难逃到万县时，还忙里偷闲，娶了二房。但他年轻那阵，在青岛船舶公司待过十来年，接触过不少洋人，思想里又有开放和新潮的一面；只是，他的新潮主要体现于对生活的享乐。

　　晓洋在学术上敢于否定自己，生活上却极其守旧，拒绝用手机，拒绝买车，拒绝上网。学术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在学术上否定自己，即是部分地否定自己的生活。

　　否定和守旧，使他陷入混乱。

　　他认识到这种混乱，厌恶这种混乱，于是不惜采用极端和固执，来扭转这种混乱。

　　我不认同他对自己著作的评价，他就进一步给我解释，说那种研究方法太腐朽，笔下的历史，是胜和败的历史，胜败双方都拿着把算盘，算盘上挂着几串数字：耗费多少财力，损失多少物资，伤亡多少军民，杀死多少敌人，抓获多少俘虏……好像历史就是由这些数字组成的。

　　那些数字仿佛描述了所有的事物，其实是抹掉了所有的事物，成了禁锢人的白色监狱。我们看到的，只有那片又厚又冷的白，没有血色，类同尸体。而历史应该是温热的，它的每一个局部都是整体，也只能通过局部去关照整体。我们说死了一个人，能感觉到死者的血怎样慢慢流尽，体温怎样慢慢变凉；死了多个，感觉就没那么清晰了；死了一百万、一千万乃至几千万呢？这就需要学习一定的知识，动用加减乘除甚至借用计算器，才能算得明白，因而变得与生命本身无关。

　　人类的竞争，也就不是生命质量的竞争，而是对数字的竞争。

　　如果真是这样，对历史的考证和研究，还有什么意义？

　　他决心“洗心革面”，把历史做活。

　　怎样才能把历史做活呢？

　　——从个体出发，走向个体。

　　他的家族中，就有那样一个现成的个体。

　　我刚才说到他的曾祖父，他曾祖父黄明焕，在中央大学是跟宗白华等人齐名的，只不过宗白华研究的是哲学，黄明焕研究的是国学，他著的《楚辞问答》、《黄明焕说词》、《〈红楼梦〉十论》，都是相关领域的经典性著作。而且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能一字不差地背诵《红楼梦》，还能背诵《神曲》。

　　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学者和奇才，却在1938年春天死于日患。

　　当时，中央大学已从南京西迁重庆，黄教授因中风未能成行，南京城陷，他和夫人住进了难民区。几十天后，五个日本兵在一个少佐的率领下，闯入了他的难民区住所。黄教授目不斜视，凛然正坐，击杖而歌(关于他的事迹，中大校史有专章记载，可惜没把他击杖而歌的内容记录下来)。

　　日本兵小看软骨头，却也见不得硬骨头，逼近教授，拔刀欲砍。

　　站在教授身后的夫人——此前她在给丈夫剪头——挺身上前，说：

　　“他是老病之人，你们是武士，如要杀人，就杀我吧！”

　　日本兵似被镇住，收起刀，走了。

　　他们离去的声音叮当作响，像全身都是由铁器组成的。

　　可仅仅过去两分钟，几个人又回来了。回来干啥，这还用问吗？

　　是少佐亲自下的手，军刀把教授的头颅和身躯分开时，刀片还银子般雪亮。

　　但他们留下了教授夫人。

　　半年过后，夫人成了南京街头著名的疯婆子：她长天白日拿着把剪刀，要去找日军拼命。那时候，她已枯瘦如柴，真正的弱不禁风。日本兵见到她就笑，某些家伙还把胸膛顶上去，一边比划，一边用蹩脚的中文对她说：“你的，刺！”自从丈夫惨死，这个身量本来就不高的老太婆，直往地底下长，越变越矮，日本兵蹲着马步，让她能够着自己的胸膛。于是她果然就刺了，却不是用刀尖，而是用刀把。日本兵直摇头，帮她把剪刀掉转方向。眼看她就要使力，她却哭起来，然后转身走开。

　　每次都这样。

　　那年冬天，南京城出奇的冷，冷空气一趟跟一趟的，日日夜夜，没完没了，从北到南地穿城而过。到腊月中旬，开始下雪。有个幸存者的回忆录描写过那年的雪，说雪花在空中呈浅灰色，落到地上即刻变白，像是嫌弃大地不够白，才不得不把自己变白。白得苍苍茫茫。谁都不愿出动，包括日本人和中国人。但教授夫人，也就是那个疯婆子出动了，她衣不蔽体，在荒原似的街道上，犁着雪尘艰难行走，只要倒下去，就老半天也起不来，都以为她死了，可走近一看，她的身体在蠕动，握在手里的拐杖(丈夫生前用过的)，在慢慢直立，她也跟着直立起来，又朝日军营部靠近。

　　旧历腊月二十三日中午，一个常常取笑她的日本兵，见她倒下之后，迈着大步走过去，别过头，顶着她的后脑开了一枪。枪声沉闷而萧索，还没响开十米远，就被冻住了。

　　数十年过去，还被冻在那里……

　　晓洋对曾祖父和曾祖母遇害的事，十分着迷。

　　经过众人之口，经过反反复复的重新描述，故事已明显走样。结局是一样的，但过程有别。晓洋着迷的，正是那过程的复杂性。曾祖父的死简单明了，没多少可说，复杂性集中在曾祖母身上。传出来的话千差万别，归结起来，主要有这样两种：一、那个日本兵朝曾祖母开枪时，并没别过头去，他不仅在曾祖母的后脑留下一个弹孔，还在她背上踩了一脚。二、开枪之前，那人把躺在地上挣扎的老人，叫了一声“欧巴桑”。日语的欧巴桑你知道吧，是奶奶的意思。

　　谁也不能说得确切。某些讲述者，今天是这样说，明天又是那样说。

　　这两种说法，晓洋都相信，又都不相信，他就跟那些讲述者一样，左顾右盼，摇摆不定。

　　这让他非常苦恼。同时也觉得，这件事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从历史的细节去考量人心。这才最符合他的史学观。他认为真正的历史不是被时间封锁起来的古棺旧墓，而是人心的历史，是开放的，必然与现在和未来发生联系的。关于曾祖母的死，就是这样一段历史，尽管它很小，很窄。因此，他必须弄清楚：那个日本兵到底是在曾祖母背上踩了一脚，还是叫了一声“欧巴桑”。

　　这就说到他那次为什么来重庆找李教授了。

　　李教授——李本森教授，也曾在中央大学任教，跟晓洋的曾祖父做过几年邻居；尽管年龄悬殊(黄教授年长)，但据知情人讲，两人关系不错，彼此往来频繁，算得上是忘年交。李教授藏书丰富，除他从事的自然科学，文史哲著作也相当多，而且质量高，版本好，黄教授经常上他家查找资料。

　　那是两个有意思的人。当年的那批知识分子，不管政见如何，成就高低，都很有意思。单说李教授，中大西迁时，他非要亲自看守从欧美和澳洲进口的名贵种畜。这些种畜中的一部分，确切地说，有三十多头牛、二十多头猪及各类种鸡种鸭，已由民生公司派船接走了——这像不像传说中的诺亚方舟？——但更多的没能接走，学校本来交给牧场职工看管，但李教授不放心，他好像觉得，自己是动物行为心理学家，只要他的目光把动物罩住，日本人的炮弹和刀枪，就穿不透它们的肉身。因这缘故，他是在年余过后，才跟牧场技师王酋亭等人一起，带着余下的种畜，昼伏夜行，跋山涉水地走到了重庆。

　　这个特殊队伍到达重庆那天，中大校长罗家伦步出校外，猛抬头看到了黄昏里的李教授和王酋亭，接着看到了他们身后风尘仆仆的牛、羊、猪和被牛羊猪背在背上的小动物，以为是做梦。

　　当他知道不是梦，就跑过去，拥抱李王二人和每一个职工，又挨个拥抱每一只动物。

　　牛羊们在纱缦似的暮色中肃立着，让他拥抱，像也认识这是它们的校长。

　　当天夜里，罗家伦提笔写成一首诗：

　　“嘉陵江上开新局，劫火频摧气益遒。更喜牛羊明顺逆，也甘游牧到渝州。”

　　李教授的这一壮举，还打动了教育部长陈立夫。陈立夫对他说：你别教书了，你到我这里来安置流亡学生吧。陈立夫看上他的，是不听话的牛羊他也能调遣，也能让它们躲过枪林弹雨，走出一条生路，更别说人了。这话陈立夫没说出口，意思是这么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