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2年11月13日14:34 来源：中国作家网 罗伟章

 

序篇

　　一口神秘的箱子

　　下雪的日子，总是让人有所怀想。

　　其实也说不清怀想什么，可心里就是蠢蠢欲动的，带着游丝一样的愉悦和清愁。

　　我就是在一个下雪天的早晨，接到了孙文博的电话。文博是我大学同学，也是最忠诚的室友，从大一到大四，寝室里的人换来换去，只有我俩自始至终守着老巢。现在，文博在重庆某政府部门任职。

　　他打电话告诉我：重庆也下雪了。他说你知道重庆跟你那里差不多，三五年遇不到一场雪的，昨天夜里却积了半尺厚。

　　这电话就像雪天里的一盆炉火。

　　文博和我一样，心里有了怀想，而且想起了我。到底是兄弟。

　　然而事情并非这样简单。

　　他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任务交给我；当然，说是有事求我也行。

　　他要我写一部有关重庆大轰炸的小说。

　　对这种事，我是向来不会接手的，哪怕托付的人是再好不过的朋友。小说跟植物一样，有什么样的土壤和气候，才会呈现什么样的春天。我的这块田里，长不出“重庆大轰炸”那棵树。

　　文博开始骂我了。骂一阵就给我讲道理。他的道理没能打动我。包括他说你老家属重庆管辖，难道你就不想为老家的文化事业做一点贡献？也没能打动我。尽管我从事着文学的职业，看上去是一个文化人，却越来越不懂得什么叫文化。我就在一方小小的自留地里，弄出些花花草草的文字，换几文稿费，维持与世无争的日子；运气碰对了，那些花花草草说不定就成了畅销货，一时间洛阳纸贵，成就我名利双收，顺理成章又如愿以偿地跻身于中产者之列。

　　如果说“人人都有梦想”这句话是成立的，这就是我的梦想。

　　你或许又要骂：“这人真不可救药，连梦想也那么世俗。”

　　骂得好！我认账就是。然而，我在世上已经混了三十八年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知道什么样的梦想才有变为现实的可能。我从来就没奢望过要为哪里的文化事业做什么贡献。

　　文博呵呵呵笑，笑声像晒过几天的，很干。

　　但他是领导，领导说出的话是不好随便收回的。

　　他说我不管你咋想，这趟活你必须接，实话告诉你……

　　我不想听他的大话，急忙打断他：“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对那段历史太陌生了。”

　　他说嘿，自家兄弟就是作家，我还去请谁？有直路不走我走弯路？

　　然后他进一步说服我：“资料多的是，去网上一搜，够你看一辈子。而且我还为你准备了现成的资料，满满一皮箱，是一个人的笔记。这个人名叫黄晓洋。黄晓洋你听说过吗？他曾祖父是当年中央大学的名教授，爷爷、大伯和父亲，卢沟桥事变后都先后逃到重庆，在重庆亲身经历了长达五年半的大轰炸，大伯黄伯道还是个音乐家，轰炸期间常常去国际广播电台演奏，那可不是一般人能进的场所，宋美龄当年向西方发表演讲，反对重欧轻亚，争取国际援助，就是在那家电台里；黄晓洋本人，是渝州文理大学教师，也是著名的二战史专家，研究的重点就是重庆大轰炸。他的研究方法跟别人不同，别人是在时间的裹尸布下去发掘骸骨，他是把裹尸布揭开，让历史在太阳底下活起来。这样一个人的笔记，你想想有意思没有？你只需要根据这些材料，编圆一个故事就行了！”

　　听上去，这似乎是个可行的方案。

　　但我说过，我的这块田里长不出那棵树，根据一些死气沉沉的资料和别人的笔记，就去创作一部小说，对我也过于新鲜。何况是“遵命文学”。

　　文博急了：“没见过像你这么瘟的人，写不写无所谓，到重庆来玩两天吧，你不想来看我，就来看看重庆的雪……别多话，现在就出发，我丢下工作陪你！”

　　说完，他把电话挂了。

　　紧跟着又打过来，补充一句：“我等你吃午饭啊。”

　　五个小时后，我跟文博坐在了一起。

　　他确实在等我吃午饭，也确实一直陪着我，但不是陪我玩，而是四处走访。走访的地方，是他事先安排好的，因此可以说，我基本上是被他控制起来了。他说你不是对那段历史陌生吗，我让你产生一些实感。言毕将我搡进车里，去了曾家岩的周公馆、虎头岩的《新华日报》旧址、全家院子的郭沫若旧居、黄山的蒋介石官邸，然后又去了重庆大学松林坡、中华路十八梯隧道、邹容路国泰大戏院。每一地都是走马观花，国泰大戏院还改为了国泰电影院，十八梯隧道锁着铁门，根本进不去。说真的，匆匆忙忙走这一趟下来，我不仅没产生实感，仅有的那一点历史知识，也像松软的积雪，被凌乱的脚步踩踏得七零八落。

　　第二天下午5点过，文博才把我领进他的办公室，打开立柜，费力地提出一口皮箱。

　　皮箱很旧，浅棕色，他把它推到我面前，咕哝一声：“可惜。”

　　“可惜啥？”

　　“这个人死了。”他用手指头把皮箱戳了几下。

　　他每戳一下，我胸腔里就蹦跶一下。

　　“多大年纪？”

　　“四十三四。年龄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他是上吊死的。”

　　文博扔给我一支烟，接着说：“别人上吊是用布条、绳子或电线，他是用铁丝。他坐在地上，铁丝一头套住桌腿，另一头套住自己的脖子。你知道，这没法上吊。他是被勒死的——自己把自己勒死。”

　　“……知道原因吗？”

　　“谁知道呢……肯定与这些笔记有关哪。”

　　到这时候，我的兴趣才算真正提起来了。

　　“你看过这些笔记吗？”

　　“没有，我一天文件都看不过来。黄晓洋死后，他爱人很悲伤，也很自责，把他的笔记收集在这口箱子里，专门送到我这里来。她送来不是让我看，也不是让我替她保管，而是托我找个可靠的作家，仔细阅读之后，写写她的丈夫。她认为她丈夫是个很独特也很复杂的人物，她一个人无法看透他的内心，希望有更多的、更聪明的人来帮助她审视。她名叫杜芸秋，是个画家，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被誉为画坛才女。杜芸秋是我表姐。”

　　“这么说来……”

　　“对，你纯粹是帮我私人一个忙，了我表姐一个心愿。”

　　次日早上，我带着那口皮箱，离开了重庆。

　　当时，我手上正在写一部长篇，我当然要把那部长篇写完，才有心思去翻看黄晓洋的笔记本。

　　然而，等到真正完成了那部小说，我觉得，初始对黄晓洋的那份兴趣，已淡若轻烟。

　　人总是要死的，死的方式各有不同而已。有人说，出生就意味着死亡，是“充满光和骇人的脸庞的死亡”。既如此，死亡就与生命共存，是“生命的事实”，勿需悲伤，也不必兴奋，总之没什么大不了的。休息一阵，我又打开电脑，写别的小说——属于我的小说。

　　一晃几年过去，我没有去碰过那口箱子。

　　文博也没有催我。或许，他以为我这么慢，是在下细打磨，对他表姐和表姐夫负责呢。

　　如果不是又迎来一个下雪天，我很可能就会把那口箱子彻底忘记，直到杜芸秋提出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