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7)

　　文理学院有招待所，但并不对外开放，仅用于接待兄弟学校来的考察团，我这次来渝，纯属个人行为，连个工作证和介绍信也没带。我只能住到外面去。可我有我的想法，住到外面很不方便，只要出去了，进门比进王宫还难。守门的那个老师傅，上班不干别的，只把眼睛往人的胸膛上盯，除非是学校领导和他十分熟悉的教工，谁没佩戴校徽，谁就被拦。我今天进来，死磨硬缠了老半天，直到给生物系打通了电话，杜主任证明确实有个南京人好久之前就说要来找他，老师傅才同意放行。

　　杜主任真是个好人，他说：

　　“跟我来，去试试看。”

　　他把我带到了招待所，说是自己的亲戚，要住几天。开学伊始，各个学校都千头万绪的，不可能来什么考察团，房间闲着也是闲着。招待所负责人答应了，只是让杜主任写个担保书，出了事故，比如我突然消失，跟我一同消失的还有招待所的财物什么的，杜主任要承担责任。

　　当杜主任把我送到房间，并给我指明离招待所最近的食堂，然后再离去的时候，我扶着走廊的栏杆，望着他的背影。从相貌和体态判断，他比我父亲小不了多少，是近六十的人了，这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那场战争，当时的杜主任在哪里？他的脸有些虚胖，密布着针眼似的小坑儿，每个小坑儿都是一个黑点，自始至终，那张布满黑点的脸都很平静，很温和，即便叙述安志薇的近况，也没有丝毫的惊诧。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是怎么做到的？……自从涉足二战史，我差不多就跟渝州文理学院的门卫一样了，只习惯于盯住人的一个部位，门卫盯的是人的胸膛，我盯的是胸膛里面的那颗心。

　　招待所跟大校门基本平行，两层木楼，我住在二楼上。整个招待所里只我一个客人，又因为在楼上，连服务员也难见到，房间里一床、一桌、一椅，加上一部18英寸的电视机，就成了我的伴侣。

　　但并不寂寞。推开窗，就能看到马路，我乘坐过的2路电车梨花湾站，刚好在窗子下面。还没到下班时间，街上却那样拥挤。车并不多，人多。电车未靠站，人便嗡的一声卷过来，往车上扑。下车的人，要是没有足够的力气从粘成一块的坚硬人群中挤开一道裂缝，就下不了。

　　电车终于走了，车门上都挂着人，试着关了几次，都关不上；它拖着的两条辫子，有节律地爆出淡蓝色的火花，啪，啪，啪，每“啪”一声，火花都在顶棚上炸开。

　　如果在顶棚炸开的，是日军打来的炮弹呢？

　　我禁不住这样联想。

　　那时候，难民潮席卷神州，整个中国在移动，迁徙规模之庞大，路程之遥远，地区之辽阔，时间之漫长，亘古未有。“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

　　逃亡需要速度，而当时的中国，最缺的就是速度，上海到南京，火车要走三天多；湖北到重庆，船要开个把月。但车船终究比双脚快，于是都往车船上挤。由此衍生出一个特殊职业：把人塞进车窗，塞进一个收一块钱。有人的头进去了，身子没进去，车一开，悬着的两腿敲得砰砰乱响。有人爬上车顶，热天皮烫掉，冬天耳冻落，没颠簸下去摔死，就算幸运了。顶棚和车厢里的弹孔，像抠了珠子的眼睛，东一个，西一个；这倒方便了女人，想解手，就蹲到弹孔上去。船的走廊上也挤满了难民，栏杆上也密密麻麻地吊着铺盖卷，每个铺盖卷里，都裹着一两个人。至于步行者，不知昼夜，不省天日，只机械地迈动双腿，沿着山脉和公路，不停地走啊走啊……

　　有些农家，饭菜还是热的，人却跑了。

　　有人的门上贴着“喜”字，糨糊还在往下滴，却不见新人；这是火线结婚，结了婚好一同逃难。

　　女人在路上生了孩子，将孩子的脐带咬断，脱件衣服一裹，放在路边，接着又逃。凡这样的女人，无一例外都扯把野草或撕块破布条，把耳朵捂住。她们是怕听到孩子的哭声。

　　两三岁的小孩被父母用箩筐挑着，整天吃不上一顿饭，却不敢哭，生怕这一哭，就会被父母扔掉。

　　老人不想成为拖累，赖在地上不动，儿孙将他们捞上身，背着他们走，他们却对儿孙又打又咬。

　　满目疮痍，哀鸿遍野。

　　到处可听到“菩萨保佑菩萨保佑”的祈祷声。

　　到处是死人。

　　长江进入四川后，习惯被称作川江，大巴山和巫山两山夹峙，使川江暗礁丛生，漩涡密布，桀骜不驯，怒涛如煮；在这条江面上，也常可见死人随急流狂奔，像他们虽然断了气，却还没忘记逃亡。

　　那里是我们的家乡，

　　那里有我们的爹娘。

　　百万荣华转眼变成灰烬，

　　无限欢乐转眼变成凄凉。

　　有什么你的我的，

　　有什么穷的富的，

　　敌人杀来，炮毁枪伤，

　　到头来都是一样。

　　歌中所说的“那里”，指敌占区的每一个角落。

　　幸好他们还有“这里”。“这里”就是大后方，是大后方的中心地带——重庆。虽然，国民政府还没明确宣布重庆为陪都，可政府主席林森，已在某个清寒的月光里出发，率千余官员，携印信旗幡，悄然抵渝；工矿企业和大专院校，也纷纷朝重庆搬迁。漂浮在长江和嘉陵江上的这座半岛城市，已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抗日战略中枢，与伦敦、莫斯科一样，被看成是世界反法西斯最重要的首都，也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因此，重庆成为所有逃亡者的方向。

　　但又不是所有人都能到达的，他们被炸死、踩死、饿死，因买不到车船票或无钱买票而被困死，昼夜兼程地步行数百里而被累死，看不到远在天边的重庆绝望而死……

　　而今在我眼皮底下抢着上车的，很可能就有当年那些逃难者的后代，他们行动果断，身手敏捷，车开出好长一段，还在追，追上了，双脚一蹦贴上去，手里抓住的是车门，还是别人身上的什么部位，是用不着管的。我从火车站过来时，这场面就见过，在杨家坪，一个小伙子跳上来，抓住了门边一个姑娘的辫子，姑娘头朝后仰，想看清是谁在抓她，却只能空翻白眼，看不见抓她的人。追不上，就骂句脏话。男人女人都有这本事。他们对祖辈父辈的方言已经陌生，开腔就是川音，骂人也是“崽儿”、“你娃”、“龟儿子”、“龟孙子”。

　　这真是奇特啊，如果没有那场战争，他们会在另一个乡村、另一座城市，甚至，在这个世界上追车的、骂人的、翻白眼的、跟同事斤斤计较的、早晚奔波讨生活的，就不再是他们，而是另一群人。

　　去食堂吃了晚饭，回招待所，到总台给家里打电话。

　　平时，我一个人住在学校，隔十天半月，再去凤凰街看望几个老人，这次来渝，以为三两天就可以回去，便没告诉他们，现在，我把自己扣押在重庆了，回去的时间很难确定。

　　爷爷听说我到了重庆，立即数出一连串地名，让我到那些地方都去走走，原因是“你爷爷在那里走动过”。爷爷的话多，父母的话便少了，简单地嘱咐几句注意安全，就把听筒递给了大伯。大伯平时三天说不出九句话，今天却详细过问我吃在哪里，住在哪里，去重庆干吗，跟谁接洽。

　　第三章

　　黄晓洋日记(18日)

　　重庆的朝阳被高楼和树枝切得四四方方的，像一张张涂成酱色的麻将桌。看上去真有桌面那么大，光焰在玻璃窗上反射，城市的外墙便挂满了麻将桌。难怪四川人爱打那玩意儿。

　　我不太饿，懒得去吃早饭，洗漱完毕，坐在门外的走廊上抽烟。浑身疲惫，接连抽两支烟就好多了。栏杆稀疏，目光能很方便地溜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