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2)

　　这天清早，我推窗一望，见花园里的刺柏树白乎乎的，即刻兴奋地爬上楼顶，看雪景去。楼顶平台是公共区域，光光趟趟地铺着隔热板，我嫌不好看，春天的时候，去菜贩手里要了十多个大竹筐，装上土，种上南瓜、丝瓜、牵牛花，还种了桃树、桂树、枇杷树……南瓜和丝瓜早就收了，牵牛花早就败了，桃树的叶子昨天还残存一些，今早片叶不存。是风把它们扫光了。昨夜除了下雪，还刮了一夜的风，风从城外跑来，像披头散发的妇人，带着满腹的伤心事，把城市撞得乱响，也把城市吹得冰凉。现在风停了，雪还在下，泡酥酥的雪花盛满了竹筐，枇杷树肥大的叶片，手掌似的将雪托起。

　　天空比往日更低，城市比往日更安静。

　　我心里再次蠢蠢欲动了，像在很深的地方，埋着一个什么活物。

　　那活物终于蠕蠕地爬了出来。是那口箱子。

　　箱子竖着放在背角的壁橱里，自从放进去，我就没朝那方向去过。

　　今天，我却想去看看它了。

　　刚走到壁橱门外，我就听到一种细微的却抓人魂魄的声音，如钟磬鸣响。打开门，声音就停了。我以为那声音是从楼下传来的，可试了几次，都这样。那声音的源泉，来自于一个死后的生命。

　　它是在提醒我、呼唤我抑或责备我吗？它是想质问：死亡真的就那么无足轻重吗？

　　“死亡是在开口说话，有它自己的语义。”我的一个西方同行这样说。

　　他又说：“我们不应当无视一个男人是通过何种方式、在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中死亡的。”

　　听到壁橱里的声音，我觉得，那个西方同行是在半个世纪前对我说话。

　　我感觉自己有一种深沉的接受，于是把箱子取出来，提进了书房。

　　黄色铜扣并未上锁，一摁就开了。樟脑味儿惊惊乍乍地跑出囚笼，烟雾那样弥漫了屋子。

　　真是满满一箱，明显经过整理，用绿色绸带扎成了好几捆。

　　原来不止笔记，还有日记、卡片、剪贴本、影印件以及大量的书信。与日记和书信相比，笔记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只是因为影印、剪贴和卡片都粘贴在笔记本中，才有了厚厚几大册。

　　出于好奇，我先看日记。看几则没看出特别的，又把信件打开。绝大部分是黄晓洋跟他父亲的你来我往(他写出去的，都是复印件)，有的长达万言，有的只寥寥几笔(日记也一样)，分明署着同一个人的名字，有的字迹工整漂亮，有的却潦草至极。我随便抽出一封，只读了一小半，就改换了坐姿——本来斜躺在椅子上，一条腿跷起来，压住扶手，现在规规矩矩地坐正了。

　　读了几封书信，又回过头去读日记。粗略翻阅，发现其中四本，主要写他在南京的学习和教书生涯，虽有不少堪称精辟的见解，字里行间却没脱离学生腔；当然也有贯穿他整个生命的迷惑，但那迷惑还处于自发阶段。待他离开南京，踏上重庆的土地，自觉意识才陡然显现。

　　从这天早上开始，除了吃饭、上卫生间和越缩越短的睡眠，半个多月，我都把自己锁在书房里，阅读那些文字。这期间，我没下过楼，没见过一个朋友，没打过一个电话，也没接过一个电话，是否跟家人说过一句话，记不清了。

　　当我带着一双严重发炎的眼睛把箱子腾空，我承认，用我这支描惯了花花草草的笔，来根据黄晓洋的材料写一部作品，简直是亵渎。是的，亵渎，毫不夸张。杜芸秋要真是希望让更多的人帮助她认识自己的丈夫，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箱子里的文字原封不动地发表出去。

　　只是有个问题，这些东西太凌乱了。

　　我刚才说明显经过整理，是指分了门别了类，比如日记一捆、信件一捆，但全没分出先后，连日记也不例外。这不是故意不分，而是没法分。让人奇怪的是，作为历史学家，黄晓洋竟那么不把时间当回事，剪报除个别页边上带着刊期，都没标注时间，书信也不署日期，他写给别人的不署，别人写给他的也不署，像跟他联络的，都是没有时间至少是藐视时间的人；日记应该有时间吧，的确有，但只有日，没有年和月，是真正的“日”记。我在阅读的过程中，经常为一些事感到莫名其妙，后来，甚至是很后来，读到某些段落，才恍然大悟。我不停地掉进陷阱，然后又从陷阱里爬起来。

　　如果原封不动地发表，我相信很少有读者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耐心。

　　那实在是一段辛苦路。

　　“我应该来做这工作……”这是我对自己说的话。

　　我要将它们重新整理，寻找出其中的因果，使之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链条。

　　没等眼睛完全好转，我又把自己像上次一样，锁进了书房。

　　这次花去了更长的时日，当我从书房里出来，枝头上鸟鸣如水了，楼底下玉兰花开了，我的那些大竹筐，盛不下逼眼的绿意了——春天到了！

　　事情并没有完结。

　　我需要采访一个人，否则故事无法勾连和贯通。

　　这个人是黄晓洋的遗孀，杜芸秋。

　　我与孙文博联系，说为那部书的事，我要见见他的表姐。

　　我是悬着一颗心的，生怕杜芸秋已经再嫁，为不打搅自己平静的生活，她不愿再提及旧事了。

　　文博却长出了一口气，“我的天啦，”他说，“我以为……”

　　然后叫我等着，说他知道表姐在家，但她在准备一组有着共同主题的系列作品，打算适当的时候搞一次个展。她的作品已经够多了，举办个展绰绰有余，但她认为那些作品都是零敲碎打，就像互不相关的溪流，无法汇成江河。“我先跟她联系一下，”文博说，“五分钟后再打电话给你。”

　　不到五分钟电话就过来了，他表姐表示，她再忙，也要抽时间见我；还说，如果我不方便出行，她可以在三天后的周末跟文博一起来找我。

　　我也长出了一口气。但我说免了，还是我到重庆吧。

　　人在自己熟悉的地盘上，哪怕会见陌生的访客，也更能把本真的一面保持住，到了外地，就会“端”起来，变得不是他自己。我希望杜芸秋以她最自然的姿态和最自然的语调，接受我的采访。

　　其实，对那个才华横溢激情四射的女人，我应该早就认识了，黄晓洋的日记对她有诸多描述，但见到她的时候，我还是感到惊讶。

　　不加约束的长发，没错，黄晓洋写过的；长脸，长身，长腿，脸部和额头都朝后扬，给人迎面受风的感觉，也没错；谈论任何问题都不回避，言词优美并加上适度的想象，出口就让人印象深刻，同样没错。让我惊讶的是，她显得那样安静。只是说到少数几个地方时，才破坏了她的安静。

　　我俩在她的画室里，前后加起来，说了两天半的话，她都坐在一米高的藤凳上，腰板打直，两腿并拢，而且始终只露出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用头发遮住——左眼遮一会儿，将头摇一摇，左边的发丝被摇开，右眼又被遮住了。她似乎只愿意用一只眼睛看世界。

　　当她离开座位的时候，比如说，她上洗手间，或起身为我和她自己续茶水，我会抓紧时间做一下实验，蒙住一只眼睛，看看眼前的景象会出现什么不同的效果：失去了宽阔，却增加了锐利。

　　画室里，挂着几幅她创作的人物画，还有几幅尺幅较小的静物画，跟她开聊之前，我就认真看过的，开始没品出特殊的意味，现在感觉到了它们的锐利。画上的那个女人，头上层层叠叠缠裹着浴巾，脖子却细如竹筷；那个双臂半张的男子，私处奋力勃起，却眼窝下陷，嘴唇瘪缩，肋骨根根可数。显然，有一些东西他们无力承受。还有那只苹果，尾部的两片叶子清绿如洗，果身却开始腐烂了。

　　对妻子的这一面，黄晓洋从未加以描述。

　　即便涉及到妻子的激情，也更多地只把她当成不知疲倦的工作狂。

　　采访结束，我把我的设想——将黄晓洋的资料和对她的采访整理后发表——对杜芸秋讲了，而且强调说，我这样做，不是为了偷懒。

　　她这时候露出的是右眼，那只右眼跳动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