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10)

　　卢沟桥事变后，他基本上就不跟我说话。他看了你爷爷买回的号外，总是自己又出去买一份。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他知道一样，但希望不一样。结果还是一样：我军又吃了亏。他把眉头攒起来，攒成两个乌青的疙瘩，既不跟我说话，也不跟爹妈说话，只把自己关进房间，拉琴。那部键钮式手风琴，是你爷爷的一个俄国朋友送给你大伯的，也是那个俄国人教会他拉的。

　　7月15日过后，卖号外的报童突然消失，大家初以为战事就此结束了，但很快得知，是因为还有大量日本侨民住在青岛，政府担心号外让日侨不高兴。相反，日本人的报纸却号外频发，到处张贴，还用朱笔圈点；那些圈点的文字表明，我军不是吃亏，而是溃败。

　　你大伯不信，弄来一部矿石收音机听，可听不到任何消息。

　　他眉头上的青疙瘩更见突出了，岩石一样，把眼睛罩住。

　　许多时候，我不敢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让我感觉到自己的羞耻。偶尔，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哪怕像他那样攒攒眉头，但我找不到方向。而且，要是我真攒眉头，你奶奶定会惊惶失措，以为我生了病，或者受了谁的欺辱；你爷爷呢，多半会哈哈大笑，说小先生，有心事啦？你大伯自然是照旧不理我，我在他眼里，就像家里的一只花瓶。

　　花瓶也有花瓶的活法。学校已经放假，当你爷爷上班去了，你大伯出门去了——他7月下旬跟几个同学组织了乐队，天天去街道、广场、车站和码头上演奏抗战曲目和肖邦的《英雄》 ——你奶奶也忙于家务的时候，我就去找我的乐子：下海游泳。我并不喜欢游泳，尤其不喜欢去海里。但能去哪里呢？海里还清静些。我胆子小，只敢去浅海。我和你大伯的名字，都是你曾祖父取的，你曾祖父给了你大伯一个道字，给了我一个勇字，而我最缺乏的恰恰是勇敢。或许，你曾祖父是大教授，早就预测到小孙子体内差哪种元素，便以日日被人喊叫的方式来提醒他。

　　然而，要是所有的提醒都有效，世间就没有那么多伤心惨目的悲剧，日寇也不会发动侵华战争。

　　我就是在游泳时遇到了安靖。

　　那天我刚下海，就见一个又黑又胖的女孩朝这边走来。她穿着泳衣，打着赤脚，手里舞着一串钥匙，一看就是个“海油子”。我们把那些视大海为自家客厅的人叫海油子。以往见到的海油子，都是男人，从没见过女人也这样。说真的，我看不起海油子，那种随随便便的作风让我替他们脸红。我从来都是穿得规规矩矩地来到海边，上岸之后，衬衣穿好，短裤穿好，鞋子穿好，回家再把湿淋淋的泳裤换下来。可说不清为什么，正是这个女海油子身上，有某种东西吸引了我。

　　她望了我一眼，然后把钥匙丢在我鞋边的沙地上，再朝她的“客厅”里走。她进水的姿势很特别，不像别人那样挪着走，而是抬了左脚，又抬右脚，像海水的波纹是一道一道的栏杆，她需要把腿抬起来，才能跨过去。我觉得自己脸上发烧。在几百米的范围内，唯有我和她，而她，朝我游过来的女孩，泳衣太大了，泳衣一沾水，更松、更大，背心的带子滑下肩头，露出小部分丰满的胸脯。她似乎无所谓，并没打算把带子挂好，青蛙一样从我身边游过，只留下海水咸津津的漩涡。

　　她越游越远，远得只剩一个黑点。然后黑点消失，墨绿色的大海波涛起伏。

　　当她远去之后，我身上也涌起一股热血，试着朝深海扑腾。但没扑出三十米，立即打了转身。我想离开，可人家把钥匙放在我鞋边，不就是让我帮她看住的吗？我是等着她游回来才走的。她还在百米开外，我就上岸走了。但有意无意之间，我要让她看见我是在她回来后才离开的。

　　第二天，第三天，连续七八天，我都去游泳。下午2点半去。因为我摸清了她的规律，她3点钟准时到海边来。每次她都把钥匙丢在我的鞋边，让我做她的看守。

　　大概是第九天吧，她从我身边游过的时候，丢下一句话：

　　“别先跑啊，等着我啊。”

　　她的口音明显不是青岛人，也不是我们南京人，她的口音带着股涩涩的味道。

　　就是这股涩味儿也让我着迷。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并且恋爱起来了。十多岁的火热爱情。

　　后来的情况你是知道一些的。战事频催，多地失守，你爷爷的同事来家闲聊，说得最多的话，是“大难将临”。天公也与日寇同心，作威作福地来吓我们，本来好好地晴着，突然降下猛雨，大风激卷，海水壁立，樯倾楫摧，马路成河。这一切，似乎都是大难将临的征兆。

　　你爷爷当机立断，天晴下来后，就率领一家人离开了青岛。

　　安靖没能跟我们同时离开。她说她爸在青岛开了啤酒厂，机器无法运走，又不可能丢弃，丢弃了就血本无归。我多么希望让你爷爷帮他们家找艘船。但这话怎能说出口啊，连我恋爱的事也没敢告诉任何人。何况我已经十四岁了，也懂得一些事体，知道你爷爷虽然在船舶公司，但在人人急于奔命的关口，要找一艘能运载机器的船，无异于天方夜谭。

　　我把我的行期告诉了她。

　　她说：“我去送你。”

　　我想她来，又怕她来。

　　马上就开船了她也没来。

　　这时候我才明白自己只想她来，不怕她来。被家人知道了又怎样呢，我不怕了。

　　人这一辈子，总会多多少少遇到一些神奇，我那天遇到的神奇，是船晚开了20分钟。

　　她来了。完全是狂奔。你爷爷和奶奶在船舱里，我和你大伯站在甲板上。你大伯分明也看到一个女孩子朝这边狂奔，但他视而不见，只攒着眉头，神情严肃地望着压得很低的天空。

　　她跑到近前，在岸边站住了。很显然，她也觉得自己遭遇了神奇，眼里的光能把空气点燃。我应该跳下去，拥抱她，但我没有，我就像木桩那样站着。我终究是个胆小鬼。

　　笛鸣了，锚起了，船开了，我真想痛哭一场。

　　这时候她大喊一声：“伯勇！”

　　她抛过来一个彩色纸球。她逮住纸头，我让彩球在手中转动。船越走越远，彩纸越拉越长。然后，彩纸转完了……她的样子模糊了……海寂天空，我望不见她了……

　　你大伯始终没看我们一眼。我知道，在他心里，是多么瞧不起这种幼稚的把戏啊！

　　我们从青岛回到南京，南京吃紧，又躲到江阴乡下，乡下也不是避风港，从夜到明，都听到日军的炮声，于是又逃往岳阳，继之武汉。当武汉风雨飘摇，除你大伯就地登记为流亡学生，听从赈济委员会统一安排，别的家人又随你爷爷逃往当阳。敌军逼近，又逃往宜昌。宜昌有张自忠将军镇守，但他所率的两个团和特务营，陷入万余日军重围，在南瓜店长山一战中，张将军洞穿前胸，以身殉国，手下官兵全部阵亡，宜昌门户大开。接着逃吧！——事实上，没等到宜昌陷落，我们就逃了。

　　老天保佑，我们最终逃到了重庆。只是到重庆之前，在万县滞留了很长时间。

　　万县是长江边上的一座小城。你爷爷让我在那里继续我的学业。在青岛，我可是大名鼎鼎的墨信谊中学的学生，但在万县城里，竟找不到一所合适的学校。你爷爷怕我荒疏，将我安插到电报路小学，让我去跟那些清鼻涕们混日子。没混多久，日本飞机就寻来了，把万县城炸得稀巴烂(“稀巴烂”是川话，多年没说川话，真有些想它了)，人死物伤，猫狗被弃，遍街游走，啼饿号饥……

　　我们一家幸免于难，又逃到距城9公里的董家岩。

　　当时，你爷爷已经失业，没有任何收入，你奶奶开了个小面摊，艰难度日。正是在这艰难时刻，你爷爷心血来潮，娶了二房。为不刺激你奶奶，你爷爷没让我把他的二房叫二妈，“叫二姨吧。”他说。但这于事无补。自从二房进门，你奶奶就去旁边租了房子，带着我，跟你爷爷分开过了。你爷爷左右为难，干脆带着二房，离开了万县。临行前，他找到我，说：

　　“我跟你二姨先到合川办点事，然后去重庆。你跟你妈随后就来，我会安排船来接你们的。”

　　你爷爷这一走，就杳无音讯，数月之后，他也没安排船来接我们。我在万县度日如年，一心想双臂一张就飞到重庆去。老实说，我并不是想去见你爷爷，而是想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