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18)

　　一只白猫紧紧跟随在她的身后，她走哪里，它就走哪里，还踮起后腿，往她身上跳，像狗。听杜主任讲，嫁给李教授不久，安伯母就养猫，这是她养的第三只，前面的两只，平均年龄活过了十四岁，她为它们养老送终，每死去一只，都用上好的衣料包裹着，装进一个小小的木匣里，埋在明月河边。她刚去明月河烧信的时候，杜主任还以为那些信是写给两只猫的。

　　坐下来，我就抓紧时间，向李教授请教问题。

　　正如杜主任告诉过我的那样，对数十年前的旧事，李教授是想说的。

　　妈担心的那件事，我知道处理。要说，这事怪不得我，据西方人研究，结婚早晚也有遗传，我是被遗传了。这是笑话，你请妈放心就是了。只是，我走了，家里就只剩下几个老人了。我们家的人丁实在不旺。如果当初我听话一点，不让妈流那么多血，吃那么多苦，乖乖地从她肚子里出来，她还可以生的，就是我坏了事。你让我到重庆后抽空去照顾安伯母，这一点我会尽量去做，却把你们晾在那么远的地方，想起来让我心痛。毕竟，安伯母自己有儿子，你们却没有后人在身边了……

　　第十章

　　黄晓洋笔记

　　从战时陪都重庆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缩影。这里不像延安那样是相同意识形态的人群，国共两派一面同日军作战，一面争夺着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还有一部分是赞同其中某派观点的，另外就是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重庆也不像延安一心一意瞩望未来……由于理想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展开了阴谋和策略的较量，新与旧、左与右、贫与富、洋与中，交缠冲突，形成独特的人间社会。

　　——摘自《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

　　〔日〕前田哲男著

　　自说自话的地方实力派成为权力的中心，国民党中央已积弱不堪。高级军官作战迟疑，也不能与其他部队合作，而热衷于赌博、走私和嫖女人。党的各级领导，表面由选举产生，其实是党的更高一级任命。每个政府机关都充满虚伪和敷衍，所做的一切都脱离民众，脱离社会，成为颓废堕落的衙门。

　　——影印件(局部)，刊报不详，页眉依稀可见

　　“民国22年5月12日”字样

　　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摘自《蒋总统思想言论集》

　　第十一章

　　黄晓洋日记(7日)

　　今天第四次拜访李教授，我终于忍不住，对他说：

　　“李教授，我的曾祖父是黄明焕。”

　　报了家门，我便一心二用，既注意李教授的反应，也注意安伯母的反应。安伯母收着碗碟，正往厨房走，她的脚步是否停了一下，我不敢肯定，但至少可以证明，她的反应并不强烈。看来父亲和大伯都没在她面前提到过曾祖父。李教授的反应在我意料之中，他本已在藤椅上坐下，又站起来，张开双臂来搂我。我也站起来，跟他拥抱。他的手不停地拍打我的脊背，喊叫着说：

　　“明焕兄啊明焕兄啊！你咋不早说呀明焕兄啊！”

　　好像我是我的曾祖父。

　　他那么苍老，动作迟缓，手上却很有力，说话也中气十足。

　　安伯母在厨房洗碗，水声时轻时重地传过来。李教授在水声里指着沙发对我说：

　　“你坐，你坐。”

　　他激动未消，手上的老人斑粒粒跳动。好在我们都坐下了。

　　等他情绪稳定下来，我说：

　　“我曾祖父去世半个世纪了，没想到我还能在这里见到他的至交。”

　　“要说至交，我还不敢称是你曾祖父的至交，”李教授很认真地纠正我，“只能说我跟明焕有缘。他去剑桥念过书，我也去剑桥念过，我去的时候，他早就回国做了大教授，但剑桥还流传着他的故事。他进图书馆，常常开门时进去，关门时出来，出来才知道渴，才知道饿。他是我的榜样。人给自己树个榜样是很要紧的，你曾祖父就是我的榜样——学问博大精深，做人天真浪漫。有天，伦敦下着捣竹竿似的大雨，他却光着头，安安静静坐在校园的最高处，为的是看雨后的彩虹。别人说这是发疯，其实应该叫浪漫。很多人想浪漫，但不是所有人都浪漫得起。人们把自己浪漫不起的浪漫，就叫发疯。”

　　(这让我想起李教授跟环教授在小龙坎桥上的那场通宵争论，那的确是浪漫不起的浪漫。)

　　“后来我回国也进了中大，”李教授接着说，“而且跟明焕做了邻居，我便抽个晚上去拜访他，把他在剑桥的故事说给他听，他笑得嘎嘎嘎的，尖下巴上的几根山羊胡，在灯光底下抖成一阵风。刚进门的时候，我是很紧张的，没想到他是这么个人！我叫他老师，他不许，从此我俩就以兄弟相称。”

　　李教授侧过身，端水喝。老式搪瓷缸，盖子和沿口上的瓷脱落殆尽。

　　他每喝一口，我就觉得自己的嘴皮被割得痛一下。

　　我接过李教授的话说：“我知道，你们经常往来，我曾祖父还常去您那里借书。”

　　说了我才后悔。真不该提书的事。

　　当年，李教授的藏书在南京城首屈一指，当他赶着牛羊向西跋涉，只能把书放在姨父家中。他姨父是中学教师，住在郊外，李教授的父母也跟他们住在一起。后来，中国军队被赶走了、枪杀了、活埋了，南京成了日本人的南京，老百姓的最大奢望就是活命，而不是像人那样过日子了。李教授的姨父家，到了整整两天开不上火的程度。再不想办法，只有饿死，而唯一的法子，就是变卖堆满厢房和偏厦的书籍。有个书商已经来走动过，愿出高价购买。李教授的父亲说：

　　“卖吧，这年月，要书干什么！”

　　但李教授的姨父很犹豫。这是外侄托付给他的。

　　犹豫归犹豫，除了卖书，别无出路。书商来选了70本走，过两天又来，选了45本，第五天，书商再次露面，说要海量收购。姨父起了疑心，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是为某大汉奸购买的，极为震怒，声明坚决不卖，并将已经卖出的书退款收回。南京沦陷的第三年，李教授的姨父、父亲和三个表哥都死了，但两个女人，也就是他的母亲和姨妈，直到抗战胜利后还活着，他的书也幸免于难。

　　他之所以没随中大回迁南京，是不愿回到故地，去默想亲人是怎样挨饿的，怎样受辱的，怎样死的。他只到南京把母亲和姨妈接走了，把书搬到了重庆。当时，重庆大学将挖在校内的一个防空洞批给他，让他放书；调到渝州文理专科学校后，该校没有多余地盘，重庆大学就依然把防空洞借他使用。再后来，他的书被红卫兵席卷一空。“文革”结束后收回一些——就是堆放在书桌上的那些了，这其中，李教授珍爱的古籍一本也没有。

　　他果然没搭我的碴儿，说：

　　“只可惜，明焕在最不该中风的时候中了风。但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国运！他中风并不严重，只是暂时不能行走，要是和平岁月，治疗一段时间，说不定就好了，偏偏遇到战争……”

　　这恰好正是我想说的话题。前几次，我都是顺着李教授，泛泛地谈论二战。

　　我顺势问他：“我曾祖母遇害的事，流传着许多种说法……”

　　问句还没出来，李教授就打断了我。

　　接下来，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