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16)

　　“到街上走走。”

　　鉴于她是只身前往重庆，老师想，她恐怕是去街上张贴或察看寻人启事吧，也便给予谅解。

　　1939年底，汪精卫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并于次年在南京成立伪政府，汪精卫亲任行政院长和国府主席，企图将重庆政府贬为地方政府。消息传来，重庆各界成立了“声讨汪逆罪行委员会”，并举办了近万人参加的沙磁区“讨逆锄奸大会”。当时汪精卫的儿子还在重庆念书呢，同学们都要打他，安志薇又站出来了，拦住，不让打，说汪精卫叛国，他儿子又没叛国。

　　结果她自己被打了，打得鼻血长流。那时候，班上同学年龄悬殊很大，安志薇算是比较大的，但不是最大，再说她是女生，触犯众怒，又没人帮——汪精卫的儿子倒是想帮，敢吗？

　　杜主任说的那个安靖，怎么跟父亲说的安靖那么像啊。

　　体胖、逃课、退学……

　　杜主任还说过，她的老家在青岛。

　　难道她真的就是安志薇？

　　父亲说，世间存在着神奇之事，难道我的这次重庆之行，也遭遇了神奇？

　　今天，杜主任说到安志薇，不像第一次跟我谈她时那样平和了。

　　他对安志薇的印象似乎非常不好。

　　第八章

　　杜芸秋访谈录

　　安志薇的那场病，直到晓洋离开重庆的时候也没好。

　　也就是说，那次晓洋没能走进李教授的家，去问曾祖母的死况。

　　李同安倒是跟他见过。是我父亲带李同安去的。人家在招待所等那么久，父亲过意不去。

　　晓洋把他来重庆的目的对李同安讲了，李同安听得并不认真。在李同安那里，没有认真严肃的事情，他认为严肃是媚雅，媚雅的本质就是媚俗。他跟晓洋的年龄差不多，比我长四五岁吧，我父亲和他父亲在同一个系里，住家也相隔不远，从小就认识的。我们入学的时候，李同安成了所有熟人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因为他不爱学习，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我对书没有感情。”

　　那天晓洋一口一个“令尊”，对他父亲的敬意溢于言表，他却不以为然。晓洋回南京后，有天李同安碰见我，向我抱怨，说秋妹妹，杜叔叔带了个啥子人来呀，说话让人起鸡皮疙瘩！

　　他不知道我跟晓洋已经很“暧昧”了，虽然并没确立恋爱关系，但的确是有些暧昧了。意绪上的暧昧。一个长江头，一个长江尾，走到一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虽然南京也是我喜欢的一座城市，但我毕业后不可能过去。我姐已经漂洋过海，如果我再漂江过河，父母就太孤单了。谁家的父母都害怕孤单，重庆的父母尤其害怕。这是不是数十年前的大轰炸留下的后遗症，我没去想过。

　　听李同安那样鄙薄晓洋，我骂了他一顿，说他狗坐箢篼不识抬举。他咧着嘴笑。他这人就这点好处，难得去跟一个人计较，而且特别讲义气，你可以说他不务正业，也可以说他不学无术——尽管他在文理学院中文系读了四年大学，但算得上是一个可爱的人。

　　可以想象，晓洋多么希望去李教授家坐一会儿。他的肩上有双重使命了：不仅要去打听曾祖母的死，还要去看安志薇。不管他愿不愿相信，过去的安靖的确就是现在的安志薇。跟我父亲交谈过后，他就这么认定了，后来回到南京，他给他父亲仔细描述安志薇的相貌举止，他父亲进一步证实了。

　　他曾经告诉我，接到父亲的那封信后，他好几次在明月河都想对安志薇亮明自己的身份，因为他怀疑，安志薇的那些写了又烧的信，是给他大伯的。可再想想，又觉得不合情理，她知道大伯是南京人，而且是早年成名的演奏家，如果想跟大伯联系，很容易找到他的下落，何必要以这种方式表达思念？或许——你听清楚了，在晓洋那里，总有无穷无尽的或许——她现在是李教授的夫人，李教授健在，她不便跟过去的情人沾上什么牵扯？疑虑过多，晓洋终于保持了沉默，每一次，他都想听清她嘟囔些什么，听不清；想看清她信笺上写些什么，哪怕只看个抬头，也看不清。他都是在她烧完信，将纸灰撒进河里的时候，才去猜想信上的内容……他多么希望去李教授家坐一会儿。

　　但李同安没有邀请他去的意思，李同安对他说：

　　“等我妈好了，只要我爸愿意接待，你去就是。”

　　谁也说不清他妈啥时候好，晓洋也不可能一直等下去。

　　就在跟李同安见面过后，他去了文理学院历史系，表达了自己调过来的意愿。

　　凭他已经取得的成就，就是去北京、上海，人家也会鼓掌欢迎的。在这一点上，只要他想，就能办到。历史系立即上报校方，校方当场就拍了板，怕南京那边不放，还向晓洋表示：如果遇到阻力，你丢下一切直接过来，我们重新给你造份档案。这在当时，是相当有魄力的做法。

　　校方过虑了，他确实遇到阻力，但没有想象的那样大。他风头太盛，让一些人早就不高兴了。你想想，凭一篇研究生毕业论文，就打出一片天下，那片天许多人一辈子也望尘莫及；作为初出茅庐的讲师，竟半年时间不给他安排课，拿着全额的工资奖金，叫他去搞科研。

　　听说他想调走，然后又听说系主任舍不得放他走，他的那些同事，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跑去帮他求情，求情不成，就诋毁他的学术，有人写了匿名信，直接投到校长手里，列出条目，说《南京第十三》，至少有十三处是抄袭的。在西方，十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原来在东方也适用。

　　领导依然没加理会。校长并不懂历史，也没看过晓洋的那本书，但他有他的判断：如果真是如此，这么长时间过去，怎么没见被抄袭者出来说话？

　　见这招不奏效，又诋毁他的人品，说他孤傲(校长说，不对呀，他不是挺有礼貌的吗？系主任也帮他说话，指责那些说黄晓洋孤傲的人，是因为自己不是他的对手)，接着又说他跟女学生有染(校长说，有这回事？你们有证据吗)。这时候，校长的口气明显软下来了，系主任也不再坚持了。其实，他们心里亮亮堂堂的，然而，把晓洋留住，至少是个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吧。

　　就这样，他回南京几个月后办好调动手续，来了渝州文理学院历史系。

　　这件事情，我是说，他往重庆调动的事情，我和父亲都一无所知。当他再次来到重庆，选一个星期天到了我们家，我该怎样向你描述我的心情呢？那是下午2点过，我父母到沙坪公园晒太阳去了(时令早已进入雾季，阳光要穿过厚厚的云层，洒到地上的，是一点花花太阳，但也弥足珍贵)，我一个人躺在沙发上看书，听到敲门声，以为是父母，打开门，却是他！

　　我竟然没邀请他进来，而是堵在门口，也不跟他说句话。

　　还是他说：“杜主任在吗，我可以进来吗？”我才让开。

　　一切都从头开始。

　　以前那种暧昧的意绪，需要召唤才能回来。

　　一旦回来，就膏一样稠。

　　他在沙发上坐下，我把水给他端过来，才说父亲不在，但马上补了一句：

　　“爸爸很快就回来。”

　　他明显有些不自在，但装出大哥哥的样子，问我的学习。

　　我简短地回答他，而且都是以问句的形式回答，引他说话。

　　可不知为什么，我听不见他此刻的声音，只听见他那次在阳台上的声音。他重返重庆，一定是为了那个没能达成的目的，因此我听见的，是他讲述曾祖母被害的故事：雪地里的老人，还有那个日本兵……我当时就发现，这个故事跟他本人的关系，比跟前两者的关系还要大，大得多。

　　我的心痉挛了一下。对，就是痉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