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14)

　　“不，不止是人，”我的声音比他更响，“就算人面临的选择要多一些，但最终选择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比如杀害你曾祖母的那个日本兵，你说你一直在寻找他开枪前后的心理，想看看他是恶魔还是迫不得已的好人，仿佛你是在寻找真实，其实是在歪曲真实，因为你把最残酷的事实置之不顾。”

　　他急了！他说事实就能说明一切吗？就能把生命的复杂性一笔勾销吗？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可能的存在”，它是混沌的，我们只能从混沌当中去梳理秩序。

　　他越急，我越不想放过他，我说：

　　“既然生命的本质就是混沌，你又何必去要秩序？你又怎么可能找到那个秩序？”

　　很显然，他对我的论调很不屑。我自己也不赞同我的观点，但我就是想跟他争，想跟他吵。

　　争吵自然没有结果，还把父亲弄得蛮尴尬。父亲指责我，说人家是客人，你怎么能这样对客人说话呢？我猜想，父亲其实还想对晓洋说：你不是客人吗，你怎么能这样对主人家的女儿说话？你没看到晓洋那个架势，寸步不让的。父亲为了把我们之间的“疙瘩”抹平，硬是要留晓洋在家里吃晚饭。

　　后来，当我们恋爱了，回忆起两人的第一次见面，都为对方竟然跟自己吵架感到吃惊，但给对方留下最刻骨铭心的印象的，恰恰是吵架。

　　从我这方面而言，他的据理力争，比他的英俊和风度更加吸引我。我见惯了太多的好好先生。我父亲就是好好先生的典型，岁月帮助他磨练出的最大本领，就是打圆场，所以他当了系主任，也只能当上系主任，并在那位子上一直坐到退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就经常这样批评他，他听了总是嘿嘿嘿笑。他不会生气的……这时候，我又听见父亲在天上发出的笑声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跟晓洋的初次见面，还是让晓洋在父亲的心里投下了阴影。

　　他那么宠爱的女儿、那么了不起的女儿，你竟说她“强词夺理”(晓洋说过这话)。

　　我心里有阴影吗？当时没感觉到，过了好几年，才感到阴影是存在的。那是晓洋的焦躁。还有无助。而且我要说，他的焦躁和无助，让我心生怜悯。一个女人对男人的那种怜悯。我对他的爱，最牢固的基础很可能就是这个。这并不好，但你去问问，我敢肯定，有很大一群女人，她们爱上某个男人，就因为在某个神秘的时刻，那个男人暴露了自己的软弱，女人就对那软弱动了心。不可救药，也很可敬。前年我去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写生，听他们唱一首歌，说太阳歇得，月亮歇得，男人也歇得，就女人歇不得，因为女人歇了，男人就要生病。我听了，心里直发抖。我想起了晓洋。我没有照顾好他……

　　在那天夜里的饭桌上，晓洋说到了他大伯的那封电报(没说是大伯发来的，只说是某个熟人)。

　　父亲那时候正卖力地嚼一块脆骨，嘴唇闭着，眼睛眯着，腮帮里砰、砰、砰，晓洋说了那封电报的内容，父亲不再“砰”了，伸了伸脖子，把脆骨囫囵吞下，问：

　　“你说要找的人叫啥？”

　　晓洋说叫安靖。

　　“多大年纪？”

　　晓洋说我不知道，要找她的那个人有六十多，她大概也是这岁数吧。

　　我父亲慢条斯理地夹了一箸菜：“如果是六十多岁的安靖，我倒认识一个。”

　　第七章

　　黄晓洋日记(22日)

　　怎么可能呢，杜主任说，安靖就是安志薇，李教授的夫人！

　　他说安志薇刚到重庆时，就叫安靖，他记得太清楚了，因为他们是南开中学的同学。

　　他说李教授当初之所以对安志薇没有印象，除了人多确实记不住之外，还因为李教授安置她的时候，她不叫安志薇。

　　她叫安靖。

　　1955年之前的十多年间，杜主任尽管没再见过安靖，叫成了安志薇的安靖嫁给李教授之后，也从没认过他这个同学，他却是认得她的。她跟李教授结婚的第二天，他就把她认出来了。

　　杜主任毕业于内迁的中央工业大学，在重庆化工学校教书，渝州文理专科学校建成后，他被抽调过来，进了生物系，算是充实初创学校的师资。1955年6月，李教授有了第三次婚姻，作为学校的创始人之一，又是学界名流和学科带头人，学校想出面为他操办婚宴，被李教授谢绝了；系里要为他操办，同样被谢绝了。李教授说，事不过三，我已经顶格了，该知趣了，悄悄结婚就行了。

　　他态度坚决，只能由他。但系里的同事还是在他婚后次日，相约去他家祝贺。

　　李教授当时就住在银杏坡。那时候住房紧张，许多拖家带口的教师，都是几家人搭伙住一个套间，早上起来进厕所，要排很久的队，碰上肚子不争气的话，简直憋死人，甚至有人在外面大呼救命的，而里面的人还没尽兴，免不了边起身边咕哝，由此产生了一些摩擦；做饭也是矛盾的根源，大家的时间都紧，谁先做？谁后做？弄到后来，谁也不进厨房，各家准备一个煤炭灶，摆到走廊上去。那真是乌烟瘴气。李教授住在银杏坡，相当于住别墅，是学校对他的特殊照顾。

　　那天李教授听说有同事来，便借来凳子放在院坝里。同事坐了一阵，还没见新娘，就对李教授说：

　　“你还是让我们认识一下吧，不然她以后到办公室去，我们还不知道是大教授的夫人呢。”

　　系里真没有人见过她。给李教授介绍的媒人，也是校外的。

　　李教授就朝里喊一声：“你出来倒杯茶呀。”

　　她出来了，穿着旗袍。那时的重庆，已没有几个女人穿旗袍了，穿旗袍的女人都在日本投降后回北平去了，回上海去了，后来又有一些跑到台湾去了。同事噢嗬一声，恭维她的年轻漂亮。但杜主任没恭维，这不是因为她本身并不漂亮，而是她刚在门外一站，杜主任的嘴就像被弹簧撑开了：

　　这不是安靖么！

　　他没敢认，直到她走到他面前，他才叫一声：

　　“老同学。”

　　她没回应，把茶倒好，递到他手里，说声“慢用”，就给别人倒茶去了。杜主任很难为情，一是怕认错了，二是怕别人听见，以为他要跟大教授攀关系。幸好没人听见，大家都在热火朝天地聊。

　　当然，最让他难为情的是：他并没认错，她也听到他打招呼，就是不想认他。

　　杜主任说，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确是不想认他。

　　那时杜主任还不知道她叫安志薇了，是几天后听同事谈起才知道的，但他说毫无疑问，安志薇就是安靖，安靖就是安志薇，这两个人是一个人。安志薇在南开中学没读到毕业就退了学，可她的样子他是忘不了的。班上同学，最忘不了的人就是安靖。虽然她那时候胖乎乎的，有段时间还胖得一塌糊涂，现在瘦了，瘦得都敢穿旗袍了，但眉眼和气质是变不了的，人的眉眼和气质就跟掌纹一样准确。

　　杜主任说，安靖——就叫她安志薇吧——是个爱出风头的人。

　　那时候，日军在武汉的W基地刚刚建成，还没有携带炸弹、燃烧弹和毒气弹飞往重庆，重庆这片土地上，呈现出偏安之地共有的景观，人们抓住每一个白天和夜晚，急急忙忙地抢生活。

　　在这大背景下，又分出两个群体、两种态度：土著民的态度，下江人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