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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底下》(22)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2年11月13日14:34 来源:中国作家网 罗伟章

  在她倒下的同时,血喷出来。血把雪烧出不体面的窟窿,血让雪变了颜色。变色本身,就是充满刺激的象征。我嫌这刺激不过瘾,当然要踩她一脚,踩一脚不够,就踩两脚、三脚,无数脚,让血像水柱一样冲开,洪水一般泛滥,将城市和乡村淹没,让所有的生灵,包括天上的飞鸟,都闻到腥味儿!

  ——我这里复述给你的,虽不是原文,但我敢保证,大体上是原文。它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

  你说晓洋日记里有记录,我想这是必然的。他怎样描述看了男生乙这份答卷的感受?

  我说给杜芸秋听,黄晓洋这样写道:

  “他闻到了腥味儿,我闻到了焦煳味儿。我的心被烧焦了。办公室里已没有人,我将几张空白纸撕碎,进了走廊对面的厕所,将碎纸丢进马桶,拉了一下悬着的棕色绳索,转身离开。在我身后,炸开‘哗!’的一声水响。我觉得水一直在响,直到走出办公室,下了楼,肥肥胖胖的夕阳照在我的脸上,我还能听见那水声。与此同时,一个困扰我多年的痛楚消失了。至少是藏了起来。”

  我对黄晓洋的这段话同样印象深刻,因此能记住。杜芸秋听后,点点头,接着说——

  是呀,他将几张空白纸撕碎,这是很有意思的。那几张空白纸,成了男生乙那份答卷的替罪羊,对答卷本身,他不仅没撕,还放在我们卧室的书桌里,保存得好好的。几天之后,我拉开抽屉找笔用,看见三份答卷整整齐齐地叠着,只有男生乙的答卷上才画了一个大大的红“√”。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没有这个表示赞赏和肯定的符号,是他后来反复阅读后给出的评判。

  这怎么解释呢?你能理解他吗?联系到你说他在日记中写的,“一个困扰我多年的痛楚消失了”,我觉得至少可以获得一种暗示,仇恨——我可以使用这个词吗?他的多愁善感和无处不在的谅解里面,包裹着仇恨。“当埋葬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妈妈时,我们和他们,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跳跃的心脏和停跳的心脏,只有一线相连:共同的仇恨!”这是剧作家宋之的面对日军暴行写下的宣言,晓洋如果生在当年,他一定会写下类似的宣言,他的骨头上刻满了字,每一个字都与仇恨有关。

  可他表现出来的,拼尽全力要去实现的,都与仇恨的性质完全相反。那时候,每届学生毕业,辅导员都要征求各学科老师的意见,晓洋给了男生乙最差的评语!

  他不会调和,他撕裂自己,宁愿把自己变成受虐者,去背负不该由他承担的责任,也要把骨头上的那些字抹去。我这样说,好像我理解他了,不,远不是这样的,否则我也不会把他留下的文字交给文博,托文博请作家来写写他(文博请到了你,我很高兴,我觉得我们谈得很愉快)。他的那个痛楚并没有消失,也几乎没有“藏起来”过,他不允许自己轻松,在他那里,轻松差不多与平庸等同,因此,受虐本身也成为神圣的了。如果他没把自己拴在载荷沉重的大车上,就觉得自己是在脱离地面,虚度光阴,浪掷生命,而这辆大车是否真的需要他拉,他能不能拉动,都不是他考虑的。

  第十三章

  明月河这篇文字虽然出现在黄晓洋的日记本中,但没注明日期,《明月河》的标题,也是原文就有的。

  “你姓黄?”

  吓我一跳。原来是安伯母。她的怀里抱着那只猫。

  我说我姓黄。我为什么这样紧张呢?

  “你说普通话,我以前也说普通话,几十年不说,现在都不会说了。”

  “是……我听李教授也说川话,只偶尔夹杂一个普通话的发音。”

  “你是……”

  “我是南京人。”

  “哦……”

  “我曾祖父黄明焕,跟李教授做过邻居,那时候李教授还在南京的中央大学。”

  她枯瘦的手抹着猫背,猫半眯着眼睛,静静地享受着主人的爱抚。

  “你去过我家无数次,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你曾祖父曾祖母,好像你没有祖父母,也没有父母。”

  “我祖父叫黄诚,父亲叫黄伯勇。我还有个大伯,叫黄伯道。”

  她沿着河堤往前走,也就是往河的下游走。垂柳柔软的枝条在她肩头次第滑落。

  我跟上去。没走多远,就看见那只白鹭。和我第一次见到它时一样,孤孤单单的,一动不动的,站在河心,任冰凉的水从胸脯底下漫过。

  她怀里的猫,发出低沉的声音:“呜——呜——呜——”

  我说:“它看见白鹭了。”

  她说不,它闻到了同类的气味,它是在跟先走一步的伙计们打招呼,算是拜个码头。

  这么说来,河岸边这块五米见方的平地,就是她埋那两只死猫的地方了。倒是看不出痕迹,春去秋来,杂草丛生。这两天正值倒春寒,尽管没有风,草梢却在瑟瑟颤抖。近旁一株野樱桃,白花满树。

  知道了我大伯就是黄伯道,她怎么没有一点儿波动呢?

  或许,因为病过那一场,她把什么都忘记了?

  我又曲曲折折地提及旧事,说到中央大学、南开中学,还说到文德茶馆。

  她终于问我:“你知道当年的文德茶馆在哪里吗?”

  并不等我回答,她的手指向河面,划拉了一下。

  “这里以前不是河?”

  她说不是,这里本是一条狭长的平坝,1957年,才将一条散漫流浪的无名河改道,让它路经文理学院境内,注入嘉陵江,工程完结的那天夜里,明月当空,因而给它取了这名字。

  没有明月河的时候,平坝上树木疯长,藤蔓断日,是鸟雀和小兽的乐园,还有丈多长的乌梢蛇、鲜艳迷眼的菜花蛇,这些冷血动物,如果抓不到鸟、鸟蛋、老鼠和兔子,就以同类为食,彼此缠斗和吞咽的景象,连上帝看了也会打摆子。不过,谁知道呢,她说,也可能上帝喜欢它们这样,上帝坐着龙椅,喝着小酒,背后站一群嫔妃媵嫱和文武百官,看下界怎样同类相残,就像看一场戏。

  30年代中期,她接着说,平坝被打理出来,很规整,从那以后的十年间,这里开着许多家茶馆,其中文德茶馆最为有名,既喝茶,也唱戏,门楹上贴着两副对子,一说喝茶,一说唱戏,说喝茶的平淡无奇,说唱戏的很有意思:“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

  对文德茶馆为什么有名,我是知道的,但我装着不知道,说:

  “书上讲,在当时的茶馆,大多是又喝茶又唱戏,传统川剧和新编抗战剧天天在大小茶馆上演,与街头剧、活报剧形成室内外两大群众剧场,其中《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

  她的肩膀抖动了一下,迅速掐断我的话:“文德茶馆有名,主要因为它是考客们的聚居地。”

  考客大都很穷,破衣褴衫,白天在茶馆里读书,饿了,去外面买块烤红薯,甚至有连续两天只用茶水充饥的,肚子饿得痛,又胀得痛,胀得尿脬风车样转,也不敢去放掉,怕放掉了更饿,实在没法,才走向尿桶。尿桶离门不过五六步远,挨挨挤挤地排着,用两面破晒席围住。尿桶里的颜色,跟茶杯里的颜色很相近。要是多人同时进去,放尿的声音有瀑布那么响。考客晚上也睡在茶馆里,不怕脏衣服,睡在地板上,怕脏衣服,就花五毛钱,租条巴掌宽的凳子,像挺尸那样睡在凳子上(茶桌是不会让你睡的)。天气暖和的话,还睡在茶馆外面,夜里进城掏粪收尿的农人,担心露气伤了他们本来就瘦弱的身体,有时就把自己粘满粪水的围腰解下来,盖在他们身上,同时嘟囔一声:“造孽哟!”

  “那时候啊,”她接着说,“有个女学生,在文德茶馆见到了一个带着二胡和手风琴的考客。”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说:“那个考客就是我大伯。”

  她一点也没吃惊,沉默着,小步小步地走着。

  她的体态这样细瘦,腰板这样挺直,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那个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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