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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底下》(20)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2年11月13日14:34 来源：中国作家网 罗伟章然后他转过身，拿起了放大镜。
安伯母抱着白猫，打开了门。这是逐客令。
我再次观察安伯母的表情。她低着头，没有看我，也没送我出门。
李教授最后那句话，似乎透露出，关于我曾祖母的死，他也听到过一些说法，但他并不关心那些说法。我承认，他的话伤了我的感情。但我能够理解。他是想表明，曾祖父和曾祖母都看见了敌人，而重庆人遭受着来自空中的大屠杀，却自始至终没看见敌人——他们连看到杀人者面孔的机会都没有就死了。只有一次，一架执行轰炸任务的日机中弹之后，坠毁于距重庆20公里外的江津，德容照相馆派人去给日军死难者照了相，并以奇低的价钱把照片向市民出售，他们才在照片上看到了敌人。
看不到敌人却被敌人屠杀，这是侮辱。
从敌人的方面说，面对面杀人和从空中杀人，感觉是不一样的，在空中操纵投弹杆，就像操纵汽车变速器，杀人者看不到数千米高空下的生灵涂炭，听不到大地上痛苦的呼号，闻不到尸体烧焦的恶臭，是极端失去知觉的战争行为，因而感觉不到自己在杀人，甚至觉得自己没有杀人。正所谓犯罪者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现场，而犯罪者却并没有到过现场。
李教授所说的“幸运”，是觉得曾祖父母的死，必定在刽子手心里引起厌恶、焦虑和恐惧等等情绪，要说价值，这也构成微弱的价值，而重庆人的死却一文不值。
我理解他的意思，但我要求证的，不是这个，我想知道：杀人者除了厌恶、焦虑和恐惧，还有没有别的？战争可以消灭很多东西，但我坚信，它不可能摧毁人心中全部的柔软地带。人心是一部水底春秋。战争的历史同样是人心的历史，在战争中去考量人心，是险峻的道路，但也可能是最近的道路。
难道李教授也跟别人一样，觉得这种探索是没有意义的吗？
三天前，我才从《山城周刊》的“掌故”栏目中，读到一篇文章。文章从一张照片说起。照片年代久远，印刷出来，已很不清晰，但看得出是群死难者，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数一数，七个。
——他们就是坠毁江津那架日机上的机组人员。
当时，即1939年5月25日晚，日机利用月明对重庆实施这天的第四次空袭，向市街东部的军事委员会行营投下密集的炸弹。我空军四架飞机奋起迎敌，市街周围，特别是江岸外国人居住地附近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也猛烈开火，一架日机中弹，操纵系统失灵，向武汉W基地相反的长江上游飞去，迅速在江津境内的农田中坠毁。(日媒体报道是：“我一架飞机中弹，勇敢地突入敌阵自爆。”)当地百姓从四周赶来时，已无一个幸存者，他们把尸体拖出来，朝尸身吐口水。
然而，发泄是短暂的，因为死去的敌人也是这般可怜：茫然地瞪着双眼，肋骨剑一般刺出，有人还烧得脸都没有了。在遥远的岛国，他们也有父母兄弟、妻室儿女，他们的亲人在盼着他们回去……百姓将从残骸中搜出的八份地图册和飞行员日记，交给前去处置的重庆防空司令部领导，然后，把七位死者装进棺木，像埋死人一样，庄重地把他们埋进了黄土。
文章的作者说，这张照片，是他母亲留下的。重庆遭受一、二轮空袭之后，他母亲就随父母避到了江津，亲自去了日机坠毁的现场，后来又从德容照相馆买下了这张照片。当时许多人都买了，但大多丢失了。日本并不因为中国人庄重地埋了他们的死难者，就不再侵略中国、不再轰炸重庆。还有二万余枚炸弹是为重庆准备的。每个白天，每个夜晚，重庆人都像背着飞机在跑。命都顾不上，哪里还顾得上一张照片。但母亲却把照片保存下来了。她是把它跟自己的结婚照放在一起的。
母亲去世之前，郑重其事地把照片交给了儿子。她对儿子说：
“我当时小，看到大人吐口水，我也吐，但总是吐不到尸体上去。我丧气得很，觉得自己笨。可后来，当我拿出零花钱买下这张照片，在照片上再看那群死人，就迷惑起来了。我为啥要吐口水呢？是憎恨？当时我好像还不懂憎恨；是模仿大人的行为？也不对，摸摸胸口，觉得还真有憎恨在里面。反正我弄不清自己为啥要那样做，几十年都没弄清楚。我千辛万苦把照片保存下来，就是想弄清楚，可到今天，我马上就要死的时候，还是没弄清楚。我把它交给你，就是希望你慢慢地帮我弄清楚……”
历史的瞬间，总有那么多相似之处。
但又并不相似。它们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背面。
正面和背面都是面。
它们不是相似，而是相同。
从起点出发，走到今天，很可能走到未来，都一直相同。
——难道李教授会认为探讨一下我曾祖母的死，探讨一下那个日本兵的灵魂，是没有意义的吗？
第十二章
杜芸秋访谈录
你说晓洋称自己看不懂我的画，这是事实。更大的事实在于，他不愿意去懂。要说我对艺术有什么持守，那就是客观、再客观，而作为历史学家，晓洋却做不到客观。我不断向他强调，即便是艺术，客观也具有不可比拟的力量，他却厌恶“客观”这个词，说他写《南京第十三》的最大收获，不是给他带来了声誉，而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世间没有客观。他说，披阅古今中外的史籍，会发现，对同一事件，常常有着截然相反的解释。因此，事件不是以事件本身而存在，事件存在于解释之中。
他的这种史学观，使他自身陷入了纠缠不清的泥潭。
他不停地怀疑，而每一次刚刚起了怀疑的念头，他又提前把某些东西谅解了。
你听明白了吗？我是说，他带着善良的愿望，事先挖好了一口井，并企图把他眼中所见、心中所想的河川和涓流，都引入这口井里。历史上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个人生活的感情问题和行为问题，都被他纳入道德问题来加以审视。这样做带来的后果，基本上是灾难性的。
你不能因为那个日本兵在曾祖母背上踩了一脚，就丧失对人类的全部信心。
也不能因为他开枪前叫了一声奶奶，就抹掉所有的残酷和阴暗并获得拯救。
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改变不了世界的面貌。
但他与这个细节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说真的，我很为他担心。这辈子，我好像只为他担心过。
尽管我父母那时候年事已高，但他们身体强健(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人，到老年往往强健)，女儿晶晶当时在读幼儿班，幼稚园就在文理学院里面，离我们家很近，连马路都不怎么过，接送都可以免去的，中饭和晚饭，都在学校吃，至于早饭，母亲几乎天天过来给她做——晓洋已经离开了杏园的单身宿舍，分到一套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供我们一家三口居住，距父母的住处只有六七百米远。母亲不过来也无所谓，楼底下就有卖早点的，都是教职工家属在做，比较放心，花块把钱，买杯豆浆，加个茶叶蛋，就足够了。晶晶在读幼儿班的时候就知道保持身材了，叫她多吃她也不干。
对父母和女儿，我都可以放手，倒是对年长自己五岁的丈夫，老是牵心挂肠。
每天回到家，他都要给我念书，还要逼着我跟他讨论。都是他从书上挑选出的细节。比如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有一阵回到老家，住在奉化溪口的“慈庵”，时常唉声叹气，夜间似做噩梦，大声说梦话，侍从官还常在深更半夜听见他卧室里发出“”之声，不敢大意，又不敢擅自闯入，只能紧贴门缝，仔细听，结果是蒋介石在祷告。当时的蒋介石，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境？诸如此类的吧。我开始听得兴致勃勃，后来就有些怕了——不是厌烦，是怕。更确切地说，是担心。
只要有空，他就在李教授三顿饭后的休息时间去拜访他，但李教授的思想是跳跃型的、穿越型的，细节在他那里并不重要，涉及到晓洋的曾祖父母，也只讲他们的生，不讲他们的死。
我昨天对你说过，晓洋对曾祖母的死也征询过我和我父亲的看法，父亲的全部看法就是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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