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17)

　　我和他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但距离比较远，我站起身，把水杯往他面前推得更近些，并顺势挨他坐下了。那时候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是怎样把头一歪，靠住了他的肩头，我是说不清楚的。我翕开嘴唇，等他。他呼吸急促，但没有动。空气潮湿。我抱住他的脖子，吻他。

　　一切都是我主动的。主动的反面是被动。我在主动当中也奇异地感觉到了自己的被动。这感觉是怎么产生的？……作为学画的人，我深知最容易打动人的，是“物理性”的顺当、妥帖、安定和松弛，而晓洋身上缺少的，恰恰正是这些。

　　两人冷静下来，他才告诉我，他昨天就到了。

　　“为啥不来找我？”

　　这时候我是在他怀里，问话的声音很轻，却有了控制的意味。

　　他说：“我要先安顿好啊，学校照顾我，给了我一个单间，尽管只有壁橱那么大。”

　　“在哪里？”

　　“杏园。那里至少住了二十个单身教师，我在四楼，从天桥过去，从左至右第五间。”

　　我听得有些糊涂，猛一下从他怀里支起身。

　　他说：“我调到这学校来了。”

　　是的是的是的，你说得对，礼物，对，礼物……他就是给我送礼物来了……

　　(杜芸秋连续摇了几下头，左眼和右眼交替被头发遮住，又交替露出来。)

　　一个多小时后，他起身要走。

　　我说你不等我爸了？

　　他笑。

　　我也笑。

　　第九章

　　致父亲的信

　　爸，我在重庆一切都好，你们放心。

　　安伯母的病已经好了，而且我今天去了她家。我去过两次，第一次没能进门，安伯母听到敲门声，刚把门打开，二话不说，就推着我后退，她也跟着出来，又把门轻轻带上。她家的房子，呈横着的“凹”字形，门开在缺口的顶部，因此我和她是站在巷道里。她说你找李教授？我点了头。

　　“不行，他正在工作。”

　　你说她说话带股涩味儿，但我没听出来。她现在说的是川话，我听谁说川话都差不多，一个腔调。

　　李教授工作的地方就是客厅，如果是热天，我进入院坝就能看见他坐在窗下的书桌前，现在不行，窗子关上了，还拉上了深蓝色的窗帘。重庆的冬天真冷啊。我简直没想到会冷到这种程度。入冬以来，雪倒是没下，霜却勤快地降临，清早起来，地上一片白，其中有两天，白霜变成黑霜，花园里顽强的小草，经黑霜一打，再也扛不住，都烂掉了，像被人跺了几脚，又像放进锅里煮过。

　　安伯母又对我说：“从起床到睡觉，他只在早、中、晚三顿饭后各休息半小时，你要找他，午饭过后再来吧。”

　　可“午饭过后”是一个十分不确定的概念。我问他们家一般几点钟吃午饭。

　　“12点。他吃10分钟。”

　　我像是到了火车站或者飞机场。火车和飞机有时也要晚点，看来李教授比它们都准时。

　　在明月河见过安伯母那么多回，我以为她会认出我来的。但很显然，她对我没有丝毫印象，她那时在病中，对自己干了些什么，也可能完全不记得了。我很想告诉她，我的父亲是谁，大伯是谁，但没敢把这话说出口。等合适的时机吧。

　　只是，即便告诉了她，也不一定有什么意义。

　　那次我给大伯说我找到她了，大伯的反应是很怪的。他在里屋给二胡上松香，我推门进去，他就感觉到我有话要对他说。当听说她在，大伯瞪我一眼，站起身，在屋子里转，转了好几圈，才回到座位上，问我：“她在哪里？”我说了地方。“当校工？”我说不是，是当家属。“好……好……她过得好吗？”我说大概不算很好，她成天自言自语，还常常去河边烧信。大伯的眼睛有些湿润，问是写给谁的信。我说写给谁不知道，看上去她是在怀旧，要是她能跟她怀念的人见见面……听到这里，大伯眼睛上的那一点湿很快不见了，激动也消失了，显出完全与己无关的神态，说：

　　“她想见的人，永远也见不到了。”

　　说完他用指头蘸上茶水，在书桌上接连写了三个“不”字。

　　幸好我没说安伯母的丈夫是李教授。

　　我是在丢下那个话题之后，才转弯抹角提到李教授的，结果大伯认识他，对他很尊敬，说李教授这一生，是由“事”组成的，想事、说事、做事，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剥夺他想事、说事和做事的权利。在中大时，他出门爱带雨伞，可真的下起雨来，哪怕是瓢泼大雨，他也记不起把伞撑开。那是他在想事。1942年8月，他站在小龙坎一座桥上，空袭警报响了三次，日机的声音一声比一声重地传来，轰、轰、轰……人们扶老携幼，朝防空洞奔跑，他却脚底生根，因为他在说事——他正跟一个姓环的教授激烈争论：小鸡出壳就知道啄食，究竟是本能还是在胚胎内就经过了训练？那次不知什么缘故，日机胡乱扔下几颗炸弹，然后俯冲下来，打了一阵机关枪，就飞走了，他便跟环教授一直站在桥上争论，从头天傍晚，争论到次日早上才分手。

　　至于他做事的时候能不能打搅，就可以想见了。

　　——难怪只要他在工作，安伯母就不放我进去。

　　大伯为什么会说安伯母想见的人“永远也见不到”的话？为什么要写那三个“不”字？

　　一切都只有猜想，都只能等待。我很赞同妈说的那句话——妈没有多少文化，但她说的话总是饱含哲理，有次我听见她劝对门的桂大姐，桂大姐当时正死心塌地地跟张大哥闹离婚，妈也觉得张大哥太对不起桂大姐，婚应该离，但闹到法院，判决书老也下不来，妈就对桂大姐说：

　　“你急什么呢，人这一辈子，多数时间不都是在等吗？”

　　如果我把我的身份说给安伯母，她会有什么反应？这是我要掂量的。

　　我也只能等，等恰当的时机。

　　但愿这种等待是有意义的……

　　我现在吃饭，星期天去杜主任家里(为什么这样，以后再告诉你们)，平时吃食堂。今天我午饭也没敢吃，在宿舍等到差5分到12点，又往安伯母家走。从我住的杏园到他们住的银杏坡，需15分钟左右，上午我专门掐算过的。我12点9分到，又等了一分钟，才敲门。

　　李教授果然放下了筷子，噙了口茶水，去卫生间漱口。

　　安伯母见我来，也不再吃了，赶紧收拾。

　　他们的这个家，实在太简陋了，不仅藤椅是破的，沙发是烂的，连李教授的那张书桌，也癞疤癞壳。倒是收拾得很干净，看上去到处都是灰尘，用手一摸，才知道是旧，不是灰尘。这显然都是安伯母的功劳。李教授哪有那个时间哪。

　　对我的到来，李教授很欢迎，请我坐，让安伯母给我倒水。

　　安伯母得了那场“多话症”，而今就变得无声无息的了，倒水、收碗、擦餐桌，都是无声地干着。我估计这就是她的正常状态。她是不是压抑得太久，才有了那长达一个季度的爆发？她的生活空间十分狭小，脚下的路，是从银杏坡到明月河，再从银杏坡到校门外侧的菜市场和百货店，就那么两条。她自己剪发，所以连理发店也不去。据说，自从嫁给李教授，她就一直走着那两条路。她没有第三条路。李教授从不逛街，他没有时间。安伯母也不逛街，她的时间太多了，弄不清去哪里逛。非但不逛街，她恐怕不知道从银杏坡到菜市场，要经过运动场和游泳池，也不知道从银杏坡到明月河，沿途有爬满青藤的老楼房，有长年滴水的天然石壁，有破石而生的黄桷树，有形如蛋壳的喜鹊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