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21)

　　“哦，你曾祖母是个好人啦，那个日本兵……唉，那个日本兵……”

　　至于我，当然知道他最希望得到的答复(不是答案，他知道我们不可能给出答案)，这答复是：“肯定叫了她一声奶奶。”理由也是有的，要想杀她，随时可以下手，不必等到很少人出动的下雪天，更不必等到她倒在雪堆里起不来的时候，那个日本兵是为了结束她的苦难，才朝她后脑开了一枪；兴许，在大海那边的岛国，他也有一个奶奶，由此及彼，心生悲怜。

　　我可以这样说，但我不能说，原因很简单：我不能助长他的多愁善感。

　　多愁善感对艺术也是伤害，更别说对科学。

　　人总是需要突破口的，在李教授、我父亲和我这里找不到，他就把问题丢给他的学生。

　　晓洋给每届学生上的第一堂课，必是告诫他们：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如果缺少了来自“人”这方面的热情，都不会有大的作为；只要理解了一个时代的人，也就能理解另一个时代的人，而且希望理解另一个时代的人。他说我们是学历史的，当然就从历史中去探究人。接着，他开始讲述发生在1938年冬天的那个故事。简要地叙述完毕，就说到那个细节，事实上是两个细节：踩了一脚(开枪后)，叫了声奶奶(开枪前)。他没点明那老太婆跟自己的关系，只是问学生：

　　“你们从这个故事中想到了什么？”

　　学生回答不出来。他说回答不出来没关系，你们下去好好思考，思考成熟了，就写成作业交上来。

　　因为没明确说是作业，学生便有理由不回答。他们绷圆了的青春，似乎与思考这个词相悖，思考需要停下来，而他们停不下来。学习之外，要游玩，要交友，要恋爱。问一问那些来重庆念大学不到三个月的学生，只要父母给了足够的钱，就一定把重庆周边的景点跑遍了。恋爱和交友花去的时间更多，特别是恋爱，那是天底下最不计寒暑也最不知疲倦的活，爱情叮在他们的耳朵上，咬住他们的腿，爱情催促他们跑来跑去，所以没有时间思考，更没有时间把思考写成文字。

　　但后来的有一天，真有几份作业交给他了。

　　他把它们拿回家，让我看过的，所以我知道。

　　共三份，两份男生的，一份女生的。两个男生，我就用甲乙称呼吧。

　　男生甲说：如果我是那个日本兵，看见老太婆倒下了，我过去悄悄叫她一声奶奶，再呼喊同伙：“快来看哪，这个老太婆又刺我们来了！”同伙跑出来，围在她身边，有说有笑地看她在雪地里挣扎。这时候，我很后悔，我应该先把她扶起来……坏人，只是对于某些目的而言才成其为坏人……

　　女生说：是那场雪促成了老太婆的死。我从小生活在水边，知道水会引出多少人间故事。雪是凝固的水。别人看到雪，说那是雪，我看到雪，一开始就知道是水。被赋予了颜色的水。如果没有那场白水，很多没有发生的事情会发生，发生了的事情却不会发生。白水是所有事物的原因。

　　接下来，女生用长达两页的篇幅，论证水(包括雪)是如何改变和引领着历史，特别是战争史，从赤壁之战说到甲午海战，又说到二战，认为日军奇袭珍珠港，德军深陷暴风雪，都是水的缘故：不是水造成了战争的结果，而是水让日军在那个清晨出动了飞机，也是水把德军带入了绝境。兵圣孙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把关于水的思辨融入了自己的战争学说；毛泽东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总是以水为媒介论述战争，比如“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看到这篇文字，我笑了，觉得这个女生真有意思，而且读了那么多书，实在罕见。但是，她和男生甲的答卷，都明显文不对题。接着，我看第三份，也就是男生乙的答卷。

　　第一句话就像子弹一样朝我射过来：

　　“那个老太婆活该！”

　　这句话单独成段。

　　我点上一支烟。晓洋坐在我旁边，也点上烟。点烟的时候，他的手在抖。

　　男生乙引用了一句毛主席的话：“战争本质即战争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然后他说：

　　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中国老太婆，枯瘦如柴，弱不禁风，既无法保存自己，更无力消灭敌人，这是勿需说明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让人愤怒的是，她连消灭敌人的想法也没有！她拿着剪刀去找鬼子拼命，面对鬼子的胸膛，却不用刀尖，而用刀把，鬼子帮她把剪刀掉转方向，她却哭着走开，这哪里是拼命？这分明就是示弱！如果我是那个老太婆，戳不穿鬼子的胸膛，也要戳穿他的眼睛。鬼子蹲着马步站在她面前，胸膛离她很近，眼睛离她也不会远。再退一步，戳不瞎眼睛，也要在鬼子身上留下伤形。那伤形是一个中国老太婆留下的，对整个抗战来说，也是一个局部的、小小的胜利。

　　但我不喜欢说大话，我讨厌大话，我之所以认为老太婆必须那样做，并非让她去想整个战局，去想南京人民是怎样在遭到屠杀和强奸，我只让她想想她的丈夫。她丈夫是中央大学名教授，是靠头脑活着的人，而鬼子偏偏削掉他的脑袋，让他的脑袋和身体分家，让他的脑袋和身体各死各的。

　　这不止是一种死亡，还是一种象征。

　　日本的侵华战争，许多人都只看到灾难，看不到象征。其实日本人从头至尾都在玩象征，杀人、放火、活埋、强奸、来自空中的无差别轰炸……统统都是象征。黄老师你给我们讲，有个鬼子兵见一个拄着拐杖逃难的中国人，用自拍相机给他和逃难者照了合影，然后他一枪把逃难者刺死，又给自己和逃难者的尸体照了合影，这难道仅仅是一次杀人事件吗？难道我们看不出其中的象征意义吗？

　　那个龟儿子鬼子兵，简直是了不起的死亡艺术家！

　　我们老是说，日本侵略中国，是一小撮军国主义者搞的，日本人民受了蒙骗，真是这样吗？之前的不说，单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日本蹂躏中国总计5107天；从七七事变算起，总计2958天，这么长时间过去，日本人民怎么一直不醒啊？

　　因为他们不愿意醒，他们早就爱上了这种“虔诚的暴力”。

　　更有力的事实在于，1945年8月15日中午，当日本人民亲耳听到裕仁天皇“终战诏书”的广播时，痛哭失声，纷纷跪倒在二重桥上。

　　为什么哭？为什么跪？因为他们还没把象征玩够啊，还想继续玩下去啊，怎么就“终战”了呢！

　　面对如此场面，我们还认为只是“一小撮”，就没有资格做日本这个可怕民族的邻邦。

　　当然，不只是日本。在一个邪恶政权的领导下，谁都会做出可怕之事。二战时期，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被一些“宽厚”之人认为是少数极端战争贩子所为，事实上，从医生到歌剧演员，从老师到逃学的学生，都曾是屠杀犹太人的帮凶。起码有20万德国和奥地利的“普通人”是罪行的执行者，不同宗教、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人，都有。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来自维也纳、名叫马特纳的小警察，1941年在白俄罗斯参与枪毙二千余名犹太人后，给他妻子写信：“执行第一车人时，我的手还发抖。到第十车，我就瞄得很准了，很镇定地把枪对准很多很多的女人和小孩，还有很多婴儿。我自己有两个小宝宝在家，可是我想，我的小宝宝要是落到眼前这批人手里，可能会更惨。”

　　马特纳是诚实的，他说得没错。

　　如果我是1938年腊月23日南京城里的那个日本兵，我必定会枪杀那个老太婆。当然，开枪之前，我不会别过头去，更不会叫她什么“欧巴桑”！——别幻想了，当仁义、善良和美好根本就不存在的时候，一切关于它们的幻想，都是软弱——我就把枪口顶住她后脑，看着她在雪地上挣扎。我把看她的挣扎也当成一种象征。当我完全理解了这种象征的内涵，她快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我再开枪。

　　砰！她再次倒下。不是她主动倒下，是我让她倒下。我想让她倒下，她就必须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