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19)

　　当时的重庆政府——李教授说，是一个饥饿的政府，啥都缺，啥都没有。抗战刚打一年，自洋务运动以来惨淡经营的近代经济设施，包括70%以上的工矿企业和教育基础，就毁损殆尽。到1940年，国力更是江河日下，为保证供给，只能“田赋征实”(不收钱，只收粮)，还“田赋征借”(向民众借粮食)。国家这么难，某些官员却把军需当成自己的家庭账房，一面向政府冒领饷项，一面向地方勒索财物，名为供应前线，实则中饱私囊。“国难”这个词，在他们那里成了一个吉祥如意的名词。

　　官僚集团如此不堪，统帅是推卸不掉责任的。介公(李教授这样称呼蒋介石)忙碌了一辈子，最终闹到仓惶辞庙，不是没有原因。但首先说，在抗日大局上，毅然迁都、枪毙韩复榘、行刺汪精卫，都表明了他的决心。日军对陪都狂轰滥炸，企图瓦解他的意志，他的回答是绝不屈服。轰炸后那么混乱的局面，他还和戴着麦秸草帽的夫人，走上街头，安慰民众；夫人的专车，也贴上了难民运送车的标牌。为报复他的强硬，日军袭击他浙江溪口的故里，蒋经国的生母被炸死，经国夫人的华语老师，一条腿飞到了邻家的屋顶上。对此，介公的回答依然是那句话：绝不屈服。

　　他兼任中大校长期间，党政军务那么忙，还常来中大巡视并发表抗战演说。到了吃饭时间，就去学校食堂用餐。他的饭量很大，一口海碗，要吃两碗。每当他吃过，学生都去抢那口碗，留作纪念。从饭厅出来，正对松林坡，是中大的“民主墙”，学生自治会的选举公告往墙上贴，各大群社，包括个别师生，对时局和政府有了看法，写出来也往墙上贴，披沥陈词，针锋相对。介公吃饭出来，会站在民主墙下看一阵，看到对自己不敬的言词，也不言声，眼睛跳动几下，又继续往下看，并不追究。

　　那时候他还有那样的胸怀。

　　后来，特别是皖南事变后，他的心胸才变得越来越小：查禁报馆书店，搜捕“奸党分子”，推行党化教育；在空袭的慌乱中，有人掏手绢擦汗，也会被当作是向日机发号，遭到当场射杀。

　　南京沦陷后，确有日军(包括后来的汪精卫)安插的间谍，混迹于难民到了重庆，其中最著名的“独臂大盗”，竟当上了重庆某高射炮团团长，利用赛珍珠《大地》一书，编制密码，向日军透露我防空机密，包括高射炮的射程，但这部密码很快被美国人雅德利破译了，“独臂大盗”也被收拾掉了。退一步说，就算间谍还在活动，也不可能掏手绢擦汗、放个冲天炮、拿出小镜子朝天上晃一晃，就能向日机发信号。其实他们也明白，只是以此为借口，威慑民众，围剿异己。介公好像并不懂得，作为统治者，有异己是福；他也不懂得，你把别人当异己，别人也必然把你当异己，你不容忍别人，别人怎么就该天然地容忍你呢？或许，他懂得这些，只是变得虚弱了。独裁者的出路，就是日渐虚弱。

　　关于抗战，介公有一句著名宣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这本是相当到位的阐述，可问题在于，人家日本要的就是让和平绝望。日本被大洋包围，地少人稠，资源贫乏，自然灾害又多，危机感深重，于是他们维新变法，脱亚助欧。泰戈尔去日本看了，很担忧，回来说：如果日本单纯模仿西方，就可能走上一条征服扩张的道路：野蛮的道路，罪恶的道路。孙中山去看了，也很担忧，回来说：日本究竟是要做西洋霸道文化的鹰犬，还是东方王道文化的干城？但日本人自己不担忧，派了伊藤博文等一大批人去西方考察，学的就是弱肉强食那一套，西方文化中对生命的尊重，完全抛到一边。他们早就把侵华作为国策了。

　　当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抵制日货，当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当1929年出现全球性经济萧条，日本人的危机感更重了，觉得吞并中国，已经是时不我待的事情。

　　明治维新过后，日本人的方向感就非常强，确定了侵略中国，就从没打算改变。冯友兰抗战胜利后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说：“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这几句话印证了日本人的方向感。

　　你介公一个宣示，不可能改变他们的方向；你的人道主义，在敌人那里成了懦弱的象征。

　　你再听听毛主席怎么说：“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华民族需要这样的气魄。

　　除了气魄，还有手腕。对政府和军队的腐败，介公心明眼亮，也曾想尽办法加以约束和控制，可就是控制不了。对自己命令的推行，他常常难以保证。难怪那个叫魏德迈的美国人刻薄地说：

　　“委员长远不能算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仅仅是一群乌合之众的首领而已。”

　　早在抗战之初，就有人指出，某些官员言不离货财，情不离宠赂，必将致士无斗心，民无固志。实事求是地讲，在打日本期间，这些征象虽很显明，却并没动摇根基。那时候国共两党主流上是合作的。重庆对于中国的意义，除了它是战时首都，还因为国共两党在这里“兄弟一般地团结起来，为抗日救国而斗争”毛泽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题词，全文是：“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兄弟一般地团结起来，为抗日救国而斗争，达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之目的，是今日唯一无二之任务。”。介公1938年底率军事委员会从桂林飞抵重庆后，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人也进驻重庆，双方携手，共同筑成抵御外辱、再造中华的中流砥柱。民众也从未丧失斗志，只说当时的学生，许多人因生活太苦得了肺病，医务室天天躺着人，越躺越瘦，不多久就躺死了。尽管这么苦，当政府号召青年参军，病床上的学生把被单一掀，就报名去，真个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可日本终归不可能打一百年。

　　把日本打完了，国民党腐败造成的恶果，只用四年时间就从树上掉下来，烂成了一包渣。

　　咋不烂？团长以上个个贪污！我这还是相当客气的说法，其实自上而下是烂透了的。只要手中有一点权，就让权力发酵，见到地皮就刮一层，连战地医院的药品，也被他们截留下来，悄悄卖掉。

　　普通士兵呢？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类同乞丐。说衣不蔽体吧，又不对，有时候，他们热天都穿着冬天的制服。军营里，没有任何洗澡设备，也不给士兵发肥皂，身上虱子成群。你可以想象自己被枪打死，被刀劈死，却无法想象被堆拥着的虱子咬死。你去想象一下吧，那该是啥滋味！伙房就在厕所旁边，闻不到饭香，只闻到臭气，喝的水几乎没烧开过。这些肋骨毕现的冻馁之夫，行军几公里，就有人倒下；两个、三个乃至多个士兵共用一支步枪的现象，绝非个别；许多战地医院，没有床铺，很少有毯子和床单，连绷带和纱布也稀缺，更别说药物和消毒器具。就算有一点药，也多是假药和掺过水的。眼病、肺病和性病在军中蔓延，好些人眼睛痛得没法举枪瞄准，却得不到医治。

　　因为挨饿受冻(有时是受热)，士兵成了“掠夺成性的暴徒”。(李教授挥舞手指，打着引号，说：“这是陈纳德将军的话。”)他们每经过一个村庄，都成为清道夫，又偷又抢，老百姓闻之色变。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有过反省：“我们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与老百姓亲密地拉起手来。”为什么这样？怪士兵的偷盗和抢劫吗？不，怪自上而下的腐败。为什么腐败？因为没有民主。介公也在强调民主，可他理解的民主，是民众应该毫无疑虑地追随他们的领袖。

　　军队腐败如此，地方变本加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维持经济变成把持经济，缉拿走私变成垄断走私。就连去现场处理较场口惨案的官员，竟也将死者的手表撸下来，金戒指抹下来，钱掏出来，塞进自己的腰包，红红火火地做起了“空袭生意”！

　　当然，说国民党官员全都是抓拿骗吃之徒，显然是冤枉，但更可怕的在于，你不像同僚那样抓拿骗吃，就坐不稳你的官；而且当时还形成了这样一种古怪的风气：如果你是官，却像普通百姓那样分担国家的政策纲领，就无异于自贬身价。

　　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他们拿着国民党的钱，却为共产党做事。

　　人心向背，早已分明，单在重庆，到1944年，所有进步学生都控制在共产党手里了。

　　也就是说，学生们读着国民党的学校，却把心交给了共产党……

　　——李教授微微抬起头，望着远处。远处就是墙壁。那墙壁已被他石头一样的生活磨得放光。他的眼皮薄如蝉翼。蝉翼之下的两粒眼珠，像游鱼吹出的水泡。等他把目光收回来，半小时的访问时间，就像两支烟那样被烧得干干净净。他并不因为知道我是黄明焕的曾孙就多给我一点时间。

　　他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你曾祖父也好，曾祖母也好，跟当时的重庆人比起来，都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