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孔阳认识李红兵的时候，已经在出版社当了七年的副总编，就是说，他在这个办公室已经坐了七年，但一直没有升上去。办公楼重新装修时，淘汰了一批旧家具，他的椅子也可以换一把，但他拒绝了，心想，既然头上的这个“副”字去不掉，又何必换椅子？简而言之，他不愉快，但也还不至于孜孜以求，寝食难安。当官要当副的，吃菜要吃素的，他就当个副总，写写小说，也没有什么过不去。

李红兵来访前，预先约过，但并没有定下准确的时间，孔阳就在办公室忙自己的事。那几天，他心情不好，原因是他的办公室遭了贼，公文包被偷了。二十几间办公室，被偷的只有他一个：他到第一编辑室开个会，不到一小时，办公室门没锁，回来就发现包不见了。包里昨天带回家看的书稿摊在桌上，这证明上班是带了包的，但确实是不见了。书稿没丢，损失就不算大，主要就是一部手机而已。无论如何还是生气，好像这小偷专门针对他新买不久的手机下了手。他到楼下让门卫调出监控，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好在时间段是明确的，那门卫突然指着一个戴着棒球帽、背着个羽毛球拍包的小伙子说：“就这个不是熟脸。”孔阳问：“不是熟脸你怎么让他上去？”门卫说：“他说喊朋友去打球。”孔阳很恼火，但也不想再骂这个退休了再来拿份工资的临时工。体育馆离办公楼一箭之遥，小偷的这个借口很巧妙。回到办公室，他迟疑了一下，还是给派出所打电话报了警。

李红兵来之前，又打来一个电话。手机一响，孔阳吓了一跳，愣了片刻，这才想起这个手机是以前淘汰了的，包丢了才重新找出来启用，铃声是陌生的。手机里李红兵说他就在楼下，门卫要孔总接个电话才让他上来。孔阳又好气又好笑。他坐在椅子上，把玩着自己过时的旧手机，想想，一抬手，扔到抽屉里去了。李红兵可不是一般人，他是个超级书商，南京两大私营出版巨头之一。年码洋是孔阳这个出版社的十倍。这是个大老板，富豪，如此老掉牙的手机被他看见，要跌份的。孔阳正要去把门先打开，刚起身，门却响了。轻轻的，敲三声停一下，怯怯的，孔阳站住了，顿时想起前天的那个小偷，据推测，他一定是看见哪个门关着，就试着敲敲，没人就进去下手。那种敲门声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小偷？或者是李红兵？

孔阳站在门前不动。门还在怯怯地敲响，如果是小偷他应该转动门把手了，可是他没有。孔阳扬起嗓子说：“请进。”门开了，一个与孔阳年纪相仿的人，伸着脖子点点头进来了。他一进门就鞠躬，不是那种深深的鞠躬，是一路弯着腰小小的一连串的鞠躬，说是点头哈腰更合适。孔阳有点懵，这不是小偷，但也不像是大老板李红兵。这是谁？

那人朝孔阳手一摊，说：“您请坐。”孔阳坐到椅子上，脸上满是疑惑。不过他立即就知道来人是谁了，隔着桌子站着的那人又弯腰来了个正式的鞠躬，自我介绍说：“我是李红兵。孔总好。”说着递来一张名片。名片一点也不考究，素纸蓝字，孔阳手下的编辑，他们的名片至少还是套了色的。手上的名片头衔也只有一个：春晖公司总经理。但孔阳实在不能把眼前这个人同书业巨头联系在一起。不过孔阳也没有失礼，他立即站起身握手，请来人到沙发上坐下，还泡了一杯茶。他做着这一连串的动作，脸上并不错愕，但心里犯嘀咕：这真的是赫赫有名的李红兵么？

但确实是的。李红兵对孔阳的礼遇表现得诚惶诚恐，简直手足无措。对孔阳伸过来的手他是双手相迎；本来已经规规矩矩地坐在沙发上，一看孔阳端来了茶，立即又站起身双手接过纸杯，满脸赔笑。他衣着普通，上身一件夹克，裤子是灰色的，皱巴巴的绝对看不见裤线。到过孔阳办公室的人不计其数，有学界大佬，有发行精英，他们虽年龄、风格不一样，但即便身上看不到一个名牌logo，也都衣冠楚楚，有头有脸；哪怕是昨天进来偷窃的小偷，他也还一身运动装，那个斜挎在肩上的球拍包也蛮酷的。这办公室也进来过专收废书的，他们指着墙角那一堆书，说要不这个也给我得了，那口气也没有乞求，而只是个公平交易的询问——这个李红兵是最特别的一个，他寒酸，卑微。按他的体重，他坐在沙发上，绝对不止陷这么深，可是他正襟危坐，夹克离沙发背有半尺远，双腿显然都在分担体重。脸上的表情也怯怯的，轻声细气，一切都表示他是在求人，而且他求的这个事对他自己而言十分重大，生怕这个“孔总”不肯伸出援手。

他开口说明了来意，几句话后孔阳就看出他思维明晰，表述简洁，水平确实不低，配得上他名片上的头衔，是名片的质地配不上他。只是一口一个“孔总”，让孔阳实在不适应。一个业内响当当的人物，在一个小出版社的副总编面前，如此巴结，谦恭，委实不可思议。他来求的事，说小不小，说大也真不能算大，简而言之，就是要“合作出版”，更直接地说，就是要买书号。春晖公司作为民营书商，要出书，就必须与国有出版社合作，从组稿、编辑、出版到发行，全由春晖公司负责，出版社只收取管理费。孔阳这个出版社此前当然做过这类事情，可算轻车熟路。总编办公室事先已把整套书的选题送给孔阳看过，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这次的合作规模较大，是一套书，几十本，都是中小学教辅用书。孔阳看中的是，规模大，利润也高，至少从码洋上就可以取得一个突破。规模就是体量，孔阳这个小出版社正需要这个，他简直有点求之不得。

看起来李红兵并不明白这个，他的一举一动，一字一句都是恳求，一副求人赏饭吃的样子，似乎合作不成他的公司马上就要倒闭。孔阳不免动了恻隐之心，要知道，他虽然没有跟李红兵合作过，但也听说过李红兵毕业于上海的一所正牌大学，还做过大学教师，并不是那种从收废品起家的企业家，他如此低调，可怜兮兮的，合作的事谈到为难处，还不时恰当地夸一下孔阳，说他读过孔阳的小说，十分敬佩，不等孔阳问他读过什么，他主动谈起读后感，说得头头是道，果然真的读过，弄得孔阳仿佛在面对一个粉丝。李红兵如此恳切，这合作很快也就谈成了。

但是孔阳心里还是有疑惑。李红兵低调得有点触目惊心。孔阳把他送下楼，李红兵嘴里一直说着“不敢，不敢劳您”。上车前还又深深地鞠个躬。他开来的是一辆低档的丰田，孔阳站在楼下，看看自己停着的车，使劲抓了抓脑袋。

人送走了，孔阳就开始走合作出版的程序。上会，报选题之类，都很顺利。这事就算过去了。人上一百，各式各样，他也不再琢磨李红兵这个人。倒是社里此后却出现了波动：副社长出缺，要提一个。对这事，孔阳不能说完全不上心，但比较乐观。他做了近八年的副总编，按理说，轮到他了；全社近百号人，从专业上说，只有他一个是土木专业出身，不客气地说，如果不是他，社里的本业基本就玩不转；更重要的是，他的群众基础不错，好些人主动关心，表示对他的支持，那语气神态，都透露出非他莫属，别人当了他们一定不服。譬如说社办公室主任，女的，上级部门某领导的夫人，就明确说：“你这还不是鼻涕往嘴里淌么，水到渠成！”孔阳真的也就这么认为了，而且他认为办公室主任的话很有水平。孔阳心里原本还有些忐忑，她这句话简直是药到病除。原先他对这主任还有点瞧不起，以为人家是工农兵学员出身，文化不高，刚来出版社在公告栏写个通知，四五十个字，错别字倒有三个，约占总字数的百分之六，远远超过了《出版管理条例》规定的上限万分之一。不知哪个促狭鬼，还用红粉笔在这三个字上都画了圈，实在是过分了。办公室主任丢了丑，从此不写通知，叫办事员打印张贴，搞得公告栏上总是有胶带熠熠闪光。可是现在，人家说的话：鼻涕往嘴里淌，水到渠成，俚语和成语用得多好！

孔阳乐观还有个原因：他的公文包居然失而复得了！派出所打来电话，叫他去取包。不是他报案的派出所，而是夫子庙派出所，他以为是骗子，去了才知道，没人骗他，他的包就在警察的桌上摆着。原来包被扔到那里的一个小巷子里，有人捡到交给了警察。手机和钱当然不见了，但包还在，他的名片盒也在。虽然这包已经脏了，剐花了，不能再用，但这样的事，难道不是好兆头吗？

其实不是，他误会了。小偷都知道要拿最重要的东西，办公室主任能不知道吗？送你个“鼻涕往嘴里淌”，你还真当碗米汤喝下去了，活该嘛！任命下来，办公室主任当了副社长。孔阳不能假装很高兴，只能装作若无其事。想起自己一直还特别注意维护与前主任现副社长的关系，就觉得好笑。人家夸他也是一贯的，说他有才，学的土木，还能写小说，真是才子。他一高兴，还送了一本自己的小说集，签了名送她，签的还不是她一个，是“伉俪”，把人家的领导丈夫也写上了。据传孔阳当不上副社长有个原因，就是他“不务正业”，这个，孔阳认了。于是更努力地写小说，跟副社长的关系很快也就调整好了：下级服从上级，有压力高柱子顶，大家客客气气。副社长的姿态更高，不但客客气气，还比以前更亲热，夸他也夸得更到位，说孔阳的土木专业根基，出版社离不了，是栋梁。他们一个认为对方是柱子，另一个说你是栋梁，几乎是从结构力学的角度彼此欣赏了。

老实说，副社长组稿审稿都是干不来的，她看不出错别字。但她很谦虚，对孔阳尤其谦虚。她干出版时间还短，但闲下来就到孔阳这边，跟他聊聊出版发行，主要是听孔阳说。孔阳忍不住，想到什么也毫无保留。他知道自己有个毛病，就是说起来就收不住，人家还带着请教的姿态来，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别说，聊聊也蛮好的，跟一个外行聊往往更有启发。她出了门，孔阳坐着想想，觉得自己有一些想法，可以写一篇论文，专门针对重大选题策划。想写就写呗，不合他下次又顺嘴说了出来。副社长眼睛一亮，大喜，鼓励他快写。专心写小说的人是看不上这种论文的，孔阳说说而已，并没有真写。副社长很关心，又常常催促他写。她姿态很低，不是领导布置任务的意思，倒像是一种粉丝的期待。孔阳很受用，于是把小说停下来，开始写论文了。这对一个已经发表了一百万字小说的人来说，也真不是难事。

……

（节选自2024年第1期《芳草》）

朱辉，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我的表情》《牛角梳》《白驹》《天知道》《万川归》和中短篇小说集多部，有《朱辉文集》（十卷）出版。曾获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