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学》2025年第6期｜刘庆邦：河东河西（中篇小说）
编者按
《河东河西》是著名作家刘庆邦最新创作的中篇小说，讲述的是上世纪末煤矿工人群体的命运浮沉。标题“河东河西”暗喻命运的无常与循环，小说通过男女主人公从农村走向煤矿、又因时代变迁被迫回归土地的人生轨迹，折射出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困境与精神韧劲。作者笔下的人物并非英雄，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即便遭遇现实捶打，仍以自己的方式努力活着。谨以这部充满历史重量与人性温度的作品，致敬每一个在时代转折处负重前行的平凡生命。
河东河西
// 刘庆邦
一
村里有的青年男人，有幸当上了煤矿工人，离开家乡，到远方的地下去挖煤。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黑煤在地底埋得很深，很深，超过了百尺、千尺，比传说中任何地宫都深，最接近原始的地心。要把煤挖出来，就得往低处走、深处走，而不是往高处走。可是，给人们的感觉，当煤矿工人不是像水一样往低处流，而是像登山一样往高处走。这不是从工作岗位上衡量的，是从人的地位上的改变，也是从身份、待遇、心理上的改变所得出的判断。
不错，这块地方上的人，被一道又一道河拦着，被一片又一片庄稼包围着，被一个又一个矮趴趴的村庄限制着，祖祖辈辈都是农民，风里雨里，春夏秋冬，都是从土里刨食。遇见旱灾、水灾、蝗灾等饥馑年代，有人也曾端起要饭碗，拖上打狗棍，到外乡逃过荒，要过饭。要饭的人并不走远，可能连火车都没看见，只绕了一个圈子，只要没饿死，还会回到其所在的村庄，继续从黑黄的黏土地里刨食吃。赶上兵荒马乱、烽烟四起，村里的青壮男人当兵去了。有的成了战场上的炮灰，一去不返，连一把骨灰都没有留下。有那命大的男人，身上虽伤痕累累，却回到了家乡。他们刚回乡时，身上还穿着当兵时的黄军装。过了几年，军装变色了，穿烂了，给孩子们做了尿布，他们在冬天又穿上了黑色的撅肚子棉袄，下雨天又打起了赤脚，很快被土地同化，完全恢复了农民的模样。
忽一日，外面的人来到农村，要招一批工人。在那个年代，城里人也到农村招过工人，那时招的是纺织工人，去当工人的，有小伙子，也有大闺女。他们去的厂子，被称为“国棉”厂。一个“国”字，使他们的身价顿时增长了许多倍，脸上无限荣光。谁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一到“三年困难时期”，城里要减轻负担，疏散人口，就把他们统统赶回老家去了。这一次要招的不是纺织工人，而是煤矿工人，不是去车间纺纱织布，是去井下挖煤。两相比较，当纺织工人是在城里，当煤矿工人是在山区；前者的工作岗位是在地面，后者的工作岗位是在地下；纺织工人的工作环境是白色的，煤矿工人的工作环境是黑色的；纺织工作比较轻松，挖煤工作要沉重得多，可谓天壤之别。
招工的人实话实说，也是把丑话说在前面的意思，他们一点儿都不避讳说到挖煤工作的艰难、辛苦，甚至还说到了井下工作的危险。他们不怕吓退农村里的年轻人，不愁招不到工人。他们懂得，年轻人被泥巴吸住腿，像被蚂鳖吸住腿一样，当农民早就当够了，一心二心要摆脱“蚂鳖”的纠缠，到外面找点事儿干。他们才不怕吃苦受累呢，只要能走出去，脱掉农民的衣，换上工人的装，累掉腰子他们都乐意。
招工的指标不是无限，是有限的，每个大队只有一个名额。那时的一个人民公社，下面一般辖有一二十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大约有两千多名社员。这样算下去，分给每个大队的一个招工名额，就不是百里挑一，而是千里挑一、两千里挑一，能当上工人很不容易。什么样的人能够得到机会，当上煤矿工人呢？一是和公社干部有关系的人，是公社干部家的亲戚；二是大队支书的儿子；三是比较年轻的大队干部；再就是迟迟找不到老婆的寡汉条子，需要给予照顾，或是早早没了爹娘的孤儿，是生产队里急于推出去的累赘。
不管原来是什么样的人，一旦当上煤矿工人，情况立马发生改变。由农民阶级变成了工人阶级，由农业户口变成了非农业户口，由私家的人变成了公家的人、国家的人。在物质待遇方面，以前在生产队里挣工分，一天挣的工分合不到两毛钱。到了煤矿井下就可以挣工资，平均下来，一天可以挣到两块钱，比靠工分挣到的十倍还多。以前用工分分到的粮食，年年都不够吃，常常需要吃糠咽菜，勒紧裤带，才能把一年撑下来。当上下井的挖煤工呢，一个月国家供应的粮食标准是六十斤。乖乖，六十斤哪，每天合两斤，连大肚子汉都足够吃。这样的粮食，被城里人说成是商品粮。农村人没听说过商品粮，也不知道“商品”是哪两个字。听字听音，他们按自己的理解，把商品理解成“烧饼”，把商品粮理解成“烧饼粮”。是呀，用来打烧饼的一般都是小麦面，都是好粮食，一当上煤矿工人就开始烧包儿，吃的可不就是“烧饼粮”嘛。以前他们穿的衣服都不好，不是打满了补丁，就是赤皮露肉。一到煤矿，一有了工作，他们就领到了成套的工作服。工作服海蓝色，是用厚墩墩的纯棉劳动布做成的，好看又结实。这样的工作服半年发一套。除了崭新的、带有新棉芳香的工作服，每隔半年，还可以领到一双筒腰胶靴。胶靴的黑色漆皮闪着亮光，亮得几乎可以照见人影。第一套工作服和第一双胶靴，他们都有些舍不得在井下穿，但工作需要，也是劳动保护有规定，他们不得不穿。半年之后，在领到第二套工作服和第二双胶靴时，他们就收藏起来，等到回家探亲的时候穿。
第一次回老家探亲，他们果然穿上了工作服和高筒胶靴。在下雨天，地上起了泥巴，穿胶靴比较合适。但为了显摆，在晴天好地的情况下，他们也把高筒胶靴穿在脚上，走起路来夸夸响。矿上不许他们把矿灯带回家，倘若允许带矿灯回家的话，他们把充满电的矿灯往头顶一戴，那就更加大放光明。比方说吧，在没当煤矿工人之前，他们像一只只趴在树根上的知了猴儿，身上还沾着泥土，一点儿都不显眼。一当上煤矿工人呢，他们就脱去了外壳，发生了蜕变，变成了知了。他们不仅可以在树间飞来飞去，还哇哇叫着，声音十分嘹亮。
二
哪个庄有一个人当上了煤矿工人，三乡五里的人很快就会知道。他们一传十，十传百，说哪哪庄的谁谁当工人去了。有人去镇上赶集，路过那个庄，一个人会对另一个说，这个庄谁谁的儿子到矿上当工人去了。他儿子当了工人，连当爹的都跟着拽了起来。如果庄里有一个年轻人外出当了兵，别的人不一定愿意多议论，因为当兵是尽义务，没有工资。当兵还是阶段性的，当几年还得回到农村，继续当农民。有一个词叫复员，什么叫复员呢？按农村人的理解，从当兵的身份重新恢复到公社社员的身份，可不就是复员嘛。相比之下，当工人可以拿工资，而且，一参加工作就可以长期干下去，一直干到退休为止。退休后，还可以拿退休金。
有了这样优越的条件，找对象很有利。农村的那些女孩子，一到了该找对象的年龄，听风风暖，看花花红，都变得耳聪目明起来。别看她们表面上还是羞羞答答，看见媒人就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实际上，在她们心里，耳朵都张得圆圆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一碰到有合适的小伙子，她们不知不觉就和自己联系起来，心跳就有些加快。是的，作为女孩子，一般来说一辈子只找一个对象，只嫁一个男人，找对象是关乎一辈子的大事。俗话说，男怕选错行，女怕找错郎，哪个女的不想找一个正确的、如意的郎君呢？
女孩子天生就是为嫁人准备的，从娘家嫁到婆家，从这庄嫁到那庄，从近处嫁到远处。也可以说，这是每个女孩子的宿命。女孩子既然铁定要嫁人，她们嫁人不怕远，而是怕不远，嫁得越远越好，嫁到天边才好。可是，那时要嫁一个远方的男人是很难的，男孩子大都在农村里窝着，不是打牛腿，就是打羊腿，哪里有远走高飞的机会呢？好了，有人当兵去了，就找一个当兵的吧。虽然当兵的还会回来，但当兵总算到远方去过了，总算长了一些见识。又好了，有人当上了煤矿工人，走过一河又一河，走过一山又一山，一去就不再回来，机不可失，那就赶快找一个煤矿工人吧。
当地的女孩子很快得到了消息，这批要去当煤矿工人的人，年龄有些参差不齐，有的超过了三十岁，有的连二十岁都不到。从文化程度上说，有的初中毕业，有的小学毕业，有的连一天学都没上过。婚姻状况呢？有的已经结婚，并有了孩子；有的刚结婚，还没有孩子；有的把亲事定下了，还没有举行婚礼。上述情况大约占这批工人的一半，另一半还都没有对象。没对象不要紧，去当煤矿工人的事情一旦确定下来，他们的身价顿时倍增，都变成了香饽饽、甜馍馍。去给他们介绍对象的媒人或亲戚，纷纷找上门去，给他们介绍一个又一个。拿做买卖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他们以前是卖方市场，东西在那里摆着，无人看，无人问，老也卖不出去。确定了煤矿工人的身份呢，他们一下子变成了买方市场，要挑来挑去，货比三家，才能挑到一个比较满意的。
从招工的来到这个公社，到分配名额、报名、目测、填登记表、造花名册，再到招工者约一辆解放牌卡车，把这批工人拉走，前后不过一周时间。当地的农民不习惯说一周，他们不知道一周是多少天。有人说一周就是一圈儿，他们还是不能理解，月有圆缺，圈儿有大小，一圈儿到底能圈住多少日子呢？他们也不习惯拿星期说事儿，认为正在学校里读书的孩子们才会拿星期计时。农人天天下地干活儿，早上顶着星星去，晚上披着星星归，星星不息人不息，说什么星期不星期。如果有几天时间，他们习惯说成五六天，或七八天。也就是七八天的时间吧，那些以前没定住亲的男孩子，差不多都找到了对象。
举个例子吧。陈庄有一个男青年，弟兄四人，还有一个妹妹，他是家里的老大。老大当年都二十五岁了，还迟迟没找到对象。他找不到对象的原因很明显，一是家里只有三间土坯房，房子太少，也太破旧。将来四个弟兄分家，每人还分不到一间房。二是家里太穷，没有存钱，也没有多少存粮，连老鼠都不愿意到他们家里去。三是这家的男主人有些游手好闲，不太愿意为孩子们操心负责。他老婆催他托人为大儿子介绍对象，他竟然说谁生的儿子谁管，他不管。大儿子听到招工的消息，偷偷给村支书家送去家里唯一的一只羊，才当上了工人。大儿子有幸当上了煤矿工人后，媒人不请自来，好像这家新栽了梧桐树一样。
有一个闺女，她爹是公社里的干部。他爹不是书记，也不是社长，只是一个干事。但干事也是干部，干的也是干部的事。农村判断一个闺女是否好看，并不看重闺女的长相本身，首先要看她家里有没有人当干部，看她爹是不是公社的干部，或是不是大队的支书。只要家里有人当干部，就会被人高看，不好看也是好看。有那穷人家的女孩子，哪怕长得如美玉无瑕，也往往会被埋没，被人当成一块泥巴。那个公社干部的闺女虽说个头不高，皮肤也不白，就因为她身上有干部闺女的标签，她的眼光就高起来，找对象就挑起来。别人给她介绍的对象不算少了，有当兵的，有大队支书的儿子，还有会拉弦子的青年，她一个都没看上。她心里预定的有一个目标，要找一个当工人的人。在她看来，当工人的人，就是公家的人、国家的人。她爹是国家干部，她至少要找一个国家工人。她之所以咬定这个目标，还有一个原因，她在那个年代，曾到县城当过两年多纺织工人。当工人期间，她每天身穿胸前印有红字的工作裙，头戴白色的工作帽，开饭时去食堂吃饭，那是相当神气，感觉很是不错。她原以为自己会当一辈子纺织工人，不料下放一刀切，就把她又切回了老家。煤矿到他们公社招工的事，她也听说了。只可惜，煤矿只招男工，连一个女的都不要。她恨不能女扮男装，当一个新的花木兰。可她明白，花木兰的故事是文人编出来的，只能发生在戏里，不可能出现在现实里。听戏的人谁愿意相信，别人信就信吧，反正她是不信。自己不能当煤矿工人，凭她的条件，找一个当煤矿工人的对象总该可以吧。有姥娘家的亲戚给她介绍陈庄的陈青年，跟陈青年一见面，她心里就同意了。陈青年个子高高的，脸白白的，五官端端正正，长得不赖，比她想象的要好。她心里说，就是他了。但她表面上还端着，没有说话。没说话，就是没有表示反对，就是同意。既然同意了，那就把钉钉在板上，去公社办个登记手续吧。于是，在与陈青年见过面的第二天，二人就去公社的婚姻登记处领了结婚证。既然领取了结婚证，陈青年和干部家的闺女就成了合法夫妻。男方家趁热打铁地提出，趁陈青年去当工人还没有走，那就把婚结了吧，把天地拜了吧。
三
公社干部家的闺女名叫王国丽，陈庄的青年叫陈利明。王国丽跟陈利明认识才刚刚三天，二人就要举行成婚大礼，王国丽就要嫁到陈家，跟陈利明住在一起，这未免有些操之过急，未免太仓促一点儿吧。就算种一季小麦，从秋后播种、冬天雪藏，再到春天抽穗、夏季收割，前后还需要七八个月时间呢。一个人出生后，好不容易从幼儿长到少年，又从少年长成青年，哪能说结婚就结婚呢，哪能说开花儿就开花儿呢，哪能轻易从一个姑娘家变成一个媳妇家呢？可是，王国丽竟然同意了。
王国丽也知道了陈利明家房子少，家里穷，她不是很计较，她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她的看法是，就算家里房子多、房子好，赶个集，走个亲戚，总不能把房子背在身上吧？谁会看得见呢？找对象是找人，还是人最重要。找个对象若是长得好，对象往她身边一站，她脸上才有光。若两个人一块儿赶集，或一块儿走亲戚，对象长得有模有样，才会得到别人的夸奖。陈利明家房子少，那怕什么。等当上工人的陈利明挣了工资，她让陈利明把钱攒下来，他们再盖新房就是了。王国丽知道，再过三天，陈利明就要背上行李出发，到煤矿去了。这一走就是一年，要等到有探亲假的时候才能回来。在一年十二个月时间里，陈利明一个人在外头，会遇到春暖，也会遇到花开，会不会发生别的事呢？反正她和陈利明已经办了结婚手续，从法律上讲，她和陈利明已经是夫妻关系了，举行婚礼不就是走一个形式嘛，不就是放放鞭炮，热闹一下，让乡里乡亲都知道嘛！王国丽不怕别人说闲话，不怕别人说她一心想嫁给工人，也不怕有人嘲笑她急于把生米做成熟饭，嘴是两张皮，谁想说什么就让他说去。如同女孩子长大了一定要嫁人一样，仪式早晚都得走，早走晚不走，要走就走吧。
结婚典礼对王国丽来说，跟走一个过场差不多，她冷冷静静，说不上高兴，也说不上不高兴。说不上高兴，因为她和陈利明才认识三天，跟陌路相逢差不多，谈不上有什么交往和感情。说不上不高兴呢，因为习俗有规定，结婚是大喜事，她不能表现出任何不高兴。好在她被人盖上了红盖头，一路蒙头盖脑，稀里糊涂，坐着花轿，就到了陈庄的陈家，成了陈家的大儿媳妇。
只过了三天，陈利明就和别的当上工人的人一起，到镇上坐卡车走了。新婚燕尔的夫妻，通常都有一个蜜月期，把结婚的头一个月说成蜜月。而陈利明和王国丽谈不上过蜜月，时间所限，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一个月的十分之一。宝贵的三天，不知小两口是怎样度过的，也许惊心动魄、轰轰烈烈，也许云淡风轻、波澜不起。临别时，彼此都没有表现出对对方的恋恋不舍，王国丽连到镇上给陈利明送行都没去。王国丽只是一再对陈利明说，到矿上安住事后，你要马上给我写信。
陈利明没说话。
我让你给我写信，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陈利明这才“嗯”了一下。
你不是说你上过小学嘛，我看你到底会不会写字，会不会写信。王国丽自己是初中毕业，她原来给自己定的找对象的标准，最好能找一个高中毕业生。如果找不到高中毕业生，至少得找一个和自己学历相等的初中毕业生。找来找去没找到，看在陈利明当了工人的份儿上，她只好降低要求，找了一个小学毕业的人。
写信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你一去几百里，我成天见不着你的面，你要是不给我写信，谁能证明你是我男人呢！
我从来没写过信，只能写一下试试。
你以前没干过的事多着呢，你以前还没结过婚呢，这一次不是结了嘛。我让你给我写信，不是试一试的问题，是你必须写的问题。而且，你不能让别人替你写，你必须亲自动手给我写。
你的要求还怪不少呢。为啥？
为啥还让我明说吗？你天天钻地窟窿，我听人说地底下黑得很，跟阴间差不多，大鬼小鬼都有。你要是不给我写信报平安，我怎么能放心呢！
陈利明把王国丽看了看，再次确认，他的确有了老婆，的确有了牵挂他的人。他说好吧，等到了矿上安稳下来，他就给王国丽写信。他说他写信可能写不成句，要王国丽不要笑话他。
王国丽说，不会的。她问陈利明，有一句话叫见字如面，你没听说过吗？
陈利明摇头，说没有。
看来你的文化水平是不行。见字如面，就是说，我只要看到你写的字，就跟见到了你这个人一样，念念你写的信，就像跟你说话了一样。王国丽又说，记着，你给我写信，要寄到王家庄俺娘家的地址，信封上一定要写成我的名字。千万不要寄到陈庄。
那又是为啥？
你一走，我可能还要回到俺娘家去住。
那不太合适吧，俺娘还想着让你帮她做饭呢！
你不在家，我住在这里干什么，天天一个人哭吗！做啥饭，我不会做饭。在王家庄，都是俺娘做饭，我没做过饭。
在陈利明去当工人的第二天早上，王国丽的婆婆果然把王国丽喊成他大嫂，让他大嫂起来做饭。婆婆第一次在布帘子外面喊他大嫂，王国丽装作还没有睡醒，没听见。婆婆撩开布帘子，走进王国丽住的人们所说的洞房，再次喊他大嫂起床，让他大嫂去做早饭。
对于婆婆擅自走进她所住的东间屋，王国丽有些不高兴。在此之前，这间屋由公公和婆婆住，因为大儿子陈利明要结婚，公公和婆婆不得不临时从东间屋里搬出来，搬到西间屋，和几个孩子同住一间屋。因她和陈利明结婚结得比较仓促，陈家几乎没有给她筹备什么婚品。大床是旧的，据说是陈利明的曾祖母留下来的。铺床席是旧的，席篾子已经有些发黄、松懈。连床边的土坯墙都未及重新泥一下，破得斑斑驳驳。房间有一口新箱子、两条新被子，还有一床新单子，那都是娘家陪送的嫁妆。虽说新房不太像新房的样子，王国丽既然住进来了，以后还会长期住下去，就不想让别人再进来。她问，做啥饭？
你想做啥做啥。
我不知道做啥。
蒸点儿红薯面锅饼子，锅底下再烧点儿红薯茶，就行了。
我不会做。
那你会吃吗？
王国丽听出婆婆在说难听话，在摆婆婆的谱儿压制她，她可不吃这一套。她说，我吃也不会。
连吃饭都不会，那你怎么能长这么大呢！
我是俺娘把我养大的，不是吃别人的眼角子食吃大的。
那你还让你娘养着你呗，你嫁人干什么，结婚干什么？
你这样说话，不是撵我走嘛！一盆水泼在地上容易，收起来难。说了这话，你可别后悔。
婆婆觉出来了，这个娘家姓王的儿媳妇可不是个软柿子，她气得哼了一声说，不就是仗着你爹是干部嘛！她把布帘子甩了一下，出去了。
四
王国丽起床后，梳了头，洗了脸，对着窗台上的一面圆镜子，往脸上扑了一层香粉，还往两腮涂了一点胭脂。闺女家出了门子，按由来已久的规矩，三天以后要回门，回到娘家去。她是在按回门的要求打扮自己，要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以新人的面貌出现在娘家人面前。虽然丈夫陈利明去当工人不在家，但她工人家属的身份，这是确定的。农村有军属的说法，谁家有儿子参了军，门口都会钉上一块金属牌子，上边写的是“军属光荣”。农村没有工属一说，有儿子外出当工人的人家，门口当然也不会有工属光荣的牌子。但人们心里都清楚，当军属只是名义上的光荣，当工属却有实惠上的意义。王国丽明白，陈利明刚去当工人，还没领到工资，不会往家里寄钱。王国丽作为一个工人的家属，她相信，到了一定时候，陈利明一定会给她写信，并一定会给她寄钱。现在虽然还没有收到陈利明的信，也没有收到陈利明寄的钱，她心里的底气已经有了，脸上几乎有了工人妻子的表情。
虽然一大早王国丽与婆婆闹了点儿不愉快，回门临出门时，她却并没有失礼。她把自己的衣物、化妆品等包进一只用红细花布做成的小包袱里，跟正在灶屋拉风箱烧火的婆婆打招呼说，娘，我回门去了。
婆婆听见大儿媳妇第一次喊她娘，早上生的气顿时消了不少。她从锅灶前站起，拍拍身上沾的草木灰说，这么早就回吗？吃了早饭再回吧。
又说到吃饭，王国丽这次没说她不会吃，只说不吃了，趁太阳还没升高，走着凉快一些。
那好吧。等你回门回够三天，我让你的三兄弟去接你回来。
王国丽心说，三天以后，她回来不回来还不一定呢。她嘴上说，到时候再说吧。
回到王家庄的娘家，王国丽不再下地干活儿。在没嫁人之前，她是生产队的女劳力，每天都要听着上工铃的号令下地，挣工分。一个女劳力，干一天的满分是八分。在好天好地的情况下，她每天都能挣八分。因为她干活儿从不惜力，干啥活儿下的都是满劲。她没有因为爹是公社的干部，就自己娇自己，出工不出力。越是干部的闺女，越应该干出个样子来才对。她没有因为曾在县里当过纺织工人，再回家当农民就不乐意，种地就扑不下身子。脱下纺织工装换上农装以后，她割麦、栽红薯、掰棒子，照样干得很好。从王家庄嫁到陈庄之后，王国丽就不再是王家庄生产队的队员，没有资格继续在王家庄生产队挣工分。城里人有户口的限制，你的户口在哪里，就只能在哪里工作、生活。农村人很少听说什么户口不户口，基本上没有什么户口的概念。就算有人偶尔听到户口之说，也有可能会把户口理解成糊口。是呀，在这个村是靠种粮糊口，到那个村也是靠从土里刨食糊口，到哪里不要糊口呢？所以说，农村人都没有户口本子，女孩子从这个庄嫁到那个庄，也不用白纸黑字地迁户口。而实际上，户口还是在起着作用。一个女孩子嫁到哪里，户口跟着人走，等于自动把户口转移到了哪里。王国丽嫁到陈庄呢，她的户口就到了陈庄，可以在陈庄的地里干活儿，挣工分。
在回门期间，王国丽哪里都没去，只能天天守在家里，帮娘做点家务。
可是，王国丽刚拿起笤帚要扫地，娘说，搁那儿吧，我扫。她刚拿起针线要缝衣，娘说，你歇着吧，我缝。不知娘是心疼她，还是真的把她看成别人家的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感情涌上心头，使她突然觉得很委屈，眼里涌满了泪水。
不料眼泪也是惹不起的，从那以后，不管她是低头还是抬头，眼里汪着的泪水再也没干过。只要她开口叫一声娘，不管是跟娘说话，还是不跟娘说话，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流出来。以至刚回门第二天，她的双眼就被眼泪浸泡得红肿起来，肿得像两颗桃子一样。她不能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怎么变成了这样子。她也没法劝自己，不知从哪里劝起。
娘也不劝她，顶多烧一碗鸡蛋茶，给她喝，卧两个荷包蛋，给她吃。
鸡蛋茶放凉了，她一口都不喝。荷包蛋变硬了，她当然也不吃。只是眼泪流得更汹涌些。
王国丽难免会想起陈利明。那个成了她男人的陈利明，那个去远方当煤矿工人的陈利明。新婚头一晚，王国丽一开始不同意做那件事，说不兴，太丢人。按陈利明的意见，要是不做那件事，婚不是白结了嘛。三天之后，他就要到外地当工人去了，这一去一年之后才能回来。三天时间很宝贵，还是歪好做一做好一些。陈利明求她，求得都快要哭了，她才勉强同意了。不料陈利明一开头就有些收不住，做得连三赶四，连五赶六，好像要在三天之内把一年的活儿都干完。有了如此难忘的经历，她对陈利明应该已经很熟悉了吧！可不知为什么，当她想起陈利明时，陈利明像是在醒着，又像是在睡着；像是在走着，又像是在站着；像是离她很近，又像是离她很远。她想起了陈利明的眉毛，却想不起陈利明的眼；想起陈利明的鼻子，却想不起陈利明的嘴。一会儿好像清清楚楚，一会儿又好像模模糊糊。一对鸳鸯一辈子在一起，一双天鹅一辈子在一起。看来人一旦结了婚，也应该天天在一起。倘若不在一起，光靠想，是想不清楚的，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不管怎么说，陈利明该安住事儿了吧，该给她写信了吧。
王国丽回门回到第四天，她的婆家三弟，受公公婆婆的指派，到王家庄接王国丽回家。三弟正在镇上的中学读书，这天正好是个星期天，三弟可以接受接大嫂回家的任务。王国丽听陈利明跟她说过，三弟很爱上学，学习成绩也不错。王国丽就是从镇上的中学毕业的，如今三弟又在那所中学里读书，她觉得三弟跟她的弟弟差不多，不由得对三弟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她主动跟三弟说了一会儿话，问到学校的几位老师，还提到校园里的操场、苹果园，还有甬道两侧的柳树。王国丽当然要留三弟在家里吃午饭。她让娘用麦面给三弟烙了葱花儿油饼，擀了细面条，还炒了一盘鸡蛋和一盘豆角。
吃完了午饭，三弟对王国丽说，大嫂，咱们回家吧。
王国丽听见，三弟的声音跟陈利明的声音一模一样，要是不看三弟，她还以为是陈利明在跟她说话呢。这都是遗传基因在起作用，真是神秘而又神奇。可王国丽却对三弟说，你自己回去吧，我今天先不回去。
三弟的样子有些为难，但他没有问大嫂为什么。
王国丽解释说，我在王家庄等你大哥的来信。我估计，再过一两天，你大哥的信就该来了。
五
草该发芽儿的时候，一定会发芽儿。树该开花儿的时候，一定会开花儿。世间的一切，都归时间管着，时间到了，该发生的都会发生。时间不到，再着急也没用。王国丽不着急，她对时间保持着足够的尊重。她的计算是，陈利明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星期，她不会收到陈利明的来信。第二个星期，她也不一定能收到信。到了第三个星期，收到来信的可能性才大一些。这是因为，到煤矿的第一个星期，陈利明都在接受矿上的安排，一切都忙忙乱乱，不可能静下心来给她写信。到了第二个星期的后半期，陈利明才有可能消停下来，才会想起给她写信。就算第二个星期写了信，邮路长，平信走得慢。一路辗辗转转，第三个星期能收到陈利明的信就算不错。
王国丽虽然是这么算的，但时间刚过去了一个星期，她有些管不住自己的念头似的，就开始盼望陈利明的来信。王国丽上中学的时候，语文老师曾教过同学们怎么写信，老师教的不过是写信的格式。比如：不管给谁写信，姓名和称呼一起头要顶格写。信的落款处，一定要写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写信的年月日。写信的格式是知道了，可王国丽长这么大，还从来没给别人写过一封信，也没收到过任何人给她写的信。是呀，她活动的范围不过巴掌那么大，所认识的人都在附近住着，低头看不见，抬头就看见了，有啥事，有啥话，当面说就是了，干嘛要写信呢！信是距离的产物，人与人之间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才会通过写信的方式沟通信息，并交流感情。比如她和陈利明吧，两个人结婚了，却不得不分开，一个奔向远方，一个留在家里。他们怎么保持联系呢？只能通过书信往来这种方式。王国丽之所以要找一个在外面当工人的人，别的诸多条件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冥冥之中，她是不是希望读信和写信呢？除了过物质生活，通过读信和写信，她是不是也想过一下精神生活呢？
一个星期过去了，王国丽没收到陈利明的信。
两个星期过去了，王国丽还是没收到陈利明的来信。
第三个星期眼看也要过去了，王国丽几乎有些望眼欲穿，仍没得到陈利明的半点信息。
王国丽知道，镇上邮政所的邮递员，都是骑着自行车下乡送信。自从开始盼望陈利明的信，她对骑自行车的人就格外留意。每看到村口的路上有骑自行车的人，她都要看看那个人是不是邮递员。直到看清楚骑自行车的人不是邮递员，她才不看了。
王国丽知道，邮递员穿的衣服是绿色的，骑的自行车也是绿色的。因盼信心切，她变得对绿色格外敏感，甚至对绿色有些亲切。陈利明当工人走的时候是初秋，现在已经到了中秋。初秋时节，遍地的庄稼正在生长，到处都是绿色。到了中秋呢，已经成熟的庄稼绿色更浓。看着满地绿色的庄稼，王国丽有时会产生错觉，以为邮递员骑车骑到庄稼地里去了，把自己变成了一棵庄稼。
王国丽还知道，邮递员下乡送平信时，一般只送到各大队的队部。王国丽娘家所在的王家庄，就是一个大队，大队部就设在王家庄。她一走一走，就走到设在庄子外头的大队部里去了。大队会计是她的一位堂哥，她问堂哥，最近有没有她的信？堂哥说没看到。堂哥微笑着问她，是不是在等妹夫的信？对于妹夫的说法，王国丽还不太习惯，说他叫陈利明。堂哥让王国丽放心，要是有她的信，一定会派人及时送到她手上。
然而，四个星期都过去了，初为人妻的王国丽仍没有收到丈夫陈利明的信。这是怎么了？这是为什么？王国丽这才有些急了，有些坐不住了。陈利明临行时，她跟陈利明说得好好的，让陈利明及时给她写信。陈利明也答应了给她写信，怎么就收不到陈利明的信呢？一个人说话不算话，诚信何在！王国丽怀疑，也许陈利明把信寄到陈庄去了，写的是他爹的名字。
于是，王国丽到陈庄去了。她回到婆家，一见到婆婆，上来就问，陈利明来信了吗？
婆婆说，没有，连他的一根信毛尾都没看见。这孩子，一走就把爹娘忘了，真是白养他了。怎么，他也没给你写信吗？
王国丽没回答陈利明给她写没写信，到她住的东间屋去了。往床上一看，她未免有些生气。床上放的新被子被折叠起来，放在木箱的箱盖子上。床上胡乱扔着的被子，是公公婆婆所盖的粗布印花被子。不用说，在她回娘家期间，公公婆婆又睡到了这张大床上。这有点儿太不讲规矩吧？太不像话吧！她大声问，这是咋回事儿？
婆婆进东间屋来了，脸上很窘迫的样子，她说，我看你老也不回来，到夜里老鼠老在你们的床上跑来跑去，我就临时睡过来了，权当帮你们吓吓老鼠。婆婆没有说到王国丽的公爹，好像只有婆婆一个人睡了过来。王国丽才不相信呢。他们两口子在这张大床上生了儿、育了女，睡习惯了，见床空着，就又睡了过来。
王国丽说，有你们这样办事儿的吗？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还不笑话死！
他大嫂，你别生气，你一回来，我马上把被子抱走。婆婆说着，把打有补丁的粗布被子窝巴窝巴，抱到西间屋去了。
王国丽没有把自己的新被子从箱盖子上抱下来，一转身就往大门外面走。
他大嫂，你还要走吗？婆婆问王国丽。
我去镇上赶个集。
六
王国丽来到了镇上的邮政所，在柜台外面问邮政人员，请问，有我的信吗？
邮政人员在柜台里面坐着，正在往信封的邮票上盖邮戳，盖得砰砰响。他抬头看了王国丽一眼，问，你叫什么名字？
王国丽。
要是有你的信，邮递员会给你送去。
我丈夫在煤矿当工人，都去了一个多月了，还没往家里写信。王国丽见邮政人员对她有些爱答不理，就说出了她父亲的名字，并说她娘家是王家庄的。
邮政人员对她的态度果然好一些，他说，这么长时间不给家里人写信，是不太合适。你可以给他写信呀，可以批评他嘛。
我还不知道他的地址。咱公社那一批去当煤矿工人的有十好几个呢，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往家里写信的。
好像有，昨天有一封寄到赵庄的信，就是从煤矿寄来的。
你能记得具体地址吗？
邮政人员摇头，那我可记不住。
那我去赵庄把地址抄下来。
王国丽来到赵庄，打听着找到收到煤矿来信的人家，抄下煤矿的地址，回到家就坐下来开始给陈利明写信。因她心里没好气，信一开头就是质问的口气。她说陈利明，你走了都一个多月了，为什么不给我写信？我天天盼着你的信，从天明盼到天黑，又从天黑盼到天明，眼都快盼瞎了，也没盼到你的信。你临走的时候，咱们说得好好的，你一安顿下来，就给我写信。你说的话讲的话，难道都忘了吗！去当工人的，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家都往家里写了信，你为啥不写？我跑到赵庄，才抄来了你们煤矿的地址，你看我这事儿办得多丢人！我来问你，难道你当上了国家的工人，拿到了国家的工资，吃到了国家的粮食，就把我忘了吗？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你不给我写信，我先给你写信，我稀罕你，巴结你，行了吧！收到我的信后，你必须及时给我回信。我限你一个星期时间，在一个星期内如果我再收不到你的信，我就跟俺爹借点儿路费，到煤矿去找你，看看你到底还认识不认识我！
让王国丽没想到的是，她刚把信寄走第三天，就收到了陈利明的信。王国丽有些高兴，心说，看来人该生气的时候是得生点儿气，该发脾气的时候是得发点儿脾气，不然的话，别人就不把你当回事。这不，她刚在信里把陈利明质问了一通，陈利明就害怕了，及时给他回了信。等她把信封拆开，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却原来，陈利明给她的并不是回信，而是来信，来信里，陈利明一句都没说收到了她的信。两封信好像两股道上跑的车，一辆车往矿上开，一辆车往家里开，两辆车在中途并没有碰面，没有任何交接。陈利明的信写得比较简单，口气很平和。陈利明在信里说，他一到矿上，矿上就给他们发了工作服、胶鞋，还发了毛巾、肥皂和手套，一切都很好，让王国丽不要挂念他。陈利明还说，他一到矿上下井，就开始上夜班，夜里下井，白天睡觉。他一睡就是一整天，就没有顾上写信，请王国丽谅解他。在信的最后，陈利明写了一句话，既让王国丽觉得有些可笑，又以此得出判断，这封信的确是陈利明自己写的。“你怀运了吗？”这是陈利明的原话。陈利明一定是不会写“怀孕”的“孕”，就写成了“运动”的“运”。下面带“子”字的“孕”，不是带“走”字的“运”。两口子在一块儿的时间一共才三天，哪能那么容易怀孕！
王国丽没有马上给陈利明写回信，她要等到陈利明收到她的信，给她写了回信，她再给陈利明写回信也不迟。这一次陈利明没让她失望，几天后就给她回了信。陈利明说收到了她的信，夸她的字写得很好看，语句也很通顺。陈利明再次解释了没有及时给她写信的原因，表示对不起她。陈利明说，他其实很想念王国丽，每天都想，睁眼闭眼都在想，做梦还梦见了王国丽。王国丽如果能到矿上找他，他当然很欢迎，很高兴。
收到陈利明的回信，王国丽心里踏实多了。已经有陈利明的两封信在手，她不必再急着给陈利明写信。在庄上遇见熟人，有人问她，陈工人给你来信了吗？
来了。王国丽回答。
陈工人先给你寄信，接着就该给你寄钱了。
我还没想那么多。
煤矿工人工资高，你就等着享福吧。
王国丽当然不会去矿上找陈利明，她在信上说的不过是气话。她没有去矿上的路费，哪能真的跟爹借钱，哪里张得开口。还有，陈利明刚去矿上当工人不久，她追着陈利明就到矿上去，显得太离不开男人了吧，难道八辈子没见过男人吗？至于陈利明给她寄钱的事，她以前还真的没想过。庄上的熟人不知道陈利明的名字，只知道陈利明是陈庄的，姓陈，就把陈利明叫成了陈工人。这种叫法让王国丽觉得有些可笑。陈利明以前是农民，难道可以叫陈农民吗？她现在还是农民，难道可以把她叫成王农民吗？别管怎么说，人家把陈利明叫成陈工人，还是强调了陈利明的工人身份和社会地位。当工人嘛，就要挣工资，这是肯定的。是别人的话提醒了她，她想，陈利明确实应该给她寄钱。
再给陈利明写信，王国丽就提出，陈利明每月挣了工资，除了自己吃的、用的，剩下的钱应该寄给她。她收到钱后不会随便动，要攒下来，留着买砖、买瓦、盖房子。陈利明家弟兄四人，只有三间房子，将来肯定不够住。等他们攒够了钱，另外盖了新房，就搬到新房子里住，把三间旧房留给三个兄弟。她提到，她回门后回到陈庄的家里一看，趁她不在家的时候，爹娘竟然又睡到那张大床上去了，太不像话！这都是因为家里太穷，房子太少，床也太少，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房子必须盖，不盖新的房子，家里今后的日子就没法过。她特别嘱咐陈利明，千万不要把钱寄给陈爹。她听别人说过，陈爹是个手里存不住两毛钱的人，也是一个不顾家的人，钱一旦到了他手里，三花两花就会花光。在信的最后，王国丽没有回答陈利明提出的问题。陈利明在怀孕的事情上写了别字，她要当成一个笑话，等陈利明回来探亲的时候再当笑话说。
七
两个月后，王国丽收到了陈利明寄来的钱。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直把汇款单送到了王国丽家的大门口，高喊着王国丽收钱。
王国丽应着来啦来啦，赶紧迎到大门外，签名把汇款单收下。第一次收到从外面寄来的钱，跟天上掉下来的钱差不多，王国丽高兴得脸都红了。她看了看汇款单上的钱数，是二十元。王国丽觉得钱很不少，对她来说几乎是一笔大钱。她当纺织工人那会儿，一个月的工资才十几块钱，两个月才挣二十多块钱。她这一次就收到了二十块钱。她捏在手里的虽说还是汇款单，而不是现钱，她一拿到镇上的邮政所，立马就可以换成现钱。这让她觉得陈利明很听话，对她很不错，她嫁给陈利明，真是嫁对了。要是陈利明在她跟前，她也许会主动亲陈利明一下。
王国丽去镇上邮政所取回的钱是两张，一张十元，两张二十元。她把钱攥在手里，又把手揣进裤兜儿里，在集市上走了一圈，什么东西都没买，连一分钱都没花。
王国丽的婆婆到王家庄来了，在王家院子里一见到王国丽就问，他大嫂，我听说他大哥打钱来了？
你听谁说的？
我听王家庄的人说的，说利明一下子寄来了二十块钱。
王国丽没有否认陈利明寄来了钱，她说谁的嘴这么快？
婆婆说，见面分一半，我也不说多要，把钱分给我们十块吧。我生了他，养了他，他现在能挣钱了，总该给他爹娘花点儿吧。
那不可能！
你公爹听说利明给你寄来了钱，气得乱蹦，在庄子里转着圈儿骂利明，骂利明忘恩负义不孝顺，娶了老婆忘了爹娘。他叫着喊着，要来王家庄跟你要钱，我怕他跟你闹事儿，怕他说话嘴不把门，死活拽着拦着，才没让他来。他要是来了，听你把分钱的门封得这么死，不知道他撒泼会撒成什么样呢？
不是我不分给你们钱，是陈利明写信对我有安排，说他寄回的钱不能乱花，要攒下来盖房子用。等攒得差不多了，趁他哪年回来探亲，就开始盖房子。他寄回的钱，要是像放在筛子里一样，来一个漏一个，来两个漏一双，等他回来，我怎么跟他交代呢？
利明说攒钱盖房子我赞成。他下面的三个弟弟也一年比一年大，哪个不得寻家里人呢，哪个不得成家呢？只是以后的日子是日子，眼巴前儿的日子也是日子，哪天的日子都得过，都得从天明过到天黑，再从天黑过到天明。只要过日子，每天总得吃盐吧，总得点灯吧。不瞒他大嫂说，家里连买把咸盐的钱都没有了，连买洋油的钱都没有了，眼看就要吃淡饭，眼看夜里就没灯可点，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来这里跟你张口要钱。
王国丽把婆婆看了看，眉头有些皱。她怀疑婆婆是在向她叫穷，说的不一定是实话。她见婆婆上身穿的是一件带大襟的黑粗布夹袄，两个肩头打的有补丁，衣襟下面打的也有补丁。婆婆下身穿的是一条黑粗布单裤，裤子上上下下打的补丁更多。婆婆穿的一双布鞋，鞋上倒是没打补丁，只是婆婆脚上没穿袜子，鞋口露出了黑黑的脚面。她对婆婆说，你先回去吧，钱的事儿等我想想再说。
婆婆发现王国丽在看她，顿时变得不自在起来，她说，别管怎么说，我到你们家来，也算是来走亲家，我空着两只手来，可是有点失礼呀！我连一身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穿得跟要饭的一样，不用你说，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儿丢人哪！婆婆说着，眼里涌满了泪水。
王国丽见婆婆眼里含了泪，心一软，才松了口，她说，我不能给你十块，顶多给你五块。
给五块也行，也算我没有白跑一趟。
王国丽说，我取回来的二十块钱，都是十块钱一张的整钱，还没有换成零钱。等我哪天换成零钱，才能给你。
婆婆的样子像是有些失望，说，那我今天还不是白跑一趟嘛！
王国丽的娘在堂屋里听见了她女儿和婆婆所说的话，从屋里走了出来，对王国丽说，要不这样吧，我借给你五块钱，你先给你婆婆吧，省得你婆婆再跑一趟。说罢，回到屋里，拿出了五块钱零钱。零钱是三张，两张两块的，一张一块的。钱都有些旧，旧得皱皱巴巴。娘没有把钱直接交给亲家母，而是递给了王国丽，说，咱丑话说在前头，这五块钱可是我借给你的，等你把钱换开，还得给我。
你当了好人，我当然要把钱还给你，一分钱都不会少。王国丽从娘手里接过零钱，递给了婆婆。
婆婆接过钱，像是怕钱扎翅膀飞走一样，赶紧把三张钱窝在一起，攥在手心里。
娘对王国丽说，趁你婆婆来，你干脆跟她一块儿回去吧。
王国丽心里沉了一下，说，你是烦我了吗，是在撵我走吗？
娘说，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我是想让你去陈庄挣工分，挣了工分好分粮食。
我不去挣那个工分，干一天活儿挣的工分，等分成粮食，一天还不合两毛钱呢！
好好好，你不想回去，就不回去。不管你在王家庄住到啥时候，只要有你弟弟妹妹吃的，就有你吃的。
第二天，镇上逢集，王国丽拿上一张整钱，到集上去换零钱。她要把娘借给她的五块钱及时还给娘，省得娘老惦记着。要把整钱换成零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镇上没有储蓄所，更没有银行，没有把整钱换成零钱的地方。而要把整钱换成零钱，只能通过在集市上买东西，付给卖家整钱，让卖家找回零钱。王国丽看到街边蹲着一个卖鸡蛋的妇女，鸡蛋在竹篮子里放着，大约有二三十个。鸡蛋白花花的，每一颗鸡蛋都很新鲜。王国丽也蹲下来，问妇女鸡蛋咋卖的。妇女说三分钱一个，要是买得多，五分钱两个。王国丽说不贵，那就买十个吧。她像是要考一下妇女的计算能力似的，问，十个鸡蛋多少钱？妇女果然算错了，说十个鸡蛋三毛钱。王国丽说，看看，算错了吧。两个鸡蛋五分钱，一个鸡蛋就是两分五，十个鸡蛋两毛五才对。妇女脸上红了一下，承认自己算错了。王国丽也提了一只竹篮子，妇女开始往王国丽的竹篮子里拾鸡蛋。王国丽心想，她天天在娘家吃饭，给家里买点儿鸡蛋，也算做点贡献。妇女边拾鸡蛋边说，我看你像个有钱人，这些鸡蛋干脆你都要着吧，一共才二十八个。
王国丽说：我哪里是有钱人，我可买不了那么多。妇女数够十个鸡蛋，王国丽掏出十块钱，让妇女找钱吧。妇女吃了一惊似的，一下子愣住了，说，哟，这么大的钱，我可找不开。
你出来卖鸡蛋，怎么不带点零钱呢！
我是带零钱了，我带的零钱一共才七分钱。
那我就不能买你的鸡蛋了，你找不开钱，可不能怨我。王国丽把鸡蛋一一捡起，又放回妇女的篮子。
妇女的样子像是有些失望，问，你是陈庄的吧？
王国丽说，是的。
那我听说过你，怪不得你这么有钱呢。
王国丽又看见一个卖包头白菜的老大爷，老大爷卖的白菜是用架子车拉来的，有十几棵。白菜像是刚从菜园里拔出来的，每一棵白菜的叶子都包得很结实，看上去瓷丁丁的。王国丽问老大爷白菜多少钱一斤，老大爷说二分钱一斤，让王国丽买一棵吧。王国丽说，她看着白菜不错，是想买一棵。老大爷抱起一棵白菜，刚要放到秤盘子里约斤两，王国丽让老大爷别急，说她带的钱是一张十块头的，问老大爷找开找不开。老大爷一听就摇头，说找不开，他才卖出去两棵白菜，只卖了三毛多钱。王国丽说，那就回头再说吧。
王国丽只好到商店里去。商店是国营的，所卖的商品比较多，钱也比较多，只要多少买点儿东西，把整钱换成零钱不成问题。那么，王国丽买点什么东西呢？钱被婆婆要走了五块，剩下的钱她也要花一点儿，不然就对不住自己。她想的是，她不买则已，要买就买别的农村妇女不买的东西，或买不起的东西。只有在买东西方面和别的农村妇女拉开距离，才能显出他们家有挣工资的人，别人才知道她是工人家属。她在商店里转来转去，挑来挑去，最终选中了三样东西——一条红围巾、一块手绢、一双袜子。别的妇女买围巾，一般是买方巾，她买的是紫红的长条围巾。别的妇女很少买手绢，日常所用的是被说成驴皮布的粗布手巾。她买的手绢是白细布，上面印的是牡丹花。她买的袜子是尼龙的，彩色的。以前她从没有穿过尼龙袜子，穿的都是用棉布缝成的袜子，或是用棉线织成的袜子。她见过学校的女老师和商店的女营业员穿的尼龙袜子，那是又漂亮又结实，很让人羡慕。好了，她现在也有了尼龙袜子。
八
秋风一凉，王国丽就把红围巾围在脖子里，并把彩色的尼龙袜子穿在脚上。她围围巾的办法是，围巾从脖子里绕过，一半搭在前胸，一半拖在后背。有风吹来，会把拖在后背的围巾吹到前面。她抓到围巾，再甩到后面去，很潇洒的样子。她有时会把手绢掏出来，有汗无汗都在鼻尖上搌一搌，再把手绢装回口袋。她的手绢是折叠在一起的，叠得方方正正，从不全面展开。在戏台上唱戏的人，手里一般都持有道具。王国丽的手绢，也像是一个道具，象征意义大于实用意义。她从集市上走过，有人会认出她来，说这是谁谁谁，她男人在外面当工人。王国丽听到了别人对她的议论，脸上的骄傲又增加了几分，走起路来，不知不觉间也带了节奏。
王国丽和陈利明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陈利明没有回老家过年。陈利明给王国丽写信，说矿上过年不放假，还要天天下井挖煤，要过革命化、战斗化的春节。第二个春节，陈利明仍没能回老家，他给王国丽写信解释，现在全国各地缺煤的地方很多，矿上过年不但不停产，还要大干、苦干、夺高产。为了鼓励职工们节日期间坚守岗位、持续生产，矿上给矿工发双工资。
按当地农村的规矩，出嫁的闺女不许在娘家过年，只能在婆家过年。闺女一长大就是人家的人。既然成了人家的人，必须在人家过年。在过年期间，王国丽不得不硬着头皮，回到婆家。第一年过春节还罢了，因为陈利明去当工人还不到一年。第二年过春节，陈利明仍不回还，王国丽就有些不悦。两个人结了婚，却不在一起过，这跟不结婚有啥区别呢？一年不在一起，两年还不在一起，说得难听一点，这跟守寡有什么两样呢？这真是有一得必有一失，嫁给当工人的，花钱是方便一些，可两口子分居两地，井水够不着河水，也不是长久之计啊。看来给煤矿工人当老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王国丽从过小年那天回到婆家，过罢年三十，又过罢大初一，趁着正月初二回娘家走亲戚，王国丽又在娘家住下了。
在这年的麦子快要成熟的时候，当布谷鸟在麦田上空飞来飞去鸣叫之际，陈利明请了探亲假，终于回到了家乡。王国丽是以埋怨的口气，欢迎陈利明归来，她说，你还知道回来吗？你还知道家里有老婆吗？我以为你早就把我忘了呢！
陈利明只是笑，笑了还笑。
当地人读字发音，不把“国”念“国”，而是念成“乖”，那么，陈利明一开始把“王国丽”喊成“王乖丽”，后来喊成“乖丽”。这次回来，陈利明把丽也省略了，把王国丽喊成了乖。乖，乖，你怎么这么乖呢，你真是我的好乖乖啊！
王国丽表现得是很乖，对陈利明几乎是有求必应，百依百顺。她记得，陈利明第一次给她写信，问她怀孕没有。拿陈利明写别字打趣之后，她这次要争取怀上陈利明的孩子。等有了孩子，孩子就可以和她在家里做伴儿。
陈利明的探亲假只有十二天，还没等王国丽确认自己是不是怀孕了，陈利明就又该回到矿上去了。王国丽有些不舍，就哭，哭了又哭。哭泣之中，王国丽再次提出盖房子的事。陈利明支持王国丽盖房子的想法，表示他会继续给王国丽寄钱。
陈利明走后，王国丽开始用攒下的钱买砖，买瓦，买梁，买檩，筹备盖房所需的材料。她没有再回到娘家，把所买的建房材料都码放到婆家的院子里。为防止小偷儿偷材料，每买进一批砖瓦，她都要在码放整齐的砖瓦上撒上一些石灰水，给砖瓦做上专属标记。
王国丽这次真的怀孕了，头胎生下了一个女儿。王国丽写信向陈利明报喜，并让丈夫给女儿起名字。丈夫给女儿起的名字叫陈喜梅。丈夫在信里说，梅是梅花的梅，也是煤矿的煤，他希望女儿既喜欢梅花，也喜欢煤矿。
赶上村里大搞排房化，要重新规划和分配一批宅基地，王国丽就在老宅以外的村子东头要到了一块新的宅基地。等陈利明第五次回家探亲的时候，在王国丽的操持下，所建的新房已接近完成。新房坐北朝南，是四间。三间堂屋，一间灶屋。房子不是混砖到顶，里层是土坯，外层才是青砖，这样的房子叫外包青。房顶上覆的也不是全瓦，三分之二是麦草，三分之一是细瓦，这样的房顶叫瓦剪边。在当地多是土坯房和草房的情况下，能盖一套这样的新房已经相当不错。一家盖外包青、瓦剪边，三乡五里的人都会知道。之所以能盖得起这样的新房，还不是因为他们家有人在外面当工人，月月能挣工资。要是光靠工分分粮卖钱的话，恐怕到猴年马月都盖不起房子。新房刚一盖好，王国丽就带着女儿喜梅，迫不及待地从老房子里搬了出来，住进了新房，成了另一户人家。
喜梅三岁时，王国丽生下了第二个孩子。陈利明期望王国丽能生一个男孩儿，他预先给男孩儿起的名字叫陈喜刚。当陈利明得知王国丽所生的又是一个女孩儿时，有所不喜，拒绝给第二个孩子起名字。丈夫不给二女儿起名字，王国丽就自己为二女儿命名，她起的名字中间仍带一个喜字，叫陈喜莲。
应该说喜莲的出生正当时，因为人民公社的建制取消了，生产队解散了，实行分田到户。分田是按人头分，谁家的人口多，分到的田就多，人口少，分到的田就少。这个地方是平原，田畴平坦，河网纵横，气候温和，很适合人口的繁衍和增长。但土地是不会增长的，原来是多少土地，几百年几千年之后仍是多少土地。由于人多地少，按人头分田时，每个人才合一亩地多一点。如果家里只有王国丽和陈喜梅母女俩，她们只能分到两亩地多一点，有了陈喜莲的出生呢，他们家就是三口人，一下子多分到一亩多地，加起来是三亩多地。王国丽懂得土地的重要，她高兴得差点放了一挂鞭炮。
土地归生产队的大集体那会儿，人人都不觉得土地是自己的，跟土地亲切不起来。一旦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土地好像才真正到了他们的怀抱，他们对土地百般爱护，怎么亲都亲不够。大家种田像开展比赛一样，看谁更勤劳，对土地付出更多。看谁家的庄稼长得更好，打的粮食更多。
王国丽是个要强的人，在种地方面，她当然也不甘落后。每季种庄稼，从整地、播种、施肥、打药、浇水，到收割、运输、打场、储存等，都做得井井有条，一丝不苟。公公婆婆指望不上，弟弟妹妹也帮不上她的忙，只有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忙里忙外，家里一把，地里一把。她是一个女人，在种地方面不得不把自己当男人使。那时还没有收割机，割麦全靠人工。烈日当头，当她一个人在地里割麦，累得汗流浃背几乎晕倒的时候，难免想起丈夫陈利明，心想，要是陈利明回家帮她割麦就好了。掰棒子的时候，也是只有她一个人。虽然她把两个孩子都带到了地里，但孩子的手还够不到长在玉米棵子上的棒子，她只能让喜梅看着喜莲在地头玩。玉米种得很密，长得也很高，钻进玉米地，像钻进一片树林。有一次正掰着棒子，她突然产生一种无助感和孤独感，心想，陈利明要是跟她一块儿掰棒子该有多好。一座长满荒草的孤坟陡地出现在她面前，恐惧之后，她对找一个当工人的当丈夫有一些反思，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夫妻俩还是相随相依，生活在一起好一些。这样两地分居，天各一方，何年何月才是尽头呢！
九
陈利明再次回家探亲，给王国丽带回了好消息，国营煤矿有了新的政策，煤矿工人的老婆、孩子可以农转非。政策明确规定，煤矿工人凡是在井下生产一线干满十年者，在井上生产二线干满十五年者，他们的配偶和子女就可以从农村转出来，转到矿区去生活。
王国丽没有听说过农转非这个词，她问陈利明，啥是“农转非”，“非”是哪个“非”？
陈利明把矿上领导的解释转达给王国丽，说所谓“农转非”，就是从农业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也就是说，过去是农民，一转成非农业户口，就不再是农民了。陈利明说，“非”是“非常”的“非”，“非”的意思就是“不是”的意思。
“非常”的“非”我认识，我还以为是“飞翔”的“飞”呢！
你理解成“飞翔”的“飞”也可以，你一翅子从农村飞到了煤矿，可不是等于飞翔嘛！
我们娘儿三个是从农村户口转成城镇户口吗？
文件上说的是农转非，不是农转城，意思差不多吧。
我的天爷，这个消息带给王国丽的可是天大的惊喜。她一直不甘心当一辈子农民，一心想脱离农村，当一个城里人。她之所以要嫁给陈利明，看中的就是陈利明的非农民身份。由于陈利明是个工人，他们家总算有一个人脱离了农村。王国丽还听说，等到陈利明到了退休年龄，就可以有一个子女顶替陈利明参加工作。这也是她愿意嫁给陈利明的另一个原因。这下好了，彻底好了，好到家了，不光陈利明脱离了农村，他们全家都将告别农村。她问陈利明，这是真的吗？我不是在做梦吧？
陈利明说，我连喊你三声“乖”，如果你每一声都答应，就说明你不是在做梦。
那你喊我吧。
陈利明连喊了三声“乖”，王国丽答应了三声，一声比一声脆生。答应过三声之后，乖一头扎进陈利明的怀里去了。
陈利明说，我这次回来，顺便到镇上办一下转移手续，你和孩子就跟我走吧，咱们到矿上去住。
说走就走吗？我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觉得有点儿突然哪！
什么突然，我每回休完探亲假要回到矿上去，你不是把枕头都哭湿嘛，不是要求跟我到矿上去嘛。这一下正好达到了你的要求，你可以长期在矿上住，咱们可以天天在一起。
那咱省吃俭用辛辛苦苦盖下的房子，说不住就不住了吗？还有咱家里的三亩多地，说不种就不种了吗？
陈利明说，房子还是咱们的，咱们什么时候想回来看看，打开房锁就能住。趁矿上的家属楼里还有一些空房，你和孩子去了就有房住。要是去晚了，别的家属把房子住满了，咱们就没有房子住了。你在陈庄是住平房，到了矿上住楼房，一步一步往上走，不是更好嘛！至于土地嘛，既然你和孩子的户口迁走了，就不再属于这个地方的人，土地就会被村集体收走，分给别的人家去种。
王国丽塌下眼皮，不说话了。
乖，你怎么不说话了？
我在想，我这一辈子嫁给你，真是嫁对了。
废话，你不嫁给我，还能嫁给谁呢？我这一辈子能娶到你，也是娶对了。
陈利明对王国丽说道，他有一个好哥们儿，他们同一年参加工作，一直在同一个采煤队和同一个工作面挖煤，跟共患难的弟兄差不多。就在上个月的一天夜里，工作面天顶上的一块石头落下来，一下子就把那哥们儿砸没了。要是那哥们儿还活着的话，他的老婆和孩子也可以农转非转到矿上。人一没，就把老婆孩子落下了。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我害怕！王国丽跟陈利明商量，临搬到矿上之前，他们要办两件事，一是请村里的干部们吃顿饭、喝顿酒，感谢干部们对他们家的照顾，也是向干部们告别；二是要到王国丽的娘家去一趟，跟娘说说她要到矿上去了，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还不一定。王国丽的父亲已去世了，她要到父亲坟前烧点纸，跟父亲说几句话。
一时间，陈庄的人都知道了，王国丽一家要搬走，要搬到一个叫金头矿的地方去。对于农转非的说法，庄里人的理解跟王国丽一开始的理解是一样的，也把“农转非”的“非”想象成带翅膀的“飞”，“飞翔”的“飞”。是呀，喜鹊会飞，大雁会飞，飞到南，飞到北，飞到东，飞到西。王国丽带着两个孩子，一下子从农村转移到矿区，可不就是飞嘛，可不就是等于扎了翅膀嘛！
有当嫂子的在村街上遇见了王国丽，说喜梅她娘，我听说你要飞走？
王国丽没有解释这个“非”不是那个“飞”，只说在哪儿都一样，都是穿衣吃饭过日子。
嫂子说，我早就看出你这个小媳妇是个胳膊底下长翅膀的人，现在翅膀上的毛扎全了，果然要飞走了。来，让嫂子摸摸你的翅膀在哪里。说着就伸手往王国丽的胳膊底下摸。
胳膊底下都是痒痒肉，没等嫂子摸到她，她乐得已经不行了，把两只胳膊夹得紧紧的，说好嫂子，饶了你妹妹吧！
陈利明和王国丽请村干部去家里喝酒时，还请了几位长辈。他们两口子向干部和长辈们敬酒时，那些喜酒的人也是把“飞”挂在嘴上，一再拿“飞”说事儿。他们说，你们遇上了好社会，赶上了好政策，能飞就飞吧。能飞多远就飞多远，能飞多高就飞多高。
季节正是春天，春风荡漾，桃红柳绿。这天上午，王国丽到她所承包的麦田里看了看。麦苗已经起身，满地都绿汪汪的。她选种的是优良品种，上了足够的化肥，今年肯定又是一个好收成，一亩地至少可以打八百多斤小麦。可惜，今年的麦子她收不成了。她跟村干部和公公婆婆都说好了，今年这一季小麦，交由公公婆婆收割，不管打多少小麦，全归公公婆婆所有。等收完了小麦，她名下的三亩多土地就交给村集体。
王国丽备了纸张、手叠的金元宝、银锞子，还有刀头肉、白蒸馍、水果等祭品，让陈利明陪她去娘家，到父亲坟前烧纸。王国丽点燃了纸，陈利明放响了鞭炮，王国丽站在坟前跟爹说话。爹，爹呀，今天还不到清明节，也不是十月一，我和利明来给您送钱花，是因为我们要走了，我们全家要搬到矿上去了。爹，爹呀，您醒醒，起来拾钱吧！我这一走，来回路就远了，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看您呢！说到这里，不知为何，王国丽突然悲从心来，膝盖一软，就跪在了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十
陈利明和王国丽拉家带口，带着大包小包，累累赘赘，一大早从家里出发，坐了汽车坐火车，下了火车再上汽车，直到傍晚，总算来到了金头矿。金头矿藏在一个山窝子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里和水边，分布着一些村庄。王国丽对金头矿并不陌生，有一年秋天，王国丽曾带着大女儿喜梅到金头矿来过一回，在金头矿的探亲家属楼里住过十多天。在那些天里，陈利明带着她和女儿，把金头矿的各处都走遍了。还带她们走到矿区以外的山里，摘了小灯笼一样的熟柿子和玛瑙一样的酸枣，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那时王国丽不曾料到，有朝一日她和孩子也会搬到矿上来，成为矿区的居民。这真是地不转云转，山不转水转，夫不转妻转，人一辈子不知道会转到哪里啊！
陈利明一家在采煤队的单身职工宿舍里临时住了三天，矿上就给陈利明在探亲家属楼里分配了一间房，陈利明一家就搬到家属楼里去了。王国丽那年来矿上探亲时，就住在这栋楼上。那一回是短时间住，这一回要长期住。这栋楼不是居民楼，建筑格局跟单身职工宿舍楼一样，都是筒子楼。每个房间都是单独成间，房间里没有厨房，也没有厕所，只有床铺。这栋楼房共四层，陈利明家分到的房子在三层，阴面，朝北。房间隔壁就是公共厕所，厕所里虽说有些臊烘烘的，但去厕所很方便。房间里只有两张用长条凳支起来的木床板，床板下胡乱扔着一些酒瓶子、烂胶靴、废报纸等，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王国丽把从家里带来的大包小包放在床板上，想把房间打扫一下，却找不到笤帚和铲灰斗。陈利明临时去矿街上买了一把笤帚和塑料铲灰斗，王国丽在地上洒了水，才把房间打扫干净了。
陈利明把他的被褥从单身职工宿舍里搬过来，铺在一张床板上。王国丽把她带来的被褥铺在另一张床板上。光床板上铺上了被褥，就可以躺在床上睡觉。睡着了觉，可以做一个梦。醒来，再睡一觉，感觉就有家的样子了。
作为一个家，家里人就不能天天再去食堂买着吃。去食堂吃饭的人太多，买饭要排队，饭菜不便宜，也不一定合口味。王国丽让陈利明去矿街上买了煤火炉，做了蜂窝煤。煤矿工人在井下拼死拼活把煤采出来，在矿上烧煤总算不用花钱买。井口堆着小山一样的煤，食堂的院子里也堆着大堆的煤，谁家要烧煤，去取一些就是了。王国丽去买了锅碗瓢勺，买了面板、擀面杖、切菜刀，还买了大米、小米、面粉和油盐酱醋。最近，陈利明上的是中班。中班就是白天班，早上八点上班，下午四点下班。差不多在整个白天，陈利明都是在井下黑夜一般的环境里干活儿。等陈利明从井下出来，交了矿灯，洗了澡，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下来。这天，王国丽提前做好了晚饭，等候陈利明归来。来到矿上安家后，这是王国丽做的第一顿饭。她给丈夫做了手擀面，还做了四样菜。菜有炖小鸡儿、油煎豆腐、醋熘绿豆芽儿，还有一盘葱丝拌猪肝儿。
陈利明一看，说嗬，这么多好吃的！
王国丽说，这是咱们来到矿上后，在家里做的第一顿饭，不能太简单。你要不要喝一点儿？
一定要喝两杯，不然对不起这些菜。他问，两个孩子呢？
喜梅带她妹妹到同学家看电视去了，等你喝了酒，我把面条下到锅里，再喊她们回来吃饭也不迟。
她们不错，一来到矿上就有了同学。
王国丽给陈利明倒了一杯酒，在小方桌对面坐下来，看着陈利明喝。她说，你一定饿了，先吃几口菜垫垫底吧，别空着肚子喝酒。
我老婆对我最好了。陈利明连着吃了几块豆腐，还吃了两片猪肝儿，才香香地喝了一口酒。哈，真好喝，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他对王国丽说，你也喝一点儿吧，权当是陪我喝。他知道，王国丽喝白酒是可以的。
好吧。王国丽又拿出一只酒杯，只给自己倒了半杯，她举起酒杯，来，我陪你！
陈利明把杯子和王国丽的杯子轻轻碰了一下，把杯子里的酒喝干了。
酒喝了一会儿，陈利明的脸色开始有些发红，眼睛也明亮起来，目不转睛地看着王国丽。
你老看着我干什么？
怎么，看看不行吗？我看的是自己的老婆，又不是看别的女人。
你是不是喝得差不多了？要不我去下面条儿吧？说着站了起来。
国丽我问你，你是不是觉得很幸福？
王国丽没有从正面作出回答，说，这还不是沾了你的光。
不是你沾了我的光，而是你自己有眼光。你一眼就看上了我，咱们才认识三天你就嫁给了我，说明你的眼光厉害，有远见。
走着说着吧。别的都挺好，我只是觉得房子少了点儿。只有一间房，我怕孩子大了，跟我们住在一间房里不方便。
房子会有的。我听说矿上准备盖新的家属楼。
我希望家属楼能早点儿盖好。到时候如果能分给我们两间房，就方便多了。
身份的转变、地方的转变，使王国丽的生活方式也跟着转变。每天，丈夫去上班，孩子去上学，她再也不用下地去摆弄庄稼，只在家里给丈夫和孩子做做饭就行了。有时天下大雨，雨点子打得窗玻璃砰砰响。她心里一惊，担心会淹到庄稼。但她很快哑然失笑，想到她已经离开老家，庄稼不再属于她。天放晴后，她会走出矿区，到附近农村的庄稼地边走一走。在她看来，山地的土地比较薄，土壤里夹杂着不少小石子，就肥沃程度而言，比她老家的土地差远了。地里的庄稼长得也不好，不管是玉米苗还是谷子苗，都长得瘦瘦弱弱，像是营养不良的样子。不管地面的庄稼长好长坏，不管粮食打多打少，王国丽都觉得跟她没多大关系。跟她有关系的，是埋在这里地下的煤。只要地底下有煤，只要丈夫通过挖煤挣到工资，他们就能买到粮食，想买什么粮食都可以。
王国丽还想到过她母亲。她父亲虽然在公社当过干部，但母亲从来没有离开过农村，一直是农民，从东地转到西地，连县城都没去过。她想，等矿上的家属楼盖好，等她家分到了新房子，她要把母亲接来，让母亲在矿上住一段时间。
王国丽认识了隔壁的邻居孙嫂。孙嫂的丈夫是采煤队的副队长，等于是陈利明的领导。孙嫂一家也是通过农转非从农村转到金头矿来的。孙嫂家也有两个孩子，是一对双胞胎男孩儿。孙嫂比王国丽大几岁，因都是从农村来的，差不多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有一些亲近感。平常日子，孙嫂也很少外出，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孙嫂邀王国丽跟她一块儿看电视，看一个电视连续剧。王国丽一看，就被连续剧的剧情吸引住了，白天看了，晚上还想看。晚上去孙嫂家看电视，显然不太合适，王国丽只好忍着。忍了一段时间，她终于有些忍不住，对陈利明提出，咱们也买一台电视机吧。她说出的理由是，两个孩子老去别人家看电视，人家嘴上不说，心里会不高兴的。
陈利明没有反对王国丽买电视机，他们拿出了家里的大部分积蓄，买了一台电视机。
这样一来，王国丽就不用再去孙嫂家看电视连续剧了，在自己家里就可以连续看。如果电视是一台戏，好像她把戏台搭在了家里，一个人就可以看一台戏。她不仅可以看省里的戏，还能看到北京的戏，她不仅可以看中国的戏，还能看到外国的戏。两个女儿也不用去同学家看电视了，在家里就可以看动画片。孩子看动画片的时候，她也跟着看得饶有兴趣。在提高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她的精神生活也提高了不少档次。
矿上的工人俱乐部，每个星期都要放映一场到两场电影。王国丽除了在家里看电视，俱乐部里放电影时，她也拉着陈利明跟她一起去看。夫妻一起去观影，有人观看他们两口子，她心里有些得意，有一种近乎浪漫的感觉。
这年的春节前，矿上为了庆祝全矿超额完成了全年的生产计划，并慰问辛勤劳动了一年的职工，请来省里的剧团，在俱乐部里进行了两场演出。剧团全国闻名，剧团的女主角更是大名鼎鼎，王国丽小时候在老家就听说过这个女演员的名字。不出煤矿，就能听到大牌演员唱戏，让王国丽有些感动。戏里的戏情，更让王国丽感动，她感动得热泪盈盈，心想这场戏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随着全国煤矿的煤炭生产得越来越多，煤炭产能几乎到了一种供大于求的饱和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煤炭工业的管理部门，不再要求各地的矿工春节期间坚守劳动岗位，更不再要求矿工在节日期间夺高产，提倡给矿工放假。
于是，金头矿就给全矿的职工放了假，从腊月的除夕放到来年的正月初五，一共放假六天。中国人历来重视春节，春节是团圆节，也是快乐节，听说今年春节放假，大家都很高兴。那些还是单身在矿的矿工，纷纷买车票回老家过年去了。而那些农转非来到矿上的家属，他们没有回农村老家，选择留在矿上欢度节日。
陈利明征求王国丽的意见，今年咱们在哪里过年？
你说吧，你是一家之主。
依我说，过年就是过老婆，老婆在哪里，哪里就是年。既然我老婆来到了矿上，还回老家干什么！
我发现你的嘴越来越甜，越来越会说。
陈利明给父母写了信，寄了二十块钱。王国丽给母亲写了信，也寄了二十块钱。
十一
过罢春节，有的回家过年的单身职工还没回矿，留在矿上过年的矿工开始下井上班。
过年期间，矿山下了一场雪。雪下得还不小，正下时，杏花瓣子一样的大雪朵子漫天飞舞，远山近廓一派朦胧。雪停时，地上的积雪已有半尺厚，使原本以黑色为主色调的矿区变得一片银白。也许因为矿工常年在黑暗的环境里工作，他们对白色的雪格外喜欢，一见下大雪，眼里不知不觉间就涌满了泪水。不管雪落在房顶上，还是落在煤堆上；落在树上，还是落在矿车里；落在街道上，还是落在井架上，都让他们觉得很好看。他们老看，老看，老也看不够。他们看月亮看不够，看花儿看不够，看白雪更看不够。月出有时，花开有时，而下雪不定时。每次下雪，对矿工来说都像是不期而遇，让矿工们格外欣喜。
陈利明和王国丽带着两个孩子，下楼去团雪球、堆雪人。他们看到，在工人俱乐部门前的广场上，在篮球场里，已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那里堆雪人、打雪仗，雪球乱滚，笑声飞扬。他们没有跟别人凑热闹，来到矿区北面一片没有人迹的新鲜雪地，在那里玩雪、堆雪人。自从有了孩子以后，陈利明这是第一次带孩子玩雪。两个孩子在他面前好像还不是很放松，团了雪球不敢往他身上投。他引逗似的把雪球投在孩子身上，孩子才敢把雪球投向他。在他们老家，孩子都是管父亲叫爹，或叫大。而他们的女儿一出生，一学会说话，王国丽就教她们管陈利明喊爸。她这样教女儿，是有意把自家的孩子与农村的孩子相区别，以显示她女儿的爸爸是有工作的人。所以，喜梅和喜莲从小就是喊陈利明爸爸。陈利明躲躲闪闪，雪仗打到热闹处，两个女儿一迭声地喊着“爸爸，爸爸”，可把陈利明高兴坏了。
陈利明这天去下井，只去了半天就回到家里来了。以前，陈利明上白天班，要上整整一天，等到傍晚快吃晚饭的时候才能回到家。这天还不到吃午饭的时候，陈利明就回来了。王国丽问，怎么回事儿？
陈利明说没事儿。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还没有正式开工吗？
陈利明有些不大高兴，只“嗯”了一声，就仰躺在床上去了。他没有脱鞋，双脚在床沿儿外面耷拉着。
王国丽站在床边问他，现在给你做饭吃吗？
不吃，不饿。
我看你有点儿不高兴啊，到底怎么回事儿呢？不能跟我说说吗？
陈利明没跟王国丽说实话，他说，在春节期间，在井底水仓值班的人没有及时开水泵，水仓里的水满了，满得漫了出来，漫到了巷道里，使巷道变得像水巷一样。矿上为了安全，暂缓采煤生产，开足水泵的马力，把水排一排再说。
对于井底有水仓和水泵，王国丽听人说过一些。说是矿上的人吃的水和用的水，就是从几千尺的井底抽出来的。用水泵把水抽到水塔上，经过沉淀和过滤，就从高处流到了各家各户。王国丽说，你跟我一说，我不就知道了嘛。不是你不想上班，是矿上不让上班，这不能怪你。不让上班，咱就继续在家休息，接着过年。不出正月都是年，过了春节，还有元宵节呢。
陈利明没有再说话。外面有外面的事，家里有家里的事，外面的事不一定都在家里说。男人有男人的事，女人有女人的事，男人的事由男人撑着，不一定让女人知道。
要睡你就好好睡吧。王国丽帮陈利明脱掉了脚上的鞋，把陈利明的双脚搬到了床上。
陈利明一翻身脸朝里，脸面向墙。他们家的床不再是硬板床，床上放了一块里面装有弹簧的席梦思床垫子，硬床变成了软床。陈利明本来要买一整张带有不锈钢床头的席梦思床，王国丽为了省钱，就只买了一块床垫子。陈利明的眼睛闭着，脑子却开着。好比井下越黑，他头顶的矿灯显得越明，他的眼睛越是闭着，脑子里情景就越清晰。早上，陈利明他们和孙队长一起，刚来到采煤工作面下附巷的巷口，就被三个陌生的壮汉拦住了。那三个壮汉头顶矿灯，足蹬胶靴，腰扎皮带，彻头彻尾完全是矿工的穿戴。但他们每人手持一根麻花钻的钻杆，都是凶神恶煞般的样子。带头的壮汉大声命孙队长他们站住。
孙队长站下了，用矿灯把那个对他们下命令的人照了照。
那人偏头躲过矿灯的光柱，喊瞎照什么，再瞎照我捅死你！说着将钻杆枪刺一样平端起来。
我们来上班，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大隗矿的，井上是大隗村的土地，井下就是大隗村的地盘。
孙队长并没有被对方的嚣张气焰所吓住，他轻蔑地笑了一下，说可笑，金头矿是国营煤矿，井下的每一块煤都归国家所有，跟大隗村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从哪里又冒出一个大隗矿呢！
你不要拿国营矿吓唬人，这个我懂。国营矿归全民所有。既然归全民所有，也归大隗村的村民所有。
金头矿已经投产三十多年，春节的前一天，我们采煤一队还在这个工作面采煤，工作面怎么成你们的了？
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们已经在我们这里挖了三十年煤，下一个三十年该我们挖了。
你们这样做，不是等于抢劫吗？
少废话，你们趁早滚远点儿。不然的话，别怪我们手里的家伙认血不认人！说着，那三个手持钻杆的家伙又向前逼了两步。
孙队长和陈利明他们对对方所拿的麻花钻杆都很熟悉，那是往煤壁上打眼用的。钻杆顶端的钻头是用合金制成的，相当锋利，不管多么坚硬的煤壁，电钻一开，很快就打出一个洞来。这样的钻头倘若捅在人身上，不把人的肠子捅出来才怪。孙队长他们手里拿的也有工具，他们的工具不过是刨煤用的镐头和铲煤用的铁锨，谈不上是什么武器。他们没有和手持钻杆的家伙们硬碰硬，退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了。
井下安有防爆电话，孙队长用防爆电话给矿上的生产调度室打了一个电话，向调度值班者汇报了在井下遇到的意外情况。值班者说，这个事情比较重大，他得向调度室主任汇报一下，主任再向矿长请示一下，才能给孙队长回话。孙队长他们在电话机那里等了好一会儿，调度值班者才打回电话，让孙队长他们先升井吧。又说，矿长的意见，这个事情关系到工农关系，比较复杂，只能由矿领导出面，妥善进行协调处理。
十二
第二天一早，孙队长给调度室值班者打电话，问今天能不能下井。值班者说，事情还没有处理好，他们想下井看看也可以。只是不要和大隗矿的民工发生正面的肢体冲突，要是因发生冲突而受伤，后果自负。
后果自负的说法让孙队长有些心寒，但他们还是下井去了。这一次，孙队长和陈利明他们没走下附巷，而是通过材料巷往上爬，来到了上附巷。下附巷的巷口有人把守，他们不知道上附巷的巷口有没有人把守。倘若上附巷的巷口没人把守的话，他们就到工作面看一看。这个工作面是新的，刚采了几茬煤。在他们看来，这个储煤丰富的工作面，跟一位刚揭开红盖头的新娘子差不多。他们爬坡来到上附巷口，喘息未定，就听见有人命他们站住。孙队长他们一看，把守巷口的也是三个壮汉。壮汉们手里拿的倒不是麻花钻杆，是自制的炸弹。这种炸弹的弹壳是玻璃酒瓶子，瓶子里装置有炸药、雷管和导火索。其中一个家伙举着炸弹说，谁敢过来老子就炸谁！
孙队长和陈利明看见过有人用这种自制炸弹在水库里炸鱼，炸鱼的人把瓶口的导火索点燃，像扔手榴弹一样扔进水库里。炸弹在水里咕咚响一下，翻起一阵浑黄的水花儿。随着水花儿泛起，一些被炸昏的白鱼就漂了上来，一捞就是一条。这表明，这种玻璃炸弹的威力是相当大的，万一对方把点燃的炸弹扔过来一枚，炸碎横飞的玻璃碴子会比飞刀还厉害，不把人炸得血肉模糊才怪。孙队长回头看看他的部下，他们的神情都很惊恐，像是准备随时卧倒的样子。孙队长说，我们不是去采煤，只是想到工作面儿看一看。
工作面除了煤，还是煤，有什么可看的。想看，回去看你们自己的老婆，你们的老婆怎么也比煤白一些。
孙队长说，这样吧，为了表明我们去工作面不是为了跟你们抢煤，我们把工具都放在这儿，只空着手进去走一趟，还不行吗！说罢，就让矿工们把手里的工具都放在地上。
陈利明手里拿的是一把刨煤用的鹤嘴镐，“鹤嘴”被他打磨得明晃晃的，用起来十分得心应手。孙队长让他们把工具放在地上，他感觉像是在战场上缴械投降一样，心里很是别扭。但他见别的工友都把工具放在了地上，他也只好把镐头放下。
尽管如此，那些手持炸弹的人仍三夫当关，虎视眈眈，不让他们进去。
孙队长他们听到了从工作面传过来的隆隆的炮声，并嗅到了从巷道里飘过来的硝烟味，知道被大隗矿雇来的农民工们正在疯狂地盗采煤炭。如同别人在抢他们的“新娘子”，他们虽有些痛心疾首，却无计可施，只好空手返回井上。到井上后，他们接到通知，采煤队临时放假一周。一周后是否上班，等候通知。
金头矿的煤里，油分含量比较高，特别容易沾身。以前陈利明上班，每班在煤窝里一滚，全身上下都沾满了煤油煤粉，连鼻子孔里、耳朵眼儿里，都是一挖一疙瘩煤。不管他在澡堂里洗澡洗得多仔细，眼睑上还是会留下一些煤油。煤油不光是黑色，仔细看还有一些发蓝，像爱美的女人画的眼影。陈利明一回到家，王国丽就习惯性地看他的“眼影”，她看出丈夫虽说也洗了澡，但眼圈上并没有留下“眼影”，这说明丈夫今天又没有挖煤。她问，怎么，今天又没干成活儿吗？水仓里漫出来的水还没排完吗？
这次陈利明没有再隐瞒，把这两天在井下遇到的情况对王国丽讲了。王国丽吃惊不小，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儿她才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怎么能这样呢？金头矿是国家的，井下的煤是国家的，别人怎么敢犯抢呢！
陈利明说，听说现在政策变了，煤矿国家可以开，集体可以开，个人也可以开，叫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谁都知道，煤在地底下是凉的，挖出来就会变成热的；煤在地底下是黑的，一挖出来就会变成红的，就可以变成钱。当地的农民见我们在这里当工人挖煤，早就眼红得不得了。现在他们也得到了挖煤挣钱的机会，不发疯才怪，不趁机抢国家的煤才怪。
矿上难道连一点办法都没有吗？金头矿有两千多工人，比小煤矿的人多得多，矿上把你们组织起来，保护你们的矿不行吗？跟他们对着干不行吗？
恐怕不行，我听说小煤矿的那些打手，矿主每天都给他们发高工资。他们要是受了伤，矿主也出钱给他们治疗。大矿反而不行，没人组织我们护矿，没人给我们发工资。我们要是和小煤矿的人打起来，受了伤要我们后果自负。你想想，矿上的领导是这样的态度，哪个当工人的愿意伸头呢！
你们被称为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不是很厉害嘛！
陈利明叹了一口气，说，这都是过去的说法，现在哪里还讲什么阶级不阶级，有奶就是娘，谁有钱谁就是大爷。
天塌砸大家，那就走一步说一步吧。
陈利明是一个劳动惯了的人，他不愿意天天躺在床上睡觉，也不想天天陪着王国丽在家里看电视，有些百无聊赖，百爪挠心。有工人喊他出去打牌，他担心一来牌就要来钱，不去。还有工友约他去水库钓鱼，他也拒绝去。钓鱼是个耐心的事儿，他哪里有那个耐心呢！在家里待不住，他就一个人到山里田野里去转转，到矿街上去看看。矿街伴随着煤矿而生，街道越来越延长，越来越热闹。一街两行，从吃的到穿的，从戴的到玩的，从洗的到泡的，可以说应有尽有，不应有的也有。只要有钱，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只要舍得花钱，自己想怎么“花”都可以。矿街一直通到金头矿生产区的大门口，门外有一片空地。陈利明看到，空地上聚集了一些人，其中有的人是他的工友。工友们聚集到这里干什么，难道他们要找矿长请愿，要求矿上组成护矿队，保卫金头矿的煤炭资源不受侵犯吗？要是那样的话，他也愿意成为护矿队的一员，参加护矿的战斗。他到人群里一打听，顿时有些丧气。你道怎的？却原来，不知从哪一天起，这里自发形成了一个劳动力市场。放假的矿工，是到市场上找活儿干。外面需要劳动力的人，就到这个市场上来招工。陈利明听一个工友告诉他，金头矿不但采煤一队停产放假了，另外两个采煤队也放假了。那两个采煤队的工作面，一个在矿井的东面，一个在矿井的南面，虽说与在西面的采煤一队的工作面不是一个方向，但那两个采煤队的工作面也被另外两个小煤矿强占了。这样一来，金头矿等于被三个小煤矿从三面包围，金头矿想突围已经很难。工友打了一个比方，说就算一匹角马的个头儿再大，也敌不过一群野狗的攻击。工友估计，到这个市场找活儿干的矿工会越来越多。
正说着，一个招工的人骑着电动三轮车过来了。那些等待应招的矿工一看来人像是招工的，还没等他电动车停稳，便呼啦围了上去。那些矿工有的拿铁锨，有的带着行李卷，都是有备而来。来招工的是附近农村的一个农民，他说，他承包了一片苹果园，最近要栽一批新的苹果树。他想雇一个人帮着挖树坑，挖一天十块钱，只管开水不管饭，问有没有人愿意干。
至少有三个矿工举手，说，我干，我干，我干！
招工的农民说，我把话说在明处，一个人每天至少要挖十个树坑，少挖一个树坑扣一块钱。我只招一个人就够了。
三个矿工互相看了看，还是争着举手，表示愿意干。
招工的农民挑了一个长得比较壮实的矿工，让那个矿工坐上他的三轮车，拉着他走了。
十三
陈利明回到家，跟妻子王国丽讲了他在劳动力市场上看到的农民到矿上招工的一幕。两口子都觉得不可思议，十分感慨。以前招工，都是去农村招工，招的对象是农民。现在翻过来了，是农民到矿上招工，把矿工招到农村给农民打工。王国丽问陈利明，你心里是不是觉得很别扭，很难接受？
陈利明说，我原来还以为只要当上了煤矿工人，就一辈子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全家人一辈子吃穿不愁。我怎么也没想到，堂堂的国家煤矿，会受小煤矿欺负，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心里是觉得很别扭，很难接受。但是，别扭也没办法，难接受也得接受。人只要活着，总得吃饭，总得穿衣。只要吃饭穿衣，就得花钱，离开钱寸步难行。原来，国营煤矿的管理办法也有了新的变化，各个采煤队与矿上签订了合同，实行的承包制，由过去的计时工资制，改成了计件工资制，每个月结算一次。哪个队采的煤吨数多，工人能分到的工资就多，采的煤吨数少，分到的钱就少，不采煤呢，一分钱都没有。现在矿上给采煤队放了一个星期假，等于在这个星期内，工人一分钱都挣不到。陈利明说，这种状况如果再继续下去，说不定哪天他也得出去打工。
王国丽劝陈利明，你也不用太发愁，矿上的工人，还有家属，好几千口子呢，矿上的领导，还有上面矿务局的领导，不会不管我们。
一个星期过去，陈利明他们接到通知，金头矿和周边几个小煤矿的关系仍在协调之中，金头矿的工人还不能复工，假期延长至一个月。在放假期间，矿上没钱给职工们发生活费，只能给每个在册的职工发一吨原煤，代替生活费。
金头矿的井口，是堆有一大堆煤，可这些煤很难销售出去。小煤矿纷纷办起来之后，他们挖煤的成本低，卖煤时就压低了价钱。而国营煤矿产煤的成本较高，按原来的价位卖，就很难卖出去，造成了积压。煤炭露天堆积，在太阳底下暴晒，时间长了会冒烟、自燃。为了避免矿工辛辛苦苦挖出来的煤遭受损失，矿上就把煤分给职工们，让职工们想办法自行销售，换成生活费。
陈利明用盛水的塑料桶，一趟一趟从井口把分到的煤挑了回来，堆在他家所住的楼下的墙根。他无法把煤卖出去，就往煤里掺进了一些黄土，做成了蜂窝煤。
家里有老婆孩子，两个孩子还要上学，陈利明坐吃山空是不行的。他买了一张铁锨，也到劳动力市场上去了。往劳动力市场上走时，他觉得街上不少人在看他，让他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甚至有些羞怯。他低下眉，有些掩耳盗铃似的，不敢看别人。来到了市场，他也没有马上往人多的地方站，而是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站到了一边。在矿上还没有停产放假的时候，他的那些矿工兄弟们下井如上战场，在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横枪立马，纵横驰骋，那是何等的英武。而来到劳动力市场的兄弟们，神情都有些落寞，好像他们不是等着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是要出卖自己。一个个大男人，还有比这样做更伤自尊的吗？恐怕没有吧。
头两天，陈利明没有找到活儿干。如同煤多了卖不出去一样，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一旦供大于求，变成以买方市场为主，找到出力的地方也不容易。招工的人一来，那些等待被招的矿工就围了上去，争相推销自己。陈利明表现得不是很积极，当然抢不上槽。到了第三天，陈利明才总算找到了一份活儿。来招工的也是一个农民，要招一个人给他家新栽的苹果树浇水，浇一天水的工钱是十块钱。因浇水所需的水要从几里外的水库里挑，活儿比较重，工钱也不高，别的人不愿意干。陈利明不怕活儿重，也不嫌钱少，就把挑水浇树的活儿接了下来。每天早上，陈利明带上一个干馒头出门，挑一天水，傍晚才能回到家。陈利明挑了四天水，把果园里的树浇了一遍，人家就不让他干了。四天挣了四十块钱，陈利明把挣到的钱都给了王国丽。
后来，陈利明又陆续找到一些零活儿，有时刨菜园里的地，有时搭猪圈，有时往麦田里喷农药，差不多都是农活儿。干这些活儿挣钱都很少，有时一天只能挣几块钱，只够全家人一天的饭钱。
一个月之后，金头矿的景况不但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反而越来越糟糕。糟糕的证明是，矿上宣布，全矿再放假半年。放假期间，全体职工留职停薪，自谋生路。待矿上的条件改变以后，再通知大家回矿上班。
我的娘啊，我的天哪，我的地呀，我的井呀！自谋生路，生路在哪里呢？陈利明和王国丽该怎么办呢？
这天，陈利明在厕所里遇见了孙队长，孙队长递给他一根烟，二人吸着烟，吐着雾，说了一会儿话。孙队长问陈利明打算怎么办。
陈利明说，他也不知道。
孙队长说，人总得生活，总得把日子往前过，劝陈利明早点想办法找活儿干。
陈利明说，找活儿很难。
孙队长说，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孙队长向陈利明透露一个消息，说他已经找到了活儿，收入还不错。孙队长所找到的活儿，让陈利明没有想到，他一听，几乎惊了一下。原来孙队长到一家私营小煤矿干活儿去了。
陈利明说，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国营大矿的工人，到私人开的小煤矿去打工，这不太合适吧。
孙队长“嘿”了一声，说，我以为我的思想观念比较落后，我看你老弟的思想观念比我还要保守，还要落后。你得看看现在到什么时候了，现在的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一切由市场说了算，也就是由钱说了算。有钱，就有市场，没钱，就没有市场。现在不要再说什么国营私营，不要再分什么大矿小矿，能挣到钱就是好家伙。孙队长介绍说，到小煤矿干活儿的好处是，矿主每天都给去挖煤的人“开现把”，也就是发现金。大工，也就是技术工，每天可以挣五十块钱。没有什么技术的小工、力工，每天也可以挣三十块钱。因为他是大工，干一天可以领到五十元现金。
陈利明还是有些想不通，说，小煤矿的人那样欺负我们，那样明目张胆地抢我们的煤，夺我们的饭碗，我们不跟他们斗，还要帮他们利用国家的煤炭资源去赚钱，这个弯子我一时还转不过来。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也想不开，去小煤矿干活儿，也有些放不下脸面。后来听别人说到一些情况，我才明白，我们好好的金头矿，为啥走到了今天这一步。这都是矿长的责任，都是因为矿长与小煤矿的矿主私下里搞交易，把金头矿出卖了，也把我们出卖了 。我听说，在过年期间，小矿主提着密码箱到矿长家里进进出出。你想啊，矿长的工资由国家管着，每个月的工资都是有限的。小矿主送给矿长的好处，恐怕比矿长每月的工资多一百倍都不止。矿长得了小矿主的好处，嘴就软了，眼就瞎了，只能把责任推到工农关系不好上，只能停产放假，牺牲我们普通工人的利益。我听到的这些情况，也可能是别人的猜测，不一定有什么真凭实据，你一听就完了，不要再对别人说。
放心吧，我不会对别人说。我对矿长印象挺好的，觉得矿长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我听说咱们的矿长是上过矿业大学的老牌大学毕业生，他对自己的要求一直很严格。
孙队长苦笑了一下说，陈老弟真是一个善良的人哪！
十四
陈利明还是找到了一份活儿，这份活儿不再是到农村给农民打工，他也坚持不去小煤矿挖煤，而是应召到城里的一家建筑公司的建房工地参与盖房去了。楼房不是短时间就能盖好，他可以在工地干得时间长一些。虽然他没什么盖房的技术，不过是搬搬砖，和和泥，打打下手，出一些笨气力，工资应该比在农村打工高一些。
在建房工地干了三个月后，陈利明抽空儿回了一趟金头矿的家。王国丽以为丈夫是回家送钱，让王国丽失望的是，陈利明并没有带回钱。丈夫解释说，他们工人住在建房工地的工棚里，建筑工程队管吃管住，吃饭睡觉都不成问题。但是，由于建筑公司把建房项目包给了工程队，要等楼房建成，建筑公司才能给工程队结算工程款。因建筑公司没有给工程队钱，工程队就不能给工人发工资。他这次回家的路费，还是跟别人借的。
家里有限的积蓄越花越少，眼看就要见底，王国丽只能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维持着她和两个女儿的生活。大米、白面等细粮比较贵，他们家就以吃玉米面、豆面等粗粮为主。买不起蔬菜，她就到山里挖些野菜，拌点玉米面蒸野菜吃。然而，人的富裕没有上限，贫穷却是有下限的。随着暑假过去，新学期开学，两个女儿需要交书本费的时候，王国丽家的贫穷就彻底暴露出来。
喜梅上小学五年级，喜莲上三年级。在新的学期，一个女儿需交七十元书本费，两个女儿的书本费加起来是一百四十元。按学校要求，书本费在学校放暑假之前就应该交纳。因王国丽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校方考虑到他们家确实比较困难，同意延缓到开学时再把书本费交齐。
开学了，两个女儿收拾好了书包，跟妈妈王国丽要书本费。王国丽答应了。可家里满打满算只有三十多块钱，连一百四十块钱的零头都不够，这可怎么办呢？王国丽让小姐妹俩先去上学，她随后去跟别人家借钱。
王国丽到谁家去借钱呢？自从金头矿停产放假后，各家没有了收入来源，经济状况都很不好。特别是那些农转非来到矿上的家庭，家底都薄弱得很，根本拿不出多余的钱。就拿王国丽家的邻居孙队长家来说吧，因为孙队长遭遇了一场意外的事故，家里的情况更糟糕一些。孙队长去小煤矿打工，约上他的堂哥，让堂哥跟他一块儿去挣钱养家。孙队长原来买有一辆摩托车，他骑车带着堂哥，来回到小煤矿去下井。有一天夜里在山路上骑行，一不小心摔进山沟里，兄弟俩一死一伤。伤的是孙队长，死的是堂哥。孙队长受伤很重，等于从阎王爷那里抢回一条命。孙队长被送到医院抢救，小煤矿推得干干净净，不承担任何医疗费用。金头矿拿不起医疗费用。没办法，孙嫂只好东家哭，西家诉，到亲戚家借钱救命。为孙队长治疗，已经花了两万多块钱，孙队长现在仍然住在医院里。孙嫂说，借下的钱对他们家来说是天大的窟窿，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补上。孙家出了变故，马上影响到两个孩子的学业。孙家的一对双胞胎儿子，学习成绩都不错，双双刚刚考上了高中。大儿子见妈妈已供不起他们弟兄俩都能继续上学，自己放下书包，背上行包，孤身一人到外地打工去了。临行前，他对妈妈说，他长大了，应该为家里分忧。到外面不管能不能挣到钱，起码可以为家里省些学费和口粮。一到外地，他马上给弟弟写信。他给弟弟的信写得很动感情，称他们是穷人家的孩子，说穷人家的孩子难道就不能继续上学吗？说他自己之所以放弃上学，是为了让弟弟好好上学。等他一旦挣到了钱，会马上寄给弟弟，给弟弟当学费。他嘱咐弟弟，要弟弟一定要争气啊！
孙队长的堂哥一家，也在这座家属楼里住。王国丽知道，孙家堂哥死后，他们家像是一下子失去了顶梁柱，家里的困难更严重一些。堂哥家也是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开学后，正上高中二年级的儿子背着十几个馍去上学，因带的书本费和学费不够，到了学校又回家来了。他没有再去上学，借来上届同学用过的旧课本，在家里自学高中课程。墙上贴着他用白纸黑字书写的自勉的话：“向命运挑战，上帝就是自己。”“一息尚存，绝不松劲。”女儿是学校少年先锋队的大队长，还是班里的班长。家里为她交不起书本费，她最害怕妈妈不再让她上学。但妈妈还是对她说，谁家愿意要你，你就跟上人家走吧，人家养活你，供你上学。女儿来到学校，在班主任老师面前大哭了一场。是班里同学们纷纷伸出援手，你捐一块，他捐两块，才为女儿凑齐了书本费。
王国丽还没有想好去谁家借钱，陈喜梅和陈喜莲已背着空空的旧书包回家来了。喜梅说，交了书本费的同学都领到了新书新本，开始上新课，她和妹妹没有交钱，老师让她们回家跟家长要钱。
王国丽说好，你和妹妹在家里等着我，我看看能不能借到钱。
出了门，下了楼，王国丽在矿街上乱走。她脑子里空空的，蒙蒙的，像是失去了目标，也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也不知道自己往哪里走。她一走一走，不知不觉间走到了金头矿的生产区，来到了矿井的井口。这是一座斜井，斜井很深很深，巷道里铺设的铁轨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地底很深远的地方。王国丽在农转非刚来到金头矿时，矿上工会的女工部曾组织一些矿工的妻子到井下参观，让妻子们体验一下矿工劳动的艰辛，以期对矿工的日常生活更照顾一些。王国丽作为农转非来矿的矿工妻子之一，也参加了那次下井体验。她们在狭窄的煤洞子里爬来爬去，每个人都沾了一身煤，出了一身汗，吓得差点尿了一裤裆。有一个矿工的妻子哭了起来，别的妻子受到感染，也都呜呜地哭了起来。王国丽看到，通往井口的铁轨还在，只是铁轨两侧和道心内，煤尘上面是灰尘，几乎把铁轨埋没了。粗钢管焊成的铁栅栏把井口封闭了，里面变成了一片死寂。王国丽透过铁栏的缝隙，使劲往里看，什么都看不见。只有一股股发霉的气息，徐徐地从井里涌出来。曾几何时，这里人来人往，车来车往，是一派热气腾腾的繁忙景象。现在却变得如此荒凉，怎不让人心寒？
王国丽听陈利明说过，金头矿的矿井规模是年产原煤一百二十万吨，属于大型矿井。设计的服务年限是六十年。煤矿达到设计产量的鼎盛时期，曾被省煤炭局的领导和新闻媒体誉为全省煤矿的一枝花。可由于小煤矿麇集而来，在金头矿的井田范围内你夺一块，我抢一块，把一座好端端的煤矿生生糟蹋了。结果，这个矿只采了三十来年就报废了。好比一个男人，本来可以活到六十岁，结果只活到三十出头，刚到而立之年，就立不住了，死掉了。
十五
王国丽没借到钱，第二天，她让两个女儿只管去学校，她再想办法去借。
跟昨天一样，两个女儿去学校去了不一会儿，就又背着空书包回家来了。
喜梅的样子有些气哼哼的，一下子把空书包扔到了床上。喜莲也噘着嘴，眼里湿唧唧的。
中午饭，王国丽做的是白水煮面条，在锅里下了一点野菜。王国丽给两个女儿盛的面条稠一些，给自己盛的多是稀汤，稀汤上面飘着野菜的菜叶。她让两个女儿吃饭。
喜梅翻了一下白眼，说不吃。
喜莲的眼皮塌蒙着，也不往饭碗上看。
王国丽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是嫌你妈没本事，要气死我吗？
喜梅说，我们要省下吃饭的钱，留着交书本费。
真是孩子话，一顿饭不吃才能省几个钱，就算你们十顿饭不吃，省下的钱也不够交书本费的。好了，你们趁热吃吧，等吃完了饭，妈再想办法。
喜梅还是不吃，态度很坚决的样子。
喜莲抬起了眼皮，看看饭碗，有些想吃。
喜梅对妹妹说，不许吃，你要是敢吃一口，我就撕烂你的嘴！
王国丽没想到喜梅对自己的妹妹这般厉害，她也厉害起来，说，你自己不吃就罢了，为啥也不让你妹妹吃？
我就是不让她吃，如果连这一点志气都没有，还上什么学！
两个孩子都不吃饭，王国丽当然也吃不下，再次外出借钱。
王国丽出门碰见尚嫂。尚嫂的丈夫是陈利明的工友，尚嫂也是农转非来到了金头矿。尚嫂又黑又瘦，穿得很破旧。尚嫂穿一件黑上衣，衣襟下面烂了一个洞。尚嫂一见王国丽，显得有些不好意思，用手捂住了衣襟上的破洞。尚嫂问王国丽，干啥去？王国丽跟尚嫂说了两个女儿交不起书本费的情况，说出去找人借点钱。她没敢提出跟尚嫂借钱，她知道尚嫂的丈夫也在外打工，也没挣到钱。尚嫂家也是两个女儿，女儿都在住校读高中，花钱更多。尚嫂说，这真是，煤矿走到这一步，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接着，尚嫂从穿衣服说起，跟王国丽讲她家的经如何难念。她说，我来到矿上以后，没添过一件新衣服，都是捡两个闺女的旧衣服穿，成天穿得破破烂烂，跟讨饭的一样。因为没有一件像样的穿得出去的衣服，我不敢回娘家。娘家人以为我农转非到城里享福，我不能让老家的娘家人看不起我，笑话我。现在一家人吃饭活命要紧，衣服能遮住身体，不赤皮露肉就行了。让人发愁的是，饭也吃不饱了。家里的那一点积蓄，给两个住校的闺女交了学费、伙食费，就没啥钱了。我连顿稠饭都不敢吃，每天都是喝稀的。家里买不起菜，我就到矿街上拾人家扔的烂菜，或者到山沟里挖野菜，回来熬在稀饭里吃。农民问我挖野菜做啥哩，我没敢说自家吃，说是喂鸡。有人对我说，别让孩子上学了，保命要紧。我也想过不让两个孩子再上学，可两个孩子都爱上学，学习也比别人强一些，如果硬把她们拉回家，我怕她们精神上出毛病，那样我们就更没法过了。再说，我们两口子都没上过学，知道不识字的难处，想让闺女上学上出来。现在要是不让孩子上学，我心里煎熬，要是孩子考上大学，也是个煎熬。听说上大学花费更多，恐怕打死我我也供不起。我赶着孩子往前走，谁知越走越下坡，越走越深，再也走不出去了。前面一道道坎儿，一道道沟，坎儿都是硬坎，沟都是深沟，我一点办法都没有，真的过不去了。我愁得夜里睡不着，哭也哭不出来。我想到外面讨吃去，想死了算了。那天我爬到选煤楼上往下看，看到下面有好几条路，咋就没有我走的一条路呢？我试了试，真想从上面跳下去。说到伤心处，尚嫂的眼里含满了泪。她的自控能力很好，一直没让眼泪掉下来，话说得平平静静，偶尔还凄苦地笑一下。
王国丽反过来劝慰尚嫂，让尚嫂坚强些，别太难过。又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要相信一切会慢慢好起来。
王国丽想起了小张。小张是陈利明的徒弟，叫陈利明陈师傅。王国丽刚在矿上安住家时，小张到过他们家，陈利明还留小张喝了酒。小张叫王国丽嫂子。小张还没有结婚，仍在采煤队里的单身职工宿舍楼上住。王国丽听人说过，全矿停产放假后，小张受当地一家养羊专业户的雇佣，给人家放羊去了。小张本来长得白白净净，当上羊倌后，却留了一脸大胡子，胡子茂密得把嘴唇都遮住了。加上他每天在山野里风刮日晒，面目变黑，跟刚从煤窝里出来一样。有爱开玩笑的哥们儿问他，留大胡子干什么，是不是在模仿电视剧的导演，是不是想当画家，艺术上有什么追求？小张笑了，笑得露出了一口白牙。他说，他留的不是艺术性的胡子，而是匪气性的胡子。因为野外活跃着一些抢羊的人，他们以买羊的名义跟放羊的人搭讪，搭着搭着，他们抱起羊就跑了。他怕歹人抢他为东家放的羊，留着毛胡子是为自己壮胆。贼人一看他像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一样，就不敢抢他的羊了。王国丽找到小张，小张手拿羊鞭，刚要去东家的羊圈里赶羊。她跟小张说了借钱的事，小张没让她失望，拿出钱包，把里面的钱全都借给了王国丽。王国丽数了数，连整带零一共是三十四块钱。王国丽说，等你哥哪天带钱回来，我就把钱还给你。
王国丽回到家，把借到的钱给两个女儿看，说明她确实在到处借钱，还说明她借到的钱还不够交书本费，明天再接着借。
第三天早上，王国丽让两个女儿只管再去学校，跟老师说明情况，看看老师能不能先把书本发给她们，能不能允许她们先上课。
和前两天一样，姐妹二人只到学校去了一会儿，就又回家来了。她们一进家，就双双扑在妈妈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
王国丽说，不哭不哭，我带你们去找老师。王国丽说着，眼泪也顺着鼻凹啦啦地流了下来。她把家里的钱和跟小张借的钱凑到一起，凑了七十块钱，一手扯着一个女儿去学校找老师。两个女儿的书本费还差一半，班主任老师不敢收，让王国丽去找校长。
校长说，学校也很困难，老师的工资已拖欠好几个月发不下来。照这样下去，金头矿的学校能不能继续办下去都很难说。校长向王国丽建议，让王国丽到矿上的工会申请助学救济。
王国丽到工会跑了好几趟，费了很多周折，终于得到了一百块钱救济款。交上书本费后，两个孩子总算领到了新书新本，可以进教室上课了。
十六
交上了这一学期的书本费，下一个学期，两个女儿还要继续上学。王国丽必须提前为下个学期两个女儿的书本费做准备。她下定的决心是，不管家里再穷，再缺钱，千方百计也要供两个女儿继续读书。她自己很喜欢上学，结果只上了一个初中，就没能继续上。陈利明还不如她，只上了一个小学毕业。她得向尚嫂学习，尚嫂家里那么困难，咬紧牙关还在供两个女儿读高中，她不能比尚嫂差吧。今年因为没有提前给两个女儿准备好书本费，两个女儿两次三番空着两手去，空着书包回，让孩子受了那么大委屈。下一个学期，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两个女儿再为交书本费的事儿受委屈。
王国丽曾想过写信向公公婆婆借钱，或向自己的母亲借钱。但她只起了一点点念头，就羞愧难当似的，赶快放弃了。她的想法跟尚嫂的想法是一样的，老家的人都以为她农转非之后到城里享福来了，家里钱多得金摞金，银摞银；新摞新，陈摞陈。她要是跟老人借钱，那不是露底儿了嘛，不是让两家的老人为她担忧嘛！再说了，她来到矿上后，应该不时地给老家的老人寄钱才是。她不但不给老人寄钱，还要跟老人借钱，岂有此情此理！
王国丽也想过重回老家种地。仅靠她一个人种地，两季所打的粮食，供两个女儿上学也不成问题。这个念头跟向老人借钱一样，也是一闪而过。她家的四间房子还存在着是不错，但她和女儿名下的土地已经没有了，已经被收走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她和女儿的户口都转走了，她们哪里还有什么资格再种地呢！也就是说，是她王国丽选择抛弃了土地，土地也抛弃了她，双向的抛弃，使她这一辈子再也回不去了。
陈利明又回矿上一趟，他两手空空，仍没有拿回工资。这天外面下起了雨，一声呼雷，一道闪电，雨下得哗哗的。两口子听着窗外的风声雨声，一时无话可说，都有些走神儿。走神儿都是不由自主，谁也不知道自己的神儿会走到哪里去。走神儿都是各走各的，你东一翅子，我西一翅子，不会走到一条道上去。夫妻二人各自把神儿走了一会儿，陈利明问王国丽，嫁给我，你后悔吗？
王国丽先纠正了陈利明对国字的读音，说她的“国”字是“国家”的“国”，不是“乖”。什么“乖不乖”的，难听。
陈利明点头，表示记住了，是“国丽”不是“乖丽”。
王国丽这才回答陈利明的问题，后悔怎么说？不后悔又怎么说？
我是问你。就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我才问你。
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难道你没听说过吗！
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也放心了。我真怕你提出跟我离婚。
离婚？你想得美。离了婚，孩子怎么办？我往哪里去？
陈利明告诉王国丽，他听说矿务局在新疆找到了一块新的煤田，到明年，新煤田一旦开始开发，全金头矿的职工就会整建制地搬到新疆去。
你们去开新矿，那农转非来矿的家属怎么办？
我估计，家属楼会和矿井一起建，等家属楼建好，你和孩子就可以搬到新疆去。
王国丽知道新疆，新疆跟在天边一样，离他们老家远得很。他们王家庄的人就有人去新疆开荒种棉花，凡是去新疆的人，都是一去不回头，再也没有回老家。她说，那不是越走越远了嘛。
远就远呗。为了养家糊口，我也不当自己的家。
反正我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抱着走，你走到哪里，我们只能跟到哪里。
对于妻子这样说，陈利明爱听又不爱听，他说，你把我说成一根扁担，我还能接受。你把我说成鸡，说成狗，我听着有点儿别扭，这不是骂人嘛！
王国丽笑了，说，咦，你的自尊心还怪强哩，那只是一句俗话，我啥时候把你当鸡当狗了！
王国丽不能再天天待在家里，她必须行动起来，想办法找点儿活儿干，能挣一毛是一毛，能挣一分是一分。她拿起陈利明留在家里那张铁锨，向矿区一角的矸石坑走去。
煤里面都夹杂着石头，煤里面的石头叫煤矸石。煤矸石虽说也是黑色的，但它不是煤，是石头，里面包含的热量极少。煤矿只要采煤，难免把煤矸石也采了出来。买煤的谁都不愿意要煤矸石，那，煤矸石怎么办呢？矿上就把它们从煤堆里分离出来，视为废物。所以，每座煤矿旁边都会堆起一座山，那座山叫矸石山。也有的煤矿，旁边恰好有一个深山谷，矿上因谷制宜，就把煤矸石倾倒在山谷里。金头矿的煤矸石就倒在了山谷里，形成了一个矸石坑。
王国丽来到矸石坑边往下一看，下面有一百多米深。由于煤矸石经风吹日晒，自燃冒烟，山坡处的热气闪闪波动，蓝荧荧的，几乎望不见底。就是在这样一个像火坑一样的地方，有的农转非来的矿工家属，却冒着被烧伤的危险，三三两两往“火坑”里跳。煤矸石里总有一些小煤块，她们把煤块拣出来卖钱。她们捡小煤块已经很有经验，矸石重，煤块轻，她们上手一掂量，就能分出哪是矸石，哪是煤块。她们脚上都穿着深筒胶靴，围巾捂着嘴，只露出两只眼睛。她们大概因贫困而羞愧，不愿意让人看见她们的面目。她们的手上提着塑料鱼鳞袋子，一拣到小煤块，就放进袋子里。她们浑身上下都沾满了煤尘，像是一块块人形的煤。王国丽只在矸石坑边站了一会儿，没有往坑里下。她没有准备盛煤的袋子，就算捡到了煤，也没地方盛。
往回走时，王国丽看到矸石坑的岸边有一小块菜地，一位矿嫂模样的人正在往菜地里浇水。她站下来，跟矿嫂说了几句话。说话中得知，这里原来是一片乱石滩，旁边的山坡上不断有乱石滚下来。矿嫂在山脚上垒了一道石堰，挡住了乱石。她把原来的乱石一块块移开，再从别处的垃圾堆里筛出细土，挑来铺在平整过的地上，硬是造出了三分地。她又把从生活区里流下来的一股水利用起来，可以为菜地浇水。王国丽看到，菜园里种的有茄子、白菜、辣椒，还有韭菜、菠菜和芫荽，一片绿汪汪的，煞是喜人。矿嫂无不自豪地说，她去年种的冬瓜，有一个竟长到四十多斤。种的菜全家吃不完，还能拿到矿街上卖一些，挣点钱供孩子上学。她的大儿子考上了西安矿业学院，她每个月都得给儿子寄钱。王国丽叫矿嫂嫂子，问她，老家是哪里的？
嫂子没说具体的县，只说是焦裕禄工作过的地方。
出于对焦裕禄的尊敬，王国丽对嫂子也高看起来，说，怪不得嫂子这么能干呢！
能干什么，靠人不如靠己，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呗。嫂子接下来说的还有话，嫂子说的话不但使王国丽受到启发，还受到鼓舞。嫂子说，人在地上走，不管走到哪里，都离不开土地。最是土地不嫌人，最是土地能养人。
嫂子说得太对了，我要向嫂子学习。王国丽看到嫂子的菜园南面还有一片乱石滩，她问嫂子，我把那一片乱石滩开起来种菜可以吗？
当然可以。你不但可以种菜，还可以种高粱，种玉米。你要是天天来收拾地，咱姐们儿正好可以做个伴儿。
说干就干。王国丽拿着铁锨来到乱石滩上，开始移动那些大大小小的乱石。她把第一块石头搬到地边，算是一个点。她的计划是，由一个点摆成一条线，由一条线摆成四条线，形成一个长方形，就圈出了一块地面。再把地面整理好，她就可以在土地里播种了。
【作者简介：刘庆邦，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七十余部，《刘庆邦短篇小说编年》十二卷，出版十部外文版作品集。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提名、《小说月报》百花奖等众多奖项。小说《神木》改编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