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8年，回族女作家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为80后的乡土写作赢得殊荣，也促使人们对80后乡土写作的评价更客观些，不再过于受预设的影响。[1]在《80后作家的分化与渐熟》中，王干以马金莲、宋小词、曹永、肖潇的乡土写作为例，指出他们是媒介时代长大的一代人，他们看乡土时带着国际视野。同时，他们又是纯然情感写作的群体，不像前辈作家那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他们缺少历史大记忆和感情共同体。[2]可以看到，王干对80后乡土写作的关注重点，从纯粹的理论问题转向紧迫的现实问题。他格外关注一种看起来矛盾的现实。虽然他认为80后的乡土写作缺少历史大记忆和感情共同体，但他也指出其中难以克服的问题，他们的社会经历不如前辈作家跌宕起伏，而社会的动荡、理想的破灭、信仰的纠结往往才是一个作家写作的驱动力。[3]这样的判断不免引起人们的担忧：仿佛80后的乡土写作本质上就缺少内在价值或固有价值，甚至就是说缺少前辈作家深刻认识人与命运的机会。

尽管80后的乡土写作还不能让评论家或读者足够满意，但他们借助于自身最好的东西展开创作，这本身就值得肯定。也许，马金莲获得鲁奖是对这个问题颇具形象的说明。当然鲁迅文学奖并不能作为衡量创作水平的绝对尺度，但是它的确提供了一种评判视角，而视角的意义就在于召唤见证。于是提问自然就来了：马金莲为何能够到达这个写作高度？相对于人们熟悉的80后乡土写作，马金莲的书写会是一个陌生的命题吗？她是如何在乡土写作中露出自己该有的面目的？她以乡土的何种精神来叙述，从而标定自身乡土写作不可小视的智慧和力量？

一、历史视角：时间与自然

一直以来，历史视角都是乡土写作中极其重要的艺术表达角度。在乡土写作中，历史视角形成并反映的历史论题，不但具有伦理意义、审美意义，而且还具有社会意义、政治意义。从开始创作至今，马金莲一共有六部短篇小说是以“时间+事物”来命名的，它们分别是《1985年的干粮》《1986年的自行车》《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1988年的风流韵事》《1990年的亲戚》《1992年的春乏》。朱利安说过“‘时间’便是这种不可动摇的‘时间’；时间观在人们的使用中越显得理所当然，观念本身便越纠结成谜，一旦加以思索，就会出现障碍”[4]。的确如此，单就这些年份来看的话，这些代表过去存在的时间确实让人很难展开思考，到底该从哪个角度或者方面理解时间的历史意义成了一个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但是，当时间一旦和具体事物联系起来，历史不但有了被重新划定的机会，而且还出现了有条理的系统形态。马金莲的历史思想确立在谨慎的时间观念上，时间成为历史的指向，并把相关事物归于具体的历史对象——这恰恰是强调大历史观的人们容易忽视的。眼见的干粮、自行车、浆水和酸菜、风流韵事、亲戚、春乏，这些日常中再普通不过的事物，成为解说时间的新方式，使时间不再囿于分钟、秒、小时的计算框架，而且还将时间持久地固定下来，为我们理解过去和现在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方式和潜在的乐趣。

干粮、自行车、浆水和酸菜、风流韵事、亲戚、春乏，这些事件与时间相联系，只是为了不为时间所埋没吗？当然不是。《1985年的干粮》中充满了母亲对海奴子最善意的接济之情，母亲以最自然不过的方式保全了经常来家中讨饭吃的海奴子的颜面，又让他在与我们共享饭食的时候自在妥帖。《1986年的自行车》是父母对跛脚的舒尔布最大的支持，这辆象征身份的自行车成为舒尔布相亲路上独当一面的神奇物件。《1988年的风流韵事》里包含着亲人们复杂的善意，这些善意本性是朴素的，但又始终与不善联系在一起，它是潜藏在农村人身上的暴力以及被谣言驱使而失去辨别力的一种行为。《1990年的亲戚》体现了熟人社会的双面性，既有温情脉脉的人情纽带，也有势利之辈的冷漠和冷傲。在《1992年的春乏》里记录着一个少年在家门外的一次偶然成长，他初次体会到种种小心和不安，处处的羞赧和疑虑，渴望被安慰和被照顾的焦虑。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乡村男孩外出时的紧绷神经，尤其在面对活泼又充满活力的女孩子时，他那正在回避的心又涌动起的冲动热情。这些故事绝不是“剪刀+浆糊”式的看似强有力的历史证词，而是以一枝一节呈现其本身价值的朴素记录。马金莲对于乡村日常与惯常的观察既清晰又认真，随着观察视角的变化，意象不断地被叠加，乡村深处的内容也不断地涌现出来，在我们眼前形成生动的人情故事。这些故事一再地提示着,历史不是加在人们头上的时间概念，也不是无数事件的聚合，历史是那种我们可以保存、传递、共享、复制的与后代相联系的不朽与珍贵。正如海德格尔说的那样：“历史意味着一种贯穿‘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事件联系和‘作用联系’。”[5]

马金莲的历史视角还有另一个特征：四时的韵律。马金莲提供了一种与乡村紧密相关的“四时”视角。除了记录农业生产与“四时”之间的关系，还有展现在《春风》《夏日的细节与秘密》《五月散记》《六月开花》《旱年的收藏》《父亲的雪》之中的四季之歌。这些有关“四时”的故事，既展现了农事时间的序列——种麦子、种胡麻、锄草、浇水、收割、碾场、背粪……也带来了与这些农事紧密相关的各种记录——饥饿、寒冷、辛苦、贫穷、乐观、坚韧、善良——它们使这些故事本身也像四季一样在人心中往复更迭，不会退却、遗忘和衰落。“四时”的意象之笔晕染在故事的流波之中，“四时”既单纯丰富又美好幸福，为小说呈现了事物与人心互动的时空关联。

中篇小说《长河》可以被看作是她对“四时”意义更加宏阔的理论展示。春夏秋冬的“四时”之境与人的生死相互映照，指向了包括自然与人在内的共同的秩序——生与死、盛与衰、枯与荣。然而《长河》并不是按着“四时”的时间顺序展开叙述，而是采用秋-春-夏-冬相互交错的时间序列来呈现伊哈、伊哈女人、素福叶、母亲、穆萨的生死无常。马金莲以四时交错的艺术手法赞誉西海固人心中的“四时”之境，即那种把一切都看作自然、启示和先导的心境。无论“四时”的时间里充满了多少苦难与哀伤，无论生命的过程中填塞多少转折与承接，可以肯定的是西海固人都在冬去春来之中、暮来朝去之间，把自己的一切敞开在天地日月里，心甘情愿地承受、心悦诚服地接受、无怨无悔地面对一切。时间从不意味着流逝，就像死亡也不意味着悲伤，所有都是遇见、所有都是无忧。送葬的大人哭、孩子笑，所有的悲喜在这一刻和谐地交融着，共同奏响岁月长河的赞歌，那是民间历史领域中的信仰之歌，也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个性之歌。当“四时”不再意味着四季的循环往复，当时间不再记录永恒，历史便映现出它真正沉淀在人心中的内容。

在时间和自然之中，马金莲容纳了“四时”中的劳作、岁月中的经验、光阴中的故事，也容纳了四季里的民俗、年代里的传统、时日里的寻常，更重要的是她辩证地呈现了历史中的生与死、盛与衰、枯与荣，同时将对历史的理解从遵循整体全面的理念中引导出来，择取可以深入传统的事物，并不断开启理解过程，从而在历史的绵延起伏和与历史与共的时间里，重现西海固的宏阔与细密。在理解历史和传统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被引入“以前”或者“过去”之中，然而历史和传统并不是完全客观而固定的内容，它们很可能是在我们解读和传递中创造的一种思想。这种对历史距离的把握让人联想麦克林的总结：“历史距离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能使人的主观现实消失以便使客观的场景得以显现，相反，不是通过篡改事实而是通过开启自我理解的新的资源。这种自我理解在传统中显现出不可置疑的含义和意义的新的方向，它使更加完整地理解传统的意义成为可能。”[6]

二、代际经验：女性与传统

马金莲对西海固女性的书写，使那些隐匿在时间中的女性勇气获得了尊严与荣耀。漫长岁月中西海固的女人们是如何面对艰难与饥饿？母性精神是如何从一种个人情感发展为一种精神推动力？那些指导我们生活的女性经验又是如何变成了我们所依赖的精神关怀？马金莲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西海固历史中的女性，让人们看到那些从普通女性身上彰显出的历史正义与人间道德，那是让西海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的一种根本力量。

马金莲的书写回顾了西海固女性的生产生活历史。《碎媳妇》《柳叶哨》《吃香油》《马兰花开》这些故事都包含了一种丈量女性精神的尺度，一种关于女性价值的认定。女人一直都是西海固耕耘种植的主力。种洋芋、种胡麻、种高粱、种小麦、种苜蓿、种胡萝卜……即便怀孕、即便快要临盆，她们也还是坚持着翻起身来，扛起锄头向田间地头走去。西海固的岁月太艰难了，饥饿是人们永远褪不去的记忆。每一天女人们都承担着制作餐食的重任，她们一辈子抱孩子哄孩子，围着锅台转，和柴火烟雾锅碗瓢盆打着交道，从煮洋芋汤到煮莜麦、从煮切面到煮糊汤，一双手没有一天不是泡在泔水里，浑身上下总是带着一股泔水味道。女人是西海固日常生活里的精神支柱，她们对于西海固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那些抵抗饥饿的餐食成为西海固人最坚实的物质给养，而注入其中的女性力量作为精神给养，由一代代西海固人延续和继承，成为西海固最朴素也最神圣的存在。马金莲书写的既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又是超拔于个体之上的女性精神。

对母性精神的书写成为马金莲小说中非常突出的主题。在短篇小说《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中，马金莲将女性经验与日常生活秩序联系起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洗衣做饭、喂鸡养鸭，既是一个女性/母亲的日常生活，也是一个家庭/家族的生活秩序。正是由于女人/母亲的存在，才使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得到了最好的安顿和照顾。从她们年复一年坚定而有序的行动来看，那些可见的既含有习俗意味又含有道德风尚的文化传统，经由观察、感动、理解不断地在一代代人的生活中传承下来，形成和扩大为久经岁月磨洗的女性智慧，那是与乾坤男人不同的，由女人所呈现的人间章法——让万物依存、安然相处。《长河》里瘫痪多年的母亲，无论暗夜里流了多少眼泪，依旧在明天的阳光中对着嫩生生的豆花开心地笑着，对着远处的杨树、庄稼和葱葱绿意遥望着，搂着自己的孩子疼爱着、娇惯着。《河边》呈现了一个为自己和孩子建造生活之门的母亲。在苦闷单调的日子里，母亲会用一双巧手拼出亮丽的门帘。门帘象征着生活的出口，是母亲向孩子指明的生活方向，也是母亲为孩子推开的希望之窗。母亲成为应付一切的强者，她让原本灰暗、清苦、贫穷的日子增加了亮色和暖流。《四儿妹子》着力表现的不单单是母辈人的坚韧和强大，还有女儿们之间的姐妹亲情和凝聚力。母亲是子一代思想源头的所在。因为母亲这个角色，是一个人最早获得自我确定性的来源。这种价值和美德的交相辉映恰好形成了西海固的生活范型，通过这些范型子一代不断地明确继承的所在，并在自由和负责的生活中不断地延续下去，逐步发展成新一代人的生活内容、生活品格、生活意义，从而构建起与历史相关、又在代际传承中不断获得新意的文化传统。与母辈们相比，马兰这一代女性拓展了关于生产、生育以及社会的理解。在《马兰花开》全文结尾处，马兰准备兴办孵化基地，引领带动亲人乃至整村共同致富。这一代新女性已经将目光从繁重的耕种劳动、抚养孩子的生活中转移到对科学技术的学习和运用上，成为掌握技术、建设乡村的崭新成员。女儿们不但继承了母亲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的意志，还发展了进取、果敢、主动的精神。她们赋予这些有用的才能和品质为自身性别气质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母女两代人之间开放进步的关系，正是通过母亲的自尊和自信构建而成，并在女儿不断地自我提升中获得新的发展。

对代际经验和女性精神做出更进一步思考的作品当属中篇小说《我的母亲喜进花》。赵炳鑫认为这篇小说可以视为马金莲的转向之作，即从早期依赖于自我经验的知觉书写发展为对于社会和人的命运的深层发现，也从一种温情主义的苦难书写发展为对社会问题的深入辨析，尤其成功的是她已经在理论上完成了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7]这个观点或许需要更进一步的解释。《我的母亲喜进花》在对女性主体意识建构的同时，引导新一代女性完成相关的反思和有意义的行动。因为这个原因，女性主体意识建构的道德意义，体现出女性的发展与历史继承的统一性。这既是新一代女性对历史和传统的回应，也是她们对自我成长和发展的回应。在小说中马金莲以再现母亲为题，展开关于代际传承的两种关键性陈述。一种来自喜进花的儿子喜万隆；一种来自喜进花的儿媳苏郁玲。他们以各自的表述塑造了两个迥然相异的喜进花。喜万隆通过对母亲喜进花发辫的处理，获取了一种无拘无束的隐秘的愉悦。这种处理让人联想到一个少年对女性的渴望，因而本来搭在喜进花肩头的发辫，却一再地被他处理成轻巧地搭在乳房上。这种亲近母亲身体的渴望成为一种自我压抑，是喜万隆成长中最难以摆脱的欲望焦虑。围绕欲望焦虑产生的暴力情绪不断地通过丑化母亲表现出来，于是画像中的喜进花越来越阴沉、孤独、狰狞。喜万隆拒绝回忆母亲的苦难。他看不见母亲喜进花线裤破出的四个洞，还有用旧袜子缝补着的袖口。他遗忘了母亲左脚上的两个皴口，还有右脚留着的脓水。他不知道母亲是清晨离开婆家，是空肚子上路的，因为闹离婚，她已经两天时间没吃到饭了。喜万隆执拗地在画纸上粉饰或丑化母亲，那些关于美丽的、狰狞的母亲的画像，既像母亲又不像母亲。这些画像不断地贴近它的生产者和观看者，演变为喜万隆的性欲对象和泄愤对象。这些画在母亲和女性的表述之间强化了一种冲突，它们看上去既是一个儿子对于母亲的渴望与思念，又是一个男人对于女人的厌恶与仇恨，几十次的绘画最终完成了对母亲的终极审判——亵渎与拒绝。

而与喜万隆对母亲的排斥相比，苏郁玲则是以一种主动追踪的姿态去接近这个女人。她一次次地把观众拉到喜进花的画像前，通过少女喜进花蓬勃的生命力消除死亡的狰狞，复原喜进花俭朴勤苦的本来面容。马金莲抛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能够为死去的母亲哀悼？为什么没人记得死亡时喜进花线裤破出的四个洞，还有那伤痛的左脚和右脚？为什么目睹母亲被害的喜万隆会狠心地抽空所有的情感和记忆，把母亲丢在寒冬里的山口。他是否有过真正的思考，关于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什么是伤害？马金莲指出了西海固地区女性的历史，长久以来这里的女人已经习惯于把自己放在妻子和母亲的位置上，她们已经习惯了来自他人的暴力、冷漠和虐待。正因此，喜万隆心中始终都没有一个真正的独立的母亲形象。这成为他三十八年来最固执的表达，也是他对女性、婚姻与死亡关联性的表达。而另一个同样固执的表达是，喜万隆以蓄须的方式遮掩他和母亲相像的事实。浓密的胡须与喜万隆拒绝母亲的意志构成了一个孩子与母亲的绝对疏离，同时也构成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决然对峙。喜万隆以男性的身份拒绝那单薄、柔弱、伤痛的女性身体，也由此构成了对母亲生命与女性主体性的否定。于是马金莲把对喜进花的重新发现交给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外来者苏郁玲，让她通过外来者的视角去看一个真正死去的喜进花，即一个西海固的普通女性的生与死。通过苏郁玲与喜进花两代女性经验的交织，人们接通了西海固地区女性的历史和传统，也看到三十多年来西海固地区女性观念中那些势不可挡的进步力量。

三、时代诫命：守望与继承

卡尔维诺说：“……每个青年作家都有一个明确的迫切感，就是要表现他的时代。”[8]对于马金莲而言，她的迫切感或者说她的时代诫命，就是作为西海固真正的继承者，以女儿的身份接通历史和传统，向世人展呈西海固的漫长和不朽。在《露出自己该有的面目》中，马金莲不但以题目为宣言表达写作的自信，而且还辩证地指出西海固作为她思维经验所具有的生命意义和审美特性。她说：“我知道，千篇一律的苦难故事，势必给人造成审美疲劳。可是，生长在这样的土地上，并将生命里将近三十年的时光留在这里，不写苦难，那我写什么？还能写什么？我们本身的生活，就是一段苦难的历程。”[9]西海固充满苦难的生活与那些被公认的审美经验是完全不同的。但在马金莲笔下，那些说不清的饥饿和永远的农事，夏天里的悲伤和冬天里的大雪，旱年里的收藏和远处里的悲喜正在通过一种美学意识实现叙事上的可能。马金莲把自己的写作演绎为一场漫长无期的爱恋，成为她固守乡间岁月坚定而美好的信念。她就这样不断地向西海固的历史沉入，赢得作为一个守望者的称号，也赢得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声誉。

从把农事与时间上的永远相联系起来的那一刻起，她小说中的农事就具有了自身的生命形态。拉粪、种麦子、种胡麻、种豌豆、锄草、收割、碾场、背麦衣……就具有了与岁月相守望的时间秩序。这些农事成为西海固人的一种行动纲领、生活进程、人生信仰，而西海固人的勤劳、顺从、淳朴、坚韧也承载了一种带有社会含义的美德。那些以“时间+事物”的故事被岁月淘洗、被时光沉淀，它们把普通事物化作时间记忆里的经验并随着讲述一起被重演。这些故事把一种广泛而真正的生活展现在人们的视觉之中，让人们看到那些通过讲述才不会被遮蔽的西海固的过去。“但是经验表明，最困难的事莫过于要使在一个变动着的社会中正以自己的新方式生活着的每一代人，同情地进入前一代人的生活里面去了。”[10]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马金莲的小说几乎不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做对比，她既不强调落后也不设想进步。这也使她避免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来看问题，而是通过她的经验重演时代的故事。中篇小说《长河》引导人们在时间中透视西海固的生和死。那些看上去既遥远又切近，既原始又宏阔，既无序又有序的生活里，镌刻着西海固历史的文明与伟大。这里的人们从小就受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的启发，享有知足和达观的生命意识，他们坚信神灵的存在更确信人自身的智慧和力量。他们恪守宰牲、洗大净、洗小净、送葬、上坟、念讨白、送埋体的秩序，他们从宗教的神圣之中去赞美普通人的坚韧——这必然把对人和命运的理解推向了更高的阶段。《老人与窑》和《五月散记》是充满了坚韧精神的生活本身。以生命守护羊群的老疯子、以乐观守望岁月的四奶，他们这一代人无论如何都挣脱不开苦难的纠缠。然而，他们似乎又天然地就具有一种与苦难安然相处的智慧、一种与不幸抗衡的勇气、一种无所畏惧又虔诚内敛的品格。他们相信信仰和智慧，他们从不谴责苦难与命运，也从不指责上苍与圣灵。他们具有一种与自然共生的力量，超然物外又与世沉浮，磅礴豪迈又润物无声。这是蕴藏在回族人身上的宗教品格——神圣慈悲、宁静和平、向善而行。

守望的立场为马金莲的写作赢得了一个有效的距离，让她可以在一个足够广阔的视角上，远望那一座座村庄、一块块田地、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回望一个与当下生活拉开距离的乡土世界。马金莲对此概括，“总的说来，我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和当下生活稍微拉开距离的滞后感。……这都是在于我生活和书写的根据地和立足点，并且不能不再次提及一个在许多场合说到的称谓：西海固”。[11]这里的西海固并非地理上的西海固，而是倾注了马金莲守望情怀的西海固，也是她呵护备至的具有本真意义的西海固。她的写作特点就是把西海固视为历史、传统和文化的一个原点来守望，把历史意识、传统文化、经验积累和自我的定义结合到一起，而且关键的一点是，为处在纷繁多样的历史变迁中的人们提供一个拉开距离的思考空间，使人们从中感受并发现乡村秩序、乡村精神、文化内核的续接、流传、继承。马金莲用精神的眼睛分辨、用心灵的耳朵倾听、用守望的理性去思索，她克服了情绪上的多愁善感、焦虑不安，冷静而深沉地朝着西海固的过去回望，在支持与爱之中开拓西海固精神的深度和广度。

在时间和岁月里守望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马金莲对于西海固的深深眷恋，再没有什么可以让她用生命和写作一起来守望的了。通过守望的立场去呈现一个历史继承者的身影，这成为马金莲写作中一个强而有力的愿望。这个愿望从她的人生经验中绽放出来。当阅读为她打开一扇大大的人生之门时，马金莲不失时机地踏上了改变人生的历程。她从一个文盲占绝大多数的环境中冲了出来，同时也摆脱了传统思想的束缚和西海固偏远闭塞的地缘限制。她发现了自己和西海固种种密切而复杂的联系。她意识到自身与别人的不同，意识到她自身在某些范围内驾驭自然和传统的能力。[12]她把自己肖像化并且赋予了自己在西海固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然而，马金莲并没有因此忘记或拒绝西海固。相反，她时刻都在标记那些与自己相关的人和事。那些亲人和乡亲们都成为与她命运转折相关的人。父母观念的矛盾性，不但没有成为马金莲人生进程的羁绊，反而让她率先地认识到两种精神世界是如此不同以及诸多的假设和挑战。如何做一个心灵手巧的女孩子？如何做一个让婆家满意的儿媳妇？如何应对地里的重活儿，家里的轻活儿，洗衣做饭缝补洒扫，炕上地下，里里外外的所有事情？这些来自母亲的提问，无时无刻不激发着她对于自我命运的或深或浅的思考。幸运的是她接通了父亲写作的兴趣与爱好，坚定而执着地沿着父亲的文字向未来奔赴而去。马金莲自持强力、坚持不懈，她的选择与成功是对西海固传统的创造性的展示。更可贵的是，一直以来她都将写作引入对西海固历史的歌咏之中，让文字真正成为贯注理想与受难的史稿。对于她而言，这是荣耀也是大爱。

结 语

在《让文字像花朵一样绚烂》[13]中，马金莲把祖母、母亲和自己当作一部女性历史展开讲述。祖母的俭朴勤劳、母亲的温良敦厚、“我”的努力进取，这些内在价值构成了西海固一脉相承、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的道德情操和家庭美德。马金莲通过三代女性的人生经验展现了她们对生活不同的理解，同时也呈现了女性精神在继承关系里的内在统一性。马金莲始终把历史和传统的特征看作是人对世界、社会和他人的理解与继承。历史不仅仅是由时间序列构成，也是由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经验所构成。正像柯林伍德所说的那样：“它却既是直接性而又是转手性。每个思想行动，像它实际上所发生的那样，都是发生在一种普遍的联系之中，它从其中产生并在其中生存，也像任何其他经验一样，是思想者的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和它那普遍联系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单项在一个集合体中的关系，而是一种特殊功能在一个有机体的整个活动中的关系。”[14]如今，这些联系经由马金莲的书写变得美丽璀璨，花一样明丽绚烂地绽放在西海固的历史之中。这可以看作是西海固的女儿马金莲最庄严深情的告白，也是她作为守望者和继承人的赤子情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女性写作中的乡土伦理观研究”(项目编号: 17CZW050) 阶段性成果。

注 释

[1] 2014-2015年，《名作欣赏》推出了“80后：文学新青年"专号”，为80后文学创作正名创造平台和机会。参见《名作欣赏》2014年第34期和2015年第1期。

[2][3] 王干：《80后作家的分化与渐熟》，《光明日报》2014年9月22日，第13版。

[4] [法]朱利安：《论“时间”：生活哲学的要素》，张君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5]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45页。

[6] [美]乔治·麦克林：《传统与超越》，干春松、杨凤岗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7] 参见赵炳鑫：《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马金莲中篇小说〈我的母亲喜进花〉及其他》，《朔方》2019年第5期。

[8]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9] 马金莲：《露出自己该有的面目》，《朔方》2010年第10期。

[10][14] [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1页、296页。

[11] 马金莲：《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代后记》，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200页。

[12] 马金莲：《一个人的阅读史》，《名作欣赏》2015年第10期。

[13] 马金莲：《让文字像花朵一样绚烂》，《文艺报》2013年9月18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