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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著名作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梁晓声，在鲁迅文学院湖北作家高级研修班课堂上，分享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思考。

写作者和文学的关系

对于大家都关心的写作者和文学的关系，梁晓声用三个关键词概括：一是阅读史，即最初接触文学的种类，文学的品相如何，接触的时间多长，这可能对写作者以后形成的文学观念是有影响的；二是文学的理念；三是创作的心得或是经验。

梁晓声说，鲁迅先生关于文学这件事，曾对年轻人说过，最好不要仅限于读自己喜欢的哪一个作家的作品，阅读的范围要广一点。这句话的意思可能包含着不要读一种文学题材，比如你是写小说的，或是喜欢读散文，喜欢读诗，也要读一读报告文学，甚至也不排除喜欢听歌曲，喜欢欣赏画作，这些都有可能形成文学的理念。在他们那个时期，想仅仅读哪个作家的哪一类作品，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作家写了一篇又一篇。如果一个人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读，到初中毕业时就几乎全部读过了。那个时期的翻译作品都是名著，而且集中于18、19世纪的启蒙文学。这就造成了他们可以读国内、国外、古代和现代不同时期的作品，形成一种比较多元的阅读，也较容易促使自己形成一种文学观。

梁晓声坦言，自己的创作，跟在两个电影制片厂工作了20多年有关。那时，他跟电影界前辈交流，主要是谈论电影。他说：“似乎谈论电影和文学有着差别，它的共通之处是，电影似乎把‘文学即人学’理念提得更高，比文学更强调塑造人物。”

他认为，现在写作多存在的问题在于，先入为主的都是故事，人物变成了棋盘上的车马炮。有许多电影，他的故事性本身没办法在几句话内讲出来，但是人物在里面，比如说很经典的作品《瑞典女王》，如果对一个编辑说，请你用最短的时间、最简洁的语言讲一下该剧本的故事，再有水平的人也没有办法讲。全部作品都是为了塑造一个人物，一切情节和细节都是为人物服务。

入世的关注众生的一颗温暖的心

对于写作，梁晓声始终怀有一种理念，即怀有一种入世的关注众生的一颗温暖的心。蒲松龄、雨果、托尔斯泰是这样，图格涅夫、狄更斯也是这样的，包括司汤达写的《红与黑》，他们都有一种相对温暖的、关注他人命运的情怀。

在梁晓声看来，如果把文学这件事仅仅理解为一种技巧上的事情，而缺乏对于生活、对于他者、对于大众的命运和生活的关照的温度，无论在技巧的圈子内折腾多久，也未见得能可持续得写出较好的作品。

课上，他分享了屠格涅夫的一篇作品《木木》。格拉西姆是个又聋又哑的农奴，对主人十分敬畏，女主人将他带到莫斯科，让他在住宅内专管挑水劈柴，打扫园子，白天看门，晚上守夜。他经历了恋爱的失败，随后和其他人没有办法交流的他，养了一条小狗叫木木。有一天小狗冲着女主人大叫，在女主人的命令下，农奴被迫亲手溺毙了自己心爱的宠物狗“木木”，第二天，农奴就从这里消失了。

作为农奴，他本身已经丧失掉了维护个人权利的任何意识。虽然那是他唯一爱的东西，但只要主人说处理掉，他就亲自去处理掉了。读过图格列夫的《木木》，梁晓声对于木木的回忆印象很深刻，还曾写过散文记录读这篇小说的情节。

“文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个人，它影响了我什么呢？”梁晓声说，当你读了好多温暖的有温度的作品，你像是文学修道院里的一个修行者，你突然觉得你在身心上变了。路边的一个流浪的小猫小狗过马路，车辆很多的时候，你都会生出一种慈悲心，说可别被车压着。由于你读了一些书，这个书对你的心灵有了一种潜移默化的较长期的影响，你的心灵变得柔软。

之后，在梁晓声的作品《今夜有暴风雪》《年轮》《人世间》、即将出版的《父父子子》中，都小狗的形象出现，他现在家里也养狗，甚至在手机页面放上自己狗的照片。他说，这可能与个人的阅读、生活中的感受、个人的性格相关。我们要判断这究竟好不好，如果这是不好的，我们要克服；但是我判断之后，我觉得经常把狗狗们带入我的作品，恰恰是起到了相当不同的文学效果。

“我要克服表现自己深刻”

“我要克服表现自己深刻。”梁晓声认为，不在某个情节刻意显示深刻，不暗示让读者看哪个句子漂亮，虽然我们在创作长篇的时候需要考虑到文学的修辞，但这二者绝对不一样。

文学作品毕竟不是原本的生活，它当然会有矛盾冲突，矛盾冲突有时候也会具有戏剧性。但现在创作的问题在于，只是强调冲突，而把和生活有关的全都略去了，因此在更多的时候，尤其在影视方面，看到更多的是完全没有生活质感的、为冲突而冲突，凸显冲突的作品。

在《人世间》的创作中，梁晓声对自己提出一个要求：人们在打开这本书前10页，他很明确我在读一本小说，读第20页的时候他还在读一本小说。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至少读到第50页的时候，他忘记我是在读一本小说，他仅仅是感觉到我进入了一片生活，这片生活和我似乎有着一种关系，是我似乎熟悉的状态。

梁晓声曾经和朋友李敬泽有过一次对话，谈到了苦难这个话题。梁晓声说，别人看到我的作品之后，可能会认为我经历过一些事情、一些可以叫做“苦难”的事业。我不敢、也不愿用“苦难”这两个字，那只是经历而已。

聊斋中的《王六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集《门槛》、雨果的《悲惨世界》……梁晓声在年少时读《王六郎》这篇作品时，感到十分震撼。“蒲松龄作家把关于人的无私境界表现到了极高的程度，这一点感动了我，之后我就在想，我能不能也写一篇小说感动别人。当这样的作品多起来的时候，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会不会有一种很好的文化促进作用？”

他认为，作为现实主义，不仅仅是写人在现实中是怎么样的，现实生活中也不仅仅只有阿Q、狂人、祥林嫂。也还有那么多另样的人，他们为了民族情怀，义无反顾地牺牲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还要忍受酷刑折磨，但他们能做到面对死亡的坦然，就像谭嗣同写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现实主义文学实际上是两种文学创作的经验的结果。

梁晓声对这一类人的事迹肃然起敬，这些人的存在也让他有了全方位的思考——“我笔下写大多数人的时候，做不成英雄，难道还不能做一个有温度的好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