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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交给大地——读傅菲散文集《元灯长歌》
来源:《天涯》 | 行超  2022年06月22日09:14
关键词:《元灯长歌》

傅菲的散文集《元灯长歌》厚重、沉实,凝聚了作者多年的心力,更彰显着作家对乡土世界的赤子情怀。从结构上看,散文集《元灯长歌》共分四辑,第一辑“江河合水”站在历史的角度,讲述郑坊与郑坊人的前世今生;第二辑“大地芳春”从自我出发,勾勒身边平凡个体的琐碎生活与命运沉浮;第三辑“万物生动”回忆那些如有神性的动物,并以它们的故事反观人类;第四辑“舞咏而归”打捞最后的手艺人,为乡土社会留存了珍贵的文化记忆。如此,作者将书中的人与事置于纵横两个坐标之内:纵是时间的坐标,这一坐标从《元灯》《大悲旦》所涉的百年历史一直延伸到目力所及的当下;横是空间的坐标,在这里,既有《似斯兰馨》《可以流多远》这样以某个人为中心的家庭与氏族,也有一村、一地,更有家国视野乃至万物生灵。傅菲试图以散文的方式搭建乡土社会的整体图景,可谓雄心勃勃。

于散文而言,这实在是一个堪称浩大的结构。要完成这样的构想,其实并不容易,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将自我的记忆、想象以及个体情怀,与乡土社会的现实、历史结合在一起,在“虚”与“实”之间寻找一个恰切的平衡点。对于以“散记”见长的散文作家来说,这是不小的挑战。在《元灯长歌》的自序中,傅菲写到:“自2005年,我从社会学的角度,深入观察和探究枫林村,……自2015年始,我每年以四分之一的时间,去做田野调查。我像一个方士,独自背一个四角方包,夹一把雨伞,行走在郑坊盆地,身上沾着草屑或露水。”田野调查,便是傅菲为这次写作找到的方法。以这样的心态再次回返故乡,傅菲由一个乡土生活的参与者转变为乡土生活的观察者、研究者,这让他更加客观、理智的重新思考乡土社会的现实与问题,同时也让他的写作跳出了个体视野与一己悲欢,显得更加扎实、有力。

以田野调查为基本方法与立场,《元灯长歌》追求的不仅是文学性,也不仅是审美价值,更试图收获社会学的意义。由此而来的,是作家文风的改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一种文体的散文边界模糊,杂文、美文、小品文乃至非虚构,似乎都可以纳入其中。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模糊性和暧昧性,让散文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写作者以不同的方式推陈出新,不断突破、扩展着散文的边界。中国文学素有强大的“抒情传统”,在散文写作中,这一传统尤为根深蒂固。而散文集《元灯长歌》明显侧重叙事性,傅菲的文字沉着冷静,几乎所有篇目都是以讲故事、以塑造人物为旨归,甚至极力剔除个人的情感。这种类似“零度”的写作,在小说领域备受青睐,但是在散文中却所见甚少。“人生这条河太深、太宽,活着的人纷纷沉浮在河里,被浪劈被涛卷,呛着水。岸在哪里,无人知道。上了岸的人,是再也不下河的人,岸上的人不会说出岸在哪里。也或许,岸上人知道——人,就是一只迁徙的鸟,或者是一个浪头。”(《大悲旦》)傅菲善用短句、用实词,他似乎排斥形容词,更拒绝过度修辞,他的文字不事雕琢,却简洁有力。这些语言上的特征,让傅菲的散文独具一种铿锵的质感。在当下的散文中,情感充沛、饱满乃至泛滥的作品数不胜数,相反,这样“反抒情”的风格却不多见。以叙事代替抒情,这或许是傅菲对于散文文体的一大贡献。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傅菲的散文缺乏情感,他的感情,恰恰蕴含在这样的铿锵与简洁之中。《环形的河流》写童年玩伴各自不同的命运轨迹,有少年丧父,不得不早早辍学谋生的相公;有全村第一个外出打工,常年漂泊海上的军权;有远嫁他乡,又被丈夫抛弃而回乡的始初;有考上名牌大学,却因创业失败重返故土的江春;有多年横行乡里,最终沉沦于毒品的陆波……正如篇末写到,“饶北河从亘古而来,又奔向亘古,周而复始,生生不息。雨在呼啸,河在呼啸。村舍在暴雨中沉默,隐忍。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乡土社会是离土地、离自然最近的地方。傅菲笔下的人物命运,具体显示着广大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复杂关系,多少人试图以各种方式逃离这里,然而一旦遭遇困境,又只有故乡最能收容、安抚他们。一代代人从土地出走,又不断地有人回归,在这样典型的“出走—还乡”图式中,人的命运如同一年四季的草木荣枯,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出走”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乡土社会遭遇的最大挑战,而乡土生活的现代性遭遇,也始终是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热衷讨论的话题。在这一问题上,傅菲既不是田园牧歌般的怀乡者,也并非决绝的现代性批判者,他更愿意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骑鱼而去》《浮灯》以及《樊泥结庐》《落叶堂》《墨离师傅》《画师》等篇章,刻画了在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那些曾经乡土社会中的个体,他们的命运所遭受的冲击与变迁。《骑鱼而去》中,外出打工的几个年轻人,因为极度贫穷和极度空虚而决定抢劫,此事成了他们命运的转折点,望仙人、猪腿、银根三人被捕获刑,而“我”的临阵脱逃却为自己换来了此后安稳的人生。如同其中写到的,“我们都是一群没读过几年书的人,不懂法律,没有技术,生活在社会旮旯角落里,像搁浅在河岸的鱼”,这些原本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年轻人,在另一种生活的诱惑下赤手空拳地闯入城市,然而,乡土社会与现代都市在观念、价值乃至生存规则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新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更意味着挑战和危险。在傅菲笔下,这些从故土“出走”又生活在城市裂缝中的年轻人,他们的聚散离合、他们各不相同的命运,凌乱而深切地折射着转型时期乡土社会的生存现实;他们不停地挣扎,又在挣扎中一次次重生,也显示出土地般的隐忍与野草般的生命力。

对于自己笔下的人物,对于这些同胞、乡党,傅菲同样保持着理智和客观,他既歌颂他们的良善与坚韧,也并不粉饰他们的愚昧和残忍。《盆地的深度》围绕“提灯师傅”的人生展开。杨绍醒是杨家自然村的一个泥瓦师,他勤劳善良,原本颇受村人尊敬。一次外出泥灶时,杨绍醒从树上抱下一个头套麻袋吊死的人,谁知这人竟是麻风病患者,杨绍醒也因此染病。多年之后,杨绍醒病发,丑陋的外表让他备受冷眼,连同家人一起被视作“瘟神”,遭到族人驱赶。杨绍醒不得已独自上山,从此住在无人问津的麦冬岭,成了昼伏夜出的“提灯师傅”。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也看到了由此而来的无情与残忍。在突然的变故之下,那些曾经亲密无间的亲人,竟一朝成为仇敌,“杨绍醒看着一张一张脸,老脸是叔伯,稚脸是侄孙。叔伯都抱过他,他都抱过侄孙。他们平时都是异常亲热的人,递烟,喝酒,蹲在墙根下,谈论年收,谈论村里的女人。……他看看他小叔,他小叔也举着火把,站在杨绍鲜身后。小叔是他最亲的人,是一个曾祖父延下来的血脉。……他看着小叔,小叔低下了头。他泪水,哗哗哗,直流了下来。”乡土社会以血脉氏族为远近,这种联系既稳固又脆弱。费孝通先生曾发现,中国乡土社会呈现为一种特殊的“差序格局”,它从自我出发,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西方社会追求人人平等,这一观念造就了个人主义,也时刻划分着权利和义务;而中国传统思想则是由“己”出发的,所谓“克己复礼”“君子求诸己”等,皆源于此。水波纹式的差序格局,导致乡土社会的群己界限并不分明,公与私常常是相对的。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一旦杨绍醒患上了可能传染他人的不治之症,以“己”为中心的波纹便迅速缩小,他必定被当作“异己”而被排斥在群体之外。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生动展示了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文化根基与精神内核,更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

通过这样的写作,傅菲将自己重新交还给大地,交还给乡土世界。《元灯长歌》以文学的方式完成了一次饱含深情的田野调查,它不仅由表及里地展示了乡土生活的图景,更以一种出乎其外又入乎其内的态度,呈现出乡土社会的现实与问题。在这里,大地既古老又年轻,人们暗自孤独却又唇齿相依,在这里,寂静的乡村时刻孕育着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