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镜中》以一场惨烈的车祸开始其故事：润生的妻子易蓉酒驾，车子撞到了大桥的护栏上，两个孩子当场死亡，易蓉经过抢救后侥幸活下来，但已经严重毁容，她在几个月后选择在自己的老宅里自杀身亡，润生因此面临人生的至暗时刻……艾伟显然是一个叙事的高手，他一开始就将人逼到了一个极端的境地：人应该如何面对这种不幸？

无助。恐惧。痛苦。绝望。自责。后悔。这是人面对不幸的正常情绪反应，我们的主人公润生同样如此，他陷入痛苦无法自拔，需要通过服药才能够睡眠，他不停的自责，意识到“自己才是所有不幸的根源”——因为易蓉发现了他和子珊的私情并因此酗酒成瘾，在车祸发生的那一天，易蓉跟踪润生并发现了他和子珊约会，然后无法自控。这是小说的第一重叙述视角，在这个视角里，背德者获得了惩罚，润生失去了妻子和孩子，子珊失去了润生的爱。

但这并非全部的“真相”，在第二重视角里，易蓉并非一个“贤妻良母”的形象，而是有着压抑而疯狂的欲望，这种欲望催生了她和世平之间的秘密情感，车祸惨剧的背后有更复杂的伦理困境。艾伟作为一位有耐心的写作者，他让易蓉设定了一封一年后才发出的邮件，在这封“死亡邮件”中，更复杂的亲密关系和人性构成被呈现出来。

与艾伟以往的作品相似，照相机般的日常书写并非艾伟的追求，他追求的是，如何在这看起来琐屑庸常的日常生活背后看到人性的精神景深？在那些伟大的作品中，因为时代环境的恢弘阔大，人的精神景深因此能够被富有历史感的事件所烛照，在《哈姆雷特》《安娜卡列尼娜》《罪与罚》《巴黎圣母院》中，人性几乎是“直接性”呈现而不需要借助太多的“中介”。但艾伟这一代写作者面临的困境是， 当代生活所具有的均质化、平面化、碎片化的特征使得当代人的“人性”具有高度的“虚拟感”和“表演性”——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人的人性是经过训练和教养而成的，它的结构具有某种封闭性，要对这一人性进行深入地书写，就必须借助更剧烈的故事设定和更具“中介性”的情境装置。

如果说惨烈的车祸属于一种极端的故事设定的话，那么“建筑”就是一种有效的中介装置。在《镜中》，润生的职业是建筑师，世平是他最信赖的助手。建筑在小说中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更是人物表达自己精神性的一种创造性行为，同时，它也构成了小说中的第三重视角，在这重视角里：“建筑之于《镜中》，已不只是情节元素与造型方式，更是一种小说的方法，作品中所投射的关乎小说本体的问题意识和人物的建筑实践与思辨，形成了互为镜像的关系”（徐晨亮《以建筑作为方法，给灵魂之光赋形》）。因此，这一重视角里有一种相互的凝视，一方面是人物，尤其是润生，他通过对建筑的凝视获得了一种生命的感悟和智慧，正如建筑大师安藤忠雄对他的提醒：“爱和恨就是一体，就像建筑中的光和暗……我们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建筑表达对人间的爱。”另一方面，建筑——在隐喻的意义上也可以视作为小说作品——也在凝视着人物，唯有通过建筑的精巧结构，也就是小说的书写，才能洞穿当代生活对人性的遮蔽，穿过厚厚的“日常之茧”，逼近人性那变幻莫测的深海。

无论是作为原文的小说还是作为情境装置的建筑，都隐约指向救赎的主题。而在完成这一主题之前，艾伟给小说中的人物都设置了一段“远征之途”——他似乎要强调救赎并不能如“禅宗”的顿悟那么迅捷，即使这种“顿悟的时刻”终会来临，也一定要经过尘世生活的种种磨炼。于是，小说的人物开始在不同的空间里位移，润生去了缅甸，并卷入到当地的武装斗争；子珊远赴纽约，试图开始新的生活；世平则去了日本，不过作为润生的“镜像”之一，他始终纠缠在与润生的“主客”关系中。这些人的远行使得这部小说在空间上具有了世界视野，在不同的国度和文化中与不同的人相逢相遇，在当代的“流动性”中，中国被编织进世界之中，人性的问题由具体的个人伸展到了普遍的人类。在这个意义上，润生、子珊的远行不仅仅是一场个人的自我放逐和自我追寻之旅，同时也是一场人类的朝圣和救赎之旅。

黑暗的欲望，隐忍的卑鄙，残酷的杀戮，潜藏的背叛……当代社会的技术发达和物质丰盈不但没有消除这些人性的“负面”，反而让这些“负面”以更隐秘的方式作用于我们的行动——人从来都是从头开始，在一次次的伤害中获得一点生活的教训。艾伟明了这一历史的逻辑，但是他又对“救赎”的可能念念不忘——艾伟属于那种“渴念者”，相信存在某种密径可以通向人性完善的殿堂，或许，有一种“盗泉”可以治愈他的“渴念”——小说是这种“盗泉”吗？

《镜中》让我想起已故诗人张枣那首著名的诗歌《镜中》：“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安藤忠雄的建筑、远藤周作的沉默、四面佛的天真相温柔相恐怖相自在相，人性的善与恶，尘世的恐怖与和解——都在艾伟之镜，也都在梅花的开落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