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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念长:一种意外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曾念长  2022年04月08日14:07

艾伟一定是识得了掌控小说文本的秘密。至少在我阅读短篇小说集《演唱会》时,我能直观感受到,艾伟在对写作发力时具有某种清晰的方向感,以及某种可靠的稳定性。他几乎不用加法,而是用减法。如何理解作家在推进小说写作时以减法用力呢?打个比方——一个石雕艺术家,面对一块原石,剔除多余部分,最后露出一个形象,这就是做减法的过程。露出的形象,其实是艺术家心像的附体,看似客观,实则主观。而被剔除的部分,说是多余的,其实也不准确。它是原初世界的皮相,是未被艺术家处理过的客观存在。剔除的与留下的,构成了艺术家需要面对的一个整体世界。有一类小说家,用力方法类同于石雕艺术家。他们面对的原初世界是生活,但他们从事的技艺,不是描摹生活,而是凿开生活。艾伟大体上属于这类小说家。他被称为人性勘探者。既是勘探,表明艾伟关注的,是人性的幽暗地带,未被人类理性照亮,也无法被概念界定,亦难以被逻辑推理。艾伟要如何勘探这部分人性呢?它采用了类似于石雕艺术家的手法,把生活的皮相一点点凿开,小心翼翼地靠近闪烁不定的人性微光。《演唱会》就是这样一个短篇。一个男子制作销售演唱会假票,刚好有一张票落入他的儿子手里。儿子手持假票,进不了演唱会现场,只好溜进隔壁游乐场,攀上摩天轮。不料摩天轮突然启动,儿子从空中摔下致死。多年后,又一个孩子买了一张假票,在演唱会场外碰到了那个制售假票的男子。男子带着男孩进入游乐场,引导他坐上摩天轮,然后走进操控室,按下启动键。当我以顺时序复述这个故事时,想必读者已推测出,男子将男孩引向摩天轮,必然与他此前遭遇失子之痛的主观因素有关。但艾伟不做这个推理。他直接从男子与男孩在演唱会场外的相遇写起,在微尺度的细节描述中推进两个人的行动,一直到他们被保安发现,最后被赶出游乐园。这个叙述过程占了整个作品的三分之二篇幅。读到这里,我们尚且不知其然,亦不知其所以然。正如我们旁观一位石雕艺术家慢慢将石料剔除,却无法预知,这种剔除动作将意味着一块石头的怎样的命运。然而,正是这种几乎不见任何倾诉色彩的叙述,将我们带到一个处在隐伏状态的高压强的情感世界中。在随后三分之一篇幅里,男子将男孩带回自己住处,我们隐约看见了男子的内心秘密。但也只能隐约看见而已。艾伟总是及时收手,不去刺破秘密,以免伤及人性世界的敏感神经。与其说这是小说家在恪守某种叙事伦理,不如说是在坚守某种专业精神。

于坚说,诗是一种动作,就是切,把世界切开。作为一种特殊品类的诗,短篇小说打开世界的方式不必追求切的速度,却能充分受益于刻的精微,以及由此产生的减法效应。艾伟的《演唱会》,连同小说集里的其他几个短篇,大体上向我们呈现了这种写作效果。他对人性世界的勘探,始于对肉眼可见的一系列行动的摹仿,呈现出一个缓慢而精细的物理过程。然而说是摹仿,似乎也不准确。准确一点说,是一种侵蚀——通过刻录人物行动的进展,一步步侵蚀生活表面的物质性外壳,从而无限靠近内在的主观真实。这就是减法效应。其结果不仅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构造方式,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修辞风格。艾伟在行文中最大限度地减少启用形容词,也就意味着,他最大限度地过滤了人为修辞色彩。这让他的语言回到了极简状态,甚至让人怀疑,他是否受到了卡佛的行文风格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是否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修辞风格与其写作策略是相匹配的。一旦作家意识到,只有准确无误地侵蚀生活的表面真实,才有可能小心谨慎地靠近人性深处的幽暗地带,这时他知道,他必须让度华丽,让度风骚。这是作家的一种专业自觉,也是认知深化的一种写作变现。我没有读过艾伟早期的作品,不敢对其创作的整体风貌妄下论断。仅凭个人阅读经验,我更愿意相信,艾伟在《演唱会》等短篇里表现出来的修辞风格,不是感性才华的释放,而是沉潜修行的落地。他变得内敛,直至把一切逞能的词藻放下。这是修辞的减法,背后实则有一种敬畏的世界观。他深知人性可畏,轻易碰不得,抓不得,说不得。唯有取径外部世界,在坚硬的生活外壳中小心试探,细心开凿,方能近得人性三分。这也就意味着,功夫虽在诗外,但是艾伟用力的方向,却不敢偏离诗的中心方位。诗言志。可是我们早已远离言志时代。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只有在文明曙光初现的时代,志是可以被准确言说的。我口说我心。然而文明日盛,人类在口是心非的路上越走越远。这是文明进程的大逻辑。但人类也从未放弃以诗的方式寻找初心的努力。所以于坚说,诗是切。切开世界,看见隐秘内心。艾伟的小说创作,从目的论角度看,也是属于诗的范畴。他试图抵达的认知目标,不是生活,而是被生活淹没的无法被诉说的种种意外。因此艾伟说,短篇小说是正常世界的一次意外事故。这个说法不错,但是用事故这个词,容易引发误解,让人仅仅在物质性层面理解小说的意外。倘若短篇小说没有诗的内在要求,很容易就退化为短故事,把意外等同于抖包袱。这是以现代小说为志业的作家不愿看到的。

现代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是我们这个时代发展出来的最精微的诗艺之一,也是当代最可靠的心灵解剖术,似乎没有之一。就此而言,《演唱会》或许还不够完美。它完成了一次高难度的生活勘探,却没有让人看见生活的深刻的意外。男子将男孩引向摩天轮,是自舔旧日创伤,还是非理性报复,或是对以往过错的自我救赎?这种来自潜意识的不可明状的多义性,通过艾伟的减法叙事隐约呈现出来了。但也仅此而已。其意义远不及勘探本身,正如矿产所得远小于开采支出。为了弥补内在意义的不满,作者启动了意义加工程序,将小说写作引向人性善恶之辩。男子最终没有发生恶意报复于一念之间,而是经过持续互动之后,产生了不易觉察的怜爱之心。这是善对恶的胜利,也是人性内在冲突的一次和解,从中可见作者朝向光明的世界观。我并不反对作家在小说中做这样一种价值预设。作家写到最后,必然只剩态度。但是在表达态度之前,作家是否真正洞见了生活之下的意外?这是一个关系到小说创作完成度的问题。同时我们会继续追问,这个意外究竟指什么呢?对此艾伟已有独到认知。他说,小说用具体的个人去刺穿庞大而坚固的观念堡垒,从而将活力和可能性归还给生活,将自由归还给人类。艾伟的这个说法,代表了一类小说家的创作理想。如果我们把这个理想进行解码,用大白话来说——小说就是寻找被生活真实埋没的个人。生活真实是表面的,物质性的,同时也被赋予强大的理性逻辑。而那些被埋没的个人,就成了这个世界的一种意外。飞机航行天上,遵循了航天科学的理性逻辑,但是正如最近发生的东航事故,飞机直线坠地,就是一种意外。不过这种意外只发生在物质性层面,还不能构成小说。小说不回避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故,但是小说真正关心的,或者说真正让小说得以成立的,则是发生在精神层面上的意外。按我们习见的俗话来讲,这种意外是一种不幸。小说家寻找那些被生活埋没的不幸的个人,也借此重建了个人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同时也揭示了个体与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重新和解的可能与不可能。如果说《演唱会》还有不满的地方,必然要从这里说起。作者对意外的理解,建立在男子制售假票导致儿子死亡这样一个偶然事故之上,必然削弱了不幸个体与强大生活逻辑之间的紧密关联。这样,勘探技术虽高超,所得却未必丰盛。

艾伟的另一个短篇《小满》,主题与《演唱会》相近,都涉及失子之痛,而在写作效果上,却形成了比照关系。仅论叙事手法,《演唱会》或许技高一筹。无论是在人物关系上,还是在故事线索上,作家在这个小说中可以调动的叙事资源都非常有限,作品能写到这份上,全靠文本掌控的非凡能力。再看《小满》,就故事而言,已相对饱满。古董商人白先生,中年丧子,夫人已不再有生育能力,于是他们通过保姆喜妹牵线,找到一个叫小满的农村姑娘代孕。小满一家经过货币理性的计算,接下了这笔生意。怀孕之后,小满日渐生出非份之想,愈陷愈深地把肚子里的小孩当作自己儿子。孩子出生未满月,小满携子私奔,被白家找到后押送回乡下老家,最后成了个疯癫人儿,每天站在村口,逢人便说,她儿子将来是要当县官老爷的。以上复述的,仅仅是故事主线。还有两条支线,一条关于白家发家史,一条关于保姆喜妹的家事,它们与主线穿插交织,共同成全了一个完整度很高的故事。艾伟在写这个小说时,受益于故事的自足性供给,小说叙事的技术性用力反倒显得平常了。传统白描,再加合理的穿针引线,足矣。如果把《演唱会》和《小满》同时交给一个专业经验尚浅的阅读者,想必会是《小满》更受欢迎一些。因为《小满》的叙事手法更常见,描述的经验世界也是更直观的。但我们不可因此低估了《小满》的小说深度。至少它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小说层面上的意外。当小满不断强化认同自己拥有一个儿子时,原本说好的买卖关系已不作数,她开始了与世界为敌。这是一种真正发生在精神层面的意外,也是一种不幸。小满最后走向精神分裂,即便在现实生活中不曾见过,在小说里也是可信的。《小满》获得过汪曾祺文学奖,授奖词将其放到沈从文、柔石、曹禺、吴组缃等现代作家创作的文学传统里考察,理由是它们涉及代乳、夺子等相似题材。我倒觉得,《小满》和鲁迅的《祝福》在精神上的联系更紧密一些。《祝福》写到了失子之痛对祥林嫂的打击。对此,周作人说道,祥林嫂精神失常,缘于失去儿子的悲哀。但是我们把《祝福》和《小满》放在一起,就能清楚看到,失子之痛只是最后致命一击,深处根源却是个人与世界发生了对立。祥林嫂的对立面是封建礼教,一种来自旧时代的道德理性。而小满的对立面则是技术崇拜时代的工具理性——自从代孕技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展起来,人类愈发相信,生育是高度可控的,每个人的生育行为也是可以通过货币理性来调控的。小满的悲剧就在于,她在工具理性的世界里发生了非理性的意外,这是真正的精神上的不幸。

(曾念长,福建省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