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梁诗赋中的京郊别业
有学者曾论及建康郊区园宅化的问题，通过对相关史料的精细考察指出，南朝时期建康郊区尤其是东郊已经成为园宅密布的地区，并且随着园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一区域内寺院、道馆也不断增多，郊区已成颇为繁盛之地。[1]然而，当我们对这一时期的相关诗文进行考察时发现，在园宅拥有者的笔下，这些与都城中拥有的权力紧密相关的别业反而成为隔绝都市喧嚣的屏障，他们在诗文写作中，往往将别业作为山林的替代。这种现实与文本之间的对立ꎬ无疑是值得关注的。因此，本文将从分析建康城郊园宅的发展情况入手，对这种对立产生的原因及其背后所反映的文士心态进行考察和研究。
一、洛桥与钟阜之间：建康城郊的别业
自晋宋到齐梁，建康京郊的园宅数量日益增多[2]，出现了郊区园宅化的现象[3]。这些园宅主要由屋舍和田地构成，带湖临水，景致秀美，在京郊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京郊的园宅大多位于秦淮河北岸至钟山一带，这里相较自孙吴以来形成的、位于秦淮河南岸的传统居住区更为开阔，环境优美，且距离都城较近，既能饱览钟岭燕湖之秀，又便于往返京城，故特为大族所青睐。在东晋时，王、谢二族即在钟山附近有田庄。[4]自刘宋开始，立宅东郊更是蔚然成风。宋文帝雅好学术，为何尚之“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5]，又将雷次宗征召入京“为筑室于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6]，后雷即卒于此处；宋明帝时，刘勔“经始钟岭之南，以为栖息，聚石蓄水，彷佛丘中，朝士爱素者，多往游之”[7]。及至萧齐，愈来愈多的名士汇集京郊：何点与从弟何遁即在东篱门附近卜居 “（孔）稚珪为筑室焉。园内有卞忠贞冢，点植花卉于冢侧，每饮必举酒酹之”[8]；永明年间，“梁武与兄懿卜居东郊之外，（范）云亦筑室相依”[9]；谢朓有《游东田》诗，《文选》李善注云：“眺（脁）有庄在钟山东，游还作”[10]。由齐入梁，名士筑园郊区者尤多。沈约立宅东田，作《郊居赋》以纪之；谢超宗之子谢几卿在被免官后即在白杨、石井两篱门间的宅院居住，与宾客纵酒欢乐；伏挺罢武昌令后在建康东郊筑室隐居；朱异、徐勉、张瓒等人也都在城郊有园宅。除了士人之外，宗室贵戚也多有府邸在城郊。刘宋时，文帝为其子建平王刘宏立宅鸡笼山，宋明帝未登基时也在清明门外的东郊有私邸。齐永明中，文惠太子曾在东郊建园，“（太子）以晋明帝为太子时立西池，乃启世祖引前例，求东田起小苑，上许之”[11]，建成后即为博望苑，后来此园还因为“弥亘华远，壮丽极目”引得齐武帝大怒。其弟竟陵王则在都城西北方向的鸡笼山建宅，与东田遥遥相对，因在城西，故曰“西邸”。这些园宅的数量相当庞大，除了一部分是处士的隐舍之外，官员的别业占了大多数。
这些别业的获得渠道主要有三种：一是继承祖辈的产业。这些产业多传承数代，一般不会轻易出售。如《梁书·王骞传》：“时高祖于钟山造大爱敬寺，骞旧墅在寺侧，有良田八十余顷，即晋丞相王导赐田也。高祖遣主书宣旨就骞求市，欲以施寺。骞答旨云：‘此田不卖；若是敕取，所不敢言。’”[12]二是购买。徐勉《为书戒子崧》曾言：“郊间之园，遂不办保，货与韦黯，乃获百金，成就两宅，已消其半。”[13]三是获赐。如张瓒有《谢东宫赉园启》、庾肩吾有《谢东宫赐宅启》，从两启的内容来看，所说的园宅均是获赐且位于建康东郊，在钟山附近。
担任京官的士人一般是有住宅在宫城附近，平日住在城中，位于郊外的别业多数情况下主要供他们在休沐时游憩。如《南齐书·周颙传》：“（周）颙于钟山西立隐舍，休沐则归之。”[14]沈约有祖宅在秦淮附近的都亭里，又立宅东郊。[15]从郊区的别业进入宫城还是有一定距离的，需要过青溪。如沈庆之暮年多居娄湖别业，闻宋废帝诛何迈，欲入宫劝谏，废帝于是“乃闭清溪诸桥以绝之”[16]。对于仍然在朝的官员而言，他们往往在别业享乐放松之后，还是要回到城内的府邸居住的。《南史·朱异传》：“起宅东陂，穷乎美丽，晚日来下，酣饮其中。每迫曛黄，虑台门将阖，乃引其卤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门停留管钥。”[17]有时至佳节美日，亦会前往此处游观，如萧子范曾作《家园三月三日赋》描绘上巳日时他在东郊的园宅中游宴的场景：
春亦暮止，田家上巳。时将磔于九门，节方郊于七里。扇习习之和风，照迟迟之华晷。聊洁新而濯故，式东流之前轨。居免上漏，树非榛栗。既无择于爽垲，曾不访于凶吉。右瞻则青溪千仞，北睹则龙盘秀出。与岁月而荒茫，同林薮之芜密。欢兹嘉月，悦此时良。庭散花蕊，傍插筠篁。洒玄醪于沼沚，浮绛枣于泱泱。观翠纶之出没，戏青舸之低昂。[18]
关于别业的功用，徐勉在《为书戒子崧》中对于郊外别业的表述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中年聊于东田间营小园者，非在播艺，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种树，少寄情赏。又以郊际闲旷，终可为宅，傥获悬车致事，实欲歌哭于斯……吾清明门宅，无相容处。所以尔者，亦复有以……但不能不为培之山，聚石移果，杂以花卉，以娱休沐，用托性灵。”[19]可以看出，官员们营建这些别业主要是为了在空闲时休憩娱乐，当然因为其中种植了一些花果树木，因此也可以从中获得日常所需。这些别业的功用与京外的庄园颇有类似，但普遍规模较小，故其经济价值不如含山带湖的园田突出，主要还是“以娱休沐，用托性灵”。
建康城附近多山，土地总体而言不甚开阔，然高官贵戚又多在此修建别业，这就使得郊区的土地价格十分昂贵。张瓒在《谢东宫赉园启》中曾提到：“而王畿陆海，亩号一金；泾渭土膏，豪杰所竞。徙居好畤，必待使越之装；别馆河阳，亦资牧荆之富。”[20]可以有财力在此置业者，多是当世权贵，他们往往盛饰园宅，使其显得颇为气派，以此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如《梁书·朱异传》：“异及诸子自潮沟列宅至青溪，其中有台池玩好，每暇日与宾客游焉。四方所馈，财货充积。”[21]《南平王传》：“齐世，青溪宫改为芳林苑，天监初，赐伟为第，伟又加穿筑，增植嘉树珍果，穷极雕丽，每与宾客游其中，命从事中郎萧子范为之记。梁世藩邸之盛，无以过焉。”[22]这些高官贵戚在别业燕游时，往往携诸子宾客同行。他们在此饮酒赋诗、赏乐观舞，使得郊外亦充满了喧嚣的气息。朱异曾作《田饮引》描绘宴会时声色大开、热烈欢快的气氛：
卜田宇兮京之阳，面清洛兮背修邙。属风林之萧瑟，值寒野之苍茫。鹏纷纷而聚散，鸿冥冥而远翔。酒沉兮俱发，云沸兮波扬。岂味薄于东鲁，鄙密甜于南湘。于是客有不速，朋自远方。临清池而涤器，辟山牖而飞觞。促膝兮道故，久要兮不忘。间谈希夷之理，或赋连翩之章。[23]
从诗中可以看出，朱异的别业临山带水，周围景色优美。作为主人，他在此宴集宾客。筵席上，酒肴俱美。朱异与众宾客在酣饮之余叙旧感怀，谈玄赋诗，畅快非常。全诗用楚辞体，长短句交错，节奏较快，生动地传达出了宴会中浓烈的氛围。除了举行宴会之外，他们的园宅还经常有高官权贵到访，这些贵客多盛饰车马，笳鼓盈路。《南史·沈庆之传》：“柳元景、颜师伯尝诣庆之，会其游田，元景等鸣笳列卒满道。”[24]
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建康东郊的别业是比较密集的，而这些别业的主人又多为显宦，因此给这片区域带来了大量的人流。除了别业之外，建康东郊的学馆、寺庙、道馆也数量颇多[25]，这些承载了众多文化活动的建筑，使这一带成为了建康著名的文化区。因此，这一带虽然属于郊野，却并不寂寞闲旷，文士才子在此唱和游集，贵戚显宦在此会宾饮宴，名僧大德在此讲经说法，这一切文化活动都为这里沾染上喧嚣的气息，使之在不同层面成为城市在郊外的延伸。
二、山林的替代：齐梁诗赋中对京郊别业的塑造
齐梁之时，随着对京郊的开发不断深入，京郊园宅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多，风景秀美的钟山一带成为别业林立之地。加之为数不少的寺庙和道观，使得原本清净的郊区变得逐渐喧闹起来。此地本属近郊，徐勉称其“虽云人外，城阙密迩”，自然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城市的浮华气息，故智顗大师直言“蒋山过近，非避喧之处”[26]。
然而，在以郊园别业为描写对象的诗赋中，东郊则又是另一番景象。在文士们的笔下，这些本来与都城中权力变化紧密相关的别业，反而成为隔绝都市喧嚣的屏障。它们并非城市的延伸，而是城市的对立。不少文士在其作品中对自己别业的外部环境进行描写时，都会极言立宅之处的荒僻。在他们的笔下，原本热闹的郊区几乎成了人迹罕至、与世隔绝之地，而在别业内部，又是一派欣欣向荣、淳朴宁静的田园风光。沈约的《郊居赋》篇幅较大，对别业中的方方面面均有相当详尽的介绍，因此比较完整的同时体现出了这两个特点。他在赋中详细描述了自己筑园的经过，其中花了大段笔墨描写自己立园之地的情况：
尔乃傍穷野，抵荒郊；编霜菼，葺寒茅。构栖噪之所集，筑町疃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树，由妨基而翦巢。决渟洿之汀濙，塞井甃之沦坳。艺芳枳于北渠，树修杨于南浦。迁瓮牖于兰室，同肩墙于华堵。织宿楚以成门，籍外扉而为户。[27]
这一段承接作者在前文中抒发的归隐之志，虽是写幽居之所，却极力突出自己所居之地的冷僻：选址是在“穷野”“荒郊”，周围尽是霜菼寒茅之属，在此修筑园宅自然颇为艰难，而自己亦是因陋就简，并不过分装饰园宅，只求“织宿楚以成门，籍外扉而为户”，简单营造便可居住。沈约如此表述，除了表现自己生活朴素，不过分追求物欲[28]，以照应下文的“观先识之情伪。每诛空而索有，皆指难以为易。不自已而求足，并尤物以兴累。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所避也”[29]之外，更是为了说明自己的幽居之地远离喧嚣红尘，与古之贤人的隐居之所相类，自己可以在此过隐士一般的生活，使自己隔绝俗世中的种种纷争，以此获得宁静、修身养德。
除了赋作之外，类似的描写也多见于郊园诗中。在京郊购置别业的官员在进行相关诗歌创作时，一方面极力表现自己的别业选址的旷远静谧，另一方面也特意突出别业内部的田园景象。描写园宅外部环境的如 “清淮左长薄，荒径隐高蓬”（谢朓《和沈祭酒行园》）、 “野径既盘纡，荒阡亦交互”（沈约《宿东园》）、 “松篁日月长，蓬麻岁时密”（周舍《还田舍诗》）等，皆属此类。这些诗歌均将他们的别业描绘成建造在荒郊中的寂静之所，这里远离繁华、隔绝人世，丝毫未被京城的风尘所污染，可以体现园主的隐居之志。在园内，则又是另一幅花木扶疏、瓜果繁茂的景象，宛如桃花源一般，如“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谢朓《游东田》）、 “寒瓜方卧垄，秋菰亦满陂”（沈约《行园》）、“槿篱集田鹭，茅檐带野芬”（朱异《还东田宅赠朋离诗》）。无论是旷野的幽静还是田园的淳朴，都与都城的繁华绝不相类。
这些作品中描述的别业虽然有一定的真实成分，但并不完全是建康东郊现实情况的写照。它在文本中对这些别业进行塑造时，有意回避了其喧闹的一面，回避了它是都市中权力的衍生品，而突出了它静谧清新的特性，使其成为一道屏障，将园主与城市的污秽喧嚣暂时隔绝，使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可以像隐士一样生活。这些士人将他们自己的别业作为山林的替代，这种行为在南朝并不罕见，如谢安早年一直隐居在会稽的东山，在建康贵显后又于东郊营墅，使其颇类东山。《晋书·谢安传》：“又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亦屡费百金，世颇以此讥焉，而安殊不以屑意。”[30]《太平寰宇记》卷九十《江南东道二》注引《丹阳记》：“晋太傅谢安旧隐会稽东山，因筑像之，无岩石，故谓土山也。”[31]
当然，不少深受隐逸文化影响的士人在这种替代中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因素，他们认为在此生活可以和隐居山林一样获得心灵的净化，保持高尚的人格。因此，士人在以自己的别业为主题进行诗赋创作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隐逸诗和隐逸赋为参照的。无论自己别业的位置如何，还是举行了什么活动、有什么贵客前来拜访等等，他们在具体创作中都会将这些“俗务”暂且摒弃掉，从而将别业塑造成一个远离尘世的桃源。这些士人笔下的别业带有更多的理想色彩，体现着他们的精神需求和社会风尚。
除了精神层面之外，在现实层面上，以别业替代山林倾向的产生与东晋之后隐逸观念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小尾郊一在《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第一章“魏晋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中详细论述了东晋时期隐逸内涵从苦行向享受的转变，他认为这种隐逸的核心是悠游山林的快乐。[32]正是这种转变，让士人们渐渐接受了享受式的隐逸，认为游观山水、吟诗赏琴也可以成为隐逸的一种，而这样一种在山水秀美、生活便利之地的隐逸生活，无疑是更加吸引人的。因此，有不少南朝士人在叙说他们的隐逸理想时，总会突出“享受”这个特点：
仕，所望不过诸卿二千石，有耕织伏腊之资，则隐矣。常愿幽居筑宇，绝弃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绿水，左倚郊甸，右带瀛泽。青春爰谢，则接武平皋；素秋澄景，则独酌虚室。侍姬三四，赵女数人。不则逍遥经纪，弹琴咏诗，朝露几间，忽忘老之将至。（江淹《自序传》）[33]
性爱山泉，颇乐闲旷。虽复伏膺尧门，情存魏阙。至于一丘一壑，自谓出处无辨。常愿卜居幽僻，屏避喧尘，傍山临流，面郊负郭。依林结宇，憩桃李之夏阴；对径开轩，采橘柚之秋实。（张缵《谢东宫赉园启》）[34]
可以看出，这两处史料所展示的理想的隐逸生活中都提到了“郊外”。享受式的隐逸使南朝士人在心理上也可以接受郊园作为隐居地。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舒适的隐逸是他们喜闻乐见的，但在诗赋创作中，他们往往还要将隐逸表现得孤独或超脱，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隐逸文学传统的影响。
这种以别业替代山林的倾向在具体行文中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在内容上以写山水自然为主；二是常常会流露出“寂寞人外”的孤独和对俗世的超脱。这两点均是晋宋时期以隐逸为题材的诗赋所具备的。
京郊的别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工的产物，别业的选址、内部的营造均是经过细心策划的，其中往往也有不少精致的亭台楼阁。但是，这些因素大多被排除在作品之外，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别业周围的山水。前文所列谢朓《和沈祭酒行园》、沈约《宿东园》、周舍《还田舍诗》等，莫不如此。除了诗歌之外，如萧子范《家园三月三日赋》、陆倕《思田赋》等涉及别业的赋作也是如此。而这种现象，大量存在于晋宋时期的隐逸诗中。隐逸诗本为抒发高洁之怀，为何要以书写山水为主？这种现象与东晋之后士大夫将山水与人之才、性相联系有关，如《世说新语·品藻》：“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35]《世说新语·赏誉》：“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36]“才”即“材”，人非圣贤，自然材能有偏，如谢之胜情远慨与庾之端治世俗，便是各有其才；“性”便是人的本在之性。而晋之士大夫多以为，才必与性相合。[37]因此，人之性必然决定人之才，而人之性又通过人之外在表现出来。因此，是否能欣赏山水自然之美，关系到有无超脱凡俗的高尚情怀，故从兰亭诗到谢、鲍诸人等抒发隐逸情怀的诗歌，均特别重视对自然的描写。与晋宋隐士在山林中的幽居相比，建于京郊的别业本身在位置上并不能体现出隐逸的情怀，因此齐梁文士便更加看重别业本身所体现出的山水之美。在魏晋以来形成的玄学传统中，自然等同于道，而山水又是自然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因此在与充满“歌哭诤讼”的污浊俗世对比中具有了审美价值。正是因为有山水的存在，别业才能成为隔绝红尘的屏障。
晋宋以来的隐逸诗在抒发高情之余经常会流露出浓重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也被郊园诗所继承。在谢灵运的隐逸诗中，这种孤独感是很明显的。他的诗歌经常在模山范水之时表现出无人和自己一同欣赏风景的寂寥，如 “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永绝赏心望，长怀莫与同”（《酬从弟惠连》）、“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登石门最高顶》）等均是很明显的例子。类似的情感也同样存在于描写自己别业的诗歌中，如沈约《宿东园》：
陈王斗鸡道，安仁采樵路。东邻岂异昔，聊可闲余步。野径既盘纡，荒阡亦交互。槿篱疏复密，荆扉新且故。树顶鸣风飙，草根积霜露。惊麏去不息，征鸟时相顾。茅栋啸愁鸱，平冈走寒兔。夕阴带曾阜，长烟引轻素。飞光忽我遒，宁止岁云暮。若蒙西山药，颓龄傥能度。[38]
在沈约笔下，这首诗中的东郊颇具荒凉寂寥的感觉。时值岁暮黄昏，郊外一片萧索，树草风霜，鸟兔饥寒。“野径既盘纡，荒阡亦交互。槿篱疏复密，荆扉新且故”四句看似平平道来，其实很明显有一种无聊寂寞的心绪在其中。最后四句更是悲伤的，感慨年华已逝，孤寂将始终伴随自己的暮年。可以说，沈约在这首诗中将东郊的一切繁华喧闹都从文本中祛除，只留下自己一人面对萧瑟的景色，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孤独与无奈。除了沈约的《宿东园》之外，谢朓的《移病还园示亲属》、江淹的《还故园》等也都表现了类似的幽居中的孤独之感。通过这种描写，士人摒除了世俗中的各种纷扰，直接与自然相对，在孤独中实现了对世俗的超越。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比较，不难发现郊园诗与隐逸诗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的背后是园主将郊园视为山林的思想倾向。本来作为城市延伸的郊区，在文本中被塑造成了城市的对立面，这种现实与文本的割裂，无疑是齐梁士人思想与行为相矛盾的一种体现。
三、文本内外的调和：郊园主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理想
位于京郊的别业聚集区在位置上距都邑颇近，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都邑中权力的延伸。但在园主的精神世界中，这种延伸往往是要被回避的，他们更愿意将别业作为隔绝都市污浊的避风港。因此，京郊别业中其实隐含着一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而这个矛盾的背后是园主的两种身份：官员和高士。如何平衡这两种身份，是每一个园主都要面临的问题。
沈约在《郊居赋》中较为完整地将这种矛盾呈现出来。沈约在这篇长文中，多次提及自己的生活状态及在其中呈现出的不同身份。通过对这些内容的梳理不难发现，沈约的生活大体可分为两个层面，即作为官员的生活和作为高士的生活。
《梁书·沈约传》：“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进一官，辄殷勤请退，而终不能去，论者方之山涛。”[39]可见，沈约终其一生都没有完全离开朝堂。创作《郊居赋》时，沈约任尚书令，行太子少傅。《郊居赋》写其备受荣宠：“值衔《图》之盛世，遇兴圣之嘉期。谢中涓于初日，叨光佐于此时……翼储光于三善，长王职于百司。兢鄙夫之易失，惧宠禄之难持”[40]；“天假余以大德，荷兹赐之无疆。受老夫之嘉称，班燕礼于上庠。无希骥之秀质，乏如珪之令望。邀昔恩于旧主，重匪服于今皇。仰休老之盛则，请微躯于夕阳。劳蒙司而获谢，犹奉职于春坊。”[41]在这段描述中，沈约以亲近中枢之臣自居，言己以凡质而得以托身承华、居宰辅之任，年老望尊，颇受礼遇，屡次请辞，但仍然被挽留，继续担任清显之职。[42]言辞之间，虽流露不能完全归隐的遗憾和失落，但其身居显位的自得也是不难看出的。地位的崇高让他有财力也有资格在京郊的寸土寸金之地获得别业，在此安享晚年。因此从这一层面上说，别业在一定程度上被作为一种仕宦的酬劳，是与自己在建康之内获得的权力紧密相关的，属于都城中权力的延伸。
在《郊居赋》的其他段落中，沈约又会将自己描述为一位安于田园、躬自耕作的高士，将别业描绘成远离喧嚣的净土。“敖传嗣于硗壤，何安身于穷地。味先哲而为言，固余心之所嗜。不慕权于城市，岂邀名于屠肆。咏希微以考室，幸风霜之可庇”[43]；“抚幽衷而局念，幸取给于庭庐。纬东菑之故耜，浸北亩之新渠。无褰爨于晓蓐，不抱惄于朝蔬。排外物以齐遣，独为累之在余。安事千斯之积，不羡汶阳之墟。”[44]在这里，沈约有意把自己和“伊前世之贵仕”的行为进行区别，认为自己和高逸之士一样不慕荣利，在郊园中亲自耕作。田园中的各种设施虽然比较简陋，但自己也一样可以乐在其中。在这些部分中，郊园又成为都市生活的对立面，其中的生活是宁静的、孤独的、高尚的，也是六朝时期的士大夫颇为向往的生活。
可以说，从《郊居赋》来看，沈约的生活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为官和幽居。这两种生活并不是不可共存的，它们可以同时成为作者的生活体验。这种生活状态在当时的南朝士人中是很常见的。《南齐书·周颙传》：“颙于钟山西立隐舍，休沐则归之。”[45]《南齐书·周山图传》：“山图于新林立墅舍，晨夜往还。”[46]谢朓有《休沐重还丹阳道中诗》，亦是写休沐还郊园歇息。丹阳在六朝时常为建康代称，建康即位于丹阳郡，还丹阳即还都。《文选》李善注其《游东田》云：“朓有庄在钟山东。”[47]由此可知，其休沐日会返回建康东郊自己的田庄。这种生活状态，既可以使士人不失官员身份，维持别业在现实中的繁荣，又能为其保留精神上的一片净土。可以说，是别业作为都城衍生物的现实属性维持了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而它作为隔绝喧嚣的屏障这一方面的理想属性满足了士人的精神需求。现实归现实，理想归理想，两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调和，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共存。
京郊别业毕竟不是远离城市的山林，士人平日也是要在朝为官，只有休沐时才能回到别业。官员和高士这两种生活状态固然可以共存，但两者存在一定的差距，似乎很难统一为一种对于生活的态度。但南朝士人最终还是把两者统一起来了，他们将两者均放入了“朝隐”的范畴中。沈约的《和谢宣城》一诗，可以看作是对这种调和的描述：
王乔飞凫舄，东方金马门。从宦非宦侣，避世不避喧。揆余发皇鉴，短翮屡飞翻。晨趋朝建礼，晚沐卧郊园。宾至下尘榻，忧来命绿樽。昔贤侔时雨，今守馥兰荪。神交疲梦寐，路远隔思存。牵拙谬东汜，浮惰及西昆。顾循良菲薄，何以俪玙璠。将随渤澥去，刷羽泛清源。[48]
在这种生活中，两种生活状态并行不悖：士人白日担任王职，守君臣之道；晚间休息时就可以在郊园中安享独处时光，自由自在地娱朋会友，酌酒游宴，有如高士。而这两种生活状态的转换不会带来任何的心理压力，因为士人将仕宦和休闲都看作“隐”的一部分——尽管“隐”的方式和传统的隐逸有所不同。除了沈约的《和谢宣城》，谢朓的《休沐重还丹阳道中》、周舍的《还田舍诗》等作品中也有类似的内容，他们尽管都在作品中同时呈现出“仕”与“隐”的两种状态，但诗歌的主题则均是偏向于希冀隐逸的。
将“仕”与“隐”这两种状态加以统一，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士人心态的调节。这种心态的调节，其实就是加强“心”的统摄作用，将“心”和外在环境分隔开来，不让其对“心”产生影响，彻底摆脱一切外在束缚。具体表现在看待隐逸方面，就是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怀有归隐之念，就可以亲近自然，与世俗隔绝。晋宋以来，这类表述是非常多的，如：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言语》）[49]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饮酒》）[50]
这种对心的强调与魏晋玄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自王、何以来，特重“意”，王弼曾直言“夫立言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既求道中,不可胜御,是以修本废言,则天而行化”[51]，便是重其意而轻其外在形式。至西晋时，郭象复提出了“玄冥之境”，这是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52]。达到这种境界，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悠游自得，这样就在心理上泯灭了山林和魏阙之间的区别。渡江之后，支道林复立“逍遥意”，强调在达到逍遥之境的过程中需要“物物而不物于物”。他虽然承认 “物”是达到“逍遥”的因素之一（物物），但将“物”限定在物质的层面，在精神层面是绝对排斥“物”的（不物于物）。也就是说，要达到“逍遥”，面对“物”时，要在物质层面依靠而在精神层面超越。这两个层面的统一，就依赖于支氏之“即色义”。其《妙观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53]这样，就在彻底的相对主义上实现了“物物”与“不物于物”的统一，外在的物质世界就被排除在了精神世界之外。在这种思想的熏染下，士人逐渐认为要有隐怀，便可称高士。园宅不远处的都城自然不会成为隐逸的阻碍，别业到底是都城的延伸还是都城的对立、自己到底是什么身份，都已无足轻重，只要自己“心与松乔期”，就完全可以在两者之间自由转化。
结语
从晋宋到齐梁，随着士族向建康的聚集，建康的近郊成为了园宅区。郊园介于城邑与山林之间的位置是十分微妙的，它既位于都市圈中，却又与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此，在南朝这些区域往往呈现出混杂的色彩，兼有城市的喧嚣和郊野的宁静，然而，士人出于写作传统和生活理想，会选择性强调其宁静的一面。现实与文本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是士人既希望隐逸又依赖朝堂这种矛盾的反映。如何调节这种矛盾，士人只能在玄学中求得答案。
将建康近郊描绘为都市对立面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士人的郊园诗中，而且存在于梁代之后大量出现的游寺诗、游道馆诗中。如萧衍的《游钟山大爱敬寺》，萧统、陆倕、萧子显、刘孝绰、刘孝仪五人共作的《钟山解讲》，吴均的《登钟山燕集望西静坛》等均是如此，寺馆（即使是皇室敕建的）在这类作品中始终是作为隔绝尘俗的清幽之地而存在的。这些道馆和佛寺在位置上与士族郊园的重合，使其亦具有了“城市——郊野”二重属性，因此在现实与诗文中往往也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相。从这种现实与文本的矛盾中，我们可以窥见普遍理想与写作传统对实际创作的重要影响。
注释：
[1]魏斌：《钟山与建康的东郊》，《“山中”的六朝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275页。
[2]建康城由宫城、都城、外郭三重城垣环绕而成，建康城外郭的范围，是由环郭而建的56个篱笆门组成的。通过对建康城位置的考察，可以发现建康外郭北距都城五里至覆舟山，南自宫城南门宣阳门十里至国门，东距秣陵县七里至东府城，西面距离石头城不远，篱门附近的广大区域均属于郊区。
[3]关于建康城郊园宅化的问题，可以参见魏斌：《钟山与建康的东郊》，《“山中”的六朝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292页。
[4]《梁书》卷七《皇后传》：“时高祖于钟山造大爱敬寺，骞旧墅在寺侧，有良田八十余顷，即晋丞相王导赐田也”，《梁书》卷七《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9页。房玄龄等：《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又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房玄龄等：《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75页。
[5]沈约：《宋书》卷六十六《何尚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34页。
[6]沈约：《宋书》卷九十三《雷次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94页。
[7]沈约：《宋书》卷八十六《刘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95-2196页。
[8]姚思廉 ：《梁书》卷五十一《何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32页。
[9]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七《范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18页。
[10]萧统：《文选》卷二十二，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57页。
[11]萧子显：《南齐书》卷二十一《文惠太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01页。
[12]姚思廉 ：《梁书》卷七《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9页。
[13]姚思廉 ：《梁书》卷二十五《徐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84页。
[14]萧子显：《南齐书》卷四十一《周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731页。
[15]《宋书》卷一百《自序》：“王父从官京师，义熙十一年，高祖赐馆于建康都亭里之运巷。”《宋书》卷一百《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44页。《梁书》卷十三《沈约传》：“约性不饮酒，少嗜欲，虽时遇隆重，而居处俭素。立宅东田，瞩望郊阜。尝为《郊居赋》。”《梁书》卷十三《沈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36页。
[16]沈约：《宋书》卷七十七《沈庆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04页。
[17]李延寿：《南史》卷六十二《朱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16页。
[18]徐坚：《初学记》卷四《岁时部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0页。
[19]姚思廉 ：《梁书》卷二十五《徐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84页。
[20]欧阳洵等：《宋本艺文类聚》卷六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751-1752页。
[21]姚思廉 ：《梁书》卷三十八《朱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40页。
[22]姚思廉 ：《梁书》卷二十二《太祖五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48页。
[23]欧阳洵等：《宋本艺文类聚》卷七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873-1874页。
[24]李延寿：《南史》卷三十七《沈庆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58页。
[25]关于建康郊外学馆、寺庙、道观的情况可参见刘淑芬：《东晋南朝“钟山文化区”的形成》，《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26]韩理洲：《全隋文补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27]陈庆元：《沈约集校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页。
[28]这种对于追求物质利益的克制，可以看作当时士族的自我约束。他们普遍在观念层面坚持士大夫应固守“素业”而排斥将追求田利事业化，认为拥有过多的家产反而会对自己的“俭德”有所妨害。士大夫虽多身居高位，但仍有不少立身俭素者。 这种不慕财货、恬淡自守的生活态度在当时被视为高行，是士大夫教养与操守的体现。
[29]陈庆元：《沈约集校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8页。
[30]房玄龄等：《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78-2076页。
[31]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江南东道二》，王文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84页。
[32]［日本］小尾郊一：《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邵毅平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8页。
[33]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81页。
[34]欧阳绚等：《宋本艺文类聚》卷六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751页。
[3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49页。
[3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20页。
[37]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51-53页。
[38]陈庆元：《沈约集校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69页。[39]姚思廉 ：《梁书》卷十三《沈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42页。
[40]陈庆元：《沈约集校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页。
[41]陈庆元：《沈约集校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42]《郊居赋》中描述沈约的这次请辞的结果是“劳蒙司而获谢，犹奉职于春坊”，可参考《梁书·武帝纪》：“九年春正月乙亥,以尚书令、行太子少傅沈约为左光禄大夫,行少傅如故”。《梁书》卷三《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49页。
[43]陈庆元：《沈约集校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页。
[44]陈庆元：《沈约集校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8页。
[45]萧子显：《南齐书》卷四十一《周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732页。
[46]萧子显：《南齐书》卷二十九《周山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543页。
[47]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57页。
[48]陈庆元：《沈约集校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49页。
[49]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43页。
[50]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47页。
[51]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27页。
[52]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68页。
[5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