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信走了，我怅然若有所失！从噩耗传来那一刻，直到现在，我都在追寻——我失去了什么，要追什么，寻什么？

昨天下午，恍恍惚惚之间，翻出了当年的照片：王信、樊骏和我在一起。对了，我失去、并要追寻的，就是和王信、樊骏共同度过的那个“时代”，那个“传统”！

右起：赵园、钱理群、王得后、王信、王富仁、王培元

是的，就是那个如今已经被淡化、遗忘的1980年代，以及当年重新回归的五四启蒙主义传统。而对于我和我们这一代（1978年入学的第一批研究生）来说，这样的年代、传统，都是化为具体的个人的；我们这些搞现代文学研究的，最难忘的，就是王信和樊骏：他们两位在我们心目中早已难解难分，成为一种象征了。

我多次说过，我们这一代人，前半生历经磨难，后半生却相当幸运：遇到了好时代。我们终于和代表五四传统的1930—1940年代的老一代学者（李何林、王瑶、唐弢、贾植芳、钱谷融等）相遇，成为他们的学生，获得了学术传承的历史机遇。我们还遇到了一大批“好人”，就是王信、樊骏这一批成长于1950年代的编辑、学长：他们是我们的兄长，而长兄如父，就以父母的无私之爱，做我们的开路人、扶持者和保护神。

1988年10月，《文学评论》编辑部成员游东陵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朱建新、郭虹、曹天成、贺兴安、陈骏涛、胡明、王信、王行之、杨世伟、何西来

我这里特意提到的“父母之爱”，是有深刻的时代内涵的。每当我想起王信和樊骏，总要想起鲁迅写于一百年前（1919 年）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说的，是正在开创的五四启蒙主义传统：“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 ；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引述到这里，真有些惊奇：这说的不就是王信、樊骏们吗？1919年的历史真的到1980年代重演了：王信、樊骏们也是背着“文革”中达到极端的“因袭的重担”，但他们又是首先“觉醒的人”，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为我们这 “后起”的一代开路。在那个历史的大转折时期，虽然思想解放的曙光已现，但“黑暗的闸门”依在，要在思想和学术上闯出新路，不仅要承受政治上巨大的压力，还会遭遇学术界内部的种种阻力，我们中的第一位冲出者王富仁就遭到过政治与学术的“大批判”。在这样的政治和学术权力面前，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无名之辈，是完全无力的，这就需要王信、樊骏们这些多少有些地位、影响的编辑、学长的保护。那时候，要发表我们的“创新”之作，真的是要有“肩住黑暗闸门”的勇气和胆力的。我们至今对王信、樊骏心怀感激之情，敬佩之心，是非言语所能表达的。

1980年代《文学评论》杂志封面

我们从中看到的，正是鲁迅说的“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的精神。鲁迅说，“开宗第一，便是理解”；“第二，便是指导”，只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是命令者”；“第三，便是解放”，一切“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说得太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和王信、樊骏们关系的真实写照：他们是我们真诚的理解者、指导者和解放者，真正不遗余力，又从不张扬，不求回报的。

这背后又有更深刻的原因：他们的支持，开路，并不是出于对我们个人的偏爱，唯一的目的是促进学科发展，唯一关心和讲求的是学术质量。因此，尽管我们之间后来有了私交，经常在一起喝茶，聊天，甚至打麻将，彼此有很深的信任感；但他们丝毫也不放松对我们的严格要求，文章写得不够格，照样“枪毙”，我们也不敢把稍微差一点的文章给他们：在我们共同自觉维护的学术场上，绝不讲人情，没有半点讲究人事关系的世俗气，不存任何私心，没有任何个人学术地位、利益的考虑，一心追求学术的独立，自由与创新，真正做到了“学术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种“纯粹”的学术境界，用樊骏的话来说，自有一种对学术的“神圣情感”，强调以追求真理为鹄的的学术研究的神圣性和内在的精神性，由此产生的是“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这都是一种默契，绝不公开宣扬；王信和樊骏更是默默地以自己的言行影响着我们。严家炎先生谈到，“樊骏先生是位律己极严的人”，“通常人们所谓的那点‘名’‘利’之心，好像都与他无缘”。王信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有时私下议论，那样的律己到苛刻的地步，我们是怎么学也做不到的，但又不能不暗暗佩服：世界上哪里有如此“纯粹”的人！这样的毫无私心的学术“公心”和“正气”，构成的心灵的净土，学术的净土，真是可遇不可求。王信和樊骏自己却从不期待做我们的“榜样”。他们更多地谈到自身的不足，也确实有着历史的缺憾，即他们所成长的1950年代的封闭造成的知识结构的相对狭窄，随着时代学术的发展，到新世纪他们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就逐渐淡出学术界，以至今天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青年一代很少知道他们。这都是自然发生的：每一代人都是鲁迅说的“历史中间物”，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就自动退出，也算是无愧于自己的一生。

但作为后来人，真正面对“这样的‘纯粹的人’不会再有了”的无情现实，我们内心却有“若有所失”之感。这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又走到了一个极端：在整个学术场陷入了权力场与商业场以后，不但没有了“纯粹”的学者，更充斥着“精 致的利己主义者”和“粗俗的利己主义者”；不但 没有了“纯粹”的学术，更充斥着“劣学术”和“伪学术”。樊骏早已远去，此刻王信的远行，就有了一种警示意义：即使我们不能也不必完全回到那已经逝去了的时代，但那内在的精神传统—— 学术的独立、自由、创新，学术的责任感，严格、严谨，绝不马虎苟且而又宽容的学术风范，学术公心与正气，都绝不能忘却与遗弃。我们总结1980 年代以来的学术史，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史，固然那些为学科发展作出了贡献的学人、学术成果，应载入史册 ；但王信、樊骏这样的学术的组织者、保护人，学科发展的开路人，学术后人的培育者，也应该有自己的历史地位。一定要后人知道并记得，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纯粹的人”。

2021 年 2 月 4 日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