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报》创刊四十周年了，报社要出版纪念号，编辑来信约稿，这使我回忆起许多与《文学报》交往的旧事，觉得我与他们真是缘分不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杜宣、峻青、哈华、姜彬、刘金、栾保俊等老作家发起创办一家文学界的报纸，取名《文学报》，正在组建编辑部。不知怎的，杜宣、峻青、姜彬他们想到了内子高云，动员她去做编辑。高云原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文学研究所工作，与这几位老作家认识。但这时，文研所已经解散，她调回复旦大学任教，而我们家原就在复旦宿舍，生活安定下来，就不想动了。但他们说，现在正托人在虹口一带找房子，如果社址能落实在虹口，那么离复旦就不算远了。盛情难却，高云终于有条件地答应了：如果报社社址定在虹口，她就去做编辑，如果离得太远，就不去了。结果，他们找到的房子在新华路，地处沪西，而复旦在上海的东北角，坐公交车来去，要三小时左右，所以就不去了，他们也表示谅解。

虽然高云不去做编辑了，但是友谊尚在，平时大家还是有来往的，杜宣、峻青、姜彬三位老作家的家，我们都去过。原在上海作协工作的青年时代的朋友曾文渊、陆行良都进了《文学报》，而且担任一定职务，他们到虹口或复旦来采访或组稿时，顺道到寒舍来聊天，讲点文学界信息，顺便也约我们写稿。所以从《文学报》创办之初，我们就算是它的作者。只是当时忙于教学和学术研究，报纸文章写得不多。

记不清过了几年，《文学报》的掌舵人换上储大泓。老储原是《解放日报》的文艺部主任，我有个1961级的学生汤娟在他手下做记者。汤娟有时约我写稿，并介绍我与老储认识，我们兴趣相投，很谈得来，就成了朋友。他到《文学报》之后，我与《文学报》的关系更密切了，参加报社的许多活动，写得也较前为多。但老储身体欠佳，有心脏病，不能太多操劳，他看中了《文汇报》文艺部的负责人郦国义，把他挖过来做总编辑，自己只任社长之职，具体编务由郦国义主持。郦国义是复旦中文系1977级学生，听过我的课，在校读书时就与我比较谈得来，到报社后，常约我写稿。他主持《文学报》期间，是我为《文学报》写得最多的时期，不但写文艺短论，而且还写了许多散文。我本来不写散文，后来却开起散文专栏来，都是他逼出来的。

郦国义新闻敏感性强，很会出点子。他常常是先跟我天南海北地闲聊，聊到一定关节，就笑嘻嘻地说：“吴老师，就这个题材，写一篇怎么样？”我有许多文章，都是由他催化而成，如《海上学人》这本散文集就是。那是在一次饭局上，大家闲谈些复旦老先生的风采、逸事，因为座中数我的年纪最大，在复旦待的日子最长，所见所闻也略多些，就被小郦抓住不放。散席时他要我以此为题材写文章，我想吃了人家的饭，不写文章也不好，回家后就写了一篇《复旦奇人赵宋庆》来交账，小郦看后打电话来，说这篇文章他蛮喜欢，但只写一篇不够，要我继续写下去，写成系列散文，说要在《文学报》上为我开个专栏，而且专栏名称都代我取好了，叫做《学人心迹》，使我不得不写下去，这叫逼上梁山。为了写好这个专栏，不能单凭记忆，我还查阅了许多资料，并走访了许多老先生，以致复旦的朋友调侃我说：“你从学者变成记者了！”不过趁当时许多复旦老人还健在，倒也保存了一些校史资料。现在这些老师和学长先后过世，许多活资料都带走了。

后来，那几年我忙于写《鲁迅传》和《鲁迅后传》，并修订《文艺学导论》和《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两部旧作，也无空写报刊文章，就没有主动与报社联系。

等写好、修订好这几部书，不觉间，我已经到了八十岁。人们常说，六十以上为老年，八十以上为老老年。既已到了老老年，就该考虑养老生活了。由于积习难除，我的养老生活还是以读书、写作为主，不过不想再读艰深的书，再写繁重的专著了，而喜欢读些野史杂记，写点散文随笔。既然是随笔，当然长短随意，短至千字文，长至万言书，看所写内容而定。长文可以在刊物上发表，短文则宜于在报纸上登载。我又与《文学报》联系上，重新开始在报上发表文章。

我今年已经八十有五，属于老朽之辈，还能继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自己也觉得很高兴。作为“前浪”，希望不断被“后浪”推动着前进，而不至随波逐流地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