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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杰:邂逅李泽厚
来源:文学报 | 吴中杰  2022年01月14日08:51

2021年11月2日,哲学家李泽厚逝世,但他的作品并没有过时。李泽厚的文章不以资料性和系统性见长,但善于抓住要点,提出一些引发思考的问题,从而带动全盘,现实性强,启发性大。

从网上得知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家中逝世,本来,一个九十一岁老人告别人世,应该算是喜丧的了,但对于李泽厚的逝世,我总感到非常婉惜,因为还想再读到他的具有创新精神和思想深度的新作。

我与李泽厚算不上朋友,只是偶尔相遇相识而已,平时并无联系。但看到他逝世的消息,那短暂的接触,却不断地浮现在脑际,觉得还是应该记载下来,算是一个小小的纪念。

在我读大学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国内有三位青年学者和批评家很受社会关注,李泽厚是其中之一。他因学术研究而引人注意,开初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表文章较早,这些文章在他大学毕业后结集为一本专著《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不过这本书并没有受到读书界的广泛关注。他的引人注目,是在美学大讨论之中。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方针。中宣部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就组织了两次学术大讨论:理科是遗传学问题讨论,文科是美学问题讨论。美学问题讨论得很热烈,持续时间也很久,吸引了许多读者。争论集中在美的本质问题上,大致可以分为四派:一派认为美在主观,一派认为美在客观,还有一派认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李泽厚则自树一派,强调美的客观性和社会实践性。其他几派的代表人物大都是学界老将,而李泽厚则是初出茅庐的小人物,却说得很有道理,吸引了许多读者。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美学讨论就不了了之。李泽厚的研究方向也转向西方哲学,写了一本《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

1977年后国内学术活动恢复,1978年10月中旬,安徽大学和安徽劳动大学发起组织黄山鲁迅学术讨论会,规模很大。我们复旦大学中文系也收到一张请柬,由现代文学教研室一位老师去参加。我的编制则是在文艺理论教研室,但因为我发表过一些鲁研文章,又有一本《论鲁迅的小说创作》即将出版,算是获得鲁研界的认可,几位朋友建议会议秘书组另给我发了一张请柬。我赶紧赶去,会议已经开始几天了,但李泽厚比我来得更迟。他是在芜湖开西方哲学史讨论会,听说山上在开鲁迅研讨会,那边会议还没有结束,就跑了上来,同行的还有一位哲学所的同事张琢。李泽厚写过鲁研文章,他当然有资格参加会议,会议主持者把他安置在我们的住宿区。

这种宿舍区,没有单独的卫生间,只在楼面上设有公用厕所和盥洗室,大家公用。正因为有这样的住宿条件,我和李泽厚在盥洗室里时常碰面,不知不觉间就熟悉起来。他知道我来自复旦,就与我谈起他当年毕业分配的往事。他说,他在北大毕业后,原想到复旦来教书,拿到分配通知,很高兴地前来报到,并在复旦招待所住了几天,谁知却因为肺病并未痊愈,被复旦人事处退了回去,只好另行分配到科学院学部哲学所。我说,这事对复旦是一个损失,但对你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哲学所老专家多,整体水平也高。李泽厚说,的确曾经有几位老先生要收他做研究生,但他独立性强,喜欢走自己的路,所以谁也不跟,自己搞研究。接着,他问我有没有指导老师?我说,我是主张转益多师的,老师们的长处我都想学,但不想跟定一个老师,以免被束缚在一个门墙之下。他觉得我的主张与他相同,慢慢就接近起来。

大概他已在报纸广告上看到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书的讯息,估计我会认识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就说要拜托我办一件事:他将过去的美学论文收集为一本《美学论集》,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已经很久了,至今还没有出来,要我回上海后帮他去催一催。我答应下来,并且照办了。但这本书的出版,与我的催促是否有关,那就不知道了,因为出版社自有他们的操作规程,未必会因我的催促而加快。在我,只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而已。又有一次,我问他:你美学研究搞得好好的,后来为什么突然转向去搞康德哲学了?他说:对于西方哲学,我们一向比较重视黑格尔,因为列宁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但我觉得在西方近代哲学中,康德哲学似乎更重要一些,所以就研究康德。我说你能坚持研究,也很不容易。

会议结束后,是游山,大家自由组合,互相照顾。我们四个人结合成一组:李泽厚、张琢、我和安徽大学的方铭。因为时间已是深秋,而且刚下过一场雨,树上都结着细冰,晶莹透剔,倒是别有一番景致。但路上也是冰,就很难走了,路边又没有栏杆,一滑下去,就粉身碎骨。我们只好一路注意脚下,不敢太放松。断断续续地谈了些什么,现在也记不清了。只记得走到天都峰脚下时,李泽厚兴致勃发,说要登峰,我们几个人也准备陪他上去,但被另一组正在准备登峰的青年人所劝阻。他们说,爬天都峰本来就极危险,今天雨后结冰路滑,就更危险了,我们年轻力壮,还没有把握是否爬得上去,你们几位还是留着老命,回家多写些文章吧!李泽厚听从劝告,只好放弃。这样,我们就直奔光明顶。好容易爬到山顶,却是床铺严重不足,讲师助教群体中,一张单人床要睡两个人。我爬了一天的山,感到很累,而且方铭与我原是复旦老同学,关系较好,就决定两人将就挤一晚。李泽厚与张琢却决定一起下山,而且说走就走,可见他当年身体很好,至少比我要强壮得多。

几年之后,我们又有一次相见。那是他到上海出差,住在复旦招待所里。蒋孔阳先生请他吃中饭,叫我作陪。饭席上只是闲谈,并没有讨论什么学术问题。只记得蒋先生说李泽厚的著作很受青年人的欢迎,希望他能多写。下午是请李泽厚为复旦学生演讲,地点在老教学楼三楼靠东面的一间大教室里,挤满了人。那时,蒋先生的身体已经不大好,支持不了全场,故事先与李泽厚说好,他只能主持上半场,下半场由我主持。演讲结束之后,本应由我招待客人吃饭并送他回招待所的,但是哲学系一批研究生一拥而上,将李泽厚裹挟而去,我连与他道别的机会都没有,也就只好由他去了。

此后,李泽厚的名气愈来愈大,而我却有点怕见名人,所以就没有再与他见面。但仍关心他的动向,继续拜读他的新作。李泽厚的文章不以资料性和系统性见长,但善于抓住要点,提出一些引发思考的问题,从而带动全盘,现实性很强,启发性很大。他研究中国思想史,从近代开始,又写到古代和现代,形成一个系列,而与别家思想史不同的是,他不作平面的铺叙,只作重点的论述,所以称为“史论”,是恰如其分的。但是,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却能带动全盘。比如,他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命题,就引发了人们对整个现代思想史的思考,这就是他作品的价值所在。他的美学论著,也是这样。有人出于常规识见,建议他应写一本系统性的美学著作,来建立他的美学体系,但他始终没有写。后来写过《华夏美学》和《美学四讲》,也还不是教科书式的系统性著作。即使他那本流传最广、系统性最强的《美的历程》,也是以点带面的作品。试想,一本十五万字的著作,论述上下五千年的美学历史,涉及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怎么可能全面得起来?当然只能是纲领性的著作。但他却把我国美学历史的发展线索理出来了,而且提出许多创见,比如,他把人的觉醒看作美的发现的主要依据,所以对魏晋玄学和明清市民文艺都有较高的评价。正是这许多新颖的观点,才使得这本书一纸风行,成为青年学子喜爱的读物。

李泽厚已经逝去,但他的作品并没有过时,仍旧值得我们认真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