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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房伟新作《血色莫扎特》既像“悬疑小说”，又似“青春叙事”，既有“问题小说”的影子，又具“先锋书写”的意味。从“写什么”来看，《血色莫扎特》秉承了房伟一以贯之的关注现实的书写情怀，将对青春记忆的哀悼与幽微人性的烛照，植根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与具象的生活情境之中，以时空变迁与个体成长之间的对撞与抵牾，触摸时代的肌体，浓缩历史的记忆。从“如何写”而言，它尝试了迥异于《英雄时代》《猎舌师》等前作的创作手法，开启了不同的文学面向，其艺术“调性”与品格日渐显形。

关键词：《血色莫扎特》 精神烛照 复调叙事 房伟

从2012年长篇小说《英雄时代》引起文坛的关注，到近年来一系列抗战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广受好评，作为“小说家”的房伟，大有压过“批评家”房伟的趋势。1既能以充满真知灼见的批评研究赢得学界的认可，又可在文坛“如鱼得水”般地展现超卓的文学天赋，房伟无疑属于当下颇具气场的“学者型作家”。新作《血色莫扎特》既像“悬疑小说”，又似“青春叙事”，既有“问题小说”的影子，又具“先锋书写”的意味。它是房伟小说创作中的“又一篇”，又是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独特的“这一个”。无论“写什么”，还是“怎么写”，它都标示着房伟的一次新探索、一个新起点，彰显出独异的文学“调性”与不凡的精神品貌。

一、“审父”：忧伤的时代记忆

《血色莫扎特》有别于房伟之前小说，如《英雄时代》《猎舌师》那种诗化、典雅的语言风格对个体化历史的言说，而是以口语化、直白体的文字抒写了新世纪初发生于北方小城的“钢琴王子杀妻案”及其由之铺衍开来的关于一代人青春回望、情爱纠葛及人性反思的悲伤体验与时代记忆。如果非要给文本定一个类型主题的话，与扑朔迷离的悬疑小说相比我更倾向于它是一个令人深思的复仇故事。从复仇指涉的对象来看，文本设置着一个清晰而深沉的“审父”结构。某种意义上说，复仇就是一种“审父”。

“审父”是中国文学书写中的一个常见主题。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十七年文学，再到先锋小说及当下的文学创作，这种主题随着时代的变化与文学叙事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但无论如何变化，“审父”之“审”都并非审判之意而是审度、审视与审察，其意在保持主题话语述说过程的一种适度的张力状态，其叙事效应是使话语言说的语义所指既不趋向彰显父性神话辉煌或寻父乃至颂父的一端，亦不滑至揭示父性颓败或渎父的一极。2《血色莫扎特》伏隐着一条由“寻父”“审父”与“弑父”相互交织的叙事轨迹。

就社会现实而言，大多时候父亲都是家庭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与坚实后盾，而《血色莫扎特》中这种形象是缺失或消散的。小说中，夏冰的父亲在他13岁的时候去世；葛春风的父亲在一次工厂爆炸事故中牺牲；冯露的父亲虽是一个清晰的具象，但却是一种道貌岸然、冷漠无情的丑恶人物；更具戏谑意味的是，夏雨的父亲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其实，无论夏冰、葛春风，还是冯露与夏雨，在文本叙事中都是“无父”之人。一部小说呈现如此之多的“无父”之人，不知是叙事的偶然或巧合，还是作者有意在赓续一以贯之的文学传统，或是昭示着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再或是作为叙事背景或引擎而存在，值得我们思索。

小说《血色莫扎特》中的父亲形象可概括为三类，即象征性的父亲、现实中的父亲与作为恶之源的父亲。与此相应，文本也铺展了对象征性父亲的精神寻找，对平凡父亲的理性审视与对罪恶父亲的复仇弑杀等相关叙事。在精神寻找书写中，葛春风向父亲致敬可谓具有典型的“寻父”意义。“寻父”是“审父”母题的一种必然性变奏，是无“父”无“君”时代由于生存无奈的焦虑、灵魂无“力”的失落和人格意志的稚弱所导致的以一种仰视的姿态对卡里斯玛式所在的期待和呼唤。3作品中，葛春风始终生活在父亲所笼罩的英雄光环之中。在外人看来，作为中文专业出身的他进入化工企业，自然是依凭父亲的余荫，即使再努力自学化工机械，也不过是“二把刀”，被人不以为然。虽然，凭借自身的钻研及并不粗野的方法，也能把那些化工技术问题攻克；依赖自己的才华，在借调的厂宣传部工作岗位上干的有声有色，但在领导和同事眼中，他终究是烈士之后，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这使他时常深感焦虑与不安。急于逃离、走出父亲光环的笼罩，成为了他奋发工作、攻坚克难的初衷与动因。在“庆祝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文艺会演之际，化工厂欲排演名为《千万不要忘记》的大型话剧向英勇牺牲的葛思平同志致敬。从文本叙事看，这一情节无疑承载与隐含着葛春风“寻父”的叙事功能与寓意。然而，在话剧演出的当天，历史再次重演。随着一声巨响，父亲的时代与光环，连同葛春风的前途一下子化为了齑粉。寻找父亲、向父亲英勇行为的致敬也有了某种告别的意味。

与英雄父亲葛思平相比，韩苗苗、薛畅的父亲就显得平凡、普通，甚至是平庸。如果葛春风对葛思平的致敬有精神“寻父”的蹈空色彩，那么小说对韩苗苗、薛畅父亲的书写则是一种现实的、理性的审视。韩苗苗的父亲是一个慈眉善目，沉默寡言的干休所普通厨师，“他时常昏睡着，皮肤苍白，灰暗，消瘦地躺在床上，无声无息，像阴影里躲着的兽物”4。薛畅的父亲是一位工厂库管员，“他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守在那间充满霉味的库房……他从来不偷库房的东西，也对领导多领劳保的暗示，视而不见。他是一个正直的男人，也因此一辈子混得窝窝囊囊”5。他们不但无法为儿女提供作为父亲的强大庇护，反而成为了韩苗苗身陷囹圄的重要诱因，给儿时的薛畅带来“心灵创伤”。他们是现实芸芸众生中卑微、平凡的父亲，对他们的理性审视，可以见微知著，拨开历史的表壳与人生的浮沉，审视那些沉溺于欲望与权力追逐中的幽暗人性。

如果说“寻父”与“审父”是对父亲形象的追寻与反思，那么“弑父”便是对父亲形象的鞭策与批判。对于葛思平、韩苗苗与薛畅父亲而言，冯国良、葛春风与薛畅是作为“恶”的父辈形象呈现的。冯国良是一个道貌岸然、冷漠无情的丑恶父亲，他逼死了冯露母亲，报复了夏冰，残害了韩苗苗；他不关心、爱护女儿，只爱权力、金钱与美色，是罪恶的象征。同时，葛春风、薛畅的所作所为与夏雨的苦难也莫不可分：如果不是葛春风对夏雨家庭的介入，夏冰与韩苗苗也不会发生隔阂，继而是无休止的争吵；如果夏冰没有在韩苗苗日记中发现“春风之后，才是夏雨”的秘密，也不会激情杀妻，万念俱灰，活活饿死自己。如果不是薛畅的一己之私，韩苗苗也不会被拖入虎口，成为天鹅夜总会的高级妓女；如果没有薛畅的搬弄是非，夏冰也不会丢掉工作，由音乐天使沦为杀人魔鬼。这些自然构成了冯露与夏雨苦难、怨恨的罪恶渊薮，在他们心中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他们复仇联盟的形成，无疑是向父辈“罪恶”挑战的宣言。因而，他们的复仇具有了浓郁的“弑父”色彩。

然而，冯露的“弑父”与夏雨的“弑父”又不尽不同。如果说冯露的“弑父”是出于对罪恶的鞭策，那么夏雨的“弑父”超越了这一点而具有双重批判的意义。小说中，葛春风具有儿子和父亲的双重身份，作为儿子他与夏雨一样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中。作为父亲，他的形象是疏离的、放逐的。因为，他没有在“寻父”中完成对父亲形象的重建，越过父亲而取代父亲的地位。无论是作为夏雨的“干爹”还是“亲生父亲”，他的这种父亲形象在夏雨心目中都是缺席的、坍塌的，甚至是邪恶的。这种形象无疑给夏雨带来了深深的生存焦虑，夏雨的复仇便是对父亲形象缺位的批判。然而，夏雨又是软弱的，这种软弱本身即是父亲刚强、责任与担当形象缺位后的映射，他采取自残的方式进行复仇，隐喻了“弑父”并未真正完成。因而，这种复仇隐含着批判之后再批判的双重寓意。

作为“70后”作家的房伟，他倾注于小说中的这种“审父”意识或结构在“70后”作家创作中并非个案，从李浩、鲁敏、弋舟与金仁顺等作家作品中均可搜寻到相同或相近的“蛛丝马迹”。可以说，“寻父”在很大程度上是“70后”作家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与精神路径。6然而，与其他“70后”作家的“审父”书写相比，《血色莫扎特》的重心并不是“审父”本身，而是通过“寻父”“审父”与“弑父”等行为洞开一段生活真相，并以此为背景书写时代的忧伤记忆，烛照那段历史时空中一代人的灵魂挣扎与生命体验。

二、挣扎：幽微的灵魂烛照

房伟曾在《王小波论》的“前言”中写道：“我有幸成为了一名国有大型企业的职工，接受人民群众的再锻炼，并在那里度过了几年难忘岁月。在那个灯光昏黄、狭小潮湿的宿舍，我靠读书打发剩余时间。高强度的体力工作，夏夜的蚊虫、老鼠和蝙蝠，冬天冰冷的像坟墓一般的房间，都让我的读书心情变得十分古怪。在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里，原始积累残酷而愚蠢的生产方式，野蛮粗鄙的生存与无奈的抗争，以及知识分子在公众空间中可怜又可笑的文化身份，都深深刺激了我的神经，激发了我重新审视自我和时代的愿望。”7这是房伟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体验，也是理解《血色莫扎特》中时代书写与灵魂烛照的一面镜子。

首先，房伟对那段刻骨铭心的青春体验的叙事，并未如当下诸多青春书写的文本那样多以人物对话、语言独白等形式展现，而是将人物困囿于特定的生存环境中予以锤炼、碾压，以凸显他们内心精神的悸动与苦楚。小说中，无论是才华，还是颜值，葛春风、夏冰与韩苗苗都是麓大校园内的靓丽风景与风云人物，众人瞩目的天子骄子，有着无量的光明前景。然而，故事发生了逆转，在荷尔蒙和酒精的刺激下，年轻气盛、极易冲动的葛春风用一把蒙古刀刺伤了骚扰韩苗苗的辅导员侯博，致使他们本该有的美好未来也因此黯然失色，在更改了方向的人生轨道上滑向命运多舛的深渊。

本着“哪来哪去”的原则，葛春风被分配到了东风化工厂从事技术工作，夏冰与韩苗苗去边远郊区的启明中学教书，但生活并未放弃磨练他们。徒有一身文学天赋的葛春风迫于生计在能见度极低的好似一座阴沉地狱的化工车间，与工友们一样戴着简陋的防毒装备和防护服，一声不响地从事着高强度的体力工作，沦为“骂厂长的娘，大碗喝酒，能唱荤曲，打架够狠……，半夜不睡觉，喜欢爬个鸟树，还在树上唱啥子鬼歌”8的“疯子”。他极度想依靠自己的努力为自己正名，摆脱父亲“耀眼”的光环，但几度挣扎都无果而终，被工友与工厂“抛弃”成为靠摆地摊为生的小贩。启明中学合并，夏冰下岗，在社会管理中心搞小区清洁，职业理想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反差并未压垮这位“人畜无害”的“麋鹿”。他深爱着韩苗苗，但正是这种爱使他难以无视韩苗苗与葛春风之间的“旧情重燃”，更无法接受这种情感生活所带来的嘲弄欺骗，他那“长长的，低沉的叹息”9并不能抚平因长久沉溺于“欲罢不能”环境之中所滋长的阴暗情绪；他痛苦挣扎，并常以高度劣质白酒麻醉自己，但终难抵制那阴暗心理所衍生出的“魔鬼”，吞噬他和他的世界。韩苗苗长得漂亮，心底不坏，也有才华，但不知如何打发身边主动“献殷勤”的众色男人；她不懂收敛，更不晓得“投资”，最终迫于家庭经济压力，被诱骗失身，沦落风尘，花残命殒。他们虽为天之娇，但也是“浮萍”，必然要遭受“上帝与魔鬼”的压榨，经受时代浪潮的“风吹雨打”，承受命运弄人的无尽悲伤与灵魂的痛苦挣扎。小说中，作者并未用过多的语言文字直接抒写他们内心世界的波澜涌动，而是将他们置于极端的各色环境之中，让读者体会那种“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韵味。

其次，《血色莫扎特》时常通过自觉的自我审视来呈现人物内心的精神世界与人性幽微。小说题记中写道：“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致命的秘密’。它藏在心灵深处，等待着唯一，也是最后的危险绽放。”10“每个人都有秘密”这个意象在文本中反复出现，它深藏于每个人的心灵之中，不对他人敞开。随着故事情节的逶迤推进，当自身或他人将藏于内心的秘密绽放之时，每一次的绽放都是对不为人知的事情的一次暴露，也是对人性不同方面的洞察与审视。每一个秘密的敞开，都不同面向地揭开了凶杀真相的一角，人性的复杂也在向真相的不断接近中全方位地展示出来。本质上，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11而这种复杂性主要体现为对复杂人性的塑造与展示。

“一个人心里，有了一个致命的秘密，就如同养大了一条蛇。它每天都在长大，它在你的血管里冷笑，钻进你的心脏，卡在你的气管，让你无比痛苦。”12感受到心中这条大蛇带来的与日俱增的痛苦，就是对自我人性的体验与反思。夏冰时常自我反思并感到内在的愧疚与痛苦，在他的意识中，葛春风人间炼狱般的处境和生活是他直接造成的。他利用春风性格上的弱点，怂恿他去报复侯博以解自己心中之怨，也由此点燃了多舛命运的火索。这是夏冰心中的秘密，它如蛇一样慢慢长大，直到将其吞灭。正因为内心的这份愧意，夏冰才违背良知与伦理默认了葛春风与韩苗苗的情欲纠葛，独自承受精神的煎熬。无独有偶，薛畅也时常以自我审视来反省自身。为了取得陈副市长的信任，他举报了意欲带领工人闹事的葛春风，将其送进了看守所；为了满足陈副市长的私欲，他不念朋友之情哄骗韩苗苗失身，间接害死了她。固然，凭借自己的忍辱负重、百折不挠成为了外表靓丽的光鲜人物，但他内心无时不在经受着良知的捶打与灵魂的拷问。每个人都有内心的秘密，这些秘密没有善恶之分，只是人性本身的不同面向。作者没有对这些秘密进行道德评判，而只是通过自觉的自我审视将其毫无保留地抖露出来，以示众人。

此外，作品中的葛春风、夏冰与韩苗苗等人虽也属处于生活底层的芸芸大众，但与刘震云笔下的“小林们”，朱文小说中的“小丁们”不同，他们对“一地鸡毛”“浑浑噩噩”的日常生活不是无动于衷、甘心平庸地生活下去，而是积极地与之抗争，并时常进行着自我凝视与反思。

最后，文本将时代环境和生命个体结合起来透视人性的多维与变化。《血色莫扎特》对人性的塑造与书写不是粗泛地对其善恶进行单向度的道德审视，而是从人物生长、生存环境及其变化入手剖析其之所以善、恶、圆滑与软弱等多维的具体成因。小说中，薛畅从小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做事处处谨小慎微，深思熟虑，三思而后行。工作之后，从财政局撰写材料的小科员，到市委办公室科长，再到市委办公室主任，随着岁月的增长与职位的晋升，其处世原则被“上帝与魔鬼同样追求私利”的时代所熏染，被“任何人任何情况下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念所拘囿，成为一个被欲望和权力“驯服”的官员。如果说薛畅价值观念的转换及人性善恶的变化是由时代环境造成的，那么副市长陈中华和“红姑”邹玉红一步步走向邪恶，除了社会环境之外，不得不说与他们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陈中华、邹玉红儿时贫穷多难的苦楚与出道之初的艰辛一方面激励着他们“与天搏命”，一方面又作为创伤记忆放纵着欲望无意识而走向罪恶的深渊。可见，文本对人性善恶的塑造与书写不是简单地归结为时代环境与世风日下，而是将时代与生命个体结合起来并给予冷峻审视，在反思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将其引向个体自身，剖析人性善恶形成及其变化的历史根源与个体原因。

《血色莫扎特》为我们塑造了一群焦躁不安而又痛苦挣扎的人物群像。无论是作为人性之恶的陈中华、邹玉红、冯国良，还是作为由善变恶的薛畅，抑或是作为芸芸众生的葛春风、夏冰和夏雨们，他们形象饱满，特异鲜明，但行色匆匆，面色肃穆，少了一丝亮色与温情。小说被一股浓郁的悲伤情绪所笼罩。当然，这与文本复仇、凶杀与悬疑的情感主题紧密契合，也体现出作者“所有的审美技巧，都应服从于‘灵魂的诉求’”13的创作初心。

三、复调：叙事的众声喧哗

从2012年以武松和潘金莲故事为原型戏写1990年代底层青年生命感受的《英雄时代》，到2019年以书写抗战题材的短篇小说集《猎舌师》的付梓出版，房伟总是在艺术手法上不断精进与创新，以达到“力求每篇小说，都有一个独特新颖之处”14的理想目标。新作《血色莫扎特》同样倾注着这样的努力，呈现一种众声喧哗的复调景观。

其一，三线交叉的叙事线索。双线叙事在小说书写中十分常见，但三线交叉叙事的文本实属罕见。作为文坛“新手”，我们不得不佩服房伟编织故事的精湛技艺。葛春风的返乡-再次离乡、夏冰的逃亡-返乡与夏雨和冯露的联合复仇构成了《血色莫扎特》文本叙事的三条线索。其中，葛春风的返乡-再次离乡与夏雨和冯露的复仇是贯穿文本始终的实线，夏冰的“返乡复仇”是实线之外延伸出的一条虚线。小说以葛春风回乡探母为由，将视角引向了15年前发生的“冬至杀妻案”，由此铺开一场青春惨烈记忆的诉说与揭开血案真相的文学叙写。其实，葛春风的回乡探母又是夏雨和冯露为了复仇而精心策划的，也即是说葛春风回乡探母与故事复仇是同时开始的，这期间因复仇情节需要而编造了夏冰“返乡复仇”的假象。随着真相的逐步揭开，复仇完成，“夏冰”浮出水面，葛春风再次离乡。对于人物形象来讲，每条线索都会对与血案相关的人物进行不同侧面的塑造与审视，对于情节而言，每条线索又会从不同立场与视角出发，跳跃式、多方位地对其进行叙述与呈现。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情节呈现都在不同层次与角度上构成对话，形成复调效应。此外，文本又将叙述顺序中的倒叙、插叙、顺叙与补叙交融一起，与叙事线索的交叉进行，平添了疑云丛生的悬疑色彩，丰富了小说的叙事效果与艺术韵味。

其二，叙事视角的相称互补。《血色莫扎特》在叙事策略上与东野圭吾名作《白夜行》有惊人的神似，这或许是《血色莫扎特》发表之后被称为中国版的“白夜行”15的重要原因。其实，这种内聚焦的叙事视角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并非罕见，如雪漠的《大漠祭》、乔叶的《藏珠记》和刘醒龙的《黄冈秘卷》等文本中都有运用，也带来了别样的艺术效应。作为批评家的房伟以此作为小说的叙事策略，除了为自己的创作尝试新的写作手法之外，与其能为主题呈现与“灵魂诉说”带来诸多便利及审美意蕴不无关系。事实上，一个受制于全知视角的叙事者，只是一个呆板的木偶，没有自己的思想与主张，当然也无法形成现代小说文本中的“对话”16效应，而内聚焦叙事可以有效补益这种弊端。

内聚焦的叙事视角有其独异之利，比如，增强小说的真实感，给读者带来陌生化与新鲜感，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与构成文本内部的多元对话等等。《血色莫扎特》是由七位小说人物分别以自己的角色、口吻、认知与体验讲述与血案相关的信息来构筑文本，每个人物的讲述都是文本独立又不可缺少的叙述声音与组成部分，他们之间只有篇幅多少与角色身份的不同，没有主次之分。就如同音乐的声部一样，没有任何一个声部可以占主导地位，没有任何一个声部可以只起着简单的陪衬作用。17

《血色莫扎特》中对人物性格、形象及心理的抒写多以自我审视、他人讲述及与具体的行为、细节相结合的方式予以呈现。如葛春风指出夏冰性格与心理中矛盾的一面：“他有时非常固执，认死理，有时又从善如流；他穿着随意，甚至是邋遢，但只要演出，必定精心打扮；他不喜欢应酬交际，但如果朋友找他，他又总是委屈自己，尽力完成朋友的嘱托。”18在春风眼中夏冰有才华，重情义，是中国转世的“莫扎特”。但夏冰也有人性和心理阴暗的一面：“夏冰从骨子里说，是一个极度自恋的人。他的艺术天赋与他的阴暗心理，就像附着在他身上的天使与魔鬼，最终将他化为灰烬。夏冰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麋鹿，也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19在薛畅看来，夏冰自私、自我，有时又阴险、阴暗，这就与葛春风对于夏冰性格与心理的讲述构成了对话，有助于夏冰清晰、完整而真实形象的塑造。

又比如对凶案现场与真相的还原与揭露方面，更具有众声喧哗的复调色彩。在夏冰母亲的回忆中，伴随夏冰冬至夜回家的还有一个穿雨衣，戴口罩，走路一颠一颠的男人。这一点恰印证了吕鹏关于夏冰有帮凶的猜疑。警队高波队长根据凶案现场遗留两只脚印的侦查，推测凶手为男性，“身高大约1米75左右，且左脚的鞋帮痕迹重，此人有可能左腿受过伤，或者是个跛子”，“而夏冰身高1米82，身体正常”20，这更加重了吕鹏关于夏冰有帮凶且帮凶很可能是葛春风的猜疑，因为凶案发生的那段日子，春风恰巧扭伤了脚踝。随后，在邹玉红对凶案的叙述中又将吕鹏之前的这种猜疑推翻，直到冯露和夏雨的叙述，所有的疑点才在相互印证与补充中一点点消除。可以说，在众多叙述者共同参与下，凶案真相被一步步揭开。每个叙述者限于自己的角色与权限只讲述其中的一个点，但不同的叙述者所讲述的每个点合在一起，在对话与互应中呈现了事情的原委与真相。这就是内聚焦叙事给我们带来的妙笔生花的艺术感受。

可见，无论是《英雄时代》中对历史故事的戏仿，还是《猎舌师》中对“沉重乏味，史料堆积”21抗战题材的重写，抑或是《血色莫扎特》中对青春记忆的哀悼与幽微人性的烛照，房伟文学创作的关注与落脚点始终在于时代现实。作为一个自觉的现实书写者，他不是简单地演绎故事，而是将触须伸向特定的历史时空与具象的生活情境之中，“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融入时代和时代共振共鸣”，通过时空变迁与个体成长之间的对撞与抵牾，“以文学的形式凝聚起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情感”，并将其熔铸于个体生命的体验之中，以触摸时代的肌体，浓缩历史的记忆。或许这些记忆无法纳入恢弘的时代洪流，但它们朴素而真实，卑微又沉重，值得我们去铭记与徜徉。可以说，从《英雄时代》到《猎舌师》再到《血色莫扎特》，每部作品都尝试了一种“独特新颖”的创作手法，开启了一个个不同的文学面向，房伟的艺术“调性”与品格日渐显形。然而，他仍在路上，需要我们屏息凝望，期待更辉煌的绽放。

[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19BWX01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8ZDA27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王尧：《猎舌师•序言》，《猎舌师》，房伟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2 杨经建：《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父”母题》，《文艺评论》2005年第5期。

3 杨经建：《以“父亲”的名义：论西方文学中的审父母题》，《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

4 5 8 9 12 18 19 20 房伟：《血色莫扎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45、55、62、99、278、37、64、189页。

6 张晓琴：《在历史中溯源——“70后”小说创作的隐秘路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8期。

7 16 房伟：《王小波论》，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2、176页。

10 15 房伟：《血色莫扎特》，《十月•长篇小说》2020年第1期。

11 17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4页。

13 房伟：《时代记忆的“雪花”或“忧伤”》，《长篇小说选刊》2020年第3期。

14 房伟：《有关“符号”的战争：〈阳明山〉创作谈》，《小说选刊》2019年第3期。

21 房伟：《猎舌师》，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321页。

22 李国平：《一个作家与时代的命题》，《文艺报》2018年12月12日。

23 王春林：《现实政治批判与精神内审》，《长城》2017年第4期。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