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造“记忆之场”：《革命烈士诗抄》出版史
《革命烈士诗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影响非常大的一部诗歌选集，因诗歌作者和诗歌内容的特殊性，其内涵已经超出了诗歌本身，具有多重的价值和意义。而且《革命烈士诗抄》的变化很大，版本非常多。[1]本文主要选择1959年初版、1962年增订本、1966年简编本、1978年和1980年的重印本以及1982年的续编这几个版本，围绕它的编纂过程以及版本的变化，利用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的萧三往来书信，通过一些具体的细节和事例阐释《革命烈士诗抄》出版史所隐含的文化政治内涵，以及编者和读者的精神史和心灵史。
第一排左起：1959年初版、1962年增订本、1966年简本；
第二排左起：1978年“本社编”重印本、1980年“萧三编”重印本、1982年续编本
一 “烈士”与《革命烈士诗抄》的版本
作为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者，烈士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中向来是进行政治动员、塑造民族精神的重要资源。毛泽东曾多次参加烈士的相关活动，如追悼会、题写挽词和纪念词等，并高度评价烈士精神在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中的重要价值。[2]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3]新中国成立后，革命烈士构成了人民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为“纪念死者，鼓舞生者”，“人民英雄纪念碑”被建造并成为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建筑，其碑文、浮雕设计高度凝练了中国寻求独立、解放的历史，构成了象征民族历史和民族精神的“记忆之场”[4]。
围绕烈士所建构的“记忆之场”，除了全国各地的纪念碑、纪念馆外，还有各种纪念活动、出版物等，都以象征性的方式保存革命历史，通过仪式、实物等不同方式赋予其革命的神圣性。《革命烈士诗抄》作为“记忆之场”，同样通过诗歌、烈士传记的方式来构造历史记忆，铭记革命先驱，以抵抗遗忘。萧三在主编《革命烈士诗抄》的序言中就讲道，“我想起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真不是轻易得来的呵！我们今天的自由幸福生活，是无数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5]。不同于同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革命烈士诗抄》不是一般的诗歌选本，所入选的诗歌，大多不是专业的作品，作者也非专业的诗人，但却具有一般性诗歌所没有的特质：作者是烈士。因此萧三在序言里面说，“这本《革命烈士诗抄》不是普通的‘诗抄’或‘诗集’。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诗文集”[6]。
“记忆之场”的高度象征性和功能性，决定了烈士身份的认定、诗歌的归属极为重要，因为这关乎《革命烈士诗抄》的真实性和严肃性，这些烈士和他们的诗歌已经超越了个人，任何偏差都可能会对革命精神和民族历史造成损伤，影响“记忆之场”的纯粹性，《革命烈士诗抄》的版本变化主要有：
1959年初版，共收入43位烈士的遗诗118首。萧三主编。
1962年增订本，增加50位烈士的遗诗102首，共收入93位烈士的遗诗220首，萧三主编。
1966年简编本，收入53位烈士的遗诗61首。无主编。
1978年重印本，收入81位烈士的遗诗158首。本社编。
1980年重印本，收入81位烈士的遗诗158首。萧三主编。
1982年续编，收入110位烈士的遗诗295首。萧三主编。
《革命烈士诗抄》的版本以及作者的变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时代政治的变化，部分作者的身份认定有变导致的删除，如瞿秋白等。二是新发现的烈士遗诗补入。[7]这里依据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的萧三书信等资料，结合几位烈士的入选、消失、复出的过程，展示一些相关的历史细节。
瞿秋白的诗作在《革命烈士诗抄》中经历了多次反复。瞿秋白的诗在1959年初版收入5首，1962年增订本增加至9首，1966年简编本只有1首，1978年和1980年的重印本没有选入，1982年续编恢复到9首。瞿秋白诗作的删除缘于他的《多余的话》，“文革”中被认定是瞿秋白叛变自首的罪证，直到1980年10月才得以平反。有读者认为1978年的重印本对瞿秋白等很多烈士不公，“希望出版社能够给这本好书落实政策，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恢复它应有的本来面目”[8]。《革命烈士诗抄》续编选入瞿秋白的诗作，萧三有为其恢复名誉的目的，1981年11月14日梅嘉陵致萧三的信中就讲到这个问题：
在《续集》中，重录瞿秋白等烈士的诗作，您这个考虑是有道理的。开始校稿时，我只想到既是“续集”，重刊增订本的诗作，似无必要。后来，猜想您可能是要为瞿秋白等烈士恢复名誉（因为“本社编”的那个本子删去了几位烈士的作品）。现在，我很同意您的意见，应该按您的意思办。瞿秋白烈士的诗作，去年辑录《续集》时，我就很想找到一些新的资料，但都是零星的片段，限于条件，一时寻不到手稿或原版本查对，不敢草率从事。今年六月后，才陆续从一九五三年出的《瞿秋白文集》及解放前的报刊上看到了瞿烈士的不少诗作。同时，广州医学院教授陈炎冰先生处还保有烈士于一九三五年夏亲笔书赠给他的三首诗词手迹（陈原在伪36师当过军医，瞿烈士囚在汀州监狱时，陈常为他看病）。这些作品，过去的《增订本》中是没有收录的。我想，现在来不及选录一些到《续集》中了，以后如再编第三集诗抄时，可以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革命烈士诗抄》的特殊性，在作者和诗作的选择上都是极其谨慎的。认定的过程以及烈士小传的撰写、相关的注释，都要经过细致的调查和辨别工作，在向相关的纪念馆、博物馆等机构以及烈士的亲友进行求证并确认后才定稿。比如烈士赵世炎的诗作的认定就颇能说明这个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12月27日致萧三信中介绍了赵世炎一首诗歌的辨别过程：
关于世炎同志的遗诗问题。赵大姐与陈善一同志已于上周返京，我们即去电话询问在沪核实诗源情况。据陈善一同志告，他曾婉转的向黄仲苏本人问及（不便于正面表示怀疑）：烈士遗诗是否为当时抄录并保存到现在的，还是现今凭记忆记录的？黄回答是当时抄录并保存到现在的。陈又意在言外的表示：纸张和墨迹颇新，能如此保存下来真不容易！黄即避而不答，并将话锋转到别处。谈过片刻，陈再次问及这些诗篇是在什么情况下抄录并如何保管到现在的？黄笑了一下，仍然采取回避态度，不作回答。因此，陈善一同志认为，遗诗的可靠性仍旧令人生疑。另外，陈善一同志还向我谈到黄的近况：对方正在写一部小说，却以一个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物为作品的主要人物（实即写黄仲苏本人），并有强烈发表欲望。黄为此平日不上班，学校方面也颇有意见。根据上述种种情况判断，这些诗句恐非世炎同志所作，以不收编为宜。
这封信还提到了对彭湃遗诗“附录”的作者谭达先的政治鉴定问题：
彭湃同志遗诗“附录”的作者谭达先问题。中山大学中文系党总支函复：“谭达先先生是我系讲师，群众，家庭出身地主，父母土改时自杀，未发现有重大政治问题，表现一般。我们认为‘彭湃同志与民间文学’一文可以收编在‘革命烈士诗抄’增订本中。”
编者对作者、作品的选择虽然极其谨慎，但《革命烈士诗抄》里面也存在烈士以及诗歌的误认现象。比如烈士卢志英的一首《无题》诗，“是志英同志闻某同志在福建被捕入狱时写的”，题写在狱中墙壁上的一首“绝命诗”，后被收入了《革命烈士诗抄》，但这首诗其实是萧军在《八月的乡村》中所描写的战士们怀念战友时唱的歌。[9]另外，张恺帆曾被捕入狱三年零十个月，在狱中作《狱中随感》20首。1931年左联五烈士被害，张恺帆用捡来的铅笔在监狱墙上写下“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署名“扪虱居士”。新中国成立后，在清理敌人监狱时发现此诗，被误以为是烈士遗作，《革命烈士诗抄》收录此诗，题名《龙华殉难者狱中遗诗》，没有署名。后来得知作者是张恺帆，而且没有牺牲，萧三因此写信向他致歉。张恺帆回信说：“我是幸存者，能获烈士称号，当不胜荣幸，何歉之有！？”[10]
二 “主编萧三”与匿名的编者
中青社出版《革命烈士诗抄》和它的定位有关。作为共青团中央直属的出版机构，中青社非常重视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大力组织革命斗争回忆录和革命英雄人物传记故事的编辑出版，到1962年印行总数已超过两千万册，其中革命英雄人物传记故事有三十五种，革命斗争回忆录三十六种，包括《在毛主席周围》《王若飞在狱中》《刘胡兰小传》《董存瑞的故事》等，以及反映革命历史上重大事件和运动的《红旗飘飘》（已出版十六集）、《解放战争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不倒的红旗》、《第一个风浪》、《光辉的五四》、《一·二九回忆录》等。[11]《革命烈士诗抄》就是其中一种。
《革命烈士诗抄》主编萧三非常看重回忆录和传记的意义，他认为“这类著作是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对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品质教育的良好教材”[12]。这是萧三愿意为中青社同时主编《革命烈士诗抄》和《革命民歌集》的原因。《革命民歌集》也是一部诗歌选集，其中包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十五个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民歌200多首，还包括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工人革命民歌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沿途的一部分革命民歌。[13]而且萧三也有撰写、主编人物传记的丰富经历，如《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新华书店1949年版）、《朱总司令的故事》（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版）、《关于高尔基》（华北书店1943年版）、《人物与纪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版）、《人物纪念》（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等等。
《革命烈士诗抄》的编者除了主编萧三，还有众多“隐身”的编辑者、烈士诗歌的收集者参与其中，如中青社的杜谷、李裕康、周振甫，还有湖南长沙的中小学老师梅嘉陵等人也都参与烈士诗歌的收集、编辑和注释的工作，但在《革命烈士诗抄》中却是没有署名的。
《革命烈士诗抄》的不断增补和完善，得益于外界补充的信息和提供的线索，“许多革命前辈和烈士亲属又提供了不少新的宝贵材料”，谢觉哉、李立三、南汉宸等提供了何叔衡、蔡和森、宣侠父等烈士的传记文章；蔡畅、杨之华、缪敏等详细校读了蔡和森、瞿秋白、方志敏等烈士遗作的抄稿。初版时收入的《贵州殉难者狱中遗诗》，不知作者是谁，书出版以后，作者生前的战友李策烈士的爱人丁毅写信告诉主编萧三，这首诗原是中共贵州思南县委书记、贵州省委秘书长萧次瞻的遗作。[14]在这本书出版发行以前，编辑部曾将样本送请董必武等人审阅，董必武对于全书编辑体例作了指示，林伯渠审阅了样本，并用尺幅大字为诗抄题诗一首，郭沫若在细读小字样本以后，也对书中传抄和排印上的讹误、标点和注释中的差错一一详加指点。[15]因此这本诗选是多人共同合作的成果，其他的幕后参与者也为《革命烈士诗抄》面世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有几个人不能不提。
杜谷（刘令蒙），中青社编辑，《革命烈士诗抄》的策划者，他曾被胡风事件牵连，被逮捕入狱近一年。这段经历使得他虽然参与了编选的过程，但在《革命烈士诗抄》的出版过程中只能匿名、隐身。他曾回忆：
这时为了纪念建国十周年，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不少革命烈士的诗篇，我早有意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上烈士生平的简介和有关史实的注释，编成一本革命烈士的诗抄，以教育青年一代。我的这个策划，得到当时编室主任江晓天的首肯，但待全书编好以后，我还是不能署名责编，更不能署名主编。敬请五老（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吴玉章、谢觉哉）在书前题诗，只能用出版社的名义写信；敦请萧三写序和担任主编，需要向萧老介绍编辑经过和编辑工作中的问题，则只能由编辑室的青年团员陪同前往，而且不能介绍我的名字。[16]
李裕康，中青社编辑，《革命烈士诗抄》编辑出版的参与者，在1962年增订本和1982年续编中出力甚多，中国现代文学馆保留很多他和萧三关于诗抄编辑过程的往来书信，但同样在《革命烈士诗抄》中没有署名。中青社的王久安曾说：
收集烈士的遗作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还要去和大批的烈士遗属打交道，主编萧三同志不可能做这样繁重的工作，刘令蒙同志也难以担当，编辑室主任就派了助编李裕康去协助完成这项工作。李裕康是我原开明书店的老同事，此时只有二十七岁，而且当过著名编辑家周振甫先生的助手，对古典文学读物的知识很有基础，让他协助做这项工作也是十分恰当的。这也为刘令蒙同志调走后由他接替重印工作创造了条件。[17]
梅嘉陵，湖南长沙的一位中小学老师，在《革命烈士诗抄》编选过程中收集到大量的烈士诗作，中国现代文学馆也有不少他和萧三的往来书信。萧三在1982年《革命烈士诗抄》续编的序言中说：
十几年来，许多热心的读者，特别是湖南的梅嘉陵同志广泛搜集了不少在《诗抄》和《增订本》中不曾收入的烈士遗诗，并把它们寄给我。当我收到这些稿子时，是抱着极大的热情与感动的心情来读的。我当即把稿子转交中国青年出版社，建议出版《诗抄》续集。
萧三当然是《革命烈士诗抄》最重要的编者，也是1962年增订本和1982年续编最关键的推动者。有研究者认为，“从当事人的回忆来看，萧三只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委托挂名和写序的编者”[18]。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尤其是增订本和续编，萧三参与了很多具体的编选工作，在和中青社编辑的很多往来书信中都有体现。1980年12月10日萧三致信李裕康就提到很多编选的细节：
现在将校阅完了的“革命烈士诗抄”（续集）的手稿全部寄还您处。我一个个烈士的简历，一句句他们的诗句，都看过了，有的做了修改（明显的错误），有的作为问题提出来，请你们再斟酌、研究一番，是为至要。
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二人的姓名，我一向知道的是陈胜、吴广，但也知道，有人写作“陈涉、吴广”，究竟为何写法，请问周振甫同志决定。
千万不要出像重版“诗抄”（修订本）那样的错误。
1980年4月22日，萧三致信中青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同样提到了续编的一些具体问题：
长沙梅嘉陵同志的“革命烈士诗抄补遗”全部寄来已有好几天了。病中（近日闹肠胃炎病很凶！）看了一遍。诗末都附有说明，来路清楚。诗也有些好的，次好的，口头流传的。虽然贺锦斋的十四首，该省的《芙蓉》杂志已经发表了，但贺还有几首未发表的和口头的。共有九十多首。再加上闻一多、郁达夫的诗（二人虽非党员，但都是爱国志士，尤以闻为最，可称“先生”，而不似其他烈士称“同志”）——我坚决主张加上！则满可以作为第二集或者补遗出版。
这项工作请你们派定责任编辑，先把材料××，再找吉鸿昌那首诗以及有价值的诗。或作第二集、续集都凭定夺，我只求恢复名誉。序言要大大缩减。这本诗集我当然也要过问。只是不能如1962年有那么多的精力罢了。
信中“我只求恢复名誉”这句话，指的应该是萧三的署名问题。《革命烈士诗抄》有的版本没有署“萧三主编”。尤其是1978年的重印本没有标明萧三主编，萧三是不满的。萧三和妻子叶华1967年被捕入秦城监狱，1975年出狱后情况才得以好转，但直到1979年才平反。这段时间萧三一直为自己的平反和名誉问题奔走，并致信毛泽东、周恩来、王震、专案组等。在这个恢复名誉的关键时期，萧三对《革命烈士诗抄》没有署名“萧三主编”是有意见的，但中青社也实属无奈。1980年1月3日中青社领导专门致信萧三进行解释：
来信收到。从信的口气来看，您有点生我的气了，可惜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因为我们在解放初期就认识，您的遭遇我很同情，加之我差一点被排挤掉，所以我对一切受到迫害的人非常同情。所以，我一向是替您说话的。例子如下：
一、《革命烈士诗抄》重版发稿时，我特别告诉责编该稿的同志，此书是您主编的，如有可能，一定要放上您的序言及主编名字。他们当即派人到有关部门去请示，可惜那时您的问题未最后解决，因此未能放上名字。
二、我听到新华社广播了您的名字后，即写信向您祝贺并去看望您，写了一篇报导交给《中国青年报》，不久他们就排出校样，但后来该报副刊负责人对我说，准备慢一点见报。
三、我继续造舆论，向湖南出版社推荐出版您的诗集；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建议出版您的散文集《人物与纪念》。此事我既向百花写信，又口头上跟他们谈过。
四、我给《出版工作》写文章，目的是让人们不要抹煞该书的主编及责任编辑的功劳。责任编辑刘令蒙是被整掉的，至今查不到他的下落。至于我的文章有写得不够的地方，原因是我对该书编辑的全过程了解得不全面。很对不起。
五、我给另一个刊物写了一篇文章，说中青社的畅销书之一《革命烈士诗抄》是由您主编的，该文尚未发表。
六、《出版工作》发表了我那篇文章之后，我正式写信给青年报副刊负责人，建议将有关您的报导见报。他们已回电话给我，同意刊载该文。
中青社为了及早让署名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面世，采用了重印1978年版本的方法，在1980年重印了署名“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李裕康致萧三信中专门提及这个问题：
为了让这次加上“萧三主编”的重印本及早与读者见面，就利用七八年版本的纸型重印，至于当年因情况不明而暂时抽调的诗，在续集中收入。所以这次重印本的“序言”第十页下端加了个注：“瞿秋白同志的遗诗将收入《革命烈士诗抄》续编中。”这样做了说明，就不至于发生误会。
为什么利用原纸型重印可以出得快呢？是为了避免重新排字影响出书时间（否则明年上半年也不一定能印出来）。至于“序言”得以重排，是因为不影响版面，而诗文中要补入几首，就无法利用原纸型。这些排字和印刷工作中的困难，是一言难尽的。
萧三虽然非常看重自己的署名权，但不是为谋取个人名誉和经济收益（他把编辑《革命烈士诗抄》的编辑费全部上缴），而是想在人生晚年恢复政治名誉，摆脱“苏修特务”的污名。《革命烈士诗抄》的参与者都是出于革命的理想、对烈士的革命情感而参与编辑工作的，主编萧三“一生都在宣传死难烈士，几乎代表他们不停地发出血染的呼唤”[19]。杜谷读到这些用鲜血与生命谱写成的烈士诗歌后，“凭着诗人的敏感与热情，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在94岁时，杜谷仍然委托人打电话向中青社询问：《革命烈士诗抄》“在经历了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是否还在重版？当年的选题策划和他亲笔所写的审读报告，以及老一辈革命家（如董必武、谢觉哉、郭沫若等）为《革命烈士诗抄》所提的诗词手稿是否还保存着？”[20]对于很多人来说，通过编辑《革命烈士诗抄》得以参与到民族历史建构的进程中，也是一份崇高的政治荣誉。
三 读者参与和《革命烈士诗抄》的意义生产
《革命烈士诗抄》发行量巨大，报纸上刊登了《革命烈士诗抄》增订本出版的消息后，“许多人对这部‘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诗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几乎天天有人来问这本书。不论是平时爱诗的人，还是平时不爱诗的人，都成为热心的读者”，而且“许多人不是为了‘学习写诗’而买这本书，而是为了‘学习做人’而买这本书”。[21]萧三在1962年增订本的《再致读者》中说，“第一次印刷了十万册，不到半月就被争购一空。七、八月又增印了三十二万册。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东北、西南各地都先后翻印了这本书。据不完全统计，一年之内总共印行了六十多万本，但仍然供不应求。此外，广播、电视、各种集会上……都经常朗诵烈士们的这些遗著”[22]。
《革命烈士诗抄》的读者众多，但他们不仅是被动的受众，也是重要的阐释者。作为一本具有明确革命教育和阶级教育目的的诗选，读者的阐释也参与了这部诗选意义生产的过程，大量的读者来信尤其是其中对烈士诗歌的感受构成了“记忆之场”的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的一些读者写给萧三的信验证了这一点，尤其是教师、学生的信中都比较一致地肯定了《革命烈士诗抄》的教育意义。北京七十一中高一（2）班的田乐1963年3月30日致萧三的信中，表达了对殷夫的敬仰，并向萧三寻求一些关于殷夫的资料：
最近我看了您主编的那本“革命烈士诗抄”，在那一篇篇充满浩气的血色的诗篇中，殷夫的诗尤使我感动。他背叛了自己的反动家庭，依然走上了艰辛的革命道路的精神，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现在，清明节就要来了，我们准备到纪念碑前为烈士们扫墓。同学们都在积极地搜集烈士们的事迹，而我准备搜集殷夫同志的一切事迹。但是我现在得到的材料非常少，如果把烈士生前的所有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比作大海的话，那我仅仅得到了这个大海中的几滴水。我想，得到这样的一个大海的话是有些不可能，但我至少想多得几滴海水。
黑龙江国营克山农场子弟学校的教师谢克勤1963年3月2日致萧三的信中也表达了自己读《革命烈士诗抄》“深受感动”“异常沉静而敬佩的心情”：
正如谢老在题词中所谈的，烈士诗抄真是“句句是诗，字字是血”。读了这些诗文，又受了一次最深刻的阶级教育和传统教育，我要更加珍爱今天的幸福生活，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党，并为烈士所追求的事业奋斗毕生。
我经常在教学中引述烈士事迹和诗文，向学生进行气节教育、阶级教育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今后我决心继续以《革命烈士诗抄》教育学生，使他们知道过去，知道今天和明天。以革命烈士的共产主义精神和为革命视死如归崇高意志武装青年，使之成为红色的“后来人”。
萧三也在1963年4月2日回信中说，“您热爱革命烈士的遗作，并经常拿这些诗歌教育青年（也教育自己），这是很好的，现在的青年应该知道过去，知道过去革命的艰难困苦，才会珍爱现在，想到将来，才会好好的向烈士们、向雷锋学习，作为雷锋式的青年”。
读者的这些阐释和感受使得《革命烈士诗抄》实现了“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目的，也是烈士在当下“复活”的证明。另外，读者意见也是编辑《革命烈士诗抄》的重要参考和依据，因为读者不仅是阐释者，也是批评者，在一些具体环节比如版本的变化以及基本事实的认定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意见。有读者针对“本社编”《革命烈士诗抄》1978年重印本提出批评：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革命烈士诗抄》是很受读者欢迎的一本好书。但以1978年十月第六次印刷的《诗抄》与1962年六月第二版比较，则很感逊色。原来该书署名“肖三主编”，且有肖三的《致读者》（代序）和《再致读者》（增订本序），都被删去。原来诗后常附烈士亲友或编者所写的一些资料，如《李大钊同志二三事》（贾芝）、《夏明翰同志传》（谢觉哉）、《彭湃同志与革命歌谣》（谭达光）、《叶挺将军的诗》等，也都删去了。更使人纳闷的是还删去了瞿秋白、高君宇等烈士的诗，也没有任何的增补。只是有些文字，在新版中作了改正（如蔡瑾磺改为蔡济黄）。
在这位读者看来，1978年的重印本是一种倒退，受到了“前些年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的影响”[23]。还有读者对1962年的增订本的出版方式提出意见，认为虽然增订本“版型扩大，插图精美，真叫人爱不释手”，但1959年的初版“要如何处理，不免为难起来”，因为初版里的诗、注在增订本里改动不多，版本价值已经不大了，“留下吧？显得多余；送人吧？也不合适”。因此读者建议“把增订本所编入的诗、注另出一本（版型不妨和初版的相同），和增订本并行发行，读者可择其便自行选购，这样既保持了初版的版本价值，还节约纸张，又减少读者负担”。[24]
张青超在1963年1月13日致萧三的信中提出了《革命烈士诗抄》所收瞿秋白的《曲的解放》的作者归属问题：
在您编的“革命烈士诗抄”的修订本上，有瞿秋白烈士的“曲的解放”一诗，我以为尚可存疑。这首诗我早先曾在鲁迅先生的伪自由书中见过，那是偶然翻到的，后来读那本诗抄，曾感到诧异，后来不知为什么就确信了是秋白烈士写的；然而今夜我再读鲁迅先生的伪自由书时，在后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那时我想关于曹今可我虽然没有写过专文，但在‘曲的解放’里确曾涉及，也许可称为侮辱吧……”引起我的疑虑。我是相信您及参加编辑诗抄的同志们，是不会毫无根据的就确定是秋白烈士之作的，但我更相信以鲁迅先生的伟大人格而论，他是绝不会将别人心血据为己有的，又因我年龄小，文化太低而读的书又太少（这也是当然的），所以不敢也不能自信自己对此的判断的正确性。所以这些只能使我暂时存疑。
事实上，《曲的解放》是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产物。据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和《鲁迅年谱》，包括《曲的解放》在内的十二篇文章都是以鲁迅的名义发表的瞿秋白所写的文章：“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所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一度交换意见了，就修改或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25]这些文章“包含有鲁迅的一些观点，并经过鲁迅修改，请人抄写，用鲁迅的笔名发表”[26]。所以这篇作品往往被分别收到鲁迅和瞿秋白的著作中。
谢克勤在致萧三的信中对何叔衡遇难的具体时间提出了疑问，认为《革命烈士诗抄》“不应有丝毫疏忽之处”：
有一个地方想提出来问问，即：何叔衡同志遇难的具体时间。（增订本）154页写的是：“于1935年2月”，160页谢老《忆叔衡同志》中也是“1935年2月底”，两说无异。独183页杨之华同志《忆秋白》一文中开头便说：“1935年4月中旬，秋白和邓子辉、何叔衡等同志……”看来有些矛盾，哪说对呢，我不明白。
萧三在回信中承认是“我们的疏忽”，并决定“再版时更正，即他牺牲的时期是1935年4月中旬，而不是2月”。在后续的版本中，何叔衡的牺牲时间改为了“1935年4月25日”。
《革命烈士诗抄》的影响广泛还因为它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阅读和传播，其中不少诗歌被选入教材，至今仍然是中小学重点阅读的作品之一且“革命烈士诗抄”还以诗歌报告会、朗诵会的形式传播，[27]一些诗作被谱曲传唱，如施光南的《革命烈士诗抄 声乐套曲》（音乐出版社1963年版）、杨靖宇的《中朝民族联合抗日歌》、黄励的《工人苦》、彭湃的《劳动节歌》、林基路的《囚徒歌》等也曾被广泛传唱，成为“高亢的革命歌曲”[28]。《革命烈士诗抄》甚至被改编为字帖、书法作品，如《简化汉字小楷字帖：革命烈士诗抄二十二首》（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年版）、《革命烈士诗抄书法作品选》（长城出版社1985年版）等。《革命烈士诗抄》中的版画插画也常在展览中展出，在1962年增订本中增加的李桦、古元、彦涵三人为烈士所画的版画，“使人们瞻仰了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邓中夏、彭湃等革命烈士的不朽的形象”[29]。
随着书籍史研究的深入，读者不再被视为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书籍研究的重要因素，因为读者的存在，书籍的使命才能得以实现。“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怎样通过印刷品得到传播的，阅读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30]，同样是我们面对《革命烈士诗抄》时需要正视的。《革命烈士诗抄》的读者贯穿于这本诗选的出版史，正是一代代读者的阅读，和他们不断地再现、阐释和再生产，《革命烈士诗抄》才没有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失去价值和意义，并成为当代中国的“正典”，获得了永恒的价值。
结语：书籍创造历史
书籍不仅仅是一种载体，它不是透明的、被动的，虽然书籍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但同时也是“人们用以传播观念、记录记忆、书写故事、行使权力、分配财产的工具”[31]，因此历史在创造书籍的同时，书籍同样也在创造历史。《革命烈士诗抄》通过“烈士”与“纪念”，和其他的“记忆之场”一起再现了历史，历史通过这些具体的“场所”变得有形、可以触摸，而“历史在通常意义上代表着国家，正如国家主要是通过历史来表达自我一样，它通过学校和时间，成为我们集体记忆的框架和模型”[32]。这样的框架和模型也贯穿于《革命烈士诗抄》的生产、传播和阐释的过程中，不断拉长“记忆之场”的历史。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谈到青少年时代阅读《革命烈士诗抄》的深刻记忆，以及对他们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影响：“我手不释卷，在劳动的间隙，在打谷场上，在收工路旁，我千百遍诵读那瑰丽的诗篇，沉浸在那悲壮的意境里。我虔诚地把所有诗作抄在日记本上，并特意把河南籍烈士杨靖宇、吉鸿昌、李贯慈的遗作贴在墙上”，在这以后的岁月里“遇到曲折坎坷”，“遭受挫折郁闷惆怅时”，总会想起这本书。[33]这样的感受也构成了几代人共同的记忆。这也是萧三编选《革命烈士诗抄》的初衷：他坚信让烈士们“站起来，自己说话”，而且以诗的形式“会比他回忆和描述的分量大一千倍一万倍”。[34]
注释：
[1]参见吴昊《〈革命烈士诗抄〉的出版、版本与反响》，《诗探索》2022年第1期。
[2]参见赵小波《毛泽东对革命烈士的尊崇褒扬及其意义》，《湘潭大学学报》2019年第9期。
[3]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8页。
[4]“记忆之场”是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创造的概念，他在主编的《记忆之场》中探讨了记忆之场如标志性建筑物、教育、纪念活动等如何塑造法国的“国民意识”，是解释历史与记忆等问题的重要理论。参见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5][6]萧三：《致读者（代序）》，《革命烈士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3、1页。
[7]吴昊在《〈革命烈士诗抄〉的出版、版本与反响》（《诗探索》2022年第1期）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阐释。
[8]鲁非：《〈革命烈士诗抄〉新旧版的比较》，《读书》1980年第2期。
[9]参见秦晋《勉从一笔写丹心——为萧军发表〈八月的乡村〉八十周年而作》，《光明日报》2015年12月17日。
[10]参见戴和圣《张恺帆狱中诗词的铁骨丹心》，《学习文苑》2024年4月5日。
[11]《革命回忆录深受青年群众欢迎 印行总数超过两千万》，《光明日报》1962年5月4日。
[12]萧三：《致读者（代序）》，《革命烈士诗抄》，第15页。
[13]《“革命烈士诗抄”和“革命民歌集”》，《光明日报》1959年4月5日。
[14][15]艾生：《红旗飘飘编辑部内外》，《人民日报》1961年11月15日。
[16]杜谷：《杜谷诗文选》，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3～194页。
[17]王久安:《从观看“烈士纪念日”纪念仪式想到〈革命烈士诗抄〉》，《杜谷诗文选》，第334页。
[18]吴昊：《〈革命烈士诗抄〉的出版、版本与反响》，《诗探索》2022年第1期。
[19]肖维佳：《萧三与〈国际歌〉与〈革命烈士诗抄〉》,《新文化史料》1997年第3期。
[20]王久安：《从观看“烈士纪念日”纪念仪式想到〈革命烈士诗抄〉》，《杜谷诗文选》，第333～334页。
[21]柏生：《书籍和读者之间——王府井新华书店见闻》，《人民日报》1962年7月27日。
[22]萧三：《再致读者》（增订版序），萧三主编：《革命烈士诗抄》（增订版），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第16页。
[23]鲁非：《〈革命烈士诗抄〉新旧版的比较》,《读书》1980年第2期。
[24]刚毅：《保持版本价值》，《人民日报》1962年8月10日。
[25]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版，第111页。
[26]李何林主编：《鲁迅年谱》（增订本）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7页。
[27]参见《北京市各级共青团组织采取多种形式 对青年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教育》（《光明日报》1963年1月14日）、《把宿舍变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课外阵地 贵阳师院学生宿舍充满革命朝气》（《光明日报》1964年4月3 日）、崔维华《正确指导学生的课外阅读》（《光明日报》1964年5月3日）等报道。
[28]天晴：《为革命烈士的诗作配曲》，《人民日报》1964年1月11日。
[29]《以不同的画法独特的风格表现各种题材 “插图艺术展览”在京开幕 二百幅插图和书籍封面引起观众的兴趣》，《人民日报》1962年3月13日。
[30]黄敏兰：《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籍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2 年第4期。
[31]韦胤宗：《阅读史：材料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
[32]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第51页。
[33]赵亚山：《我的〈革命烈士诗抄〉》，《人民日报》1999年9月17日。
[34]肖维佳：《萧三与〈国际歌〉与〈革命烈士诗抄〉》,《新文化史料》199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