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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升:散文写作并非胡作非为
来源:“北京文学”微信公众号  |   2020年11月01日09:43

《北京文学》社长杨晓升最近出版散文集了。他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失独,中国家庭之痛》(又名《只有一个孩子》)曾经引起强烈反响;他的小说《身不由己》《日出日落》《寻找叶丽雅》颇受欢迎,去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龙头香》还获得《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奖。是的,很意外,最新推出的杨晓升散文集《人生的级别》,被列入华语文学精选读本,却是他的第一部散文集。

更让人意外的是,这样一位主编兼作家,当年就读华中师范大学所学专业并非中文而是生物。从大学毕业加盟《中国青年》担任记者、编辑,到创作小说、报告文学成长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文学》社长,杨晓升的人生不断刷新着惊讶与惊喜。他为何要放弃生物专业从事新闻与文学创作?他从记者到作家的距离有多远?他从作家到名家、大家的距离又有多远?近日,红星新闻记者专访了杨晓升。

散文写作,并非胡作非为

红星新闻:印象中你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过很多散文作品,《人生的级别》作为名家散文自选集类的华语文学精选读本推出,却说是你的第一部散文集,让人有些意外。

杨晓升:是的,写作至今,除了出版多部长篇报告文学和小说集,结集出版散文,于我来说,真还是第一次。究其原因,主要是我散文写得少,偶尔写了并且发表了,也没太当回事。那些不同时期写就的篇什,就像漫不经心遗落在路边的文字种子,我只是让它们自生自灭,若能生根发芽甚至开出悦目的花朵来,供路人驻足观赏,于写作者来说当然是幸事。能将过去这么多年遗落在人生旅途和岁月荒野上那些大大小小的种子或花朵收集起来、结集成册,构成不知是否成为花束的花束,我要感谢杜卫东先生的热心引荐和李继勇先生的慷慨抬爱,是他们促使《人生的级别》这本书的结集与出版。

红星新闻:你曾多次谈到散文创作的经验,比如你说:如果说小说是建筑,诗歌是盆景,报告文学是庄稼,那么散文就是散落在山川原野自由自在生长的树木、野花或野草,不需要任何设计、规划、种植、雕琢和修葺,就可以顽强生长。这个观点很新鲜。不过,传统意义上的散文追求的“形散而神不散”,实际上也需要设计或者规划。感觉你的观点是在打破传统。

杨晓升:这样说并非指散文可以胡作非为、信马由缰,更不是说它可以只顾自话自说,或言不由衷,或空洞无物。它必须像山川原野的树木、野花和野草那样,立足脚下土地,生根发芽,铆足干劲往上长,最大限度地汲取大自然赐予的阳光、雨露及其他养分,奉出绿色,开出花朵,无论绿肥红瘦,抑或魁梧渺小,都要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与个性。亦即,散文的生命力,取决于文本本身是否有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绝不能无病呻吟或人云亦云、言之无物。从这个意义上讲,散文是作者最能直抒胸臆的文体,也是最能见证作者真性情、思想与才情的透镜。优秀的散文,能为读者带来阅读愉悦的同时,启迪心智,开阔眼界,增长见识,陶冶情操。读优秀的散文,如同与挚友乃至智者促膝谈心,开诚布公,亲密无间,心心相印,不亦快哉。

红星新闻:也就是说,在你看来,散文是一种相对自由宽松的文体。

杨晓升:是的。散文写作是众多文学体裁中最自由、最随性的文体。散文从来就是作者内心最清晰的映象,是作者思想和情感最真实的结晶,是作者生命和人生旅途中最珍贵的记录。所谓文如其人,最直接最真实的印记,恐怕也非散文莫属。

红星新闻:有人认为中小学生的作文是散文;也有人说非虚构也是散文;还有人说非虚构和报告文学差不多,都可算散文。你怎么看?

杨晓升:广义上讲,中学生作文、非虚构或报告文学都可以纳入大散文范畴,因为这几个门类大都是以真实的人和事、真实的情感为基础的。只是中学生的作文都是按要求设计雕琢的,工匠和人为的痕迹明显,而且由于受命题和篇幅的限制,缺少自由表达的基础,所以难出真正优秀的散文。

狭义上讲,非虚构和报告文学其实是另一种文体,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报告,是报告和文学的结合体。只是非虚构更注重作者的个人亲历与个人体验,而且通常是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叙事;报告文学则既注重个人亲历与体验,也注重宏大叙事和不同视角的变换,即报告文学可以用你、我、他等不同视角和人称进行叙事。所以严格地讲,非虚构仅仅是报告文学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和手法,应该属于报告文学的一个类型。既然新时期文学以来,中国作协一直以报告文学这一称谓作为文学中的一种门类进行评奖,我主张还是将纪实性的非虚构、纪实文学和传记文学,都统称为报告文学为好。

成为作家,“应该是曲径通幽”

红星新闻:在《人生的级别》后记中,你提到,此书记录着自己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30余年来的人生履痕,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汇集着你30多年来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凝聚着你对现实、社会、历史、人生、文学、艺术与人间世相的观察与思考,是你数十年来人生、思想与情感的珍贵结晶。这么看来,此书堪称你的个人史记。

杨晓升:记录生活,不是机械地记录生活中的流水账,日常生活应该只是时间和背景,重要的是要记录下作者自己对生活中新的发现、新的感受、新的情感和新的思考,要言之有物而非无病呻吟。

红星新闻:你大学学的是生物,却选择做作家。这种放弃所修专业转型码字的选择,是阴差阳错,还是顺理成章?

杨晓升:选做作家,说起来算是歪打正着。怎么说呢?在我参加高考那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已是家喻户晓的择业口号。老师和家长都劝我放弃学文,叮嘱我应把更多精力用于学理科。我几乎是稀里糊涂地报考了大学理科类专业。实际上我的作文多年都是老师们推荐的范文。好在我文理科成绩比较均衡,尽管在大学学的是生物,但是我的课外阅读和写作并未丢弃,正是因为这种不抛弃,大学毕业那年我才有机会进京加盟《中国青年》杂志工作。其实,万物有灵,学习生物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也是大有裨益,会让我大开眼界,对自己身处的万千世界有更微观更深入的体悟。因此,兜兜转转回到文学创作之路,我的感受不完全是阴差阳错,更应该是曲径通幽。

红星新闻:从记者到编辑,从报告文学作家到小说家、散文家,这种不知疲倦地追求文学作品的百花齐放,又是为了什么?

杨晓升:其实我是职业编辑,写作只是业余。相比于专业作家,我的作品量其实很少,即使是已经写出的作品,散文作品也是最少的,我只是应约而写或者是偶尔为之,更谈不上百花齐放。所谓“不知疲倦”,也只是追求并保持一种生命状态和写作状态而已。既然给自己定位的是职业编辑和业余写作,我总得保持编和写吧?

红星新闻:报告文学重在写实,小说创作重在虚构,这是两种分裂的思维方式。可你却能做到既写报告文学,也写中短篇小说,能给广大的文学爱好者谈谈经验吗?

杨晓升:其实我已经十多年不写报告文学了,2014年10月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失独,中国家庭之痛》也是我以前写的,因为题材和内容的原因,这部作品写作完成,整整搁置10年之后才得以正式出版。之后我转为专写小说,偶尔兼写散文,所以给读者的印象似乎是在几种体裁中跳来跳去,其实这是一种错觉。之所以不再写报告文学了,主要是公务繁忙没有时间。至于写作报告文学、小说和散文之间的关系,它们虽然是文学中的不同体裁,但并不矛盾,只是文学之树的不同分枝,却都根植于生活的大地,都必须是作者对现实、历史、社会、生命和人生的独特发现和独特思考,文学的根脉在我看来是共通的。

主编杂志,经验是用心和投入

红星新闻:《人生的级别》既是书名,也是你20年前发表的一篇散文名,此文记录了你从新闻杂志《中国青年》调入文学杂志《北京文学》工作。通看全文,你看似在调侃人生的级别,实则在表达一种初心,那就是兴趣决定命运。

杨晓升:对我个人而言,重要的不在于选择的领域怎么样,而在于选择之后怎么做。我选择看似清贫的文学杂志,一方面是源于我的文学兴趣,或者说文学情结,另一方面则是我对当时文学现状和文学读者市场的分析判断,让我清楚地看到了杂志的潜在的发展空间,以及我的用武空间。

红星新闻:《北京文学》在你担纲执行主编的这20年来,不仅名气响亮,而且几乎团结了全国所有文学名家和文学新人。除了高稿费的经营,还有什么特别的经验?

杨晓升:感谢这么多年来广大作家和读者们的厚爱。其实“高稿酬”只是最近两年才有的事。20年来《北京文学》经历了改革与改版的探索,我们矢志不渝地将为读者服务作为办刊宗旨,力推文学新人和文学的精品力作,坚守文学品格和作品质量,坚持稿件三审制、质量面前必须人人平等。如果非要谈经验,那就只有一条:用心和投入。

红星新闻:如今,文学阅读和新闻阅读一样,都进入了新媒体时代。在一部手机可以读到万卷书的冲击下,如何稳住传统文学杂志的发行?

杨晓升:传统文学杂志的生命力,源于读者对每期杂志的阅读期待。读者期待什么?当然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只要你能每期精心策划、编排内容,推出有新鲜感、富于感染力的文学精品力作,就不愁文学杂志没有读者和生命力。因为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长时间持续不断的出现,纸质的文学杂志具有文学的权威性和品牌影响力,乃至具备了深厚的文学和文化积淀,这是新媒体所不具有的。虽然在当今,文学杂志一定程度会受到新媒体阅读的影响,但由于文学杂志本身在读者多元文化阅读中的不可替代性,我相信在现在乃至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依然会在读者的多元阅读中占据一席之地。

红星新闻:很多作家仍然看中在纸刊的发表,这是否意味着文学杂志比网络平台的生存空间更大?

杨晓升:作家更看中在传统文学期刊发表作品,正是基于传统文学杂志长时间的文化积淀而带来的权威性和品牌影响力,这也正是传统文学杂志生命力的另一佐证。所以,即使是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当今,我对优质的传统文学杂志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不登大雅之堂”这句话,假若用于新媒体和文学杂志之间的比较,作者和作家到底会选择谁不选择谁,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杨晓升,男,广东揭阳人,编审、小说家、散文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曾获“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称号、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新中国六十周年全国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首届浩然文学奖、第二届《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