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频小说：告别偏执、凛冽与暗黑，正在与生活和解
来源：《长江丛刊》 | 马明高 2020年08月07日08:52
一
孙频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特别是中篇小说创作已经进入喷发期或旺盛期了，而且正在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着新的蝶变。读了她近期的新作《白獏夜行》（《十月》2020年第2期）、《我们骑鲸而去》（收获·长篇专号）2020年春卷）和《猫将军》（《花城》2020年第3期），这样的感觉更加强烈。特别是中篇小说《我们骑鲸而去》，那些孙频小说过度的标志和辨识度已经很显明的褪却或淡去。暴烈残酷的情节，凛冽、细腻而幽静的语言，充满孤独、抑郁，近乎疯狂和精神分裂的人物，“被侮辱的被损害”的“罪与罚”情结，卑微、耻辱与尊严、救赎的纠结，嘲讽、暗黑、戏谑与偏执的写作姿态。这一切似乎少见了。连小说语言都变得平和而安静了，减去了过多的修饰的形容词，少用了抽象化的比喻，冗长幽暗的长句子也很少见了，多是素朴而清简的句子在徐徐地铺展生发，变得如此清朗、平和而简洁了：“那个小岛上没有四季，阳光永远凶猛异常，好像离太阳只有一步之遥。在这岛上待久了，便能看到，长成各种各样的时间正在那里走来走去的闲逛。”（《我们骑鲸而去》）句子虽然清平而简洁了，但孙频骨子的那种充满隐喻与象征的意蕴，却还在字里行间飘逸着，渗透着。即使还是写县城生活“边缘人”的《猫将军》，尽管它与去年后半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狮子的恩典》（《钟山》2019年第5期）一样，还是写形貌、肌理和气质上都相似的“荒疏和颓败”的县城景物和人。但是，我还是能够感觉出来，《猫将军》在腔调与句子上还是有了些许的变化。“我把我的小饭店从县城的南街挪到北关，又从北关挪到东门，最后又从东门挪到旧车站附近。在巴掌大的县城里这么腾挪跌宕一番，好像我正一个人对着一张棋盘下棋，把棋子下到哪里，完全是我自己说了算，倒也过瘾。在小县城里，像我这样靠做点小生意混口饭吃的人不计其数。我们都是被永远留在县城里的人。”（《猫将军》）尽管还是冷冽而阴郁的，但是已经不再是意象设置繁复凄凉了，而是简短、干净和利落一些了。
其实，在我看来，这些已经是孙频在这几年来的时间里的第二次大的变化了。第一次大的变化是从中篇小说《松林夜宴图》(《收获》2017年第4期)开始的，这种变化到了中篇小说《鲛在水中央》（《收获》2019年第1期）里最鲜明而彻底。不再狂暴猛烈、火力十足和酣畅淋漓地书写人境逼仄的偏执和锐痛了，而是变得具有理性与历史感了，有了书写的宽阔和舒展，有了飞白与静寂，有了舒缓与沉思，有了新的艺术气质与历史的声音。从那时起，孙频已经开始向更伟大的文学传统靠近了。
《鲛在水中央》，在孙频个人的写作与当代文学史上,应该是具有突破意义的一篇优秀的中篇小说。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人们觉得“80后”作家写作最大的问题，就是历史感的欠缺。他们笔下的人物只能生活在大悲大喜的戏剧冲突中，并没有真正的灵魂。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和同辈人的经历和历史与时代的动荡变迁有机地结合起来，致使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或缺乏历史的烙印或缺乏时代的光影，导致文本写作缺乏了叙事的历史眼光与对时代认知的高度。孙频的中篇小说大都是一种大容量格局的“大中篇小说”，犹如《我们骑鲸而去》一样，尽管是一个中篇小说，却有着长篇小说的体量，具有一种人生命运和社会风貌的宽广度。她似乎有一种对“大中篇小说”文体异常的喜欢与热爱。我想，这也是收获编辑部为什么把它编入《收获·长篇专号》的可能原因吧。《鲛在水中央》最大的突出特点，就是它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与时代感。这虽然是一部中篇小说，但是它涵盖与呈现的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近七十年的历史，而且其中的主要人物都具有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深刻烙印。郭世杰（原名梁海涛）、范听寒、范柳亭、范云岗，以及范听寒的妻子、那位最终暴尸街头的黑社会老大，他们都是一群苦难而可怜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所处那个时代典型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身上都留下各个历史时期的深深印记。范听寒的那种严重的驼背，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当右派被批斗脊梁骨遭遇打伤的结果。他喜欢吃坚硬如铁的手擀面是六十年代严重饥饿落下的不良习性；郭世杰与范柳亭都是九十年代厂矿倒闭、国有企业流失、工人下岗与世纪之交社会疯狂、经济失序、诈骗成风的折射与反映；而范听寒的孙女、那个最后落得狐苦伶仃的范云岗，正是那个时候中国教育改革、大学过度扩招、人文教育失败而产生的恶果。历史感，既是一种看待生活的态度，也是一种思考生活的立场，是琐碎而庸凡的日常生活表象背后与时光缝隙里的人文意蕴与哲学内涵。孙频没有把人物的人生命运从历史长河的时代洪流中剥离出来，去自闭式地写所谓个人的悲伤、恩怨与痛苦,也没有像后现代主义的写作那样,去把个体无限放大，甚至淹没在社会现实与生活事理之中，而是具有强烈的文学经典意识，努力把个体经验从遮蔽了的历史进程与世界视野中开掘出来，将恢宏的时代与历史形象化，在开阔的气象与深广的怜悯中，书写时代与人类的“典型情节”与“典型人物”。
二
作家弋舟说得很准，孙频的小说的确是写得滴水不漏。《白獏夜行》和《猫将军》就是很典型的例证。悬念设置，藏露相宜，步步为营，散点铺展渗透，含而有序，步步谨慎，最后到了关键部位，稳准狠，一网打尽，一种结局，两种方向，在开放的空间中，让人去思索沉想，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声。
《白獏夜行》的故事并不复杂，这部四万余字的小说,用一句话即可概括，同在一个北方小煤城里生活的三个女人，与二十年后归来的一个女友相聚的故事。“天快黑的时候，西北风从深山里钻出来，到处乱窜，枯叶纷飞，整个小煤城瞬间变成一叶扇舟，沉浮于海上。”（《十月》2020年第2期）此时，爱喝酒的中年单身女人梁爱华打来电话，叫为人师表、相夫教子、活得还不错的姚丽丽过来坐坐，喝喝酒，聊聊天。姚丽丽去了。她又把嫁给煤老板，生了三个孩子，已经离了婚的曲小红也叫来了。从此，隔三差五的晚上,这三个中年女人就要在梁爱华的家里聚一聚，喝酒聊天，漫忆过往云烟岁月。一天晚上，“窗外的西北风越来越猛烈，啪啪敲打着玻璃，但一头怪兽正在窗外狠狠盯着我们，就不信我们不出门。”梁爱华说她昨天在大街上看见了二十年不见的女友康西琳了。姚丽丽感到非常惊讶。她就开始抽晚上的时间去广场偷偷观察这个每天卖烙饼的中年女友，想知道这个二十年前突然从小煤城失踪的女人现在过得究竟如何？这个中年女人居然过得美滋滋的，“掏出一只护手霜，挤在手上，两只手来回摩挲着，摩挲半天，又把一只手放在鼻子下面细细闻着，一边闻一边独白笑着。真正让我惊讶的是她那种表情，很奇特，没有任何痛苦，近于透明，好像这二十年的时间在她哪里根本就是无效的，或者说，它们已经被什么更强大的东西消解掉了。”她居然在卖烙饼的空闲里读书抄书，而且是晦涩难懂的《尤利西斯》和简·奥斯汀的《劝导》。她居然还正和一个比她小十岁的男人相爱着。她居然说她每天晚上还要去游泳，就是这大冷的冬天晚上，也要去“冬泳”。这怎么可能呢？想当年,她们四个年轻女教师被安排在一个大教室里隔成四个小孤岛式的“蒙古包”里，一起聊得最多的话题怎么离开这个鬼地方，然后跑得无影无踪,永不回来。为了逃离，她们考研、谈恋爱、给远方的爱人不停地写信。但是，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许多年后，从未收到男女回信的梁爱华成了单身老姑娘；曲小红嫁给了煤老板，生了三个孩子又离了婚，到省城打了几年工又回来了；姚丽丽一直在当教师，结婚生子，过得还不错；康西琳不是看书就是谈恋爱，突然一天失踪后不知道去了哪里。三个中年女人决定在大冬天的夜晚去汾河水库看看康西琳是如何“冬泳”的？“旷野里看不到任何人影，寂静辽阔的冰湖上也没有任何人影。”“前面，就在水库的边上，站着一个人，是一个女人。她好像正在那里做什么健身操，又像是在那里独白跳舞，我想还有一种可能是，她正在做游泳前的热身运动。”“她跳得很投入，丝毫没有感觉我们的到来。”她看见我们了，还来不及打招呼，“忽然做了一个让我猝不及防的动作”“在月光下，她穿着衣服跳进了脚下的冰窟窿里。那冰窟窿里的一轮明月迅速被搅碎了，化作无数片金色的羽毛。”你见过穿着衣服游泳的人吗？“穿着衣服”，是孙频随意写下的四个字吗？这个令人骇然的给尾，一个结局，两种方向。在开放的结局中，不由让读者陷入深思之中，康西琳是去“冬泳＂，还是“自溺”？她是真正与生活和解后的对精神独立、灵魂自由的向往，还是为了实现自己内心的尊严而对生命的结束？在这“寂静辽阔”的冰湖上，这只人间稀罕的“白獏”夜行，给读过这部小说的人留下了无限而深远的思考空间。
《猫将军》是一篇短篇小说，还是对“荒疏而颓败”的“边缘人”生活的继续书写。“我”是因南街饭店多倒腾到北关，又发现这里地头蛇多惹不起，倒腾到东门，又因东门房租费，只好“雇个三轮车，又连滚带爬地迁到旧火车站一带”开小面馆的老张。因为这里虽然“荒凉，却是“房租便宜”。老张是手艺超好的老实人，主营桃花面加凉拌三丝、西芹花生豆等小凉菜。桃花面其实就是一碗面加浇头。刀削面老张做得“炉火纯青”，浇头做得“有些讲究”，“里面必须有肉丸子、红烧肉、小酥肉油豆腐、海带这五样东西，一锅炖得烂熟，浇上去,才能配得上桃花面这一称呼。”（《花城》2020年第3期）这里的确够荒凉的了。小面馆门口是坑坑洼洼的旧国道，斜对面是旧车站，旧车站旁边是一大片荒野，荒野里是一片稀疏的枣树林，枣树林的后面有一个孤零零的红砖院子，那院子里住着一个养鸡的老头。这个老头姓刘，养着一个叫三宝的公猫。他经常到老张的小面馆里吃面。一碗面，就着生蒜，喝着面汤。吃完使劲吸吸鼻子，用手抹抹嘴，“嘴里喷着刚猛的蒜味”“打包一份小碗面”，走了。故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渐渐地展开了。随着作家的叙写，我们知道这只威风的大黑猫为何叫“三宝”了。原来这落魄的老刘是机床厂的工人，老婆早早得癌症死了，一个人带大三个子女，上学的都是好学生。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工作，可是工作一年后突然失踪，不知道去了哪里；二儿子读完博士后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当老师，很有出息；最小的女儿，学习成绩特别好，可是十四岁那年爬上教学楼顶跳楼自杀。这件事当时被学校压了，知道的人不多。连续好几天了，老刘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女孩来吃饭。一开始还除了面要一个凉菜,后来就光有面没有凉菜了。吃完后，女孩朝东走了,老刘还是回他那荒野里的红砖院子了。老张隐隐约约地听出来了。女孩是从北京过来的，是找老刘要他二儿子的。老刘说二儿子一年多没回过老家了，有一个月没给打电话了，不知道他去哪儿了。老刘让女孩先回北京去，有情况了告她。女孩哭哭泣泣地不走，说：“行啊，他就躲着不要见我，他以为他是老师，就可以随便骗学生？我回去就给我们校长和书记写信。”老刘叹气道：“你这娃娃要长相有长相，要学历有学历，找谁不行？非要找他。”女孩说：“他把我当什么了，连我的电话都不接，我都等着他,他必须给我个解释。”第五天了，两人吃完饭都在外面激烈的争吵了。女孩没有朝东走了，而是跟上老刘向荒野里的红砖院子走去。第二天中午，两人又来吃饭了。老刘身上还背着个陈旧的人造革包。老张知道：每次老刘很快就把一碗面全吃完了，而那女孩总是吃两口就不吃了。老张（其实是作家）就“在每碗面的最下面埋了一个卥蛋”“我竟然有些紧张”“我怕他们马上就发现了，又怕他们吃到最后也没有看到藏在底下的卤蛋。”还是如此。“老刘很快把一碗面全吃完了，包括埋在下面的卤蛋，女孩还是吃了两口就不吃了。”吃完饭后，老刘掏出五百元来，硬塞到老张的手里，说：“我要出趟门，去找我家那小子，我不在的时候，你端碗剩饭，多去我家看看。”老张说：“你是让我帮你喂三宝吧”。老刘“略一犹豫，说，还有大宝。”老张“诧异道，原来你养了两只猫啊”。那年轻女孩和老刘坐上大客车走了。天黑下来了，老张拿着剩饭去了那荒野里的红砖院子里，走到最深处，突然发现了一个中年男人，“身上裹着一件旧棉袄，头发蓬乱，胡子拉碴，一手拿着作业本，一手握着圆珠笔”，说着小孩声音的话，“爸爸，我把作业都写完了，明天就要考大学了，你不要打我，也不要打妹妹。”最后，老张却忽然发现柜子上有一件奇怪的摆设，是一只白瓷猫，四脚着地，充满骄傲。更奇怪的是：“在这瓷猫的背上，骑着一个用泥捏出来的小女孩。小女孩骑在猫背上，也高高地昂着头，神情欢快，似乎随时等待着和她的坐骑一起奔跑。”小说就样戛然而止了。我们终于在这里发现孙频给读者埋下的那颗“卤蛋”了。这似乎又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一个结局，两种方向。这个神经紊乱的中年男人，可能是大宝，也可能就是那个从北京来的戴眼镜的年轻女孩要找的二宝。也可能我们所有读者，包括小说中的“老张”和那个女孩都不知道，他是大宝还是二宝？只有老刘知道，因为他“很快把一碗面全吃了，包括埋在下面的卤蛋。”生活就是如此捉摸不定。但是，不管如何，他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失败者。再说得明白些，大宝、二宝，和已经跳楼自杀的小妹妹，还有那个从北京来的戴眼镜的年轻女孩，都是我们这个社会教育失败的牺牲品。老刘是艰难的，犹如他穿着的那里三层外三层混搭的衣服，但是，他却带着那年轻女孩到远方,正和生活、历史以及过往的一切和解着。
三
孙频一直再努力和突围。她知道自己最大的困境，就是写作题材的重复，以及在思想上找不到新的出路。她一直想走出自己写作的困境，她从内心深处开始向往一些更宏阔、更宽广的东西。《我们骑鲸而去》比起《白獏夜行》《猫将军》，开始有了质地的变化。它不再像前者那样灰暗而执扭，而是从一开始就变得清朗而自由。尽管它依然写的是三个失败者、孤独者和零余人，但孙频不再把他们寄生在自己那现实的生存空间里偏执而拧巴地生活了，而是让他们来到一个可能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却赋予“时间”属性与涵义的孤岛，使其变成了绚烂而写意的世界剧场，变成了考验人性的实验室，使小说充满了更多的隐喻与象征的意味。它不再像前者那样埋下“卤蛋”后，就平铺直叙地步步为营，钜细糜遗地处处“卖关子”，不再仅仅是被人物的情感牵引着向前推动，而是开始在小说中有了清明而柔和的理性成分，加之大量莎士比亚剧作和世界剧场木偶剧的剧本背诵等互文和副本的有机契合，使得小说充满了更多的富有深意的思想与哲思。
《我们骑鲸而去》的确有些实验或象征的意味。一个小岛，一天可以转数圈，曾经有十几个矿工生产过的旧矿，还有遗留下来的电力和通讯两笔重要的遗产,以及一幢标致的小洋楼。就在这样的一个孤岛上，有三个人。老周，一个热爱莎士比亚戏剧的前导演；“我”，一个在生活中失败的落魄潦倒的诗人。四十多岁了，还是一个小科员，老婆也离婚了，房子也没有了，辞了职，来到岛上谋得一份守矿的差事，想写出一部《瓦尔登湖》那样的作品；又来了一个叫王文兰的女人，历经失婚、丧子、杀人、坐牢、被骗巨款，生命荒芜却屡败屡战，依然幻想在荒岛上开发旅游度假村。三个不同命运的人，在充满孤独与恐惧的小岛上，回味着黑暗的前史或凋蔽的人生，反思着自己与社会，想象与思考着世界，仿佛在人类文明的尽头，在无穷无尽的时间里，勘探着生命与存在的意义。男人与女人，前导演老周与落魄诗人“我”，老周世界里的人偶故事，孤悬荒废的小岛与不断地换旗袍、画口红的王文兰，暖昧的人生与互文的剧本台词，真实与虚构，形与影，一切都在这个叫“永生”的孤岛上展现着，扩张着，交互着，沉默着，思索着，和解着……“秘密，与魂灵、气息属于同一物种，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在这个世界某个看不见的角落里，它们也许正藻荇交横，汪洋恣肆。”（《收获·长篇专号》2020年春卷，第385页）
《猫将军》里老张的担心是对的，“我有一种可怕的预感，我可能再也见不到老刘了。”因为,孙频的这三篇小说告诉我们：告别过去也是不容易的，与生活、历史以及过往的一切和解，更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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