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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知，唯一与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皆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大概非许承尧莫属。他将得自敦煌之唐人写经中选出书法较佳及具有年份的精品四十件，庋藏于所居大厅楼上，榜曰“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据其孙许克定回忆：“这些经卷经整理装裱，裹以黄绫缎套，储入小形檀匣中，妥慎珍藏。”

敦煌文书与徽州文书

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是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两大重要发现。敦煌文书发现于1900年，大约半个世纪以后，徽州文书第一次大规模发现。前者是指甘肃敦煌所出5—11世纪的多语种古写本及少量印本，又称敦煌遗书、敦煌写本等。这些原始资料多达5万件以上，目前除了国内收藏之外，英国、法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亦多有收藏。而徽州文书则是指皖南徽州地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书资料，年代从南宋迄至1949年前后。抗战结束后，历史学者方豪首度在南京购得少量珍稀的徽州文书。而在1956—1958年间，在收藏家郑振铎的影响下，徽州文书在皖南第一次被大规模发现。及至上个世纪80年代以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业史研究受到空前重视，徽州文书遂再度大规模发现，此种新发现迄今仍不绝如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知的徽州文书总数已高达一百万件（册）。这些资料除了海外的少量遗存外，绝大部分保存在中国的公藏机构及私人收藏家手中。而以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为史料基础的“敦煌学”和“徽学”前后接续，成为20世纪新兴的两门学问。

目前所知，唯一与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皆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大概非许承尧莫属。多年前，笔者在皖南收集到许氏的一张名片，上书：

三等嘉禾章

甘肃政务厅长

许承尧

际唐皖歙

“嘉禾章”共分数等，北洋政府以之授予那些有勋劳于国家，或有功绩于学问、事业之人，授予等级按接受对象的功勋大小及职位高低酌定。上述文字以毛笔书写于小硬纸片上，最后的“歙”字看上去有点漶漫……一百多年前的名片，历经世事沧桑，尚能留传至今，实属不易。

名片的主人许承尧（1874—1946年）是清末民国的著名诗人、方志学家、书法家、文物鉴藏家。许承尧字际唐，号霁塘，斋室名疑庵，为安徽歙县唐模村人。唐模村位于歙县西乡（今属黄山市徽州区），明清以来，此处是江浙一带诸多盐、典巨商的桑梓故里。十数年前，笔者曾在歙县觅得许承尧的《江南乡试硃卷》，其中有对其人先祖之追溯：“七世祖奇泰，明初输粟佐边赈济，钦赐冠带建坊，旌门尚义，载郡邑志。”此一履历说明，早在明初，许氏祖辈就曾从事开中制度下的粮、盐贸易。另据许承尧自述：“吾许族家谱载，吾祖于正统时，已出居庸关运茶行贾，似出贾风习已久……”居庸关是长城沿线的著名关隘之一，而明代正统时期正值15世纪中叶。当时，精于商贾榷算的许氏祖先，就已远赴居庸关一带从事茶业经营，这可算是皖南较早外出贸易的徽商家族。

许藏敦煌文书与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

根据谱牒史料的记载，许氏为歙县大族，许承尧的远祖在宋代自北乡许村迁居歙西唐模。其祖父许恭寿为蒙学塾师，父亲许学诗先是在江西经商，年届不惑之后，改营典业于歙县西乡的堨田村，继而又前往杭州兼营木业。由于许氏家境优裕，许承尧从小就耳濡目染，故其人对于古董鉴藏颇为在行。

从后人编订的《许疑庵先生年表》来看，许承尧自幼聪颖好学，十六岁为府庠生，二十一岁中光绪甲午科（1894年）举人。曾师事“江南大儒”汪宗沂，与同学黄宾虹、汪鞠卣等相交莫逆。光绪三十年（1904年）考中进士，点了翰林，成为庶吉士。不久，许氏告假南归，返歙创办新安中学堂、紫阳师范学堂。此后，因秘密组织旨在废除君主、推行新学的“黄社”而遭人告发，遂辞去二校监督之职，回京销假，重入翰林院任编修，兼国史馆协修。1913年，许承尧北上入京，受甘肃督军张广建之聘，相偕赴陇任职，先后任甘肃政务厅秘书、军务厅军务咨议等职。1921年，张广建奉命内调，许承尧亦同进退，随张氏返京。因此，我手头的这张名片，应制作于1918—1921年间。

在甘肃期间，许承尧于兰州收得敦煌石窟所出唐人写经数十卷。对此，安徽学者鲍义来在《许承尧与敦煌遗书拾掇》一文中曾提及：1916年底，许承尧原拟翌年返歙省亲，遂将所藏唐人写经先行寄回歙县，而邮一明信片相告。当时，徽州与外界的通信联络，除了传统的民信局之外，还有新式的邮政服务。甘肃因僻处西北，鳞鸿乏便，民信局鞭长莫及，故而寄发明信片就成了唯一的选择。从现存许承尧所书明信片之实物来看，其时的“中华民国邮政明信片”是一张卡片，上面印着绿色的字体，正面粘贴邮票，并用毛笔书写收件人姓名、住址，反面即为家信之内容。由于此类明信片外表没有任何包装，所以经手之人皆能一眼读到信中内容。当时，有强盗听闻此事，将“经”误以为“金”，遂于“岁杪竟操刃，缘瓮入室抢劫”。幸亏许承尧妻、女的奋力反抗，才得以免遭劫难。

对于许承尧的旧藏，除了鲍先生的介绍之外，敦煌学研究者荣新江教授、郑阿财教授和余欣教授等先后皆有涉及。其中，余欣以“搜奇癖古入肝膈”为题，对许承尧旧藏敦煌文献，做了相当细致的调查与研究。根据他的描述，许氏旧藏敦煌文献有三个不同的来源，即从市肆中购买，孔宪廷等同僚之赠予，以及1917年廷栋案的意外收获。在许氏旧藏中，最为世人所知的当推《二娘子家书》。《二娘子家书》现藏安徽省博物院，信是从敦煌经卷背面剔出，“千年遗此纸，珍异抵嫏嬛”。关于该卷的年代，早先多以为是唐咸通七年（866年）或天宝元年（742年）时物，现经学者考证，一般认为应是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作品。

许承尧返归故里后，将得自敦煌之唐人写经中选出书法较佳及具有年份的精品四十件，庋藏于所居大厅楼上，榜曰“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根据许承尧之孙许克定所撰《“檀干书藏”部分藏品的回忆》一文提及，“这些经卷经整理装裱，裹以黄绫缎套，储入小形檀匣中，妥慎珍藏。其余的卷数，则分赠友人或与友人交换其他文物，少数则鬻作晚年旅游京沪资斧”。2019年11月，安徽省博物院庋藏的许承尧旧藏及其书法作品回归故里，以“疑庵珍穰”为题，在屯溪的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公开展出。虽然展品数量有限，但还是让人看到了包括《二娘子家书》在内的一些真迹。另外，从安徽省博物院、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和歙县博物馆所藏的诸多许氏作品及其题跋藏品来看，许承尧的确深受汉简、魏碑和唐人写经的影响，其书法古朴苍劲，别具一格。

许承尧与唐式遵的交游

谈到许承尧之文书收藏，不能不提及他与国民党将领唐式遵的交游。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因周遭的许多地方皆被日军占领，山重水复的徽州，地位陡然提升。1940年，川军将领唐式遵驻军皖南，其二十三集团军总部即设于歙西唐模，而唐氏本人则借寓于檀干园内。

唐式遵字子晋，堂名重威，为四川省仁寿县人。其人虽系行伍出身，却素以“儒将”自居，颇喜文词翰墨之事。根据当时人的回忆，唐式遵性格豪爽，对于运动颇有兴趣，也喜欢京剧、书画和古董。他曾自斥巨资，创设一票房曰“移风”，又组织一篮球队叫“重威”。这些球员和票友，皆在他所指挥的二十三集团军总部挂名当差，每个月皆有津贴，备受呵护。只是有一条规定，重威篮球队出征只准获胜，不许失败。如果被其他篮球队打败，则会立刻被解散。

与京剧和篮球类似，古玩书画更是他的最爱。在唐式遵的部队中，就有一些人专门负责为其收集和鉴定古董。根据《罗长铭年谱》的记载，1941年，当时37岁的歙县西乡呈坎人罗长铭（1904—1971年）就前往唐模，在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担任秘书，负责为唐式遵鉴定古籍、字画。另外，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还在屯溪后街买下一幢大厅屋，作为该集团军驻屯办事处，由一位川军少校负责，名义上是接待地方与集团军之间接洽公务的相关人员，事实上却成为唐式遵在徽州各地收集文物古玩的货栈。邵家大厅不仅建筑面积较大，而且布局颇为雅致。该宅座落于观音山脚下，日军飞机轰炸难以俯冲，后门又有当地商会会长开挖的防空洞。不仅居住舒适，而且安全保险，因而也就成了唐式遵从唐模前往屯溪小憩、赏玩文物的别墅。其时，唐式遵时常前往老街的古玩商店游逛。因其外貌温和且不吝挥霍，所以不少商人都乐意捧出珍玩供其选购。

在唐式遵驻扎唐模的那段时间，前清翰林许承尧已年近古稀，再加上他的阅历和眼力，在当时的古董鉴藏圈内极受旁人尊重。唐式遵对于这位才学高迈的斯文宗匠亦颇为敬重，举凡收到文玩古籍，必求许承尧评鉴、题识。

近年来，笔者因主持编纂《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获睹民间收藏家手中的一些稀见文献。其中，鲍义来先生提供的1933年《许承尧日记》、许氏家刊本《潜德录》和《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等，极为珍贵。其中，《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序称：

承尧好古书画而弗能鉴别，重威将军则嗜古而兼精鉴者也，频年驻军吾里，经武之暇，偶有所得，辄以相示，并索题记，谆谆敦迫，不敢辞也，敬如其惇，略加疏引，积久遂多，间有咏赋，亦具急就，不足观览。将军不欲为予弢其拙，谓当印行，固尼不可得，真所谓惭也！三十一年七月许承尧。此一序文作于1942年，当时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徽州，除了偶尔遭受日机轰炸外，并未曾发生过什么重大的战事。因此，唐式遵在歙西的日子似乎过得相当惬意。其时，唐模一带的歙县西乡是徽州的文物之乡，明清时代来自全国各地的古玩曾汇聚于此，积淀于民间。随着晚清、民国时期徽商的日趋没落，不少旧家收藏纷纷散佚出来，为古玩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商品来源。因此，有心收集者往往斩获颇丰。当时，许承尧也在徽州各处积极收集乡邦文献（特别是歙县的旧籍）。2017年，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许承尧未刊稿整理研究》中，收录有《王立中寄许承尧函稿》，其中就提及黟县著名的书商王立中与许承尧之交往。从中可见，许承尧手中的不少新安秘籍，即来自王立中之搜罗。

王立中在《寄许际老》一信中指出：

敝县自卫队前奉唐司令准予撤回。惟据接防部队尚未到达，至今尚有一部分在汤口看守仓库。一月以来，敝处迭出盗匪巨案。二月五日夜间，竟在城根洗劫并刃伤失主。犹恳我公爱屋及乌，面商唐司令，将黟县防队刻日准其撤回，以维治安，曷胜祷切之至！

此处的“唐司令”，应即第二十三集团军将领唐式遵。某年正月初三，王立中在另一封写给许承尧的信中又提及：

拟人日后先将第四次书运屯，以免先收一百六十五元之嫌。某公军书旁午，公亦厌 此琐碎，以速结为宜，尊意如何？

此处的“某公”，可能也是指唐式遵。当时，唐式遵附庸风雅，对于古玩图书极为上心，由此收集到不少上好的珍品。根据戴笃行所撰《唐式遵屯溪搜刮文物记》的记载，商人胡鲁芹曾在江西会馆上首（今“屯溪老街”牌楼处）开设古董店，1949年之后他曾透露，自己代唐式遵鉴定过的徽州各县方志、宗谱多达一千余册。抗战胜利后，唐式遵满载荣归故里。离开屯溪时，仅瓷器、砖雕、木雕、古碑等就装了三十多车，另有几十个大木箱的古籍珍本、古玩字画，都是以军需品的名义，在深夜里武装押运出境。唐氏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四川被击毙，他的诸多收藏亦遂不知下落。

从现存的《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一书来看，有一些看上去像是稀世珍品，如“元黄公望山水立轴”：

大痴墨戏，为元因[四]家之首，亦即为元以后第一人。富春山水图，皆已化去，清故宫似存片楮，今不知流转何所。如得真龙，则海内奇宝也。子晋将军此纸，以重直购自吾乡鲍氏。鲍昔为盐商，力能致珍物，亦颇有明眼人为之鉴定，此纸虽破碎装补，而浑穆深重、荒寒野逸之气，盎然溢目，令人惊心动魄。意者其真龙乎？吾将为将军贺得宝矣。

壬午秋许承尧游黄山归题记。“壬午”即1942年，许承尧所说的“吾乡鲍氏”，即歙县棠樾鲍氏，该家族长期在扬州从事盐业，曾出过鲍志道、鲍漱芳那样的两淮盐务总商，家资多达三千余万，是乾嘉时代中国的首富。许承尧在题记之末曰：“意者其真龙乎？”似乎语焉不详，但却颇值得玩味。1946年，上海出版的《海晶》杂志第24期上有一篇署名为“詹”的作者所撰《唐式遵二三事》，其中提及唐氏的古玩收藏：

徽屯一带骨董商，知唐总司令性嗜古玩，偶有所获，莫不趋于唐氏之庭，唐固多金亦不吝重价，数年来在徽所集书画，数量诚属可观。老名士许疑庵，居歙之唐模村，与总部相去甚近，唐氏以师礼事之，凡遇书画有疑，辄以疑翁一言为取舍之准。骨董商之黠者，辄奔走疑翁之门，求其口角春风，翁辄诺之，故唐氏所得古玩，亦不尽可恃。疑翁笑语人曰：唐总司令收藏丰富，略有赝鼎无损毫末；而小商人意外收获，则于社会经济颇有裨益。确是很透彻的见解！

这篇文章是抗战结束后的追忆，所述颇为生动、风趣。由此可见，今人在阅读《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时，似当时时牢记“唐总司令收藏丰富，略有赝鼎无损毫末”之疑庵笑语。

当然，这并不是说《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一书中多非真品。其中提及的一些当地徽商旧物，现在可能皆属稀世珍宝，但在当年并没有非常大的名头，故绝大多数应属真迹无疑。此外，《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还有数处提及敦煌文书。如“敦煌写经”条的题记长达四百余字，其中第一段述及敦煌文书之发现，以及许承尧购藏敦煌文书的过程。第二段则描述该写经的样貌及其内容：

此卷为唐人用硬黄纸书，书笔沈穆，古味盎然，首尾完全，颇不易得耳。救疾经为藏外佚经，不见全藏目录，单本孤传，尤可珍异，轴亦唐制，余坚守之亦二十年。今年仁寿唐子晋将军驻军吾里，将军转战皖南，歼除狂寇，功高望重，又复冲雅嗜古，与余谭艺至洽，荷有渐江画幅之贶，因持此卷奉献，以志一时因缘，且留他日纪念也。

题记作于1940年，文中的“唐子晋将军”即唐式遵，此处提及这份敦煌写经在自己手中已历二十年，当时因唐式遵手头有“新安画派”大家渐江的画幅，许承尧遂将此经与之交换。

在《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中，还有一处文字通过对三十九行千佛洞写经的考证，论述了中古以还书法的嬗变之迹。其中也提到：“晚得遇蜀中唐子晋将军，博雅好古，超异时流，私心景慕，略分论交，因搜残笥，一再奉献，并述鄙言，冀得就正云尔。”从中可见，许承尧收集到的一些敦煌文书，也曾奉送给唐式遵。上述的题跋，最早由鲍义来先生征引，后来，余欣教授转引上述资料，用以探讨许藏敦煌文书之流散。

近二十多年来，笔者长期在皖南从事村落人文地理考察，其间，时常偶遇许承尧的相关资料。例如，未刊稿《歙县修志私议》，就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之后广为派发的一份资料。根据我的研究，这应是徽州知府刘汝骥任内酝酿开局修志的相关文献，反映了许承尧对于新编《歙县志》的个人设想。如所周知，清代修有顺治、康熙、乾隆和道光四部《歙县志》，其中最晚的道光志刊刻于道光七年（1827年），及至光绪末年已过了八十年左右，因此，亟待编纂一部新的方志，从诸多侧面反映19世纪中叶以还（特别是太平天国之后）徽州的社会历史及其盛衰递嬗。不过，清末的此次修志并未如愿，直到近三十年后，新编《歙县志》的梦想方才得以实现。

作为民国《歙县志》的总纂，许承尧对于该部志乘之修纂，做了长期的精心准备。他驰骛翰墨，远引旁搜，先后撰著了《歙故》《歙事闲谭》，还曾补纂《歙志补》等，这些，都为他后来总纂《歙县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诚如他的好友、国画大师黄宾虹所言：“乡里兵燹之余，继以政治、学术改革，文献未易征集。我公锲而不舍，竟得鬼神呵护，发见遗著甚多，极大快事！”函中的“我公”，就是指声誉隆盛的许承尧。从现存的书目来看，许承尧收集到的乡邦文献极为广泛，其中尤以歙县史料占绝大多数。譬如，明末清初“新安画派”之代表性人物渐江的传世作品颇为少见，许承尧就曾多方寻觅而不可得。直到1930年，才得到好友馈赠的渐江松石小品。此后，又经黄宾虹介绍，从地产大亨、歙人程霖生手中购得渐江的《晓江风便图》长卷。此画是渐江晚年的代表作，作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描绘了练江入新安江一带的实景，是作者送给西溪南吴羲赴扬州的赠别之作，后有石涛、吴羲、许楚等人的长跋。另外，许承尧还收藏有渐江所画的《高桐幽篠轴》等。上述这些，现在都收藏于安徽省博物院。

1943年，许承尧年届古稀，作有《七十杂书八首》，其中一句自称：“且拥图书称富叟。”该诗收入其人手订的《疑庵诗》十四卷。从个中的逸情歌咏中，我们不难看出许承尧对于个人收藏的踌躇满志。比较而言，对于敦煌文书，许承尧主要还是从文物鉴藏的角度去欣赏，虽然在一些方面见识过人，但并未有过更为深入的研究。而他在乡居归隐后，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殚精竭虑地网罗散佚，主要是为其编纂《歙县志》做准备。正是因为酷爱乡邦文献，故而对于硕德名儒、清才逸彦之片鳞只爪皆从不放过，特别是对渐江作品更是视若珍璧，因此，诚如前文所提及的那样，他不惜以敦煌文书置换唐式遵手中的渐江画幅。

对于徽州文献的情有独钟，使得好古博雅的许承尧，成了徽州一张亮丽的名片，成为传统时代徽州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