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几年，现代人物日记出版，用一句旧诗形容，那是：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这里面包括新整理的，也包括重印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来躺在主人的全集里，现在单独走出来的日记。引进的国外名人日记也不计其数，而且颇受人关注，比如最近出版的《小津安二郎全日记》（上海译文出版社）就成为大家争读的热书。水涨船高，日记的阅读和研究也成为一个热点。一些大的出版机构已经不是零星出版日记，而是以丛书的形式系统推出。比较突出的是中华书局，它有“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已经推出唐景崧、刘绍宽、孙宝瑄、曾纪泽、王韬、符璋、宋教仁、宋云彬等多人日记；另外推出的现代学人日记也受到读书界热捧，渐成系列，它们是《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容庚北平日记》《陈乃乾日记》等。商务印书馆有“商务印书馆同仁日记丛书”，推出张元济、叶圣陶、郑振铎、史久芸等人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有“中国近现代日记丛刊”出版，推出柳亚子、董康、邵元冲等人日记。那些不在丛书之内，单独出版的日记也不在少数，如钱玄同、顾颉刚、冰心、王伯祥、许寿裳、赵景深、舒新城等人日记的整理出版，也引起学界极大兴趣。甚至那个爱写日记的科学家，如竺可桢，他的全集中的日记卷也让人另眼相看。

谈到日记的学术价值、历史贡献等，我想这要么是一本专著的任务，要么是不言自明的事儿。我不打算空谈理论，只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日记在我们面对密不透风的历史、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时的关键性作用。几年前，我写过一篇《驼铃远了》的文章（发表于《收获》2013年第2期），里面谈到卞之琳和张充和的关系，我使用的几乎都是当事人或相关的人多年后的追述，尽管这也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信息中作出判断和推断，但是毕竟是隔山相望，差了一层。今年，当这篇文章收入《星水微茫驼铃远》（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时，我读到新出版的《张宗和日记》第二卷（1936—1942）（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版），其中有两条为解答困惑我许久的问题，提供了相对确切的答案。一是张兆和到底怎么看卞之琳。她的五弟张宗和在1936年11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章大胖子（指章靳以——引者注）对我说，要我打听打听四姐对卞之琳的意思，要我写信告诉他，是一件要紧要紧的事儿。” “九点钟，就睡了，姑爷跳舞未回。我把章靳以的话告诉四姐，还好，四姐也喜欢他，说卞之琳不好看。”（该书第28页）这个“他”是谁，指章靳以吗？“说卞之琳不好看”，这不是小事儿，当日日记前面就记着他们姐弟去拜访徐文锦，张充和为徐文锦嫁给“不好看”的钱存训大为不平：“一路上四姐老气，说许文锦不该嫁这样一个丑男人……许这样好看的人嫁这样丑的人。又说自己不好，一路生气回家，几乎就要哭了出来。”（该书第27页）张充和对颜值的在乎是她与卞之琳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吗？过去的事情不要猜啦，不过，这都是当事人当时的想法，不是后来的追述。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一张照片的，卞之琳与张充和1936年10月摄于苏州天平山，这是他们青年时代为数不多的合影之一吧。日记中记载了1936年10月他们游天平山的事情：“二十一日星期三，上了一课地理，卞之琳来了，眼红红的，说起来刚死了母亲，从青岛回海门的。到上海邀了巴金、靳以他们来苏州，又因为鲁迅最近死了，上海文艺界都非常忙，所以只他一个人来了。”（张宗和1936年10月21日日记，该书第13页）那一天卞之琳去了不少地方，中午，“四姐陪他上沧浪亭去玩”，去松鹤楼吃饭，后又去吴苑、玄妙观、采芝斋、留园、观前街等处。次日，游天平山，只有张充和姐弟和卞之琳三人，“船上冷冷清清的三个人，倒也另有一种趣味，吹吹笛子，唱唱曲，在船头上拍拍照”。“我才来过天平，所以不想上去，后来到底还是上去了，并且爬到了顶。四姐也到顶了。”（张宗和1936年10月22日日记，该书第14页）当晚，卞之琳返沪。那么，这张照片拍摄的具体日期可以确定了：1936年10月22日。

更为关键的问题，我认为还不是这些日记里存在多少宝贝，我们怎么去开掘的问题，而是日记的整理、编辑出版、解读中的问题。日记是个宝，大家都知道，这也无形中造成大家抢着出，却忽视整理的规范，编辑中偷工减料，出版中草率大意。具体说来大概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日记整理中出现的误识误判。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朱自清日记，他的日记是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写的，收入《朱自清全集》中的日记，径直将译文纳入，却没有收入原文。翻译过程中有很多误译，特别是人名。对此，学者徐强已写过专文。其实这类情况还有很多，如1934年8月15日日记：“宗岱来访。”19日日记：“访李宗武、宗岱、杨今甫和魏。”（《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1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我看到这两条时，真是愣住了，要知道这个时候，梁宗岱和沉樱是在日本啊。沉樱1934年7月24日写给巴金的信中说：“我们十七日离沪来日，现在到东京已四天。”（《写给巴金》第126页，大象出版社2008年4月版）这是怎么回事？看了《朱自清全集》这一卷的编后记，我立即明白了：“1934年7月20日至1935年4月13日，又用英文。”（第568页）也就是说我们读到的是译文，这极有可能是译者译错人名。至于整理中，因文字识记的原因，造成的错讹也不少，这使日记的可信性大受影响，也会误导研究者。

第二，日记删削与复核问题。碍于隐私和其他各种原因，日记出版中最令人揪心的问题是删削，而做文献的人对于保持文献的完整性有着天然的敏感。这种要求未必都是合理，比如为了你的“学术研究”就可以肆意披露别人的隐私，对当事人和家人造成伤害吗？法律问题暂且不谈，就学术研究而言就不讲伦理了吗？但是这里也有个问题，经删削的日记就成为定本，千秋万代以此面目传下去吗？记得王元化先生在《九十年代日记》的后记中曾特意交代：“可是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做到和原始日记完全保持一致，特别在文字上、形式上，已有很大的差距了。为了弥补这一遗憾，我准备将这十年的原始日记，全部捐赠给上海档案馆，以备将来研究者可以互相参照。”（第53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这是一个具有历史精神的学者的周全考虑，当然也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让研究者可能有机会找到原稿进行复核。包括前面讲到的错讹问题，如能复核也就方便解决了。这些年整理出版的日记，常常是先有手稿本问世，后有整理本（如《钱玄同日记》等就是这样），这样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两者可以对照。可惜，不是所有的日记都有这样的待遇。

第三，后期编辑加工问题。原文如此，整理出来，没有毛病，但是整理本为人广泛利用，整理者和编者似乎不该到此为止，不然总给人以偷懒之嫌。像日记中有些对人的简称、昵称等，整理者是不是该作个简要注释。再进一步，日记中提到的主要人物，是否能够编制人名索引？诸如此类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暗暗在给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打分。

第四，日记的可信性和有限性问题。作为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日记的价值和重要性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一个人的见闻毕竟有限，一个人的经历和记录下来的经历也不能完全等同，这还不包括有人借助日记为自己狡辩的情况。因此，把日记捧在手心当作宝贝，可以理解，但是倘若把它当作武林至尊，顶礼膜拜，说一不二，那未免是个憨大。日记需要与很多文献相互参证，日记记录下来的事情也要辨证。最近几年，还有一个很时髦的问题，经常有人写文章，讨论某件事，以某某日记为依据，证明如果真有其事，他的日记怎么会不记呢？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伪问题，日记不是360度无死角监控器，怎么可能什么都记下来呢。就算是那样的监控器，也有它的限度，出了那间屋子，也是没用的呀。有的人还会很天真地问：这么重要的事儿，他能不记吗？君不闻，1914年8月2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只记了这么一句话：“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去游泳学校。”（《卡夫卡全集》第6卷第33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世界大战爆发了，他就这么淡定，还有心思游泳？平常日记滔滔不绝、牢骚满腹，这个时候竟然是不咸不淡的这么一句话？是的，就是这样，那是日记，不是百宝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