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生于“三年自然灾害”，长在“十年动乱”，幸而在十七八岁赶上了“改革开放”——那是一个以读书为荣的“狂热”求知年头，连乘坐电车、购物排队时阅读都是如饥似渴的模样，一如当下车站喇叭喊叫“请不要看手机”的盛况，就差“注意脚下安全”的警示；而书刊供不应求，图书馆、新华书店和报刊门市部经常排起长队，皆为我的流连忘返之地。我当时正热衷于学画，偏偏摄影突然闯进来，成了我的新爱好。

1980年代初，我由耽好闲情逸致的“沙龙趣味”摄影逐步转向人文性专题的“纪实摄影”。常去拜访的老先生都嘱咐我“多读书”，耳濡目染，不知不觉中劲头越来越大。下班后如果不去暗室冲印，就乘电车赶往图书馆，读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绘画、摄影及构图、用光方面的书籍，好多是翻译苏联的电影戏剧教材。

曾在上海图书馆南京西路旧馆的阅览室里读过郑景康 《摄影创作初步》，书里阐述的摄影观对我颇有启蒙意义。有次在卢湾区图书馆翻检目录卡片，突然看到 《景康摄影集》（1958年版），赶紧填单借阅，如获珍本，又连续好几天一下班就去赏读。早就听摄影界老先生议论此集因为康生而被打成“禁书”，以为再也看不到了。集内收录吴玉章、林伯渠、欧阳予倩、郭沫若、梅兰芳、张仃、新凤霞等人的肖像，构图饱满，用光考究，眼神光运用尤为传神，为我的摄影练习树立了典范。

那时几乎每周都要去报刊门市部，先去四川北路桥下这家，规模、供应量全市最大，像紧俏的《当代》《十月》《世界文学》都能买到。再过桥走到福州路近山东路口那家，会供应一些少见的报刊，如 《外国文艺》《电影艺术译丛》，还买到《音乐爱好者》创刊号，夹页是赖礼庠的素描贝多芬像，我把它放在写字桌玻璃板下学习，试着摹仿那样的调子来拍摄肖像。《美术》每期必购，那些作品像一股强大的新兴思潮在涌动，让我也创作激情奔腾，摄影题材、表现技巧一度全方位仿效罗中立《我的父亲》（1981年）。孙鹤《神圣的职责》亦吸引我模仿拍摄护士特写，画面充满口罩，只剩一双大眼睛、左下角是手持针筒；还有王川《再见吧！小路》，程丛林《一九七八年夏夜——身旁，我感到民族在渴望》，无论立意与构图都是我的示范。

《美术》上的“创作谈”诸篇洋溢的激情与深刻的见解，成为我创作的动力与指引，像钟鸣《从画萨特说起——谈绘画中的自我表现》、何多苓《关于〈春风已经苏醒〉的通信》；冯国东《一个扫地工的梦》（1981年）自述因没文凭，调动工作失败了，买不起油画颜料就变卖东西，没画布就用衣服、裤子、床单等代替，最后说“为了画画请假和旷工太多，我将被工厂解雇，从此，我可以不必去为‘笤帚’和‘画笔’不能统一的难题再去伤脑筋了，但，我得另谋生路”——其遭遇固然沉痛，可他为艺术而坚韧不拔的热烈追求，令我心潮澎湃。

凡周日，要去新华书店。有回花了半个月工资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1979年版），喜笑颜开地抱着书回办公室，颇有当时“万元户”的感觉。印象最深的是1981年上海书展，还有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开设“文史哲专柜”，我犹如饿汉撞上大餐，大快朵颐，当然，貌似“广泛涉猎”，可很多中外文学经典，在我毕竟是皮相之读。而外国美术普及性读物，皆是薄薄一册，印制虽差，却使我开眼，真像进入“大观园”似的，知道了丢勒、拉斐尔、鲁本斯、伦勃朗……我从这些大师画作里，学习人物造型的明暗光影、空间透视和色彩调子等表现技巧，也在艺术思想层面上获得丰富滋养。我的朋友吴怀泽时任上海美术电影厂绘景设计，在我眼中可是身处“艺术前沿”，每次见面他所供给的信息，都给我带来“新潮阅读”。当我正读着冯伊湄回忆丈夫司徒乔《未完成的画》（1978年版），还在入迷《门采尔素描》（1977年版）时，他向我推荐毛姆《月亮与六便士》（1981年版），又推荐《美术丛刊》第18期（1982年）介绍康定斯基其人其作。

我从那时起便养成见缝插针似的阅读习惯，并锐意夜读，阅读量随之积少成多，书亦越买越多——戴勉《达·芬奇论绘画》（1979年版）、宗白华《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1983年版）；读了朱光潜译 《歌德谈话录》（1978年版）、罗大冈译《拉法格文论集》（1979年版）；还读过《李斯特论肖邦》（1979年版）、《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1980年版），伍蠡甫、林骧华《现代西方文论选》（1983年版）……还有“美学译文丛书”“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文化生活译丛”等很多丛书。它们都使我在创作理念、艺术鉴赏诸方面受到指导。如今这批书依然抖擞地排列在我的书架上，偶尔也还会取下，边轻轻掸尘边小心翻阅，顿生亲切之情。

西方文论画论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摄影价值观，我想借鉴西方美术造型方法致力于人物摄影，可发现过分讲究“情调”、倾向“纯艺术”的作品，与当时摄影比赛的录取标准格格不入，便立即转移拍摄题材。没多久，一幅拍摄炼钢工人的《小憩》，另一幅拍摄郊县老农的《农家乐》，入选1980年市级摄影展，还被报刊转载。从此，我拍摄工农兵人物屡投屡中，有一幅《老支书》获得上海市工人摄影展一等奖，又获全国展铜牌奖。可我内心却仍向往一条荒野小道，恰巧用稿风向转变，于是接连拍摄的《归侨老人》《象牙海岸的村民》等作品皆能入选。《阿拉伯船长》还得奖了，虽不是金奖，但那种充满西洋画意趣的拍法，至今仍诧异当时何来的创作勇气。

有次读到《四川青年画家谈创作》（1981年），其中谢军谈青年美展不让其作品《幽灵狂想曲》参展，我看了好多遍，“我喜爱强悍的艺术。最喜爱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我相信悲惨的命运在每个人头脑中都会反映出来，这种痛苦、压抑、冷漠荒诞的感情应该发泄出来……形象的荒诞证明了人生的荒诞。我借用超现实主义手法，这不是纯艺术形式的追求，我也绝不认为它是成功的，但起码真实，我要寄托自己的感情”。这对热衷于投稿参赛、以入选获奖为摄影目标的我来说，是不小的冲击，督促我反思，从困惑中走了出来。

正沉浸在西方美术中时，巧遇丁绍光《西双版纳白描写生集》（1979年版），我体会出一种东方艺术层面的亲和力。不久又读到李少文《读画杂感》（1981年），他站在古代壁画前、翻开古代碑版拓本的感慨追问，以及其作《九歌图》的表现形式，无疑使我开拓摄影境界，启迪艺术构思，“心摹而手追之”，试图在摄影表现方法上寻求一种历史趣味感。

因为对东方造型艺术的学习兴趣，遂有意识地接触古代人物画像刻本，先是绍昌先生魏老带我到愚园路顾炳鑫府上欣赏明清版画藏本，听了魏老为顾老收藏的陈洪绶《博古叶子》谋划影印的讨论。有位老先生得知我的阅读方向，居然开列《吴郡名贤图传赞》《清代学者像传合集》诸本须读目录，明清绣像的造型手法对我很有吸引力，并期望阅读古代文论来获得学业养料，从中追寻传统艺术的精神，拍摄出形神兼备的人物作品。一次，我在扬州大明寺殿前拍摄作品 《拂尘》，以为是在实践“寓人物精神于形象结构，蓄肖像意境于光影格调”的自我艺术理想，便寄往香港《摄影画报》投稿，居然获得银牌奖。

我还喜好郑逸梅的书，他的《艺坛百影》（1982年版）写了百来位人物，对我来说如同读人物摄影集似的饶有兴趣。其在描写技巧上多有经验之谈，把写人物喻为拍照，倘使一本正经用传记方式写，那就和端坐或挺立着照相差不多，形是有了，神犹欠缺；倒不如突出神，从动态中去表现，抓住人物片段活动来写；构思时务须把被写者的风度神采和内心活动一点点渗入字里行间，写出的人物才有骨干和血肉。郑老还谈及对于近现代人物更感兴趣，有的在前辈口角春风中略知梗概，有的曾亲自追随杖履，获聆清诲。这些所见所闻，应尽快记叙；否则相关掌故泯灭，岂不可惜。这番教导使我深感鞭策，推而及之，肖像摄影又何尝不是如此。有段时间，我曾追逐夸张奇怪的表现技巧，但很快由迷失而回归，大约与受过郑老“亲切有味”的审美观教育有关。

1980年代末期，我在京城范用先生家里终于见到邓伟《中国文化人影录》（1986年三联香港版），册内有他拍摄的78位文学家、学者、艺术家的肖像，作为专题拍摄并出版专著，不由得欣羡。以吾国人文摄影而言，邓伟于郑景康诸先生后继起，使得这些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的形象得以留存、泽被后世。我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觉得规模能更大则更好；但也深深知道，这需要胆识和学识。虽然愧己无才，尚不敢作此想，可见猎心喜、不禁手痒也是肯定的。

如今回想曾经的阅读生活，袁运生 《魂兮归来——西北之行感怀》（1982年）曾诵读再三，“我徘徊在霍去病将军墓前石刻馆，抚今追昔，无限感怀……我常以激动的心情想起敦煌、麦积山、龙门，尤其是想起北魏艺术……魏塑总以其特殊的造型意识勾画它那原不惊人的形态，既不富丽也不堂皇，但观之良久，总是将我吸引到它的精神世界里去”。我后来按图索骥前往参观，所收获的历史感对我的艺术追求具有重要引导意义。

最初，我的摄影理想，是期许“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家肖像”摄影专题，能让更多的读者走近上世纪末期一大批人文学科的名家大家。这里面寄托了我多年的阅读兴趣、学术理想以及对走过二十世纪的前辈们的心仪，所有被摄人物都是我通过广泛阅读而自己选择的（也有因种种原因错过摄影时机的）。终于，用了十余年时间，造访拍摄各地老辈专家学者三百余人，又经历了两年多时间，将已扫描转为电子数据的底片选编装为一帙，名曰《创造者》。然而，就像我曾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家肖像摄影作品捐赠展”开幕时说的，“上海图书馆是我的业余学校，我在这所学校上学已有四十个年头了，至今仍然在读”——我，还是一名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