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提到陈三立，许多人立即会想到徐一士、吴宗慈等人笔下的那位雅望清标、萧然物外、性情渊默的老儒。其实，青年时代的陈三立一直是一个颇为自负的才子。他继承了陈宝箴健谈豪爽的作风，与友朋相摩以道义、相输以肝胆的同时，使酒斗诗、张灯纵谈时时可见，征歌赌酒、流连坊曲在所难免。晚年始终折磨着陈三立的便血病，究其根底，也与青年时代的纵饮大有关联。这一段生活，在三立本人的诗文中也曾留下一二痕迹。

光绪四年（1878）三月，毛庆蕃来长沙拜谒三立之父宝箴，盘桓数月，游宴不辍。七月初三日，三立邀约廖树蘅陪同毛庆蕃又一次访游衡山。“及登祝融峰，遇暴风雨，衣襦沾湿，达僧寺，张灯就饮，倚几纵论。”谈话涉及学术流派，三立受家学影响，倾心于王阳明氏，对朱子之学则颇有微词。不料，生性循谨、笃守程朱垂为家范的毛庆蕃，听闻此言，“怫然变色，责其谬误，径去而强卧”。半夜时分，三立不断听到庆蕃辗转叹息之声，最终忍不住起身来到庆蕃床前，谢之曰：“犹未熟寐耶？顷者语言诚不检，然自揣当不至为叛道之人，何过虑至此耶？”庆蕃不语，“微昂首颔之”。次日清晨，二人“一笑而解”。

与毛庆蕃这位“畏友”相比，湖南武陵人陈锐（伯弢）才是陈三立少壮俊游的真正良朋佳友。二陈气味相投，狎若昆季。陈锐身怀良玉之才，却为衣食所驱，四处奔驰，往往“寄其意于讥诃谑浪”，“颇与世凿枘”，人皆指目之曰：“名士！名士！”外表看来轻世肆志的陈锐，实际上也是一个“爱气类，笃故旧”且“善感易怨”的性情中人。因此，尽管两人“所操颇持异同”，“未尝不互怜微尚，终始厚情感于冥漠也”，昆弟之交“相保数十年”。而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所录三立致陈锐书札，也正是谑而不虐的名士之气的真实记载。

陈锐之外，陈三立的另一位老友黄忠浩同样堪称性情中人。光绪三十年（1904），闭门索居的陈三立得知黄忠浩“以候选道改授狼山镇总兵”的喜讯后，抚今追昔，不禁追忆起年少时的段段往事：

我初识泽生，踯躅长沙市。短小精悍姿，蓬勃搴霞绮。城南校经堂，灯火罗髦士。文学富穰穰，呻哔就案几。谈兵好大言，君与杜五耳。（谓杜云秋。）而我相谐嬉，颉颃夸爪觜。遮邀每晨夕，饮啖恣睥睨。东街买豚蹄，西市斫鱼尾，南园供瓜蔬，北巷赊酱酏。满堂八九人，喧呶翻瓮蚁。或为上鹆舞，或效猕猱跪，或击剑破柱，或洒墨涴纸。被醉踏广坰，明月如泼水。杂沓据树石，错乱排泥滓。君时赤双颊，仰天立岌嶬。饥鸦啄其头，眼眵发尽指。扶掖到敝庐，倒枕鼾尺咫。中宵映烛坐，谢我谓几死。姜茗点肠腹，掉舌更拊髀，指画格斗状，捕盗同捕鬼。……

阅尽人间沧桑，回首年少时的赤子情怀，怎能不让人阵阵感伤？

三立心性既高，得名又早，偏偏久售不果。抑郁侘傺之馀，难免心生不平之气。除了在外同陈锐等人借酒浇愁，回到家中有时也会对着妻子罗氏倾吐一番。罗氏沉笃如其父，平日寡言少语，承顺颜色，但规劝丈夫却“言皆戆切”。三立“尝醉后感时事，讥议得失，辄自负，诋诸公贵人，自以才识当出诸公贵人上”，入则与罗氏言之。罗氏愀然曰：“有务为大言对妻子者邪？”一言惊醒梦中人，三立为之面惭，不能答。然而“酒酣耳热”之际，“中郁发愤”，往往又会情不自禁地再次向妻子诉说起来。

光绪十一年（1885），湘抚卞宝第（颂臣）听说陈三立长于文辞，急欲致之幕府，于是屈驾拜访。三立“以其先施也，往见之”。交谈间，贵为巡抚的卞大人“所言虚浮无实，无适听者，于洋务尤远”。“彼此言论不能相入，而可以共事乎？”三立毅然辞谢了巡抚大人的盛情邀请。即便是数年后，三立高中甲科，居官京曹，也自觉早非仕宦中人。

光绪二十二年（1896），机遇再次降临：陈三立与邹代钧、杜俞等六人同时被光禄寺卿曾广汉奏保，谕准着各督抚给咨送部引见。匪夷所思的是，两人却以“变法人”自励，以为“中国人变法，当自抗旨始”。

陈三立的名士之气，肇始于湘，鼎盛于湘，终结于湘。光绪初年，陈锐、黄忠浩、易顺鼎、袁绪钦等湘中少年，均是激发陈三立名士习性的重要人物；丁酉、戊戌之间，黄遵宪、罗正钧、熊希龄、邹代钧等维新之士，均是陈氏父子“名士行”中的常客，乐则啸歌，愤则痛哭，主宾意气上干云霄；戊戌、庚子之祸，父死而国变，君父家国无可复问者，从此湛冥忧愤，刳肝瀹髓，以成诗歌文字之奇，名士之气遂澌灭于此。其后，流风馀韵，虽不绝如缕，壮观终难再现。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四月，陈三立成进士；五月，以主事分吏部考功司；七月初，请假回籍。这是陈三立一生中唯一一次正式的仕宦经历。

陈三立到任不久，吏部的一位书吏衣冠楚楚地登门相贺。三立根据来人的衣着、举止，“误以为搢绅一流”，遂“以宾礼接见”。书吏见状，喜形于色，“亦昂然自居于敌体”。交谈不过数句，三立始知访客原来是本部的僚吏，“乃大怒，厉声挥之出”。书吏羞愧难当，掩面而去，临出门时小声嘀咕：“不得庶常，何必怪我？”强颜自饰之馀，颇含讥刺之意。三立虽以楷书不中律而未入翰林，又岂会迁怒于无知书吏？真正令他勃然大怒的，还是“部吏弄权，势成积重，吏部尤甚，兹竟贸然与本部司员抗礼，实大悖体制”。三立当众“折其僭妄，弗与假借”，并非小题大做，而是借此表明对纲纪坏弛的深恶痛绝。

其实，积重难返的又何止吏部？长官颟顸，属吏弄权，早已比比皆是，见怪不怪。书生毕竟是书生，名士只能是名士。陈三立原本也是身怀大志，亟于有所作为，如今亲身经历了小京官的真实体验，这才深切感受到了什么叫“浮沉郎署”，什么叫“难有展布”。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三立以侍亲为名毅然辞官而去，此时距离三立到任刚刚两个月。

三立辞别京师，经天津，往游金陵，留月馀，八月始还长沙。三立在南京的这一段行程至今仍有不少模糊之处，目前所能确定的只有以下一点：三立在宁一月，一直寄宿在与父亲为昆弟交数十年的父执许振祎家中。十五年后，三立寓居南京时，还曾在一首题为《瞻园·集次抱冰宫保韵兼呈花农布政》的诗中自注道：“己丑夏曾留瞻园一月，时许仙屏丈为布政使。”至迟己丑（1889）八月廿六日，三立已回到长沙。认真推究起来，三立中甲科后“不数月即告终养”，事先极有可能同父亲做过商议。而归途中逗留南京，可能也是为了驱散心中的抑郁和失望。此时此刻的陈三立，也许并不如后人所猜测的那样意态从容、悠然自得。三立此行，在江宁布政使官舍内结识了许振祎之子恩缉（熙甫），父辈相交数十年，两位年轻人虽是新交，却也惺惺相惜。恩缉“恂恂儒雅，颜温而气肃”，而三立则“意态暴露，酒酣或益恣语不检”，二十余年后，恩缉辞世，三立为作碑铭，回首往事，怨艾、愧疚之心依然深沉而真挚。

与陈宝箴相比，陈三立的确缺乏游刃于官场所必备的一些素质。己丑辞官之后，戊戌维新时的趋庭赞画同样暴露出三立不谙宦术的“弱点”，即便是后来接管南浔铁路总理职事，也终因格于人事而废罢。任事南浔铁路局时，陈三立经常自谦：“书生指画肚，赧未习其器。”细细体会此类诗句，也可以将其视为三立的自知之明。

书生意气，名士风范，既是陈三立不擅俗务的根源所在，又何尝不是他的可亲可爱之处？义宁陈氏的书生意气与名士风范，还将在此后的艰难岁月里一再凸现，留下众多可歌可泣之事。

（选自《陈寅恪家史》，东方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