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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林语堂的人生写照。他幽默闲逸、个性别致的文笔，不但深受国人的喜爱，更少有地在真正意义上走出国门，博得英语世界的青睐。穿梭中美两国之间的林语堂，其跨文化的心路历程，反映出一段深远而丰富的知识思想交涉史，亦体现了他对世界现代文明的批评与探索。

2019年4月，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钱锁桥携新著《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与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周晓虹展开对谈。本报选发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周晓虹（左）、钱锁桥（中）和燕舞在活动现场

“林语堂还属于21世纪，他还没有过时”

中华读书报：很高兴主持晓虹教授与钱锁桥教授在南京万象书坊的对谈。就在几天前，钱教授与汉学家顾彬先生在北京进行了一场题为“熟悉的陌生人：世界文学中的林语堂”的对谈，记得那天顾彬先生当场允称钱教授是“当今世界林语堂研究第一人”；钱教授忆及1980年代前中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读书时，并没听说过林语堂，周教授稍微年长一些，那您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读林语堂的呢？

周晓虹：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时，我听说过林语堂，但还没有（除了一本小说之外）正式读过他的著作。小说就是那本非常有名的《京华烟云》。大概是1988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了林语堂的《中国人》（《My Countryand My People》），责任编辑潘建国（版权页上叫“潘淏”）正好也是我翻译的《萨摩亚人的成年》的责编，他给我寄了一本。后来我也认识了那本书的译者郝志东教授，他最近刚退休，退休前是澳门大学社会学系主任。90年代，我读了林语堂女儿写的《林语堂传》，当时看了就特别痴迷，因为中间有大段的关于林语堂先生在业余时间研究中文打字机的故事，我从中得到了非常多的启发和领悟。我发现人的生活——一个学者的生活，是非常有趣的。

中华读书报：谢谢晓虹教授！我也想请教钱教授关于最初读《中国人》的感受。1994年上半年您受邀从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回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担任客座副教授期间，查了很多关于林语堂研究的资料，这对您后来的研究有着怎样的影响？

钱锁桥：1981年，我去北外念书，1985年毕业去深圳大学呆了五年，1990年出国。那时候国内最早知道林语堂的，应该是中文系的专家学者，他们在做《鲁迅全集》的注释，比如说上海的朋友陈子善教授。当时只有在那个注释里面，林语堂的名字才会出现。

1988年，林语堂的《中国人》简体中文版出版，我看了，但我当时的兴趣完全不在这些上面，那个时候我们追求的是西方最前卫的理论，如福柯。讲中国人、中国文化，是oldfashion，我当时在深大，就是翻译最前卫的西方理论著作。但是看到林语堂的作品以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是不同的话语。到了美国以后发现，图书馆里面一大堆全是他的英文著作，我就把图书馆里林语堂的著作看了个遍，觉得林语堂很厉害。他点拨了我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后来要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就以林语堂为标杆来作研究。南京师大那位校长当时不知道我在做这个东西，说要招聘人才回来，我说我短期内可以，后来我就回来了，实际上那时我刚好在写论文。当时是1994年。90年代有一阵林语堂很热，现在林语堂的著作基本上都印出来了，但只是他的中文著作，英文著作基本上都是译著。我要在此非常认真地说，如果真的喜欢林语堂，要读林语堂的东西，你必须读他的原文。林语堂的译著，只有一本可以说是他授权的，就是那本《啼笑皆非》，他译了一半，另一半是另外一个人翻译的。其他的译著，基本上都是没有正式授权的。

我在《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这本书中说，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上，林语堂和鲁迅、胡适应该是三个坐标，其实我最关键的一句话是，林语堂还属于21世纪，他还没有过时。

中华读书报：我也很感兴趣日常生活当中林语堂的状态。

周晓虹：今天要是男性太硬的话，有一个词叫“直男”。而林语堂则是标准的“暖男”，无论对他的太太，还是三个女儿，甚至对他的论敌，林语堂表现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一面，关怀的一面，或者也可以说是人文主义的一面。

钱锁桥：林语堂刚开始吸引我的，绝对不是一个“暖男”，而是一个真男子，好男儿，真正的中国现代的男人。我在这本书中要表达的最基本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重新开发出来的林语堂，就是一个“暖男”的形象，讲生活的艺术，讲讲幽默，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形象。但这只是一个方面。90年代以后，国内大众媒体对林语堂形象的宣传，是从学院开始的。我在《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中强调，林语堂一辈子都是批评家，在中国是，在美国更是，一以贯之。但同时他有很多面向，是多元的。林语堂去美国后，主要是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梳理，开拓出一套在美国人看来比较吸引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与生活哲学。这个哲学对我们现代来讲，也是非常切合的。当然，林语堂承继了晚明名士的一些传统。

中华读书报：不管是什么学科或门类的研究，首先要有史料，对史料的掌握与突破。钱教授的史料中有大量英文的，也涉及林语堂1920年代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德文博士论文《论古汉语之语音学说》（Zuraltchinesischen Lautlehre），因此我特别赞赏钱教授在林语堂研究上对英文及其他外文史料的突破。晓虹教授和钱教授代表人文和社会科学不同的学科界别，能否请您二位分享一下做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的心得？

周晓虹：钱教授的书在史料上下了很大的工夫。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书中关于林语堂和赛珍珠一家的书信往来。赛珍珠的第一任丈夫是美国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JohnLossingBuck，中文名叫卜凯。后来的丈夫是出版林语堂作品的公司老板华尔希。我过去看林太乙的传记，好像没怎么提及林语堂和他们之间的通信。我想原因在于父母给别人写信，未必都会告诉女儿。从这个角度来讲，钱教授在史料上下的工夫，起码让我们看到了林语堂的一个侧面。

钱锁桥：我做林语堂研究，实际上是从伯克利开始的。但从个人方面来讲，我是在寻找自己的历史。有些评论这本书的文章说，你关于林语堂海外时期生活的那一部分讲得很多，我们以前不知道。做民国研究，不能光看中文资料，你也得看英文资料，当时上海有那么多的英文报纸，特别是做上海研究的话，这个就更重要了，比如说你要搞清楚民国时期上海的很多精英的生活，他们甚至是以英语作为写作语言的。林语堂在上世纪30年代就是双语创作，而且英语写得比中文还多。研究历史不能光看别人的资料，你要真正还原到当时的情境中去，要回到源头，看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这些史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林语堂是中国文化的异类”

中华读书报：林语堂先生在美国时期的一大贡献，可能包括向美国人介绍中国人是什么样子、生活的艺术这些。钱教授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也专门讲到了对国民劣根性这个提法的一些解释和思考。周教授怎么看林语堂的书写，他的翻译，以及他双语写作的贡献？

周晓虹：林语堂的背景跟鲁迅甚至跟胡适都不一样。林语堂从小生活在一个基督教的牧师家庭，上上个世纪末全中国闹教案也主要是在北方，相对来说南方的教会人士受到的冲击会小很多。赛珍珠的父母也是这样，他们是镇江教区仅有的传教士。我想后来赛珍珠和林语堂能够有这样子的友谊，和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共通共鸣，是有关系的。我为什么说林语堂是“暖男”呢？所有的标签都是比较的结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看他对传统中国的接受，或者说认可的程度，要比同期的作家都温婉一些。大家读过巴金的《家》《春》《秋》吧，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的冲突，是以怎样的一种方式，来展示中国现代性的成长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对峙。这种对峙，在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看来，中国的文化每一页都是吃人的。但是你看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接触和把脉，他就没有感觉到这种东西。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这种差异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林语堂自小就生活在一个传教士的家庭。换句话说，他本身没有受到太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压抑。包括他的婚姻，尽管他的太太一生也是家庭妇女，但是毕竟读过大学，能够用英文写作。他没有鲁迅那样的遭遇。我们都知道朱安和鲁迅的关系，而且我们也知道，这种关系不仅是鲁迅，对当年那一代知识分子来说，似乎每个人都有父母给他们留下的一个“遗产”，那就是他们的小脚妻子。从这个角度来讲，林语堂是中国文化的异类。当然，这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在那个年代要想成长出千百个林语堂，是不可能的。由于这样的背景，林语堂对中国文化之痛的感受，可能没有鲁迅、巴金那么切肤。

第二个原因，可能来自于林语堂所受的宗教因素的影响，所以他不那么激烈。鲁迅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后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受到了西方话语的影响，包括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等。但是林语堂的《中国人》里讲的中国人的特点，总的来说，都不是那么负面，尤其是他对中国人幽默感的揭示。“幽默”这个词，就是林语堂最早翻译的。从这点可以看到，林语堂对中国国民性的揭示，没有那么尖锐。林语堂对国民性的很多描述，倒是今天我们更能够接受，因为我们也希望看到中国人不光是阴郁的一族，也有同样明亮的地方。

钱锁桥：国民性这个议题，其实是一个舶来品。这里面的接受过程是很漫长的，但到了19世纪，因为中国积贫积弱，而且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很强盛，有自傲心理，对中国人的评价基本都是负面的，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明恩溥等人。鲁迅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日本看到这种说法以后，就拿过来用，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犀利的批判。很多人说很犀利很深刻，其实深刻也不是原创的，这是西方传教士的话语。我要说的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像巴金那样的描述，是一种解读，像鲁迅的《狂人日记》，也是一种解读。没有谁对中国文化传统有独尊的霸权式的解读。我认为，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解读有他非常独特的一面，林语堂最关注的，就是自由精神。他欣赏苏东坡，欣赏晚明名士等，都是在强调他们的自由精神，也就是他说的“浪人”精神。他是要捋出中国文化当中这样一种东西。

林语堂在美国讲国民性为什么这么成功呢？最基本的一点，林语堂的学问、知识背景是中西并举，他没有任何自卑感，在中西文化中穿梭自由，对西方文化，对自己的自我意识都是平等的。从社会学角度讲，这个非常重要，是关键所在。

中华读书报：当下的情况是，“中国研究”成了特别吸引人的一个领域。不知两位教授可否分享一下在做“中国研究”时方法论上的一些心得呢？

周晓虹：对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导入过程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路径进行。阅读林语堂，也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路径。我刚才讲到，《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里面资料的梳理非常到位，钱教授让我们看到一个多侧面的林语堂。你读林语堂的生平，1895年出生，1911年左右在圣约翰大学读书，1919年到哈佛。24岁的林语堂，美国、德国、法国游历一圈后，回到了中国。到了1936年，他又到了美国，而这次一呆就是30年。人生的最后十年，他又回到了台湾，没有回到自己的出生之地漳州。我想他选择台湾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呢，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二呢，这样可以和自己的家乡遥相对望。这是寄托他思念最好的方法。我们一生都是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进行游荡，进行对话。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跟世界就是一个互构的过程。

中华读书报：《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的副标题很耐人寻味，我觉得它不能轻易省略，否则就等同于一个普通版本的“林传”。这是一部智性传记，处理的是中国20世纪知识思想史的议题。

钱锁桥：林语堂一辈子都在做“中国研究”。中国的现代史，从很大一方面来讲，就是留学生史。1905年科举制废除了以后，年轻学子求学就两条路，一是去日本，一是去英美，去日本的比较多。然后，慢慢地中国才建立新式学校。而林语堂可以说是在本土留学，圣约翰毕业，后来再去西方留学。林语堂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从小——起码是在大学时代，就关心中国文化。鲁迅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但是他比较痛恨他的文化背景，所以他要批评。林语堂也有自我意识，就是说，他受的教育是教会教育，他后来批判说，教会教育到中国来，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把中国人和中国的教徒割裂开了。他一直有一个强大的冲动，就是研究被隔离开来的中国，进而上升到中国文化。1910年代前中期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期，林语堂已经开始关注中国文化，还用文言文写过两篇文章。到了北京，又用英文写论文《礼》，完全是一个汉学家的口吻。但是，他说我是从里面来看的，不是从外面来看。他有一定的距离。

（《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钱锁桥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9年1月，8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