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近年来陈河表现亮眼，他曾是首届“郁达夫小说奖”，以及“华人华侨文学奖主体最佳作品奖”获得者。2016年陈河的《甲骨时光》荣获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大奖，2018年陈河小说《红白黑》由意大利出版社出版，他也由此获得了意大利荣誉市民的称号。近日，东南大学副教授张娟对话陈河，就他作品中的战争谱系、阿尔巴尼亚情结、历史非虚构写作、主人公构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进一步探讨了当代海外华文作家的“中国故事”和社会责任。

本期嘉宾：陈河

陈河，原名陈小卫，生于浙江温州，年少时当过兵，曾担任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94年出国，在阿尔巴尼亚经营药品生意。1999年移民加拿大，定居多伦多。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夜巡》《西尼罗症》《我是一只小小鸟》《南方兵营》等，长篇小说《红白黑》《沙捞越战事》《布偶》《在暗夜中欢笑》《甲骨时光》《外苏河之战》。曾获首届咖啡馆短篇小说奖、第一届郁达夫小说奖、《小说月报》第十四届百花文学奖、第二届和第四届中山杯华侨文学大奖、《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提名奖。

张娟：陈河老师您好！您的新作《外苏河之战》发表在《收获》2018年第1期，随后又出版了单行本。在您的写作中有一个战争小说的系列，比如《沙捞越战事》描写华裔士兵周天化被英国军队空投到马来西亚沙捞越丛林执行特工任务的故事，《米罗山营地》讲二战时期一支秘密部队对日本占领地区进行特工渗透和丛林游击战的故事，《外苏河之战》是写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抗美援越战争，您对战争题材的兴趣为何这么大？您的写作和国内作家有很大的不同，您的立场是什么？是人性吗？

陈河：关于战争题材，在《外苏河之战》发表之后，我自己也觉得真的已经形成了一个战争系列。前面有《沙捞越战事》跟《米罗山营地》，怎么会又有一个《外苏河之战》呢？应该说，一个作家的经历往往会决定了他写作的方向和内容。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关于战争题材，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写那么多，完全是一种表面上看似偶然的情况，把我带入了这个题材，或者说是让我遇上了这个题材。

前面《沙捞越战事》和《米罗山营地》都很奇怪。当时我人在加拿大，居然写到几十年以前的马来西亚的抗战。而且在写《沙捞越战事》的时候，我甚至都没去过沙捞越，没去过马来西亚。这个是比较说不清楚的事情。有一条比较清楚的是，这几部小说相对来说都是一种历史题材，可能跟我对我们中华历史的情怀有关系。尤其是我出国以后，对祖国的历史、对祖国命运的关切，比过去更加强烈。所以说一旦遇到抗日战争这种关于国家命运的题材，包括后来遇到抗美援越的这种题材，都会觉得特别敏感。

又因为我自己当过兵，有一种特别强烈的革命情怀，所以会对这些题材比较敏感。一旦遇上了就会爆出兴趣的火花，就会愿意去写这样的小说。当然我的写作立场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一个战争，通常都讲英雄主义、正义和非正义。但是我的立场不是这样子，特别明显的是在《沙捞越战事》，这个小说里边主要人物的身份认同都成问题，他根本就没有为谁而战的觉悟。要说起来，可能就是存在主义哲学在我思想里起到了支撑的作用，就是人在特殊境遇里边的一种选择。所以我写他的勇气，写他为了寻找自己的理想，想把自己成为这么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塑造自己。也可以说是在描写一种人性，但绝对不是塑造英雄的写法。《外苏河之战》里面我写战争，写当年越战，写越战中一部分美国人炸越南北方，我们中国派军队秘密出战打美国的飞机。但实际上在写作的中间，我觉得战争已经变成了一种背景，我主要是在写一个年轻人。我们中国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年轻人，他们为了寻找自己的理想，不顾一切困难，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让我感动，写到最后又变成了一个爱情的故事。我觉得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演绎一个年轻人短暂的生命，非常美丽的生命，这是我要表达的一种东西。实际上，战争变成了一种舞台，一种背景。主要还是写人性，写人生故事。

张娟：《沙捞越战事》写加拿大华裔军人远赴马来西亚作战，《米罗山营地》等以马共领导的游击队战争为主要素材，您主要是靠网络来完成资料收集。《甲骨时光》则在资料收集上下了更大功夫，以学术的态度参阅了邦岛男的《殷墟卜辞研究》、郭胜强的《董作宾传》、杨宝成的《殷墟文化研究》、李济的《安阳》、董作宾的《殷墟谱》、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还有文中提到的加拿大早期传教士怀特主教的《河南的犹太人》等文献。您如何看待纪实和虚构的关系？

陈河：在我所写的几本书里边，《米罗山营地》就是一个非虚构的作品，我所收集的材料应该说是尽量做100%的真实非虚构的要求。但是小说跟非虚构故事完全是两样的，小说是靠想象和虚构支撑起来的，所以小说你可以随便怎么写，把它写得天花乱坠，写的完全就是非存在的东西，你要让读者觉得你所需虚构的东西，有一个逻辑上的可行性，他们觉得好玩，那就是你成功的地方。我这几本书，包括《沙捞越战事》和《甲骨时光》，尤其是《甲骨时光》，一方面我要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写中华文明那一段最辉煌的历史。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实际上就是大概三千年前开始有甲骨文后，有比较具体可辨认的历史记录，之前那些全部是比较模糊的，是靠神话靠推理来证明的。所以我写《甲骨时光》不能完全凭空乱想，我努力寻找到很多文献，花最大的精力来复原当时历史的场景，花了很多的工夫。但是毕竟我写的是小说，不是学术的一本书，我没必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研究甲骨文、辨认甲骨文上，这个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我要从大量的史料里边，摸索出历史的脉络，找到想象虚构的依据。所以说我最终的目的是要写一本非常好看的关于寻找甲骨文那段历史的一个好故事，但是又不能让人家觉得你是在瞎编乱套，不能像狗血电视剧一样瞎编乱套写穿越那种比较浮躁的东西，我要写个扎实的故事。史料里面找出来的东西，无非是一些记录，它不可能表现出当时那种场景，以及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心理，这是史料没办法给你提供的。小说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人物，人物的内心、人物的细节，这些都是要靠虚构的。而且我觉得我的写作完全是从西方那边学来的现代的技术，它的功能就是可以把时间调动起来，用时间来组成一个迷宫。还有一个就是它能够调动人的潜意识里的想象，这样就会创造出一种非现实的、魔幻的、神奇的效果来。所以说写小说，纪实和虚构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事情。

张娟：您在《为何写作》中说道：“我相信在阿尔巴尼亚的五年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刻，充满焦虑恐惧又极度兴奋享乐。”在您的《在暗夜中欢笑》《红白黑》《绑架者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等小说中，阿尔巴尼亚都反复出现，您是否有“阿尔巴尼亚情结”？阿尔巴尼亚留给您最大的精神财富是什么？

陈河：毫无疑问，阿尔巴尼亚情结是我小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实际上真要说起来，我1994年把自已原来国有企业的工作辞掉，去阿尔巴尼亚，实际上也是受到阿尔巴尼亚情结的召唤吧。因为年轻的时候一直在看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所以对阿尔巴尼亚有一种特殊的熟悉感和亲切感。所以当时一说是去阿尔巴尼亚，就会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愿望，我马上没什么顾虑就决定去那边。后来在阿尔巴尼亚五年的时间里，经历的事情太多了。那时候刚到国外，对国外感觉特别新鲜。比方说我写到去杰罗卡斯特——也就是希腊跟阿尔巴尼亚边境的一个小城市——当时那种新鲜，那种感觉，觉得是一种美感——因为没有见过国外的小山、山区的石头城，就觉得特别漂亮，那种美感的印象是永远抹不掉的。当然，后来经常去国外旅行，更漂亮的石头城可能也有，但是都没有最初的那种感觉。所以最初的那个感觉就永远留在心里面。

然后在阿尔巴尼亚经历了战乱，又开始自己创业。阿尔巴尼亚确实是非常美丽的，而且那里的人民都很有意思，所以我经历了很多的传奇的事情，也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物。有经商的，有黑道上的人，甚至我自己曾经差点丢了命，被人家绑架了。这些经历确实是人生中可遇不可求的，就像当初的一批知青作家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就开始写作，就是靠自己的知青经历，而且他们写得特别有感觉。我这段阿尔巴尼亚生活就像一个插队经历一样，是非常好的写作资源。所以说后来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是2005年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从阿尔巴尼亚的经历写起，就是《被绑架者说》开始，马上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说实话，阿尔巴尼亚情结不是我一个人有，它关系到中国一代人，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很多都有阿尔巴尼亚情结。所以某种程度上我的《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为什么会获得郁达夫小说奖，实际上我就是写出了那一代人的阿尔巴尼亚情结，所以感动了很多那代人。所以2010年，那时候我从事写作才四五年的时间，能获得这么大的奖项——全国大牌在竞争的奖——就是跟这个阿尔巴尼亚情结、利用了集体记忆是有关系的。所以说阿尔巴尼亚这段经历对我的写作确实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张娟：在您的写作中，空间转移是一个很明显的线索，从温州到阿尔巴尼亚，到巴黎，再到加拿大，可能也是一个现实的转移，而近年来您在文本中又以虚构的方式写到了马来西亚、越南等地方，能不能谈谈您的行走和空间转移对您创作的影响？

陈河：我小时候就一直信奉这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谁都喜欢。现在大家都喜欢旅游，这是每个人都追求的一个目的。我当年离开中国去阿尔巴尼亚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为说实话，读万卷书，你在家慢慢读就好了；但是行万里路，当时确实觉得是非常奢侈的一个事情。后来去了阿尔巴尼亚以后，我实现了自己行万里路的这个目的。当时还不是为了写作，我就是利用一切机会到处去行走。当年在阿尔巴尼亚，那时刚刚开始做生意，生意也不稳定。但是我还是会为了旅行，把什么东西都先扔掉，旅行回来再说。1996年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去过埃及，去过伊斯坦布尔，去过希腊；后来又去了西欧，法国、德国，去了好大一圈。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这个旅行对我来说真是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那次去法国，好像是在1996年，刚好是阿尔巴尼亚动乱，整个国家因为两个党派的斗争产生了全国动乱，欧洲派了八国部队来维持和平，阿尔巴尼亚人把所有武器库全打开了，几乎人人手里都有枪。那次动乱比较厉害，我们大家都说想办法暂时避难，到其他国家去。后来我运气比较好，有个朋友帮我搞到了去法国的签证，我就去了法国。在法国巴黎待了一段时间，又去意大利、德国、比利时游了一大圈，时间也不长，大概二十多天。但是这二十多天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经历，因为那时候虽然去了阿尔巴尼亚，但是阿尔巴尼亚是一个非常落后的、贫穷的、危险的、动乱的国家。我到了巴黎，一看到原来是那么美好——在1996年的时候，出国机会还不多，到西欧还是比较难得——看人家那种繁荣，看人家那种秩序，然后又接触到很多华人在西欧的生活状态。那段经历后来在2007年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有一回突然想写一部长篇，就是《致命的远行》，出版的时候改名叫《红白黑》。如果没有那段去法国的经历，我是完全没办法写出《红白黑》这本书的。虽然就二十几天，但是《红白黑》那本书我完全写的或者说至少有一半是在写法国意大利那二十几天的经历。所以说我的行走对我是有多么大的用处。

张娟：您的小说《红白黑》2018年由意大利的出版社出版，您也由此获得了意大利荣誉市民的称号，所以说这部小说的问世就是您这段旅行经历的产物？

陈河：这本书没想到在2018年由意大利的一个叫西西里的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出版，我没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应，意大利好多大的报纸、杂志都纷纷发表评论来称赞这个“View”，就是好的品味，来评价这本书。今年十月份我去了意大利，他们出飞机票，出费用，我去意大利参加他们一个图书文化节。西西里巴热木的市长授予我一个荣誉市民的称号，这是我没想到的。我前一阵子听过一句话，是国内一个政府官员说的，就是：“卖出去的文化比送出去的文化更加有生命力。”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国家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想把中国文化推广出去。但是我这本书是民众通过民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发现了这本书，是卖出去的。所以我这本书出版他们要给我版税的，他们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出版社。他们卖这本书卖得多是赚钱的。他们会认真找一本可以卖钱的书，这本书印出来以后他们有钱可赚。我上回去了还真的在西西里那不勒斯的一个火车站的书店里，买到了自己这本书，说明这本书在意大利的很多店里面都有卖，那就是很好的一个事情了。归根结底，这本书的来源就是因为我当时去了法国的这个经历，可见这个旅行对我有多重要。我那天跟意大利出版局的老板安东尼奥交流的时候，他就问我：“你当时在法国待了多长时间？”我说：“我没有在法国待过，我只在阿尔巴尼亚待过。”他又问了一次：“你这本书里写到很多法国的事情，那你不是在那边住过吗？”我说：“我没有，就是在阿尔巴尼亚的时候，有一次去法国待了一段时间。”我还稍微说得长了一点，说待了几个月，实际上就一个月不到。他就觉得非常神奇，觉得难以置信。他说你居然没在法国生活过，就把法国人的生活写得那么栩栩如生，他觉得我的想象力太强大了。毫无疑问，我有好的整合能力和虚构能力，但是离不开自己当时在法国旅行所体会到的感觉。

张娟：那么，您觉得为什么这本书会获得西方人的青睐呢？您在写作时设定的潜在读者是什么群体？

陈河：因为是这样，现在有大量的中国移民生活在欧洲。很多欧洲人看到那些中国人，知道他们每天吃着中国餐，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中国人群体在欧洲，内心想的是什么，他们的历史是什么，他们的家乡是什么样的。因为一些欧洲人可能看过一些中国的作品，包括张艺谋的电影、余华的小说、莫言的小说，但是这些写的都是过去的中国人，而且写的那些中国人都是很穷困、非常封建、或者非常落后的一种生活状态。欧洲人可能以为中国人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我这本书《红白黑》写的是现代的中国人，我写了他们的家乡——温州，我在书里把温州的江南风景和历史写得非常美丽。而且我把书里面这些人物的灵魂都展开了，都非常美丽，他们都有非常丰富的情感——他们讲义气，他们有美好的生活的追求。我看了一个记者的评价，就是说这本书让他们真正看到了在欧洲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内心、他们的想法。

那么你提到我潜在的读者是什么群体，这我没想到。我写作首先是为自己内心的一种图景来写，我觉得小说就应该这样写，我并不考虑小说写出来卖得好不好。现在可能小说写得越通俗、越狗血卖得越好，但是我不考虑，书卖得好不好对我来说是不重要的，所以我的书，比方说《外苏河之战》，在《收获》上发出来，然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刷出来，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卖得多卖得少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你看《收获》一出来，主要文学界的人应该都能看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出，该看的人也都看到了，至于再出一个，哪怕卖得再多个几万本甚至几十万本，对我来说没什么太大意义。

张娟：您早年的写作题材是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主，所以有研究者认为您是“经验写作”，但这几年您的题材广泛，从《甲骨时光》到《义乌之囚》再到《外苏河之战》，早已不是经验能够涵盖的，您为何会有这种创作的转向？您如何看待批评家对您的批评？比如针对“经验写作”的批评您是否有为此而刻意改变创作关注点？

陈河：的确是这样，我重新回到写作的时候，确实是靠阿尔巴尼亚的故事去唤醒集体记忆，经验写作是让我走上了一条捷径。但是我自己知道，写了一段时间阿尔巴尼亚的故事之后，我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在走当年知青作家的老路。当年一些知青作家，写了一段知青生活以后，就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了。他对他后来的生活没有感觉。所以我写了一段时间阿尔巴尼亚之后，就有这样的感觉，再这样写下去，要么就是重复自己，要么就是江郎才尽。一个作家，要真正保持好的写作状态，不能老是写自己的经历，必须要开拓你的想象、你的虚构能力，你要去寻找你的领域。那么很大的一个领域就是历史题材，历史题材是永远写不完的。还有，我在阿尔巴尼亚毕竟只有五年时间，在阿尔巴尼亚之前还有在中国，现在加拿大又过了二十年，不断会有新的事情出现。所以，我一方面写阿尔巴尼亚，同时也在写我的过去、现在，这样我写作的领域就会扩大了。后来我开始尝试写一些历史题材，尤其是在长篇小说上。写长篇小说我是有意识地，比如说《沙捞越战事》，我尽量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里边的虚构、想象，我所掌握的对丛林、对巫术、对宗教的知识，全部可以发挥出来。你读过《沙捞越战事》，就会觉得我的想象力，我对丛林的了解，会有那么多。这些都得益于我的阅读。如果你看了《沙捞越战事》，就不会说我是专门写阿尔巴尼亚、写自己经历的。我写的大量中短篇，除了有关阿尔巴尼亚的书写以外，我还有其他的书写。我的中短篇比长篇更好，我相信我的中短篇可以达到非常高的水准，我每篇都是非常认真地在写。所以我觉得现在写作的资源是没问题的，我不会重复自己，我每一本书跟前面一本书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一直能够坚持，有新东西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娟：您提到在《沙捞越战事》中您的阅读对您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我注意到您的作品中经常会看到副文本的出现，从您的小说中可以看出来福克纳、博尔赫斯、帕穆克、卡尔维诺等西方作家对您的影响很大，您的写作可以说是一种“沉思的写作”。对您的写作影响最大的精神资源是什么？是生活还是阅读？您最喜欢的作家、作品是什么？

陈河：我觉得现代小说从结构上看，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小说的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说的话题，它是非常有美感的。比如说建筑的功效就是住人，但是为什么有些房子看起来又实用又漂亮，还有不同的形式，尤其是有些现代的建筑，我们进去感觉到特别舒服，它实际上跟小说的结构是一样的。比如说音乐，音乐也是这样，西方音乐，像交响乐，它是有程式地展开的。小说里也有它的套路。总的来说，现代小说跟西方的科技文明发展是有很大关系的，它处理时间和空间的能力，是不断地在进化。它跟哲学的演变，都是有变化的。我们看过去的哈代、巴尔扎克，他们基本上是平铺叙述的，跟现在有很大的区别。对于小说的形式，我很早就觉得特别有兴趣，所以在结构上，我尽量要把它写得有意思、有创新。我觉得西方对我有影响的人很多，比如你上面提到的。但是我想特别提一下纪德的《伪币制造者》，我很早就开始读，对我影响非常大。它算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小说结构，它在小说里又嵌进去一个人在写的一本小说，这个小说的文本，也许就是你说的副文本的技法，我觉得好玩。我有一段时间，在上世纪80年代我还没出国之前，补了大量的现代的小说，包括法国的新小说派《橡皮》《嫉妒》《去年在马里安巴》，这些小说在那时候，是非常新奇的一种小说形式，我觉得好玩。当然，我现在也不会按那种方式来写，但是它给我早年一种训练、一种阅读，让我在写小说的时候非常注意小说结构的新形式。让人看起来特别好玩的有一种迷宫式的结构，迷宫式当然是从博尔赫斯过来的，但是这个迷宫式的结构在我小说里是我一直要追求的一种特征。一个人的阅读自己可以掌握，但不管怎么说，写小说是要有天分的。有些人再勤奋，他写小说的那种天分没有。并不是说写小说要有多聪明，或者说有多了不起，但要有一种特别的感知能力。可能他在其他方面不怎么样，但他会把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直接地用一种感受、一种图景展现出来。然而很多人是用逻辑、用推理，比如说有些人一看这本书，马上会用道德来评价这本书，而不是从形象的思维来感受，这个是一个天生的问题。所以阅读是可以自己来掌握的，但生活经历你是无法控制的。比如说有些人去当知青，有些人坐过牢，有些人去打仗，去经历什么，这些都不是愿意不愿意去做的问题，但是你最后经历了。假如说有些人有这个经历，可能会对他写作有好处；但有些人没什么经历，也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像我目前的状态，该经历过的生活都已经经历过了，我不会为了什么经历去寻找一种刺激的生活了，我现在是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阅读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了，不需要去大量地阅读了，我该读的书，早年读的书才有用，现在读的书基本上没什么用了。早些年更多是一种沉思，就像你所说的“沉思的写作”，现在我觉得该有的都有了，生活有了，阅读也有了。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经历的东西有意识地扩张、提炼出来，现在主要是凝望、回望自己的生活，在内心里有意识地让它自己浮现出来、成长出来，可以再写我自己的一些作品。

最喜欢的几个作家，上面也都提到了，我不会喜欢太多的作家。现在有很多时髦的书出来，大家都说好，我不会觉得好，我有自己的一个评判标准。

张娟：您在《黑白电影的城市》《红白黑》《甲骨时光》中都有一种深深隐匿的激情，或者说您总是塑造一个外表冷酷理性的男性主人公，但是他的内心却激情如火，特别是这种激情不是局限在个体的私生活，而是在格局很大的社会、革命范畴，这个男性主人公的形象中有您自己的影子吗？

陈河：你讲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也是因为你对我作品读得比较深入，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通常的人是提不出这样的问题的。我小说中男性的人物，他表面上好像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他内心是非常激烈、激情如火的，而且他这个格局是一个非常大的格局。我小说里边那些人物，绝不会是一个猥琐男，甚至我最近写的一个叫《碉堡》的小说，是在《十月》杂志上刚刚发表的，已经有反响了，《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都要转载。这个小说里的人物好像是猥琐男形象—— 一个农村出身的大学生，然后去了阿尔巴尼亚，结果最后把老婆抛弃了。他看起来是猥琐的，但是你看到最后，发现这个猥琐男，却有一个非常执着的家庭观念，后来也变成一个非常让人家尊敬的人物，他的内心也是有他了不起的地方。

你举的刚才几个作品里面的，我认为尤其值得一说的就是《义乌之囚》里查理这样的人。他有一个特别疯狂的世界革命的理想，他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可以抛弃一切。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疯狂跟《外苏河之战》里的人物有着相通的地方。他身上有着“文革”的痕迹，从“文革”走出，他把革命当作他的义务，把自己赚来的钱拿来想在非洲输出革命。至于说有没有我自己的影子，也许有，因为写小说不可能都没有自己的影子，而且我成长的那个年代确实有一种比较虚幻的革命理想。但是我写他们的理想，并不会说自己要赞美他、歌颂他，实际上我不断在塑造他们，也不断在自嘲、在嘲讽他们的那种想法。这个问题确实比较有意思。

张娟：您在小说中很少着力去塑造女性的形象，比如《甲骨时光》中杨鸣条和梅冰枝的感情处理就比较单一，《义乌之囚》中的女性形象也是很单薄的，像一个影子一样。能不能谈谈您的性别观？

陈河：我很少去塑造女性的形象。实际上我写过一本书叫《在暗夜中欢笑》，还有一个长篇叫《布偶》，这里边写女性、写爱情就比较多。其他几个小说像《甲骨时光》和《义乌之囚》，确实如你所说写女性形象比较少。为什么我会把她们写得就是一个淡淡的影子一样呢？这出于一个小说的策略。因为《甲骨时光》是一个复合型的小说，我把感情的着重点主要集中在大犬与巫女的感情上。杨鸣条和梅冰枝的这段感情，假如我把它写得太细致，就会冲淡大犬的那一段爱情。我觉得杨鸣条和梅冰枝的爱情仅起到一种衬托的作用，我尽量把它写得笔墨少一点，像影子一样，是为了突出后面大犬和巫女的那种爱情。至于《义乌之囚》里边的女性也是一样，因为我的目的是要去写查理的疯狂、写他弟弟，假如我把这个感情写得很多了，反而会冲淡这些东西，这是我的一个策略。

所以说我倒不是写不了女孩子，其他一些作品里面，我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应该说也是蛮到位的。比方说《外苏河之战》里，我写的库小媛，我觉得库小媛这个人物塑造得挺丰满的。应该说在这个小说里面写她的笔墨用得不少，但是也没有太多渲染，因为放在我整个叙述的布局里面，还是比较简练，但是我觉得库小媛这个人物我已经把她写出来了。

张娟：我在一篇评论里以您的《甲骨时光》为例，认为“《甲骨时光》回到历史，依据真实的殷商甲骨考察史写出了一部穿越千年时光的、具有理性精神和诗性幻想的恢宏作品。以河南安阳和殷商王朝为背景的《甲骨时光》是一部典型的‘中国故事’，但这个故事出自于一位在海外闯荡多年的华裔作家之手，在表达的中国经验上，在故事的讲述方式上，都传达出了独特的经验和气质，对于当下文坛也具有启发意义”。您如何看待海外作家对“中国题材”的关注，您认为海外作家写作“中国故事”和国内的作家写作“中国故事”有什么差异？

陈河：如何定义海外文学，或者海外写作之类，这是一个很难说的问题。总体来说，我觉得用“海外军团”比较可以说明这个情况，特别是新移民作家们。因为这些人虽然在国外，但是发表东西还是在国内，所以称为“海外军团”比较可以理解情况。那么所谓“海外军团”这十几年来在国内确实是受到关注的，每年的小说引起大家注意的，总会有那么一些来自海外。可以用数据证明，最近《收获》2018年的排行榜，读者人气榜里长篇小说类有我的，中篇的有张翎的，短篇小说类还有凌岚的。这说明海外作家至少是占了一席之地。但你要从人口总数来说，这些海外作家，无非是这十到三十年间出国的新移民，这些新移民的人口算足了，也就一两百万，不足中国一个县的人口。所以说一个县的人口，它所产生的这些作家，有那么多个，已经是非常了不起。说简单一点，海外的现在写作力量大概抵得上中国一个文学大省的实力。但是这是因为去海外的，大部分是受过较好的教育，单纯用人口数又不足以衡量什么。中国一个县里大部分人是没读过大学的，而出去的这些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所以说这其中有比较高的比例从事写作。但是也不要把海外作家抬得太高，说实话，我觉得目前把海外作家抬得太高了，好像我们海外作家有多大多大的实力。现在海外每个地方都有那么多的活动，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文章的这一类的作者比较多，但真正能够把写作当成自己职业，并用职业态度来要求自己的，是可以数得过来的。

当然，现在各种协会活动众多，中国侨办对海外写作也比较重视，这都是正常的。多搞活动、多造声势，让我们这些海外的写作爱好者多一点快乐，这些都是无可非议的，而且也能够营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这样一方面要有普及性的作品，另一方面就要有一些有专业精神的人来写出一些有分量的东西，在国内的写作舞台能展示出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张娟：您认为作家对时代应该负有使命吗？您接下来的写作会更关注哪个题材领域？

陈河：作为作家应该负有使命，这要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面讨论。我觉得一个职业作家虽然不能改变什么，但是你要坚持自己内心的一个信念，要写一些真实的东西，把自己内心真诚的东西写出来，不管写得好不好。不应该去写一些很虚假的，或者是为了迎合市场的东西，这样写意义不是很大。当然话又说回来，因为有些作者自己身不由己，他必须要进行一种商业的写作，一种娱乐化的写作，没办法，市场要求这样写，有人把它当成一个生意，这也无可厚非，反正就像上班要挣钱一样。假如你把自己的写作定位为一个商业写作，你怎么写都可以。但是我觉得终究要有那么几个人是为了自己的内心的一种理念、为了自己的理想来写作。

我不需要什么其他东西，我不要名也不要利，这些对我来说无所谓。所以我现在还是比较自由地要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现在写作虽然写了不少东西，但是毕竟我第二次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到四十多岁了，写作时间也比较短，还有很多东西要写。写作资源、写作的状态现在都还不错。接下来这个题材领域，我最近也在想，我接下来写什么，我现在也说不出来，目前还在考虑阶段。通常，我写一个新的作品，跟前面作品会完全不一样，让人家会有一种新鲜的感觉——这就是我自己！

张娟：感谢您接受采访！期待您下一部作品的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