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何平：你的《埋体》是一个涉及民族经验的小说。类似的写作，“花城关注”做过多民族文学的专题，去年第六期也发表过年轻作家丁颜的小说。多民族国家，文学的多民族经验可以促成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很容易成为一种标签化的粗暴“炫异”。刻意强调的民族身份，反而可能从一种优势，变成一种制约，对这个问题你有过思考吗？

祁十木：从开始写作到现在，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事实上，无论是民族经验，还是地域经验，在我们的文学现场里，都有可能变成简单的标签化的“书写”。那些流于表象的写作，出于自我审查的原因，抑或是理解不够的问题，使作者成为一种“看风景的人”，让读者处于一种“看‘看风景的人’”的状态。我深知这种写作对一个有志于终身创作的人的伤害，可能它会凭一时的奇异感而获得某种赞赏，但这会使作者误入歧途，不单单伤害此刻的写作，更会伤害未来。就目前来说，我处于一种含混的状态。即便我知道书写民族经验的“危险”，但具体操作时，除了迎着畏惧危险而产生的“恐惧”继续写之外，别无他法。其实书写任何“不大众”的经验都有这样的危险性，你可能会掉入表面化的深渊而不自知，但作为年轻的写作者，我们只能这样选择。在认识到文学不存在根本意义上的创新后，在“影响的焦虑”带来的绝望中，我们只能在这条给自己留的并无光亮的小道走。只能走，因为不走就无法看见下一步路，不走就无法直面困惑。而这些陌生的经验可能仅仅是我们点燃“火把”的火石，我们使用它，但并不依靠它。对处于黑暗中的年轻人而言，摸索着前行时，有燃起火把的意识往往是更重要的，然后才可以说如何使它照得亮、照得广，才可以去寻找那些前辈和我们心心念念的永恒的普适的文学魅力。

何平：“被现代”是二十世纪以来整个世界文明的一种现实。置身其中的人，无可选择地成为过渡时代的“中间物”，但到了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有的可能已经是“被现代”的新人，你是如何获得民族经验的差异性？

祁十木：特别想说一下，就是在我这里，民族经验和地域经验是融在一起的，它们共同建构了所谓的差异性。说实话，我意识到这种差异性的时间并不算长。小时候，我一直觉得世上的人都应该和我们河州人一样活着，根本没什么不同。后来我去北京、去青海、去西藏，走了很多地方后才发现确实有这么一种差异存在。再后来，我离开家乡上大学，有那么一刻会觉得失落，觉得自己失去了某些重要的东西，失去了故乡和民族赋予我的东西。但很快就释怀了，因为我意识到这些经验植根在灵魂中，无论我身处何地、何时，都会继续以那样的生活方式生活。即使有时会被环境影响，但天然生成的根性召唤着我，不会离开那真正的“栖息地”。所以在写作的时候，我根本无须去获得或寻找这些民族经验的差异性，因为它与我的故乡一起，与我同生共长。同时，我也很感恩能离开故乡，在这种远离的状态中明确、寻找某种精神的契合。冥冥中自有安排，“出走”无法让我获得民族经验的“差异性”，但能让我看懂那种固有的共性。这是我需要的。

何平：一般而言，魔幻而非写实似乎给当代多民族题材的汉语写作拓展了表达的空间，而《埋体》却选择了扎实的写实，这是自然还是自觉的结果？或者说，还是因为你的民族传统里没有类似于其他民族容易生成魔幻的文学元素，你只有选择诚实地写实？

祁十木：这篇两年前的小说，我现在看，不敢肯定这种写法正确与否。但我知道，当时犹豫了很久，才选择这种方法去写它。这是自觉的结果。我明白过分忠于生活本身的文学没有什么意思，选择这么写时，我也怕它成为写实而毫无意义的作品。但完成后，我觉得《埋体》不是忠于生活本身，或者说它并不是表面看起来的“写实”。这个虚构的故事中，“我”与我看到的东西必须不同，那些物和人发生了并不显而易见的异变。一切都在随着“我”变化，而对我来说，“我”站在一个超现实的魔幻的世界。

第二个问题，我也想过。其实我们民族传统里也有那些能生成魔幻的文学元素，不过运用得不多。我能想起的，就是石舒清在《清水里的刀子》写那头死前的牛能看到水中有刀子等等。

再换一种角度去想这个问题。这种写实会不会是无意识的自然结果。在书写回族的作品中，我们这些作者是不是在选择跟这个民族的精神合拍的方式，是不是在故意选择那种朴素的、写实的、沉默的文字来表达我们的心灵史？

何平：《埋体》也写到地域和民族的风景风俗风物，你觉得在你的小说里是“必要的”“有机的”吗？

祁十木：前面说到了，我很清楚这种写地域和民族的危险，也很害怕它们“风景化”，而没有真实的动人的力量。究竟有没有必要这么写，我也很困惑，但就当下的我来说，这样的选择似乎是必然的。理想中的文学作品处理的应该是人存在的本质的永恒的问题，而不是找到那些偶然的事物来发挥。所以，我不质疑这些关于地域和民族的元素在小说里出现的必要性，我在乎究竟该如何处理这些元素，如何处理才能让他人产生共情。不过，对于这些元素的存在是否真的是必要的，我也有过疑惑（我就是如此矛盾）。或许有一天找到能替代它们而不损害我的表达的东西时，它们也可以被放弃。与变化的传统同步，但依旧保持破坏与不正确是我期待文学达到的效果。

何平：作为一个年轻的写作者，“诗人”祁十木可能知道的人更多。对你而言，由诗歌转而小说仅仅是一个写作者在他写作未定型的“少作阶段”的“好奇”，还是你已经觉悟到不同文体的局限和可能？

祁十木：我写第一篇小说确实是好奇，当时《作品》杂志做“90后接龙”，我就投了小说。写的时候就什么也不懂，就是想试试不同的文体，没想到后来还发表了。但这两三年来，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想写小说。我讨厌文体之间的歧视，好像有种现象是写这个的看不上写那个的，这样不好。文体之间的平等和题材、语言等的平等一样，是文学中必要的平等。文体之间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合不合适。不懂是不是大脑内存不够，就觉得自己的记忆靠不住，老添油加醋，所以只能依靠文本来保持记忆，而诗歌的篇幅有限，由小说来承担最合适不过了。再加上我是想尝试更多可能性，也不想定型，定型就像戴上了手铐，我想自由自在地，写小说也写诗。我知道还有人在尝试打破文体之间的界限，这样的实验也挺好。可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复杂”和“多样”，而是忠于自我的对自身多重矛盾的解读。这样的解读由我延伸开去，涉及那些无关的人和事。他们和我需要不断尝试，寻到一种恰到好处但并不规范的方式。

何平：未来的写作，你是愿意成为民族的代言人，还是更辽阔意义的作家？当然，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是从民族经验通向更辽阔的世界，但即便如此，在世界范围看，有的作家还是宁愿做一个民族代言意义的作家。

祁十木：刚开始发表的时候，这种成为代言人或发声者的意愿特别强烈，天天想着要改变什么。慢慢地，我开始警惕这种使命感。对于作家来说，使命与责任一定得有，但它太过强烈又放不对位置，势必会损害作品，更有可能伤害到作家自身。对于此刻的我而言，如果非得选一个，我更想成为辽阔的作家，并且希望辽阔本身也“辽阔”。也就是说，我不想被定义，无论是民族代言人还是辽阔的作家都是被定义的。我想年轻人还是不要过早地自我定位，应该有种野心，就是尝试无限可能的野心，结果并不重要，只要有这过程就好。

【全文刊载于《花城》2019年第5期】

作者简介

祁十木，1995年12月生于甘肃河州，广西民族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写诗写小说。作品见《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青年文学》《作品》等刊物，入选多种选本。著有诗集《卑微的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