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年过八旬的柳鸣九仍然住在劲松一套40平米的公寓房里。这是三四十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分的宿舍楼，柳鸣九搬进来的时候是水泥地、白粉墙，现在已是水泥地、灰粉墙了。因为自打住进来，他没有装修过，没有粉刷过一次。

柳鸣九的老同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钱中文却说，柳鸣九把他的陋室变成了“黄金屋”。

钱中文这么说，是有依据的。在他看来，柳鸣九本人及其著作在我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中实现了超越。他主编的法国文学史，迄今为止仍然是中国出版的最全面、最完整的法国文学史，他的理论著作见解精深。柳鸣九主编的法国作家选集、流派、思潮集、世界文学名家精选集等，有两百多种。在常人看来，这可能是一个法国文学研究组好多年的工作量，却是柳鸣九一人完成的。这是巨大的才智的爆发与体力的超越……柳鸣九坐拥一座书城，但这不是藏书家的书城，而是他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亲自建筑起来的一座法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书城。

柳鸣九（图源网络）

2015年，15卷约600万字的《柳鸣九文集》出版，收录了柳鸣九迄今为止创作的主要作品，包含文学理论批评、文学史、文化散文随笔、翻译四部分；2017年，《回顾自省录：柳鸣九自述》出版，他首次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全景式的扫描和剖白；2018年《柳鸣九与友人对话录》出版，收入他和友人的精彩对话……他无意树碑立传，更不为沾上历史的荣光而去粉饰自我，而是秉笔直抒，呈写出可知可感、纤毫毕现的真实的自己。

为什么是柳鸣九？他如何能取得这些令人瞩目的成就？

柳鸣九的回答是：笨鸟先飞，笨鸟多飞，投入更多时间去进行“脑力劳动”。

然而近十几年来，因帕金森氏症缠身，散步、逛书店、朱光潜式的慢跑在柳鸣九的生活中一一删掉了，现在的他，足不出户，深居简出，朋友交往聊聊无几，偶尔接待客人，不外是因为编书出书、组稿约稿。

所以，柳鸣九说，在热闹喧嚣、五光十色的现实社会中，自己完全是一个“惰性元素”，是生活现代化的“落后分子”。

笨鸟先飞，笨鸟多飞

中华读书报：在豆瓣网上对比看了您和其他译者的翻译文章，又浏览了您的很多散文，尤其《小蛮女记趣》一文写得生动极了！您如何看待新媒体，是否也常常利用各种新媒体传播？

柳鸣九：新媒体和网络现在的确很发达，我看到很多年轻人，有一个手机在手，什么地方都能去，什么事情都能干，在千里之外可以很容易跟家里的亲人通话，而且还可以看到对方。长途旅行一次有很多消费，身上一定要带一些人民币，过去我老愁藏在身上什么地方，才能在途中避免失窃，看现在的年轻人，甚至连钱包都不用带，有一个手机就够了。还有，过去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就要用不少时间去查资料，现在常听人们说，“我上网查一下就行了”。但我仍是一个科盲，我不会电脑，既打不开，也关不上，手机更不用说了。

网络和新媒体的发展实际上没有给我的生活与工作带来什么重大的变化，不过也受益不少。其一，家里小孩掌握初步的技术，我可以通过她发短信、发电子信，结果我从小在父亲的监督下练就的一手颜体毛笔字都丢失了。有失也有得。近些年来，我得到的最大的一个益处是，我写文章、搞翻译，不用再伏案爬格子了，而是由我口授，要我的养女小慧用手机录下来，再转到电脑上成为电子稿，然后印出来，再由我修改调整，这样成文的速度比过去快一些。老朋友与学界的后生带点调侃对我赞扬说：你的人真是少见，你的文章倒是常见，书也一本本地出，“柳公，你宝刀不老呀”！

很多人都戏称我为柳公，大概是看我满头雪白、须眉皆白的面子。其实，我常在报刊、书架上与读者见面，也得益于现代的新科技，当然也与我养女小慧的辛劳分不开，这十几年来我的文章和著述与翻译作品，都是小慧敲键盘替我敲出来的，《柳鸣九文集》（15卷）共六百万字，很大部分都是出自她的这种现代化手工劳动。不仅如此，我这二三十年的生活，全是靠小慧、小艾这对农民工夫妇照顾的，我能过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四体不勤的生活，因而才得以全力以赴地去爬格子。这样一种生活状态正是中国现代化初期农村人口政策现代化所带来的一个结果。谁说我与中国现代的进程无关呢？

《柳鸣九文集》（15卷），柳鸣九著，海天出版社2015年7月第一版，1580.00元

中华读书报：现在网络发达，又有了翻译软件，什么难题都可以解决。您认为翻译可以被替代吗？

柳鸣九：网络的发展，又产生了翻译软件，那是我没想到的。我认为，翻译软件完全可以解决简单的翻译，比如说：“厕所向右”。但是复杂的翻译，比如说文学翻译，我认为要靠电子技术来完成，那是没门的，因为文学作品中的神来之笔，需要译者精妙的灵感与丰富的想象，哪一个软件工程设计师能有这份才情设计出这样的程序？

《局外人》译本之争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经典作品的重译？

柳鸣九：经典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是经典，就在于它思想深厚、意味隽永、色彩缤纷、形象灵动，就像一个千红万紫的大花园，谁能说自己有足够高超的文笔，能把所有一切再现得十全十美？福楼拜很讲究“一个字用得其所的力量”，对于文学创作是如此，对于翻译何尝也不是这样呢？人类各种语言的词汇量已经很大了，要翻译家一定选出一个最恰当的字表述出原文超高的那种意境与效果，谈何容易？所以，不要以为“某个作品是大爷我首译的，它就永远是老子独有的”，这种画地为王、插旗称霸的思维是十分要不得的，过于跋扈，独占心太强，对文化学术发展不利。

柳鸣九翻译的《局外人》

中华读书报：经常有人在网络上把您和郭宏安等人翻译的段落拿出来比较，这种比较有意义吗？

柳鸣九：这件事颇有那么点戏剧性，有点看头，我想围观看热闹的人，相对可能会多一点，谁不喜欢看戏？不喜欢看热闹？这场热闹，我自己更喜欢看，我想看出个究竟。

很长一个时期，我面对这种有人为痕迹的舆论，久思不得其解，百思不得其故。后来，在一次朋友聚餐中，听说网络舆论中，有“水军”一说，这才开了一点窍。人为预设，当然与经济功利有关、与经济收益有关。不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虽然网络上的舆论贬声一片，我的加缪《局外人》那个译本，其销量似乎远远处于领先，我这个译本于2010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后，已由该出版社制作了两种版本，一个版本大概重印了18次，共141400册，另一个版本重印了8次，共39000册，两个版本的重印次数共达26次，共发行销售了18万册。由此可见，我这个译本大概算得上是一个销路最好、给出版社赚钱较多的译本，也就是说，一个最受喜欢的译本，一个被更多读者选择的译本，而读者，众所周知，就是著译者的上帝。一本书有广大的读者在读，有广大的读者喜欢，才有自己的生命力。

上海译文社这个译本营销如此成功，当然与他们的制作精良、装帧雅致有关，但总不能说与译文的质量无关吧？

《小王子》文化之辩

中华读书报：能否说说您是如何与《小王子》结缘的？

柳鸣九：我之所以要译它，简单地说来，仅仅是为了我的小孙女柳一村（Emma Liu）, 仅仅是为了送她一件小礼物，为她而译。

2005 年，一家专门出版少儿读物的著名出版社登门拜访，称他们计划出一套精装绘图本的“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其中有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著名的童话《小王子》，请我为他们翻译此书，我当即表示无意翻译此书，接着又请我帮助他们物色一位译者来完成这件事情，并帮他们保证译文的质量。

这件事情拖了一些时候，在此过程中，我突然悟出一部儿童文学名著，这不正是为小孙女做一件事的机会吗？区区几万字，何必另费周折？自己动手不是更为方便吗？花不了多少时间即可为小孙女做一件事，而且在译本的扉页上标明是为小孙女而译的，这岂不是一件很有意义、很有趣味的事？这就像为小孙女做一件手工艺品一样，比如用纸折叠成一架飞机，用泥土塑一个小人，不都是一个充满乐趣的过程？只不过，眼前的这桩手工活，有更深隽的精神成分，因而也可能成为更长存的纪念。于是，温馨乐趣淹没了世故的考虑，我轻快地完成了《小王子》的译本，然后，高高兴兴在译本的前面加上了这样一个题词：“为小孙女艾玛而译”。在自己心目中，这个题词胜于一切，重于一切，是一个老祖父的心意。虽然这只是为小孙女做的一件手工活，不包含任何致学图谋与文化用心，但选择了这样一个作家、这样一部作品，却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与文化的、精神的意念与思绪有关。

小王子就是作者心目中的人类，小王子唯一可依存、可归依的就是他自己那颗小星球，小王子的寂寥感、落寞感、孤独感、嘤嘤求友的需求都是圣埃克苏佩里所要传达出来的人类感受，小王子所遇见的基本状况与种种问题也是作者所欲启示人类思考的课题。也许这些课题不仅对儿童而且对成年人来说都是稍嫌深奥而严肃的，但都是愈来愈多的人所应该思考的，也必然会加以思考的。儿童则在记住小王子故事中关于玫瑰花、关于飞翔与星际旅行的种种有趣故事的同时，也会慢慢学会思考这些问题，而且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与时代社会的发展而思考得愈来愈多，愈来愈深入。我希望我的孙女将来是善于思考这类严肃问题的人群中的一分子。《小王子》将来该会成为可供她不断咀嚼、不断回味的一个童话故事。

我特别喜爱这本书，还因为它的小主人公实在写得太可爱了。他天真、善良、单纯、敏感、富有同情心，你看了，一定会觉得他就像自己的孩子，一副叫人怜爱的模样，他这么普通，与你没有距离，但又这么特殊，与你遥不可及，足以使人“总是沉没在悲苦的思念之中”。而且，圣埃克苏佩里还为本书作了插图，把他心目中的小王子描绘了出来，画得那么有趣，充满了温情与幽默情趣，使人难以忘怀……我虽然无福膝下有这么一个小孙子，但我完全可以把他介绍给我的小孙女，让他成为她的朋友。

柳鸣九翻译的《小王子》

中华读书报：在您之前也有若干翻译版本吧，您如何看《小王子》译本之多？您决定翻译之前，是否要通读了解这些版本？

柳鸣九：别的译者为什么要译《小王子》，为什么译《小王子》的人这么多？我想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我不敢妄议其他我所尊敬的译者究竟有哪些动因、意图与目的一一如何，但为什么有这么多有识者不约而同地在译这本书，在读这本书？为什么一个国家出现如此多的《小王子》译本？据权威的翻译理论家许钧教授的统计，在中国，《小王子》的译本不是寥寥几个，也不是八九十来个，竟达到了将近一百个之多。《小王子》声望如此之高，当然也就成为了每个家庭儿童教育的必备书。此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因为《小王子》篇幅短，只有几万字之多，译起来比较容易，用不着译者花十年二十年漫长的岁月才能完成，也用不着出版社、文化公司花一年以上的出版周期就可以把成本收回来，甚至还大有赚头。

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不要把它视为攀附西方文明的幼稚行为，不要把它看作没头脑、赶时髦的一窝蜂盲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一个文化繁荣的景观；一个欣欣向荣、归向正能量的社会文化新景观；是补充自己、弥补自己、提高自己，全社会振奋、发展、壮大的一个略影。《小王子》的热潮却使人感到了人类雄浑的力量、辽阔的胸怀、高远的意境。在关键之处，对有碍于“甚解”的词汇，我查字典查得不少，因为我小心，怕记得不准，我根本不相信，用不着查几回字典就可以译完整部书的神话，对有些字有些词汇，我小心翼翼地对待，就像初期老年痴呆症患者那样，出门前明明记得自己锁了门窗，但仍不放心，非要回家再检查一遍不可。这样，我远远没像某种大译家那样下笔神速，译绩海量，但也从没有遭到过“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