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经典论著，不仅是史上杰出智慧者思想言行的记录，还有天意下达、人神共舞之可能。

经典论著，是可以阅读一生的，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它会给我们不同的启示，似乎你有多深，它就有多深。

经典论著中的精华往往是埋藏着的，它不会发出耀眼的光芒，甚至有点晦涩无趣，只有我们用自己与之相应的经验和智慧把它从篇章中捡拾出来时，它才会发光，并照亮我们认知、思想、精神的昏暗角落。

经典论著的属性是醇厚、隽永，而不是刺激、招摇。阅读经典论著是有难度的，很多人虽然有着多年的阅读经历，却还是不能走到它的深处，甚至终其一生都只能在它的浅层游荡、嬉戏，自己还浑然不知。

经典论著好比白兰地，大部分人不会一上来就喜欢上它的，甚至已经像煞有介事地喝了有些年头，还是没能领会其丰富、独特、深邃的意味。

经典论著，注定是少数人之所爱。

即使才能不凡的T·S·艾略特，也是这样的经验。但丁的《神曲》不是艰深的论著（文学作品有别于论著，可以深刻，但最好不要艰深），他照样读了几十年，且常读常新。那么艾略特就一部古老的诗篇究竟读出了些什么呢？我们在他的一个演讲稿《但丁于我的意义》中可见一斑（1950年7月4日在伦敦意大利学院的演讲稿）。

例如下面的一段话，看似平常，却没有一丝“鸡汤”“果汁”的味道，并可能对某些人有着颠覆性的启示——起码对于我这个诗歌外行、艺术外行是这样的。

“在我看来，但丁的一切研究和实践莫不教导我们，诗人应该是他的语言的仆从，而不是其主人。这一责任感是古典诗人的标记之一。我看但丁在意大利文学中的地位只有莎士比亚在我们文学中的地位可比。换言之，他们使各自的语言的灵魂具有形体，使自己符合他们预见的那语言的诸种可能性，一位有意为之，另一位有意的程度低些。莎士比亚过于随便，他有天才，倒也无妨。但丁有同样的天才，这些自由他是不要的。传给后人自己的语言，使之比它在自己使用前更发达，更文雅，更精细，那是诗人作为诗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当然，一位真正至高无上的诗人也使他的后继者写诗更难，但是他至高无上这一简单的事实，以及一种文学因拥有一个但丁或莎士比亚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它只能拥有一个。后来的诗人找点其他事来做做，留下来待做的事较为次要，也应满足。但至高无上的诗人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没有他们，一个拥有伟大语言的民族现今通用的话语就不会是那样。”

这段话的第一个启示是：我一直认为，诗人原本是“语言的主人”，因为他是语言的驾驭者，是运用语言这个工具来抒情达意的。可是艾略特却说：“诗人应该是他的语言的仆从，而不是其主人。”

思考之后我才对其深意有了这样的猜想：语言虽然是人类的创造物，但它一旦生成，它就是独立自在的，是有自身属性及自我规定性的，人们运用它，就要尊重它的自在，遵从它的属性，遵守它的自我规定性，而不能肆意揉捏它、搅乱它。即使最具语言创造性的诗人，他也应该抱有并履行这种尊重、遵从与遵守。他可以小心谨慎地创造性地驾驭它，却不可以自以为是地滥用它。艾略特于上文竟然还说，是否滥用语言，“这本是道德上的一课”。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任何肆意的滥用，大都是以人的道德缺失为基础的，即使是滥用一片土地、一棵树木，也是如此。

艾略特接下来又进一步说:“有的伟大诗人，特别是有的伟大的英国诗人，可以说他们因自己的天才而享有滥用英语的特权，由此发展出一种个人特有的、甚至有点怪异的言语，它对后来的诗人毫无用处。”也就是说，这种“个人特有的、有点怪异的言语”对未来的他人的诗歌创作毫无益处，是不值得提倡的。就此，艾略特认为，同是天才的但丁，在语言的驾驭方面比莎士比亚要更为谦卑、克制，更加具有绅士气质，也更值得称道。他就此进一步的结论是，“传给后人自己的语言，使之比它在自己使用前更发达，更文雅，更精细，那是诗人作为诗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而不是对语言进行标新立异地改造、创新。我不知道，艾略特的这番关于诗人与语言的关系的论述，用孔子的这句话概括是否恰当——“从心所欲不逾矩”。

艾略特讲的观点很可能可以广延至所有的艺术门类。例如，各种颜色各有其自然属性及心理属性，画家的创作再怎么创新，也不能用鲜红的颜色表达平静冷寂，不能用饱和的红色与蓝色的组合表达温润和谐。

艾略特的这个关于艺术语言运用的观点是否适用于当今的艺术现象呢？就此我们可列举一些反其道而行之的现象。例如那些充斥着自造词汇及自造逻辑的令人费解的诗歌及当代艺术展览的前言；例如那些不遵守造型元素自我规定性的胡涂乱抹的画作。我们还可以想到那些完全不顾书法语言自在规定性的“闹书”。

艺术家，尤其是现当代的艺术家，他们固然可以是不墨守成规、创造性很强的人，然而好的艺术家虽然调皮、不安分，却不失与神道天理人伦的关系，所以文艺复兴时期从维拉尼到莎士比亚，都称艺术家为“上帝之猴”，而那类装神弄鬼、粗野卑劣的书法家，只能是“猪圈之猴”。他们兼具猪的愚蠢和猴的狡黠，他们行骗谋利，赢得没有猴性的猪们的掌声。

艾略特的演讲看似内敛、绅士，却不失内在的坚定与强硬，甚至让人感觉到几分刺骨的决绝与凶狠。他认为，“当然，一位真正至高无上的诗人也使他的后继者写诗更难，但是他至高无上这一简单的事实，以及一种文学因拥有一个但丁或莎士比亚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它只能拥有一个。”在这个前提下，他毫不客气地说：“后来的诗人找点其他事来做做，留下来待做的事较为次要，也应满足。”这是对伟大诗人的认可，也是对次一级诗人有些小看的怜悯与安慰——哪怕这个层级的诗人也是比较出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