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是这批日记第一次结集出版，虽然要“补”全巴金日记，不大可能，但是为数不少的出访日记结集出版，对于研究巴金的生平活动，乃至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都有着重要价值。日记之外，《出访日记》附录了每次出访后巴金写下的文章，这是他1949年后创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把它们与日记对照起来看，才能全面地理解和了解巴金的活动。

沈从文曾在书信里说，巴金、冰心天上飞来飞去……这在政治上无上荣光，生活中却是件苦差事。从这些日记中能够看出，当时出访，少则半月十天的，多则一两个月，东奔西走，迎来送往，日程安排得都很紧密，这要占去年过半百的巴金很大的体力和精力。加上，当时国家条件有限，出门更是能省则省，而不是现在想象的看西洋景儿。以致为了节省一点小费，还发生黄佐临写过的这样啼笑皆非的事情：“说起节省小费，我不由想起，1955年我和巴金去印度开亚洲国家会议，那里的小费，亦多如牛毛。如，进门时，给你开门要小费；出门时，为你关门又要小费。我和巴金不得不商定，巴金要出门，我出其不意地为他开门；我要出门，巴金又赶紧为我开门，以节省一点小费。”（黄佐临《理发的故事》，《往事点滴》第九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9月版）

有些出国，巴金也是很畏难，但是这是任务，不得不接受。1954年去苏联出席契诃夫逝世40周年纪念大会，他给妻子的信上就左右为难：“我的行期已决定，11日动身。据说第一日坐8小时，第二日坐13小时，两天半到达。这次我一个人走，连翻译也不好带。因电报是打给我个人的，说一切费用连路费在内都由纪念会担负。不过作协已拍了电报请他们为我解决翻译问题。这次纪念会另外还请了老舍，他不能去，因此我更不能不去了。一个人去的确是个苦差使，而且得靠我这几句洋泾浜俄文。”（巴金1954年7月8日致萧珊，《家书》第一七七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版）在1958年10月25日的出访日记中，巴金曾记道：“昨夜失眠，5点后被戈宝权叫醒，6点前去飞机站，7∶30起飞，9∶30前后到乌兰巴托，蒙古作协秘书长来欢迎并招待，10点起飞，1∶35到北京。过蒙古后飞机颠摇较厉害，我略感不适。”长途跋涉的辛苦可见一斑。可是，辛苦只能日记中说一说吧，他在文章中却写道：“10月19日早晨图一〇四喷气式客机载着我们离开塔什干的时候，我仍然有一种节日的情绪：我是多么兴奋，又那么快乐！”（《塔什干的节日》，《出访日记》第一四〇页）那时候的飞机常常“颠摇较厉害”，坐起来并不舒服，文章里不能抱怨，他们还得心情愉快地接受这些“苦差事”。我想，这并非都是外在的命令，也是自我的要求，当时能够接受这样的任务，自然是莫大的荣光；同时，巴金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也会认为，这正是自己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而只有这样，自己才没有游离于社会之外，才是一个“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