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引子 埃博拉河静静地流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电视屏幕上，习近平主席刚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新年贺词。一位朋友从微信上发来一段视频，我打开一看，惊呆了！

这是一段俯瞰非洲的航拍视频，飞机沿着大河低飞——从高空俯瞰，大河呈现赤褐色，波光粼粼，沿途岔出许多河道，夹在狭长的绿色岛屿之间。飞机的影子在墨绿色的森林上移动。蓦然间，群山之后现出一方湖泊——从空中看去就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一种浓烈的、难以置信的蔚蓝，你只需凝望一会儿，就会情不自禁地闭上眼睛。飞机靠近，成千上万只火烈鸟飞散开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扇面，恍如初升的太阳放射出万丈光芒。做了几十年记者，踏上过每一块大陆的土地，我却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景象，不知道火烈鸟竟然如此气势如虹。我的手指在屏幕上滑动着，回复了这样一行字：你又回非洲了？你就是一只永不停歇的火烈鸟啊！

发来视频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陈薇少将，埃博拉疫苗的研发者。三年前我因采访西非埃博拉疫情与她相识，如今她已成为我最尊敬的良师与挚友。我的手机里至今保存着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陈薇在刚果（金）拍摄的刚果河上游一个名叫埃博拉的地方。一九七六年以前，埃博拉仅仅是一条河流的名称，一九七六年人类有记录的第一次出血热疫情爆发之后，埃博拉变成了非洲死神的代名词。照片中，赤褐色的埃博拉河无声地奔流，那里是这一切开始的地方。

一九七六年，埃博拉病毒第一次在埃博拉河两岸现形，这是一种介于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物种。它古老——它的存在几乎与地球生命的历史一样悠久；它简单——甚至没有DNA，只有一条单一遗传密码RNA；它神秘——至今不断被追踪，却从未发现过中间宿主；它冷酷——毫不留情地灭绝生命，号称“人命黑板擦”；它无处不在——在水里可以存活三天以上，甚至可以通过气溶胶跨物种传播；它毫无破绽——人类始终没有有效药物与之对抗；它占据了人类对病毒分类的最高等级——生物安全四级病毒（艾滋病为三级，SARS为三级）。它是死神手中灭绝灵长类生物的致命武器，它来无影去无踪，没有人能够与它正面抗衡，直到二〇一四年那场交锋。

四年前的战役历历在目。二〇一四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埃博拉疫情席卷西非三国，数万条生命转瞬即逝，数万个家庭分崩离析。非洲，青山无言，大河呜咽，人们在死神无情的凝视下哭泣与颤抖。

“西方人大都离开了，我们当中有些富人躲了起来，但贫穷让绝大多数人无处躲藏。”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在向世界求援的公开信中写道。在西方各国出现埃博拉输入性病例而纷纷切断西非航线时，中国成为第一个向塞拉利昂派驻整建制医疗队的国家。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向海外成建制派出军事卫生力量并建造诊疗中心，第一次输出生物安全P4实验室并自主运营，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埃博拉疫苗第一次走出国门。在我国综合国力稳步提升的大背景下，中国医疗卫生队伍首次走到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成为全球抗击埃博拉行动中一支不可或缺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习近平主席在坦桑尼亚发表了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重要演讲。习主席用非洲谚语“河有源泉水才深”，描述了中非友好交往的历史进程。他说：“对待非洲朋友，我们讲一个‘真’字……开展对非合作，我们讲一个‘实’字……加强中非友好，我们讲一个‘亲’字……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我们讲一个‘诚’字。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远都把非洲国家当作自己的患难之交。”

在那次援非抗埃行动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真”“实”“亲”“诚”四个大字。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刻，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出向西非疫区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整建制医疗队，援助西非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命令。短短两小时内，医疗队与检测队集结完毕；短短两天内，几百吨药品与物资筹备到位；短短三天之后，第一批五十多名中国军人、医生、科学家组成的援非抗埃“国家队”飞抵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打响了艰苦卓绝的抗埃战役第一枪。二〇一五年，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某研究所所长陈薇主持研发的国产埃博拉病毒疫苗宣告成功，首次走出国门，在西非疫区进行临床接种。以陈薇将军等人为代表的援非抗埃“中国队”，充分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赢得了全世界的广泛赞誉。

曾经见证了中国三批援塞医疗队在半年多时间内援助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疫情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的中塞友好医院院长卡努表示：“我没有理由不称赞中国的能力和责任心，优秀医生良好的品质，比如敬业、勤勉、守时、有涵养、仁慈、关爱，都可以在每一名队员身上体现出来。是中国医生们无私的行为，挽救了许多危重患者的生命。塞拉利昂的医务人员从中国队员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受益匪浅，将成为永久的财富。”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给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致函中说：“中国对非洲各国领导人及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呼吁做出了迅速的反应，中方所提供的资金、人才和实物资助直接解决了最核心的需求，特别是中国医务人员在现场为缓解当地居民的苦难做出了巨大贡献，感谢中国政府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为加强国际合作所做出的不可或缺的贡献。”

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在二〇一五年新年寄语中说：“感谢中国医疗队和到场的每一个中国人，感谢你们在控制埃博拉疫情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塞拉利昂人民是你们永远的朋友。”

西非抗埃，“中国队”万里驰援，救死扶伤，传递的是中华民族的无疆大爱和人道主义精神。

就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西非埃博拉疫情结束的那天，几百名从中塞友好医院出院的埃博拉康复者自发地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用无数双手将陈薇高高托起，抛向空中，他们用非洲的最高礼遇向中国恩人致谢与道别。

这就是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中国已经站在这样的经纬线上——言大国，除了国土、人口、实力，更重要的是在世界与人类面前呈现出的使命与担当、真诚与智慧。在此过程中，国家领袖无疑是决策者、领导者，是大国风范与国家精神的缔造者；援非抗埃的中国队员们，是当代的国际主义战士，是中国国家形象的代表，更是中国风骨的行动者与实践者；陈薇和参与到这场战役中的每一个中国人，无一不令人尊敬。他们的表现给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完美、生动、具体的诠释。

“我们将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而不懈努力。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让我们满怀信心和期待，一同迎接2019年的到来。祝福中国！祝福世界！”

习近平主席的声音，语调平静，深藏力量，让人们的心中陡然升起对春天的渴望，对新的一年美好生活的遐想，像夜空里突然绽放的礼花，五彩缤纷，冉冉飞扬。

我再一次点开视频，那一队队火烈鸟，充满豪气，翅膀不停扇动着温热的风，令人感到大自然和生命的力量无可阻挡，令人激情洋溢。我的心也热烈起来，此时此刻我是如此渴望追随着陈薇将军的脚步，重回非洲——在那片历经战乱与瘟疫的土地上，同那些来自中国的解放军战士、医生、志愿者们，一起勇往直前。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 北京

第一章 西非危机

西点阴云

时间：二〇一四年七月

坐标：利比里亚 蒙罗维亚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胃里还是一阵翻江倒海。防护面罩之下的三层口罩此刻早已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口鼻上，让人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

一个看上去只有四五岁的黑人男孩被身着白色防护服的埋葬队员抱了出来。男孩的眼睛没有完全闭上，剩下两个灰白的空洞，口鼻处有血，一根细木棍似的手臂耷拉下来。不知他是否还有呼吸，不知他将被送往医院还是墓地。

“让开！”埋葬队员用英语向周遭聚拢上来拍照的记者和一群尾随的小孩喊道。

戴着防护面罩的记者们一边匆忙后退一边一次次按下快门。很快，另一个全副武装的“太空人”走了过来，打开巨大的黄色塑胶袋，铺平，双手接过那个男孩的腿，两人一起将他放进了塑胶袋里。唰的一下，合上了拉链。

在那个硕大的鲜黄色的裹尸袋被搬上救护车前，又是一阵劈劈啪啪的闪光灯。

救护车呼啸而去，掀起一阵呛人的黑烟。来自美联社的记者低头检查手中的相机，在过去的几分钟里，他大约拍下了上百幅照片，其中一定有一幅能够登上头条——两个如同太空人一般全副武装的埋葬队员在一片裸露的红土地上，将一个口鼻流血的黑人小孩装进一个硕大的黄色口袋，虚化的背景是蒙罗维亚的贫民窟和隔着十米左右围观的人群。他们当中没人戴口罩，面无表情。

埃博拉最初只是出现在本地新闻的零星报道中，利比里亚北部雨林里的几个村子出现了出血热疫情。这在非洲算不上什么大新闻，相比那些不知名的传染病，疟疾才是当地人最担心的问题。但这一次谁也没想到，埃博拉竟然在短短数周之内就传到了首都蒙罗维亚，发病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紧张的气氛开始在城中蔓延。

按照最新的规定，男孩的尸体将被送往临时挖好的墓地。

非洲的青山下，茂盛的植被被临时清除，裸露出红色的土壤。一片地势浅平的旷地上，横平竖直地排列着近百个长两米宽一米的深坑，坑底铺着生石灰和其他一些消毒粉末。这里就是男孩最后的归宿。埋葬队和志愿者将一个个黄色、黑色的裹尸袋放入深坑，喷洒消毒液，填埋红土。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他们的名字被登记在一本厚厚的名册上，每个人占一行，上面还有年龄、性别、住址等信息，有些被填满，有些是空白。大多字迹潦草，很难辨认。这是他们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痕迹。

救护车掀起的烟尘落定，围观的人群也随之散去，妇女们依旧头顶着锅具、被褥、从集市上采购的食物，孩子们踢球，嬉戏声依旧。他们之中极少有人戴口罩。在这里，不用看肤色，从口罩上就能轻易分辨人们的身份——那些全副武装的通常是国际救援医疗队，设备专业而齐全；那些戴着层层防护面罩的，有临时赶来的记者、志愿者，还有一些来不及撤离的外籍人士。

丹尼尔·詹姆斯是国际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他是本地人，很小的时候就加入了国际红十字会，帮助来自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换取一份在当地算得上优厚的收入。过去十几年，他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直到这一次瘟疫的来临。

在一个叫作西点的贫民区，丹尼尔和他的同伴处理了第一具尸体。当把尸体翻过来擦洗的时候，“他”吸了口气——像是窒息许久的人突然嗅到了空气。丹尼尔差点儿转身逃跑。就算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人员也没想到尸体会有这种反应，而且“他”在三天之前就已经死了。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日，丹尼尔被叫到上司的办公室，他是国际红十字会利比里亚疾病控制项目行动的副秘书长。这位合作多年的上司对丹尼尔说：“老兄，我想派你去西点做尸体安置的工作。你去吗？”丹尼尔想了大约五分钟。

“我在那里出生，那里现在还住着我的亲友们，我不能不管他们。”丹尼尔说。

就这样，他成了西点埋葬队队长。

丹尼尔带着他的几名同伴到达西点时，那儿就像是战争过后的废墟。

西点是这座海滨都城最大的贫民窟，广阔，连绵数里，六到十万人挤在摇摇欲坠的窝棚里，上周这里被政府划为埃博拉隔离区。由于严重缺乏治疗中心，不知有多少埃博拉患者在铁皮棚屋的角落里慢慢死去，散发出数以兆亿的病毒分子，感染家人、邻居。政府什么都做不了，除了派人来收尸。

丹尼尔的埋葬队通常一天埋葬六具遗体，每人每天能领取六美元的报酬，这对这个全球最贫穷国家的居民而言，无疑是一笔可观的收入。突然之间，埋葬队成了全城最炙手可热的职业，许多人找到丹尼尔希望能加入他的队伍。他总是客气而友好地摆摆手。这事太危险了！比从前任何一次瘟疫都危险。红十字会的人告诉他，他们必须戴着防护头罩工作，否则会有九成几率被传染。他希望他的队员们至少都受过一点儿训练，在这里没什么比“守规矩”更重要了。

最大的规矩就是那条被简称为ABC的条例：不要有身体接触（Avoid Body Contact）。

这也是最难的部分。刚开始时他们不仅要搬运尸体，还被要求从尸体上采集血样，对此丹尼尔已经很专业了。他们穿着红十字会提供的个人防护装备，每次到达现场时，都要先喷洒一遍氯水，就像从前在农田里给果树打农药那样。给尸体采血时，他像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科研人员，即便戴着厚重的手套也能做到动作干净利落，保证自己的皮肤不碰到那些死者的体液的同时，还能按照要求正确地采到血样。

像丹尼尔这样正规的埋葬队全城共有六支，每天穿过那些在内战期间变得坑坑洼洼的公路，在这个拥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城市里往返奔波。

历史上所有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加在一起都不如西非这次严重。这是它首次在一个主要城市里失控蔓延——利比里亚总人口为四百五十万，首都蒙罗维亚占了其中三分之一。虽然埃博拉在北方的热带森林里出现了三个月后才扩散到蒙罗维亚，但在短短几周内，这座城市就已经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埃博拉灾区。每天都有上百人死去，政府公布的死亡人数已经过千了，可国际卫生组织认为真实的数字远远不止。

疫情的爆发让利比里亚政府束手无策，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隔离贫民区的做法更是点燃了一场危机，反对派闻风而动，蒙罗维亚笼罩在内战结束后未曾有过的阴云之下。

边境危机

时间：二〇一四年七月

坐标：西非三国交界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埃博拉疫情在蒙罗维亚会以如此惊人的速度蔓延。很快，扩散到了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本次疫情最重的另外两个西非国家。

凯内马，塞拉利昂东部重镇。与利比里亚、几内亚两国接壤，连绵的青山沿着边界线蜿蜒而过，边境贸易给这座雨林脚下的城市注入了活力。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跨越边境谋生。

二〇一四年三月中旬，居住在利比里亚的德瓦接上住在几内亚境内的姐姐芭塔，将生病的她带到了利比里亚的一家医院。三月二十日，芭塔死在了这家医院。在人们最终意识到芭塔的死因就是埃博拉病毒时，这种幽灵早已乘坐摩托车，沿着尘土飞扬的山路，悄无声息地潜入了塞拉利昂。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个发着高烧的年轻孕妇被送入凯内马政府医院，她刚刚流产。

后来的调查证实，这个在所有资料中被称为“女患者”的孕妇成为塞拉利昂有医疗记录的第一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溯源调查发现，病发前，她在边境线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出席了一个医师的葬礼，与她一起参加葬礼的人中先后有十三人感染了埃博拉。

一位名叫方妮的护士接收了她，方妮是凯内马政府医院的首席护士，她受过专业教育，多年的职业经历让她成长为极富经验的专业人士。这个城市是有名的拉沙热高发地区，而方妮在护理出血热患者方面的经验几乎无人能及。但这一次，她失误了，彻底失败了。

方妮见到这个刚刚失去腹中胎儿的年轻女人时，发现她高热不退，腹泻呕吐，咳嗽胸痛，这些都是拉沙热的典型症状；特别是出血的产道——拉沙热在妊娠期尤为严重，绝大多数孕妇感染后都逃脱不了流产的厄运。“又是该死的拉沙热！”方妮丝毫没有想过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比如说正在邻国肆虐的埃博拉疫情。这也许是她的错，但其实并非她的错。这里的传染病太多了，如果不是造成了疯狂的后果，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相比此刻还不为人知的埃博拉，方妮和她的同事们更在意的是拉沙热、疟疾等常见病，毕竟就在几年前，这里爆发的一次霍乱就夺去了三百多条生命。

如同对待以往的成千上万个拉沙热病人一样，方妮按照拉沙热病人的常规程序接收了她，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将自己的护士团队带到病人面前，在没有采取丝毫隔离措施的情况下对她进行专业的照顾。然而这一次，方妮没有等来病人康复时回报给她的欢乐笑容——入院三天后，年轻的妈妈死在了病床上。过了三天，方妮也出现了与之相同的症状，随后在自己工作了几十年的地方，永远离开了亲人和同事。

真正令人惋惜的是，直到此刻，塞拉利昂数一数二的护士的去世都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警惕。方妮生前工作敬业，人缘很好，为了纪念这位帮助过无数人的护士，医院和家人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你可能已经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非洲传统葬礼的习俗——人们在与方妮告别时，在她的尸体上不停抚摸、拥抱、深情地亲吻，借此表达对死去的人最后的留恋。

几天之后，整个护士队被团灭，接下来是整个医院——一大半的人死去，一大半的人逃亡。其中包括埃博拉首席专家舍克·汗，在从埃博拉手里抢救下一百多个人的性命之后，他也不幸感染身亡。消息传出，整个塞拉利昂东部陷入了恐慌，人们惊恐地发现，一种比过去所有病毒都更恐怖的终极杀器出现了。

死亡本身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绝望之下的慌不择路。

七月底的一天，凯内马城富人区里一所漂亮房子的女主人开始发烧。在排除了伤风感冒等其他可能导致发烧的因素后，一个令人恐惧的意识再也压抑不住地沿着她的血管与神经蔓延，最终牢牢攫住了她不停发抖的身体。

“是埃博拉！”

“我要死了！”

“怎么办？谁能救救我？”

“对！去弗里敦！去全国最好的医院！”

她很有钱，有车有司机，这让她能在几乎没有像样公路的塞国从东到西横跨两三百公里，穿越整个国家；她很年轻，良好的免疫系统让她在最初的几天里能够跟埃博拉病毒对抗上一阵；富人的优势为她争取了时间，也为死神预留了空间。

片刻也没有耽误，路上没有遇到一丝阻碍，年轻的富家女就这样闯入了弗里敦，闯进了代表塞拉利昂最高医疗水平的塞中友好医院，闯进了中国医生的门诊接待处。

人间炼狱

时间：二〇一四年七月

坐标：塞拉利昂 弗里敦

那是二〇一四年七月的最后一天，塞拉利昂正值雨季。

虽然位于赤道地区，但大西洋季风带来的充沛降雨，使塞国的夏天气温常常保持在二十摄氏度左右，凉爽宜人，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首都弗里敦，浸润在大西洋温暖的海湾之间，终年绿树成荫，鲜花盛开。这里有条件不错的酒店，有全世界最长的原生态海滩，有热情好客的非洲土著，还有狮子、花豹等野生动物，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探险家和旅行达人。

不论你来自何方，到这里的人，都要去观赏市中心一棵巨大的木棉树。它矗立在市中心的交叉路口，三十多米高，十几抱粗，虽逾五百岁高龄，依然苍劲挺拔、枝叶繁茂。人们在木棉树下起舞，在窄小的街巷里游荡，在路边的酒吧里喝着当地的啤酒，呼吸着自由之城的空气。他们抬眼望向海洋，潮水低啸，扑撞着礁石，海鸟张开两翼，在蓝绿色的水面上盘旋。

一切如此美好。没有人谈论邻国的埃博拉疫情，仿佛那是另一个时空里的故事，与他们隔着一部电影的距离。

此刻，在距离这棵木棉树不远的地方，一栋欧式建筑小楼里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工作人员向正在官邸宴请塞拉利昂外交部长的中国驻塞大使赵彦博俯身低语了几句，赵大使眼神里掠过一丝紧张。多年的外事经验让这位成熟的外交官很快镇定下来，他起身向客人鞠躬致歉，随即向身旁的妻子轻声交代：“使馆来电，我去处理一下，你照应好客人。”

出了宴会厅，赵大使抢了几步，一路小跑赶到电话旁抓起话筒：“说，到底什么情况？”

一阵令人窒息的安静。

“什么？埃博拉！能确定吗？多少人与患者接触？”

“一共十七个。我们的人有七个。第一个接触的是刚来不久的新人，一个山东的护士，没经验……”

“你马上通知医院，所有接触过患者的人全部隔离！立即隔离！”

赵大使打断对方的话，第一时间下了命令。

情况万分紧急，但他的处置异常果决，处乱不惊。尽管到塞国走马上任不过几个月时间，各项工作还未完全展开，但多年在非洲工作的经验让他能够第一时间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并迅速找到正确且高效的解决方案。

“出什么事了，大使先生？”塞国外交部长看见回到宴会厅的赵大使脸上绷紧的神色，不安地问道。

“埃博拉来这里了。中塞医院刚刚接诊了一位埃博拉患者，我已下令隔离医院，隔离所有接触过的人。”

“啊！我立即回去向总统先生报告。”塞国外交部长说着，转身出了使馆。

“别担心，一切都在控制之中。”赵大使用力握了一下夫人的手。她的手有些发凉，手心里冒出细细的汗珠。

早在上任之初，赵大使就注意到了邻国几内亚的疫情。中几友好医院深陷埃博拉疫区，在几内亚政府向全国宣布埃博拉疫情的数天之前，几个发烧病人闯入了这家医院，中国的医生完成诊治后不敢掉以轻心，立即按照应对埃博拉的方案采取了全面隔离并自我隔离的防疫措施。正是他们的果断处置与快速反应才避免了一场更大的危机，他们保全了这座中国援建的、当地最好的医院。

用几内亚卫生部长的话说：“他们救了我们半个国家。”

谁也无法想象，这个拥有三百张病床、几百名医护人员、日常接待上千名患者的医院，如果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与埃博拉病毒正面接触并传染，这些人再回到当地的村庄、别的城市甚至别的国家，其结果会是怎样。埃博拉病毒的传播是以人类无法想象的速度进行的，几分钟、几个小时甚至一天，就可能决定一个村庄、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两天时间的提前量，足以拯救半个国家，这句话一点儿也不夸张。

但邻国的疫情并没有让塞拉利昂人感到危险。五月份，赵大使与塞国卫生部长初次会面时，就提醒过她要注意加强对几内亚疫情的边境管控，那位女部长友好地回应说：他们十分感谢中国友人的善意。但事实上，即便当埃博拉已经潜入国境蔓延到了塞国东部省份时，都没能引起这个国家政府高层的足够重视。“我们的人民还处于饥饿之中，解决他们明天的吃饭问题才是我们的头等大事。”这是与非洲政府官员打交道时赵大使最常听到的一句话。

直到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埃博拉第一次出现在首都弗里敦中塞友好医院，离他们的总统府仅有一小时车程的地方，事态才开始急转直下。

一夜之间，埃博拉仿佛穿越时空降临到这个世界。一夜之间，除了中塞友好医院报告的一个确诊病例，整个城市又冒出几十名疑似患者，其中包括总统卫队中的一名成员。当天晚上，总统科罗马通过电视屏幕向全国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要求所有民众“采取更积极的手段应对埃博拉疫情”。同时取消了原本打算飞往华盛顿出席美非首脑会议的行程，改为飞往邻国几内亚，与埃博拉病毒原发地总统孔塞会面，商讨阻止病毒进一步扩散并争取国际援助的措施。

科罗马总统在告全国人民书中特别强调，他将派遣军队支援各地医疗和卫生部门展开工作，对所有发现埃博拉疫情的医院、村落和家庭都将采取隔离措施，军队将入户搜查以发现疑似病患。同时还宣布禁止所有公开集会，政府官员被要求取消所有海外行程，而且这些措施的最初实施时间为六十至九十天。如此紧张且严峻的局面，是塞拉利昂自内战结束后就不曾有过的。对此，塞国政府也祭出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国家行动”。然而“非洲死神”的名头并非唬人的把戏，这种致命病毒很快摧毁了塞国的医疗系统，整个国家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疫情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在中国医疗队到来之前，这里已经是人间炼狱。

这里的卫生工作者成了全球最高危人群。又一名塞拉利昂医生因感染埃博拉去世，成为第五个死于埃博拉的塞国医生，这个国家一共才拥有不到一百名注册医生，其中能治疗出血热等传染病的更是屈指可数。病毒的威胁也许还可以通过防护面罩抵御，而民众的恐慌才是真正的危机所在。一个个村庄被团灭，死亡人数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无知的民众开始相信埃博拉痊愈者的血清中有对抗病毒的抗体，越来越多的痊愈者被杀害，他们的血液在黑市上被疯狂交易。更有骇人听闻者，一个来自于国际援助组织的抗埃宣讲团被当地村民绑架后杀害，他们的血喷溅在塞拉利昂红色的土地上，其中三人是记者。

这是赵大使此生经历过的最恐怖的一段时期。短短数周，度日如年。从七月三十一日发出第一封“急电”起，先后共有三百封电报发往北京，报告疫情，提出建议。这些电报通过外交部进入中南海，为中央决策部署将埃博拉阻击在我国境外和援助非洲共同抗击疫情起到了关键作用。

尽管身处大使馆，赵大使的整颗心几乎完全系在相隔二十八公里之外的中塞友好医院。那一晚，他彻夜未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心惊肉跳”。他很清楚，这个平日里安静得能听到海风的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馆已经成为一场公共卫生战役的前线指挥部，此刻自己这个才上任短短几个月的大使已经成为前线指挥部的临时指挥官，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指令，都有可能决定这场战役的成败。

他起身给自己泡了杯茶。非洲的咖啡很不错，但他还是习惯喝中国茶。可惜这里的水不行，自来水是不能喝的，只能买瓶装水，水质跟国内的没法比。滚水冲入茶杯，青翠的茶叶上下浮荡，初步的作战计划已经在他脑子里成形。

第一，隔离医院。尽管被隔离的七名中国同胞和另外十名塞国医生将承受他们不得不承受的风险与重压，但确保医院不继续沦陷，不成为埃博拉进一步交叉感染和扩散的源头，是决定埃博拉阻击战成败的关键。事实证明，他的果断抉择为日后援非大部队的进驻保留了最重要的一块根据地。

第二，坚决将病毒阻击在国门之外。这一点谈何容易？紧急状态下，非洲国家发生动乱的几率大大提高，也许天一亮使馆就会拥进一批渴望帮助的同胞或者难民。不算普通游客，中国在塞拉利昂的常住人口就有四五千人，十几家中国企业，大到近千人规模的央企，小到几个老乡开的中餐馆，这些同胞中万一有人感染埃博拉怎么办？万一不小心把病毒带入国境怎么办？赵大使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使命：在尽最大努力帮助同胞解决一切问题的同时，坚决将埃博拉阻击在国门之外。

第三，搜集一切与疫情相关的信息，以最高的效率向北京汇报，为中央做出决策提供最准确的信息与最正确的建议。

……

工作要点在他脑子里一条条梳理了一遍又一遍，天光即将亮起时，他才想起熟睡中的妻子，想起几个月前他与妻子一同来赴任的那天。

那是二〇一四年春末夏初的一天，他与妻子拖着几个大号行李箱直奔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他们先要登上一架法航航班，飞十个小时到达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在那里等八个多小时转机，再次乘上另一架法航航班飞往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整个航程约两万公里，等回北京，就刚好绕地球一周。一路上，几个大行李箱被搬来搬去，让赵大使这个土生土长的西北汉子出了好几身大汗，心里甚至有点儿埋怨妻子——光是茶叶就塞了半个箱子。

二十多个小时的颠簸，飞机终于降落在弗里敦机场。天已完全暗了下来。尽管来之前已经做足了准备，他还是被眼前的破败击中了心理防线。

弗里敦机场建在海边，与市区隔海相望，从机场到市区需要坐快艇摆渡，来接他们的车只能停在对岸码头。在黑人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和几口大箱子先是被塞进了一辆破旧的中巴车，开到码头换乘快艇。上船之前每人被讨要了四十五美元船票钱。当时一美元能兑换五千利昂（塞拉利昂货币），一元人民币也能兑换七百多利昂，要知道这里可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用当地人几个月工资坐一次摆渡船，这让有着多年非洲工作经验的赵大使都感到震惊。强忍着晕船带来的恶心和头疼，二十分钟后，离开码头坐上使馆的车，又在坑坑洼洼的马路上颠簸了四十分钟，终于抵达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馆——这片异国他乡属于自己的土地！

关上门那一刻，一路上不敢吱一声的妻子再也忍不住，哭出声来。

这个西北汉子轻轻叹了口气。他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给妻子掖了掖被角。没工夫安排好所有事了，明天起，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接下来的一个月，赵大使和他领航下的中国使馆，成为这场埃博拉风暴中的定海神针。

自七月三十一日塞拉利昂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之后，这里通往国外的民航线路几乎全部断航。许多来不及撤离的外国游客滞留机场，机场也成为重点防控对象，出现发热等症状的人随时有可能被全副武装的军警带走进行隔离。许多同胞直接找到了大使馆，希望赵大使能帮他们协调一张回国的机票。他特别理解他们，每个人的身后都是万里之外的亲人们焦急的盼望和等待。但是……

赵大使调动了一切可能调动的资源，甚至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委托外国航空公司看看能不能协调一架包机。他四处托人，只求能够把健康的同胞送出此刻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哪怕多一个也好。

“你知道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吗？”时隔多年，每次只要想起当时的情景，赵大使依旧会热泪盈眶，“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在我们几乎身陷绝境的时候，祖国没有忘记我们，更不曾抛弃我们！”在国内有关部门的努力下，一百五十多名同胞通过特殊通道辗转万里，最终降落到中国的土地上。他们经过二十一天的常规隔离，确保安全之后，终于同苦苦守候的父母妻儿团聚。

非洲有句俗话：“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好运气。”二十一天后，又一个好消息传来。隔离了三个星期的十七名中塞友好医院的医护人员无一感染，可以回家了！

八月二十一日，赵大使带着使馆工作人员，特地上街买了鲜花和许多营养品，塞满了整辆车，这些东西在那时的弗里敦真不好找。一行人驱车赶到中塞友好医院，持枪军警背后的那道铁门缓缓打开，十七名穿戴整齐的医护人员逐一走了出来。赵大使和他们一一握手、拥抱，献上鲜花和礼物。二十一天前，他把他们送进去的情景历历在目，恍惚间却又好像如此不真实——那个闯入医院的埃博拉患者当天晚上就死在病床上，所有接触过她的人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与不安之中。第二天一大早，一队全副武装的军警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突然闯进医院，医院顿时一片混乱。“所有人必须留在这里，一个都不许离开！”军警封锁了所有出入口，将十七名医护人员送入隔离病房，那些曾经救治过无数病人的地方变成了他们的牢笼。按照全球通行的埃博拉防控法则，凡是与病毒感染者有过接触的人，需要经过三周的隔离观察，直到检测结果未见异常时才可解除隔离。

十七人，一人一个单间，房门紧闭。赵大使只能隔着医院大楼的大铁门远远对他们喊话。来之前准备的一大堆鼓励的话那时全都烟消云散，他只能一遍遍地大声重复使馆电话，一遍遍告诉他们随时可以和使馆联系。七名中国医疗队员，包括那个刚来就“惹祸”的二十二岁女护士，当时没一个人抱怨或哭泣——没想到现在正式见面的这一刻，彼此却都哭成了泪人。

二〇一四年八月底，赵大使将这七名中国医疗队员送上了回国的航班。他们顺利完成了援非任务，严格履行了医疗队员的职责。在生死的边缘，他们每一个人都展现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现在是他们回国与亲人团聚的时刻了。而赵大使将继续坚守阵地，这场战争才刚刚打响。这里是他的战场，接下来他的任务很明确——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

面对疫情失控的局面，大部分国家纷纷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防控措施，严防病毒流入本国。还有不少国家要求本国各类人员迅速撤离疫区，同时也严禁本国民众进入西非疫区国家，进而阻绝病毒的侵入，拒埃博拉于国门之外。

而中国援非的态度是持续的、坚决的、无可置疑的。在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国在第一时间先后向疫区国家提供了十五批次、价值一百多亿元的卫生物资和两千六百余万元的其他保障性物资。

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刻，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充分发挥军队在技术、人才和组织上的优势，立刻组建防控队伍奔赴西非疫区，援助一直与我们保持着深厚情谊的非洲，肩负起负责任大国的重任。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二日，中央军委批准，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奔赴塞拉利昂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治任务。

第二章 病毒

《血疫》之外

一九八〇年，东非，恩贡山。

一九八〇年一月，即便在赤道横贯东西的非洲国家肯尼亚，那也是个寒冷得有些反常的冬天。一个名叫夏尔·莫内的法国人的死讯给这个平静的东非小国投下了一颗炸弹。

夏尔·莫内五十多岁，中等身材，有一头棕褐色的直发，独自居住在恩贡山脚下的一座小木屋里。他没有什么朋友，过往成谜，当地人只知道他为附近的一家种植园工作，负责维护用来抽水灌溉的水泵。

莫内离群索居，不喜欢人群，却常常独自走进神秘的恩贡山。据说元旦那天，他去过恩贡山里一个长满蝙蝠的洞穴。但没有人知道那天在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恩贡山，这座孤零零的巨大死火山紧邻东非大裂谷，海拔四千多米，山势陡峭，森林繁密，多溪流瀑布，最博学的生物学家也说不清这里究竟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物种。非洲雨林是个被现代世界文明遗忘的角落，时间在这里也放慢了脚步。

也许正是这片神秘的土地吸引了这个法国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人们后来知道，一九七九年夏天，夏尔·莫内来到肯尼亚，当时导致艾滋病的病毒HIV最终从非洲中部的雨林向外暴发，开始了清除人类的漫长计划。艾滋病这道阴影已经落在了人类头上，但此时人们还不知道它的存在。它沿着恩贡山脚下的恩佐亚河，沿着人类栖居的一个个村庄部落悄悄蔓延，直到遍布全球。HIV是一种生物安全三级的微生物，高度致命，但传染性不强，无法通过空气传播。医务人员不需要穿生化防护服去处理感染HIV的血样。

而莫内感染的病毒，后来被定为生物安全四级——人类对病毒危险性划分的最高等级。

见过莫内的医生永远也不可能忘记他们眼前的景象，只要见过的人此生都将活在那个恐怖场景的阴影之下。以至于几十年后再提起，他们依然会倒退几步，猛眨眼睛，就像见到了变色的太阳。

通常来说，接触这种病毒后的第七天，患者会开始头疼。在探访了恩贡山里的一个神秘洞穴之后的第八天，也就是一九八〇年一月八日，莫内感到眼珠后阵阵隐痛。他决定请假休息一天。头疼越来越厉害，太阳穴突突直跳，阿司匹林也不管用，紧接着他的背开始剧痛。头疼后第三天，他开始高烧、恶心、呕吐。呕吐越来越严重，最后变成干呕。这时候他整个人变得冷漠迟钝，面部神经逐渐失去对肌肉的控制，变成一张毫无表情的面具。眼珠仿佛凝固在眼窝里，变成了鲜红色。身体的皮肤开始发黄，有显眼的红斑。镇上一家小医院的医生检查了他的病情，估计是某种细菌感染，给他注射了抗生素，但无济于事。

医生建议他应该去内罗毕医院，那是整个东非最好的医院。那时候莫内还能走路。他买了票，登上了飞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航班。

得益于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任何一个城市。航空线路链接了全世界所有重要的节点城市，并构成网络。病毒进入网络之后，一日之内就能飞抵纽约、伦敦、巴黎、东京、上海、北京。莫内带着他体内的那种生物进入了这个网络。

他搭乘的是一种小型飞机，额定乘员只有三十五人。不过非洲航班通常都是满员，这架航班也不例外。航班飞过雄伟的恩贡山，飞过蕴藏着无数秘密的雨林，飞过“地球的伤痕”东非大裂谷，飞过茅草屋顶的村庄、铁皮屋顶的城镇。

莫内开始晕机。他用呕吐袋捂着嘴，剧烈的咳嗽从肺部深处传来，呕吐物很快充满了纸袋。边上的人发现他整个脸都变成了青紫色，面部肌肉下垂，结缔组织消融，脸皮仿佛脱离了颅骨一般耷拉下来。他不停地呕吐，虽然胃里早已什么都不剩。他开始吐黑红混杂的浓稠液体，血腥味顿时充满了整个密闭的机舱。

这个袋子里装的东西后来有个专门的学名用以命名，它满载病毒，感染性极强，高度致命。

呕吐袋装满了，莫内合上纸袋，折起袋沿，口袋鼓胀，泡得发软，随时都有可能撑破。他把口袋递给了乘务员。

危险病毒在宿主体内增殖时，病毒会渗透进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生物学家日后解释说，这个过程叫作“极度扩增”。极度扩增到最高峰，一滴患者血液中就有数以亿计的病毒。换句话说，病毒占领了宿主的躯体并正在将宿主的躯体转化成它自身。然而转化的过程不完全成功，结果制造出混有病毒的大量血肉，这大概能看成一场“生物事故”。此时在莫内体内发生的就是这样一场事故。

莫内越来越像一具僵尸了。他的血液正在身体各处凝结：肝、肾、肺、肠胃、四肢、大脑，全部塞满了凝结的血块。他甚至不能感知到疼痛了，大脑内组织和细胞正在液化，意识等高级功能首先被磨灭，只剩下脑干深处的区域还在工作。

飞机在肯塔雅国际机场降落时，莫内动了动。他居然还能走路。

他站起身，鲜血滴落；他走下舷梯，衣服上沾满血迹；他没有行李，他的行李全部在他体内，是极度扩增后的无数病毒。他已经变成一颗行走的人体病毒炸弹。

没有人知道他怎么搭乘出租车来到医院的。据医院里的幸存者回忆，莫内的最后阶段是在候诊室里度过的，他看起来一直很平静，直到最后爆炸的一刻——

随着一声痉挛般的呻吟，莫内口中喷涌出巨量血液，泼洒在地上。他瞬间失去知觉，向前扑倒在地。房间里只听得见他喉咙里的哽咽声，他陷入昏迷，但还在继续呕出血液和黑色物质。这时响起一阵肉体撕裂的声音，那是大肠完全打开，血液从肛门向外喷射。血液里混着肠壁组织。他在排泄自己的内脏。

人体病毒炸弹终于引爆。

以上是美国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的畅销书《血疫》中的情节，作家用生动的笔触还原了人体从感染丝状病毒直至最后死亡的全过程。

至今人类对埃博拉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由此创作的文学、影视作品也相当稀少，流传最广的当数这部《血疫》。这部描写埃博拉病毒缘起的书取得了巨大成功，长踞《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榜首达六十一周。作者普雷斯顿也因此获得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颁发的防疫斗士奖，他是有史以来唯一以非医师身份获奖的得主。

夏尔·莫内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他是普雷斯顿虚构的人物。但“莫内”的存在就像一颗来自于雨林深处的飞弹，不仅准确击中了内罗毕医院，直接毁灭了这家医院里与他有过直接接触的多名医生，还击穿了病毒与世界之间的最后一道屏障。后来科学家在其中一名医生的血样里终于确定了一种可怕的东西——马尔堡病毒。

马尔堡病毒是丝状病毒（Filovirus）家族中的一员，它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丝状病毒。Filovirus是个拉丁词，意思是状如细丝的病毒。丝状病毒之间外观相似，但和地球上其他病毒都不一样。绝大多数病毒呈现球形颗粒状，而丝状病毒却犹如头部缠结的绳索，中国媒体在报道时常常把它们比喻成“如意”，而实际上，它们更像一条毒蛇。

夏尔·莫内死后，科学家确定了丝状病毒的地位，它有两种属——马尔堡病毒和埃博拉病毒。

现在我们的主角终于出场了。

人命黑板擦

埃博拉病毒与马尔堡病毒就像一对姐妹，它们都来源于非洲群山深处，感染后患者症状相似。不过，在埃博拉面前，马尔堡病毒四分之一的致死率简直就是温柔善良的小妹妹。已知的一种埃博拉病毒（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对人类的致死率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九十。

你说，埃博拉像不像人命的黑板擦？

埃博拉病毒因埃博拉河而得名。埃博拉河是蒙加拉河的上游河源，是刚果河（又称扎伊尔河）的支流。它流经雨林地区，蜿蜒穿过星罗棋布的村庄，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所有生灵。

埃博拉病毒第一次为外界所知的爆发是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它在埃博拉河上游、苏丹南部的几十个村庄内突然现形，毫不留情地杀死了九成的感染者。

扎伊尔和苏丹埃博拉病毒在非洲中部杀死了几百人之后，势头就像火焰吞噬一堆干草，火焰最后从中央熄灭，留下一团灰烬。它不像艾滋病，艾滋病在全世界闷烧，仿佛煤矿里的大火，很难被扑灭。埃博拉病毒退回了群山之间，毫无疑问直到今天还在那里存活，它在某种宿主身上循环复制（科学家猜测最有可能就是非洲的一种蝙蝠），改变自己的形状，突变成另一种新病毒，伺机以新的形态进攻人类这个物种。

一九七六年暴发的两次疫情，在时间上几乎同时，在空间上仅仅相隔六七百公里，在刚开始的很长时间内，人们通常称之为埃博拉病毒的现身。但后续的深入研究表明，扎伊尔和苏丹疫情的病毒毒株并不相同，扎伊尔的毒株毒力较苏丹毒株强一千倍，但苏丹病毒的传播性显然要更强。二十年后，直到基因测序技术成熟之时，人类才终于证实了这两种毒株的基因序列并不相同，严格来说，它们属于埃博拉病毒的两个单独不同的种，而非一个种分类下的两个亚型。

截至目前，人类共发现了包括扎伊尔和苏丹在内的五种埃博拉病毒。如同埃博拉家族的五个兄弟姐妹，它们性格各异，有些极其凶残暴戾，有些则相对温和。

除了雷斯顿埃博拉和塔伊森林埃博拉对人类相对友好外，其他三种病毒都有极高的致死率。

近四十年来，人类关于埃博拉的记录十分有限：

一九九五年四月，刚果再次爆发埃博拉疫情，发病三百一十五例，死亡二百四十五例，致死率百分之七十七；

二〇〇〇年八月，乌干达北部，发病四百二十五例，死亡二百二十四例，致死率百分之五十五；

二〇〇二年十月，又是刚果，发病一百四十三例，死亡一百二十八例，致死率百分之八十九。

世界卫生组织得出结论：埃博拉病毒平均致死率为百分之八十八。

直到二〇一四年，当埃博拉病毒和恩贡山的雨林似乎已经被人类遗忘时，它再一次以无比残暴的面目降临人间。

而这一次，它终于与万里之外的中国短兵相接。

第三章 疫苗

共和国女将军

时间：二〇一五年八月

坐标：中国 北京

那段时间，陈薇每天都从媒体上关注着疫情的动向。国家已经向塞拉利昂派出了整建制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和由中国疾控中心组建的病毒检测队，有关部门也已经召集了好几次专题会议，讨论疫情应对措施。可是，自己的研究团队做了十年的埃博拉疫苗却还停留在实验室，她越想越着急。

虽然病毒暂时还没有进入中国，但每天全世界有无数架飞机往来于西非和世界各国之间，理论上，来自热带雨林深处的致命病毒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而且即使最顶尖的微生物学家也很难预判病毒的变异方向，如果任其发展，一旦埃博拉变异出可以在自然状态下通过空气传播的特质，那么不仅西非人民将面临灭顶之灾，全人类都将遭逢空前浩劫。事实上，雷斯顿埃博拉就已经可以在室内通过飞沫在猴子之间传播了。

到时候会怎样呢？人们会融化在巴黎枫丹白露的咖啡厅里，融化在伦敦的大本钟下，融化在纽约大都会的博物馆里，融化在香港轩尼诗道的月色下……

陈薇忽然想起埃博拉的发现者卡尔·约翰逊的一句话：“这种病毒有能力按比例减少全球人口，也许百分之三十，也许百分之九十。”她打了一个冷战。

不能再等了！

她要正式向组织申请到非洲去，到抗击埃博拉的第一线去！

她知道，自己带着团队研发了十年的疫苗很有可能成为终结埃博拉危机的终极武器！

她也知道，做出这个决定，既是对自己、对团队的一个承诺，更是严峻疫情发出的不可抗拒的召唤。

陈薇，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我国多个致命病毒疫苗的研发者。她一九六六年出生于浙江兰溪，刚过五十岁就被授予了少将军衔，是军队里少见的在职女将军，也是我国生物危害防控领域内的唯一一位女将军。

乌发齐肩，长相清秀，一副金丝框眼镜，如果不穿军装，一般人很难把眼前这位优雅知性的江南女子与共和国女将军的身份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名军人，雷厉风行是陈薇的一贯作风。此前之所以犹豫，并不是对于自己研发十年的埃博拉疫苗缺乏自信，而是因为没有人比她更清楚到疫区做临床所要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但是，谁也不知道亲赴疫区一线与病毒短兵相接最终会是什么结果。带出去的学生和团队万一有人感染怎么办？自己感染了怎么办？怎么向家人交代？怎么向组织交代？

要说不害怕，那是文学上的修饰。大概没有人比真正的病毒学家更害怕病毒的了——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是敬畏。他们对病毒的敬畏源于知识，源于对理性的深切尊重。

国外的同行们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摆弄埃博拉的那些家伙都是疯子，还是去玩更安全的东西吧，比方说炭疽热。”正是因为这种病毒的高危性，全世界真正了解它并知道如何应对的人屈指可数，陈薇在其中算是个另类。她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病毒猎手。

很多媒体报道中，把二〇〇四年作为陈薇开始埃博拉病毒研究的起点，并惊叹她的预见性。其实，从炭疽杆菌到SARS再到埃博拉，她与病毒的短兵相接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了。

一九九九年，博士毕业一年的陈薇就开始了炭疽杆菌的基础理论和疫苗研究工作。二〇〇一年，美国炭疽杆菌事件之后，她带着三十多个热血沸腾的年轻博士、硕士生开始了对炭疽杆菌的攻坚战，最终吹响了胜利的号角。他们凭借此项研究拿下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人类闻之色变的炭疽杆菌，已经基本被陈薇攻克了。

二〇〇三年，SARS疫情爆发。又一次打赢了这场硬仗之后，陈薇在后续的研究中参与了一项中德合作的科研项目。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得知课题组中的一位德国教授同时也在做埃博拉病毒的基础研究。“真是天赐良机！”多年与病毒交手的直觉告诉她，是时候面对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恐怖的对手了。

埃博拉，在全世界病毒学家的眼里是公认的“最为恐怖的对手”，也是人类最优秀的病毒猎手们共同的目标。对这种级别的敌人，陈薇早就想与之较量一番了，但之前苦于没有条件——没有病毒、没有技术、没有团队，她不得不将其暂且搁置。

但只要机会初露曙光，陈薇便毫不犹豫地踏上猎杀埃博拉的战场。

二〇〇四年，陈薇申请了国家“863”项目。随后的近十年里，埃博拉疫苗科研工作夜以继日地展开，如静静流淌的河水，悄无声息却绵延不绝。

其实做埃博拉远不如做炭疽杆菌或者SARS研究那样有显示度。由于埃博拉病毒的一度沉寂，西方国家对此也并不热情。只有陈薇，科学家的天赋告诉她，这是她的使命；军人的直觉告诉她，致命杀手与北京之间，不过一个航班的距离。

致命病毒从来就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埃博拉虽然从未在中国爆发，但作为一名军人，陈薇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致命病毒不仅意味着一次次夺去千万人性命，更有可能作为潜在的生物战剂与生物恐怖武器。

生化武器？这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吗？

如果你这么怀疑，请看以下几个事实：

第一，这种病毒在历史上已经被用于生物武器化的研究。

第二，这种类型的病毒可以通过气溶胶感染。多项研究表明，马尔堡病毒、埃博拉病毒等可通过气溶胶感染灵长类动物。这就意味着，空气可以成为传播介质。

第三，在美国发生的多起炭疽粉末信件的生物恐怖事件警告世人，生物恐怖袭击是现实的，并且会在没有任何预警情况下突然发生。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可能的生物恐怖剂分成ABC三类，而包括埃博拉在内的出血热病毒被分类在A类生物恐怖剂清单中。

第四，恐怖分子曾经寻求埃博拉病毒作为生物恐怖剂使用。日本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施放化学战剂沙林后成为臭名昭著的恐怖集团。据报道，他们曾经到非洲寻求埃博拉病毒，用于研发生化武器。

第五，埃博拉致死率极高且易于传播，更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全球并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药物，这种病毒一旦被用于生物恐怖袭击，我们无法想象人类将面临何种劫难。

这五条，每一条都是支撑陈薇十年来沉默而又坚定地研发对抗埃博拉武器的理由。中国军人，不能打无准备之战！

十年无闻的坚守，个中滋味，又能与谁言说？

而历史终将青睐那些具有大格局的人。二〇一四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大爆发后，这种病毒和陈薇这个名字才真正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换道超车

世卫组织给出的数据让全球都为之胆寒：截至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马里、美国以及已结束疫情的尼日利亚、塞内加尔与西班牙，累计出现埃博拉确诊、疑似和可能感染病例一万七千两百九十例，其中六千一百二十八人死亡。

自此，美国、英国、加拿大才纷纷加紧了疫苗的研制工作。然而，尽管有无数全球顶级病毒学家的研究工作做铺垫，可埃博拉疫苗的研发之路依旧困难重重。三四十年来，埃博拉疫苗始终未能面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处理这种病毒必须要在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中进行，这是一个硬性条件。

通常来说，根据密封程度的不同，国际上将生物安全实验室分为四个等级——P1、P2、P3和P4。“P”是英文Protect（保护）的缩写。第四级即P4实验室是生物安全最高等级，可有效阻止传染性病原体释放到环境中，同时为研究人员提供安全保证。

一般而言，现代医学将传染病原分为四个危害等级。第一级病原体对成年人几乎无法造成危害，如大肠杆菌等；第二级病原体对人类引发的疾病比较轻微，而且通常有预防及治疗的方法，如腮腺炎病毒、麻疹病毒等；第三级病原体则能够在人类种群中引起严重或致死的疾病，人们闻之色变的炭疽杆菌和SARS病毒就属于这一级别。人类针对不同等级的病原体，建立了不同等级的生物安全实验室。

一级实验室我们并不陌生，专业的研究所、许多条件好一点儿的大学都有配备，进入这里的人只需要戴上手套和口罩即可，试验台是开放的，实验室不会和大众隔离。二级实验室危险系数相对高一些，只不过这里大多对公众隔绝，只有实验人员可以出入，所以显得有些神秘。而三级实验室处理就相当专业了，对进出这里的实验人员要求很高，需要接受严格的特种培训。

最高防护实验室被称为四级生物安全水平实验室。在人类抗击病毒的战场上，四级实验室就是子弹在你耳边呼啸而过而你只能以血肉之躯相搏的火线。在这里，人类最精锐的微生物学家们与自然界最致命的病毒贴身肉搏——它们通常具有极高传染率与致死率，人类对其知之甚少，一旦感染，没有任何治疗方式。正因为如此，业内人士把这里叫作“魔鬼实验室”。

“魔鬼实验室”装有特殊的空调系统，进入这里的空气温度与湿度都是预先设定好的，过滤程度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能保障空气在整个环境中一小时循环多次。实验室采用定向负压系统，其核心区的压强达到负四十帕，这样才能保证实验室空气的流动通过高效过滤器从外面进来，而实验室内的空气不向外流动。

典型的四级实验室由更衣区、过滤区、缓冲区、消毒区、核心区组成。在实验室的四周装有高效空气过滤器。到达实验室的核心区，总共有十道门，最里面的七道门是互锁的，也就是说，如果一道门没有关好，另一道门肯定打不开，这样避免空气的流通。同时，这里有严格、复杂的管理程序，为了确保绝对安全，只有得到批准和持有磁卡通行证的人才能进入，有的通过指纹门禁系统进入，而且所有出入的人员都由电脑记录在案。

四级实验室需要与其他建筑完全隔离，并且在实验室内部启动空气负压设备，使得实验室的气压始终低于外界，严防病原体随着空气散溢到室外。实验人员全部都受过严格训练，并且穿戴全封闭防护服。这种防护服装有接口，由实验室独立的供氧系统向防护服内部输送空气，每个实验人员身后都会拉着一条长长的输气管，就好像在深海作业一样。这么烦琐的设计就是为了确保实验人员和病原体绝对隔离。在离开实验室的时候，实验人员会被化学药品和紫外线反复消毒，确保将防护服上所有可能存在的病原体轰杀至渣，因为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哪怕发生了一丁点儿泄漏，都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生态浩劫。

埃博拉病毒就属于需要在四级生物实验室里处理的极度危险病原体。而四级实验室的造价及其维护费用十分昂贵，截至目前，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只建成了三四十家。除中国外，全球公开拥有四级实验室的仅有法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瑞典和南非等国。其中，中国武汉的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业内人士称之为“武汉P4实验室”）备受瞩目，被誉为病毒学研究领域的“航空母舰”。

P4是人类目前唯一可对埃博拉等活体病毒做实验的安全场所。陈薇的胜利，背后正是中国国力的全面提升。

在埃博拉疫苗研发的战场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样具有研发实力的美国和加拿大既是中国的战友，又是中国的对手。

二〇一四年危机爆发之后，美、加两国加紧了对埃博拉疫苗的研发进程，不过都是针对一九七六年出现的埃博拉病毒，而且需要在零下八十摄氏度冷冻保存。可是现在过去快四十年了，病毒早已经发生了变异。而在这个领域默默耕耘了十多年的陈薇却早有准备，她当机立断，必须做出针对此次疫情、方便非洲当地保存的2014基因型疫苗。

陈薇采取了“换道超车”的模式——坚持前瞻性，坚持自主研发，不跟在别人的后面跑。正因如此，自研发初期开始，陈薇团队就在不断尝试新的技术路线，经过了艰苦的摸索，排除掉VLP（病毒样颗粒）疫苗、灭活疫苗和DNA疫苗等多种方式，最终确立了病毒载体疫苗。

实验室研究完成后，陈薇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疫苗走进非洲。非洲气温高，需要在零下八十摄氏度保存的液体试剂显然给疫苗的运输储备增添了成本。于是，陈薇又想到做冻干粉针剂，便于疫苗在当地保存。

为了确保疫苗安全有效，陈薇带领着团队争分夺秒。他们与国内经验丰富的团队——天津康希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完成快速应急中试制备，同时走国际合作路线，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攻毒实验进展顺利，实验结果非常理想，接下来就是临床试验，然而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别国的埃博拉疫苗临床试验，通常是在非洲选择一个非疫区开展小型的I期临床试验，证明疫苗的安全性，然后在非洲疫区开展大型的II期或III期试验，证明疫苗的有效性。可是，在国外开展I期临床试验，手续极其烦琐，试验成本也极高。

想了好几个晚上，陈薇最后决定，先在国内做I期。二〇一四年底，埃博拉病毒疫苗I期临床试验在国内开始。在泰州，陈薇团队与江苏省疾控中心合作，针对中国受试人群完成了随机双盲、剂量递增、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在杭州，陈薇团队与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合作，针对在华非洲人群开展临床试验，这是我国境内开展的首个针对非中国人群的临床试验。比较泰州和杭州的临床检测结果，疫苗显示出良好的特异性和一致性。这意味着，研发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了。

接下来，就是前往非洲了。

二〇一五年九月，陈薇带着团队里的年轻人，收拾好行李，启程去塞拉利昂进行II期临床试验。这也是中国科学家在国外首次进行的临床试验。

临出发前，研究所一楼大厅满满当当地摆着三十多个黄色纸箱，箱子里装着采血管、棉球、试剂等各种试验材料。大家忐忑而兴奋，每个人都忙前忙后，同时揣测着那个号称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的样子。

出征！他们其实早已准备好了。

第四章 出征

亲临疫区

时间：二〇一五年十月

坐标：塞拉利昂 弗里敦

飞机在一阵颤抖中终于降落在弗里敦机场的跑道上。陈薇被落地的震动惊醒了，透过狭小的舷窗向外望去，天空刚刚把最后一丝光亮收走。陈薇下意识地把手表指针逆时针转了八个圈，然后打开手机。手机屏保上，是丈夫与儿子温暖的笑脸。

经过十七个小时的飞行，总行程一万七千公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陈薇带着埃博拉疫苗于当地时间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七日抵达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

这里是被埃博拉劫掠过的炼狱，这里是这场战役的最前线，这里是战友们战斗过的地方。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但陈薇的战争才刚刚开始。在她的战场上，这才是第一次真正与这个看不见的敌人短兵相接。

下飞机之前，陈薇不断提醒队员们注意着装。弗里敦正值雨季，高温高湿，空气中飘荡着潮湿发霉的气味。她开始担心队员们的身体，由于长途颠簸，有些人已经出现了头晕、恶心等症状。偏偏天公不作美，此刻又下起了倾盆大雨。她又开始担心起随机抵达的医疗物资来。这么大的雨，这些东西不会有问题吧？

更糟的是，前面还有五个小时的车程在等着他们。从机场到市区，最近的路程是摆渡走水路，队员们可以轻装简行，坐快艇二十分钟就能抵达市区码头。但设备和物资就难办了，只能走陆路、绕道两百多公里——这里的交通实在让人绝望——整个国家一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全是土路，坑坑洼洼，大雨天车辆很容易打滑或者陷入泥坑里。在这种天气和路况下调运物资，很难保证不出问题。

还是赵大使有经验，几个月下来他的生存技能已大有长进。他提前联系了当地一家中资企业，对方听说是我国人民解放军带来了埃博拉疫苗，二话不说就调拨了货车帮助他们转运物资。从过关、清点、搬货、调度、押运，再到分门别类运往部队驻地和中塞医院，清点、卸货、入库、合理存放，直到安顿好最后一批物资，陈薇悬了一路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回到驻地时已近凌晨，陈薇都没能好好看一眼窗外的海景。美丽壮阔的大西洋啊！它是如此之近，近在眼前，夜晚的涛声仿佛就在耳畔回响；它又是如此之远，远在天边，像一幅幽暗的油画，与真实世界似乎没有一丝关联。

有那么几个瞬间，陈薇忘记了自己身处何地。这里的一切都如此沉静、如此平和，连咸湿的海风都透着温柔。那些倒毙在路边水坑里的尸体是真的吗？那些全副武装的持枪军警是真的吗？那些在车窗外一晃而过的低矮破旧的铁皮茅屋，轰鸣的摩托车从公共汽车、不穿上衣的行人和自行车的窄缝里嗖嗖钻过，马路上尘土飞扬，到处是卖香烟、矿泉水、小零食、塑料玩具、低档服装的摊贩，路口没有红绿灯，只有穿着不合身的制服的交通警察，吹着哨子，做着耀武扬威的手势……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陈薇感到有些恍惚。宾馆内外，两个世界判若云泥，此刻却在如浓墨一般的夜色中交融在一起，不辨虚实。此后若干个睡不着的深夜，她都会起身看海。全世界只剩她一个人，四周都是海，只有细小的微光在远处闪烁，明明灭灭，如同一句暗语，如同那个看不见的敌人。如果有一天，她被它掳获，那么她将止步于半途，就此瞑目。她将想起今夜的大海，她将想象着自己如同一片羽毛从海鸟身上松脱，在云中，在人间千尺之上，在暴烈的气流中劲舞、激旋，被怒号的狂风裹挟、推送，飞越千里大洋、万里群山，战胜一切险阻，最后飘落在家乡的土地上。儿子将捡起这片羽毛。她在梦里流连于这样的想象，它带来继之而生的希望。不过她更清醒地知道，第二天当太阳照常升起时，她依然要鼓足勇气，睁大双眼，迈步向前。

中塞友好医院

大本营宾图尼玛宾馆位于弗里敦的阿伯丁区，中塞友好医院则位于城外的科索镇，从驻地到医院有二十八公里路程。沿途会经过著名的旅游胜地蓝茉莉海滩，这里椰树成林，草屋林立，偶尔可见三三两两的行人在洁白的海滩上悠闲漫步。每天在如此醉人的风景中去充满致命病毒的医院上班，即便是身经百战的军人也很难承受如此巨大的落差。

上班的路首先要穿过弗里敦市区。街市上热闹如常，难以把眼前的场景与埃博拉疫情重灾区联系起来。当地人没有人戴口罩、手套，他们依旧聚集在一起，热情地拥抱。所有的人都在怀疑，埃博拉疫情真的发生过吗？

接下来，车辆行驶到了一段尚未修好的土路。刚下过一场雨，路面泥泞不堪，车轮老是打滑。土路的一侧是裸露的山体，常常有石块滚落。路过一段狭窄的山谷时，一块落石砰的一声砸在车顶上，队员们一阵惊呼。好在司机技术过硬，临危不乱，轻点几脚刹车，方向盘依然稳稳握在手里，有惊无险。陈薇一个箭步跨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从那之后她又多了项任务，只要上了车就开始观察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状况——一个不少地带回去，这是她给自己立下的军令状，千万不能出什么交通意外！

土路的尽头再往前两公里，就是英国驻塞拉利昂军事基地，门口站着全副武装的英军士兵，围墙上还有一个瞭望哨。

再向前行驶五公里，就来到了塞拉利昂最好的高速公路——友谊公路，在路上能看到各种熟悉的路标和标记线，仿佛行驶在中国高速公路上一样。路两旁是一座座山丘，还有稀稀落落的村庄，村庄里散布着零乱破落的茅草屋和锈迹斑斑的铁皮房。

友谊公路连接着塞拉利昂交通重镇——科索小镇。小镇的特别之处在于拥有一所远近闻名的现代化医院——Jui Hospital，著名的中塞友好医院，二〇一二年由中国政府援建，塞国人管它叫“塞中友好医院”。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陈薇的战友，来自302医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的战士们，仅用了七天，就在条件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将这里改建成了一所能收治埃博拉病人的流行病医院。在这里，他们创造了中国医疗卫生史上的一个个奇迹。这里就是他们的前线、他们跟埃博拉病毒正面交锋的地方。

医院依山而建。由四栋黄白相间的二层小楼组成，供医疗用的三栋楼在一条轴线上依次排开，中间有走廊相连；另一栋是专家楼，供医生休息使用。医院的造型、布局和建筑风格是我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典型风格，来自中国最好的医院的队员们很多都不曾见过这么“古典”的医院。

一年前战友们在满院荒草中重建医院埃博拉留观中心的战绩，让陈薇无数次为之骄傲、为之动容。他们抵达时，医院早已不复一年前的紧张气氛，这里人群熙攘，医护人员戴着普通的医用口罩，没有人穿“太空服”。自二〇一五年六月下旬最后一名埃博拉患者出院后，这里几乎看不到疫情的踪迹了，医院也从埃博拉留观诊疗中心转为综合性医院。

医院门口贴着的一张蓝紫色通告，用英文写着埃博拉疫苗的接种流程，再加上四周随处可见的防埃抗埃标语，依然在告诉来访者，埃博拉疫情并没有远去。

“陈老师来了！”坐在进门处给受试者登记的年轻人一眼就认出了陈薇。

“来啦？”侯利华连忙探出头来看了看，他是“先遣小分队”的负责人，也是陈薇团队的得力干将。他顾不上打招呼，连忙转身进屋，拿着白大褂和口罩从检测室里走出来。陈薇默契地接过来穿好，褂子上印着科研团队的标志，是陈薇专门为大家在上海订做的。

这一天，来自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基因型埃博拉疫苗研发团队，迎来了在塞拉利昂进行疫苗临床试验的首批受试者。也就是在这栋小楼里，中国科学家们开始了我国自主研发疫苗在境外进行的临床试验。

她们的怕与爱

在万里之外的战场上顺利会师，大家都很兴奋。人群中只有迟象阳的心依旧提在嗓子眼，一路上她都在为老师陈薇的身体状况担心。

临出发前，陈薇的丈夫麻一铭悄悄把迟象阳拉到一边叮嘱：“你可千万替我看好你们陈老师！她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一定要让她休息好啊！”迟象阳一个劲儿地让他放心，心里想着，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没想到在巴黎转机的时候，陈薇就发生了一次心脏早搏。

“象阳，我感觉快不行了。”迟象阳愣了一下，几秒钟才反应过来，陈老师出事了！她跑过去一把捏住陈薇的手腕。心脏早搏是一种心律异常的症状，患者会感到心悸、乏力、头晕及胸闷。它类似于电梯快速升降的失重感，释放了一个危险的信号。接下来的行程中迟象阳一刻都不敢大意，生怕再出什么意外。她总算明白麻一铭临行前千叮咛万嘱咐的缘故了。

然而，令人心悸的行程才刚刚开始。

才下飞机，陈薇就彻底忘记了刚在机场心脏早搏时快要晕过去的事。她真的是不要命了，每天工作二十个小时，而且一连就是好几天。弗里敦和国内有八个小时的时差。白天，陈薇去临床试验室忙碌，和大使馆的人见面，去受试者家里做回访，晚上一回宾馆就开始和国内沟通处理繁杂的事务。身边的人不断提醒她要注意休息，但这样的提醒收效甚微。迟象阳也终于明白了，麻一铭所说的陈薇“不要命”的工作状态有多么“疯狂”，什么人敢在疫区天不怕地不怕地没有一丁点儿防备？

一天，迟象阳跟陈薇去受试者家里做调查。在塞拉利昂开展临床II期试验期间，研究团队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对受试者进行回访探视。陈薇此行进行的是第三次回访，当天出来她们已经不知道接触过多少当地人了，陈薇每到一户都要跟人家紧紧握手。

这是一户简陋逼仄的民居，不到十平方米的屋子里，弥漫着汗液、霉菌和牲畜粪便混杂的刺鼻气味。泥泞的地面和脏兮兮的沙发虽然经过收拾，却依然处处可见污痕。迟象阳看见陈薇的双手被一双满是泥垢的手紧紧地攥住，黑与白的对比分外清晰，这时她突然发现，陈薇的右手上有一道伤口！

迟象阳吓呆了！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援非医疗队的医务人员在接诊埃博拉病人时，必须小心翼翼，穿着厚达三层的防护服，严格与病人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而现在，陈薇却在毫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把伤口直接暴露在这样的环境下——那道口子大概两厘米，虽然看起来伤得不重，但万一回访的人群中有一人携带埃博拉病毒，那陈薇被感染的概率将达到九成以上。

“老师，你的手！”迟象阳尽量控制着自己发颤的声音。

“没事的。”陈薇轻轻摇头示意，打断了她的话。

非洲人真是热情！迟象阳不得不抱怨起这样的热情来。在这个杂乱的社区里，走着走着就会听见远远地有人跟她们打招呼：“Hi，Chinese！”每到一户受试者家里，都会蜂拥而来一群女人和小孩，和她们握手，接过从这双手中带来的礼物。陈薇会俯下身去，抱起衣不蔽体的小孩，跟女人们聊起她们的孩子，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询问疫苗注射后的身体状况。

她们还去了塞拉利昂孤儿院。陈薇特意穿了件粉红色的西装。在孤儿院里，粉红色的陈薇被四十多名孤儿包围了，他们一起跳舞、拍手、唱歌、合影，沉浸在天真烂漫和久违了的欢快之中。这些孩子都是此次埃博拉疫情幸存下来的孤儿，他们的家庭已不复存在。

那一刻，迟象阳好像终于知道陈薇为什么这么拼命了。一直以来，非洲都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心。二〇〇一年至二〇一五年，中国帮助非洲建设或改造了七十多个医疗卫生设施，邀请了约八万名非洲各国人才来华研修。直至陈薇团队进入非洲的二〇一五年，中国已累计向非洲派遣了两万四千三百名医疗队员，诊治患者达两亿七千多万人次。其中，有五十一名中国医疗人员长眠在非洲大地。这里的人们喜欢中国人，不仅是因为中国人给他们带来粮食与药品，为他们修建公路和大楼，还因为中国人会走到最肮脏混乱的贫民区的角落，跟躺在破席上的人握手，为他们治病，拥抱他们的孩子，同他们一起承受苦难与考验。

回到宾馆之后，迟象阳赶紧拿过消毒液帮陈薇擦拭伤口。作为全世界最了解埃博拉的人，她们心里都很清楚，倘若真的感染了，这种防范措施根本没有任何用处。迟象阳终于还是忍不住问：“您怎么就不害怕呢？”

“根本顾不上吧。”陈薇说。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在塞拉利昂的疫苗临床试验开始没多久，各项工作千头万绪，很多事务都需要陈薇亲自协调解决，外交、公安、伦理、知识产权、法律、舆论、资金……许多问题都是想也想不到的。

塞拉利昂的金融系统不健全，临床试验的经费从国内汇不过来。当地的试验开始二十多天了，带出来的第一笔经费捉襟见肘，钱再打不过来，在当地雇用的临时工作人员随时可能离开。光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薇已经记不清打了多少个电话。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陈薇决定自己带，于是大家用背包分批次从国内把现金背过来。由于每人每次只允许携带数额有限的美元入境，因此团队成员几乎每个人都分配到了这项既光荣又危险的任务，一路上女生们把装着美元的小包紧紧抱在胸口，惴惴不安地过安检、过海关，直到坐着由持枪保安护送的车抵达大本营顺利交差，所有人悬了一路的心才算是重新搁回了肚子里。

陈薇带来的疫苗点燃了人类战胜埃博拉的希望，不仅地方民众愿意向他们求助，连当地的中资企业也找上门来。在塞拉利昂的康克里里，某山东钢铁企业投资了一个矿产，投资刚进去，埃博拉疫情就爆发了，所有工人都像逃难似的一哄而散。正在犯愁的项目负责人得知陈薇团队在当地做疫苗临床试验后，立即与他们联系，请求使用中国生产的疫苗。为了帮矿产公司做好防疫工作，陈薇调拨出一部分药品、针剂、防护服、手套、口罩、护目镜等物资，一边召集团队跟她去项目营地。从驻地到矿上有近两百公里路程，下车时一摸，满身红土。顾不上自己的“红头土脸”，陈薇赶忙组织人手给几百名中方员工打疫苗，帮助他们制定防范措施，临走时留下了所有的药品和护具。很快，矿厂就恢复了生产，至今依旧保持着“零感染”的纪录。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七日，当陈薇还在弗里敦时，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埃博拉疫情在塞拉利昂结束。中塞友好医院门前，陈薇被一群欢呼雀跃的人们高高托起，抛向空中。在此之前有五百名塞拉利昂民众在这里接种了中国疫苗，当他们听说疫情已经结束的时候，他们再一次回到这里，同中国医生一起欢乐地起舞。疫情过去了，安全了！不管是黄种人还是黑人，不管是科学家还是商人，不管是医生还是病人，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第五章 防线

“通关游戏”

时间：二〇一六年

坐标：中国 北京

热，极度的热！

如果只用一个词形容穿上防护服后的感觉，那就是“热”，没穿过的人难以想象的热。汗如雨下，憋闷，头疼，晕眩，呼吸困难，窒息，虚脱……都不足以描述这种热。

防护装备从头到脚是十一件，依次是帽子、口罩、护目镜、防护面屏、连体防水隔离服、外层防护衣、两副手套、鞋套、橡胶防水靴，加上一套贴身内衣，研究人员称它为“二道防线”。

十一件装备环环相扣，层层叠加，将人的身体每一寸皮肤包裹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这十一件装备，为进入生物安全实验室的人员提供了安全屏障，为他们挡住了看不见的枪林弹雨。

在外界气温三十度左右的环境里，防护服内温度通常会达到四十七至五十度。人体在这样的高温下，几分钟就会大汗淋漓，护目镜模糊，口罩紧贴口鼻，缺氧、窒息，呼吸越来越困难。研究者要在身体能够承受的极限里，用最短的时间、最稳的动作完成一系列精准的操作。即便最有经验的研究人员，每次进入P4前仍然会觉得自己是在进行一场悬崖边上的行走，一个不小心，就会跌入死神的深渊。

有人觉得这是一场战争，有人觉得这更像一场游戏——进入P4必须先通过层层挑战。一级一级通关，才能拿到跟病毒对决的入场券。

接下来，请你一起来体验一下陈薇的“通关游戏”。

第一步，脱去身上的衣物，放进储物柜。然后穿上消过毒的“手术服”，没错，就是外科医生做手术时穿的那一身，系紧腰间的拉绳，扣上上衣的纽扣，戴好手术帽，对着镜子把头发塞进帽子里。

第二步，紫外线消毒。这时你会面对着一扇通往二级区域的门，门上的小窗透出深蓝色的光束，那是紫外线。病毒在紫外线下会分崩离析，紫外线能摧毁病毒的遗传物质，让它们无法自我复制。打开这扇门，你会感到有股力量推着身体往前，一股风从后方吹过，向内涌去，这是气压的功劳——负压保证了所有的高位病原体都只能飘向区域内部而不向外扩散。门在背后关上，你就进入了二级区域。

第三步，穿过淋浴室。淋浴室里有紫外灯、消毒皂。过了淋浴室就是卫生间，这里的架子上有一些干净的白袜子，穿上一双，走进三级区域。这里看起来比前两个令人舒适一些，在这里你需要用胶带将手套开口和手术服粘在一起，胶带绕着手腕转几圈，确保密不透风。袜子和长裤也是一样。这样，人体和病毒之间就有了一层防护。

第四步，穿防护服。这是令所有人都感到窒息的一步。所谓“窒息”并不是一种文学上的修辞。由于防护服的绝对密闭性，面罩会完全包裹头部，你会感到惊恐，汗出如浆，呼吸越来越急促。许多第一次尝试的人会在防护服里呻吟尖叫，惊慌失措，这种事情并不奇怪，研究室里有个说法：天晓得谁进了密封防护服会吓破了胆。

到这一步，才仅仅拿到最后一关的入场券而已。现在，在你面前的这扇不锈钢密封门上赫然印着醒目的红色三叶草图案，这是国际通用的生物危害标志，很容易让人想起武侠小说里的绝命断肠草。

面对这扇门，团队里有个不成文的惯例，每个走进这扇门之前的人，都要留给他们几分钟的“解压时间”。临上战场的那几分钟，如同开战前的沉寂，是参战者精神拧紧发条、肌肉拉紧韧带的时刻，这一时刻的最佳状态就是解压。人们在走进这扇门之前会有各种各样的小仪式，有人双手合十，更多的人是闭目养神、心中默念。这不仅是大战前的心态调整，更是直面死亡的镇静勇毅。透过防护面罩，战友们之间的一个眼神、一声问候，拍一拍肩膀、打一个手势，都是彼此的安慰和支持，都是战友间的温暖和信任。很多时候，陈薇就扮演着这样一个主心骨与定心丸的角色，和她在一起，周围的人总能感到安全。

一旦迈出这一步，就是上了前沿阵地。这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比喻，从那里出来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这的的确确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与埃博拉厮杀搏斗，无论在体力上还是精神上都不亚于一场真正的肉搏战。

最后你终于进入一个充满了看不见的致命病毒的空间。你身着紧密的防护服和正压头套，在负压环境下相当于背负二十公斤载荷爬山，一连数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汗水蜇得双眼酸疼不能擦，甚至连情绪和体力消耗都必须掌控在一条持久稳定的平行线上，因为手中的血液样本里藏着上亿个隐形杀手，高强度又极其精密的实验容不得任何差错。

并不是所有人每一次都能活着从里面走出来，现实中，科研人员因感染而导致不幸的情况时有发生。二〇〇四年五月五日，位于西伯利亚的一座武器实验室，一位俄罗斯女科学家因为意外被一根针扎破了手，这根针上沾染着埃博拉病毒。当时，实验室立刻对女科学家进行隔离，以防止病毒的传播，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去。就在她去世前的几个月，美国马里兰州全军陆军生物学研究所也发生了类似事故，幸运的是当事科学家并没有被感染。二〇一四年七月，当全球第一篇埃博拉病毒基因序列文章发表时，已经有五位科学家被夺去了生命。

“做我们这一行的，不论再怎么小心，多多少少都会遇上些情况。”给学生上的第一堂课，陈薇总会以她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开头。一九九八年，当时的陈薇在做狂犬病病毒疫苗研发。病毒样本制备是疫苗研制的必要步骤，没想到在制备过程中，仪器管道老化爆炸，带着狂犬病毒的液体把陈薇从头到脚淋了个遍。陈薇赶紧按照应急步骤，警示实验室管理人员，并彻底清洗消毒，注射狂犬疫苗。好在补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

陈薇所在的实验室是国家重点实验室，所从事的工作是生物医学防护研究。作为人类最优秀的病毒猎手，越是危险的病毒，她越要去研究。

如果给人类十大恶性传染病拉个排行榜，陈薇相信绝大多数同行都会认同她的意见：

1、流感

2、艾滋病

3、结核病

4、炭疽

5、狂犬病

6、天花

7、鼠疫（黑死病）

8、埃博拉

9、疟疾

10、SARS

这就是陈薇的对手。陈薇时常感到，与宏大的政治军事史比起来，医学是安静甚至寂寞的。虽然她的战场同样危险重重，却没有硝烟，没有弹药，有的只是患者的呻吟诉求和医生不懈不馁的观察研究，还有在常人眼中晦涩难懂的化学名词和枯燥无味的实验数据，以及难以计数的细菌病毒和疫苗药物，很少有高调到值得令社会大众关注的时刻。

要不是因为2014西非埃博拉的突然爆发，陈薇的研究不知要继续沉寂多久。同行中做埃博拉研究的人并不多。也许因为埃博拉这个“人命黑板擦”过于可怕，哪怕是穿惯了密封防护服的老手也不想去碰它。他们不想研究埃博拉，因为他们不愿被埃博拉“研究”。

有时越是神秘的东西反而越简单。深入地了解埃博拉之后，陈薇甚至会觉得它是一种近乎“完美”的生物。它的构造其实颇为简单，其病毒粒子只有七种蛋白质：七种不同的大分子排列成状如长辫的结构，组成埃博拉病毒粒子的长丝。但那么多杰出的科学家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才大致了解了它们的结构与功能。

有时候她又会觉得眼前这玩意儿甚至都不能算是“生物”。在包膜和蛋白质构成的微小囊状物里，埃博拉病毒仅仅有一条RNA链，这种分子被认为是最古老最原始的生命编码机制，它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地球历史的早期。有些生物学家认为应该把埃博拉病毒视作“生物”，但是还有的学者持相反观点。在一些科学家眼里，埃博拉并没有“活着”，不能算“生物”，因为当病毒处于细胞结构之外的时候，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它们是静止的、没有生命的，甚至可以结成晶体。但是当它们被吸附进细胞结构里之后，它们会立即获得“生命”，并且直接把宿主细胞当作复制自己的原料，然后将其粉碎。这些特质使得埃博拉病毒处于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一个灰色地带，这也是埃博拉最难对付的原因之一——因为你很难“杀死”没有生命的它，但是它却可以轻易地杀死有生命的你。

通常来说，一种病毒不会杀死自己的自然宿主。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埃博拉第一次为人所知直到几十年后的二〇〇五年，人类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之后，科学家们才在几种非洲果蝠的体内发现了埃博拉病毒的RNA及抗体。虽然至今学界对埃博拉病毒的认识还十分有限，但人们知道它是如何绞死每一个生命的：扎伊尔埃博拉病毒袭击人体内除骨骼肌和骨骼之外的所有器官和组织。

染病之后，首先，血液会越来越黏稠，流得越来越慢，凝块附着在血管壁上，这就是所谓的“铺壁”——凝块会像瓷砖似的拼接在一起。瓷砖越铺越厚，凝块堵塞血流，切断人体各个部位的供血，导致大脑、肝脏、肾脏、肺部、大小肠、睾丸、乳腺组织（无论男女）和全身皮肤出现坏死点。皮肤上出现的红色青紫色瘀斑，那实际上是皮下出血。

埃博拉病毒攻击结缔组织尤其凶狠：它在胶原内增殖，胶原是维系器官的结缔组织的主要构成蛋白质，而埃博拉那七种蛋白质能够吞噬支撑人体的蛋白质。就这样，人类体内的胶原变成稀泥，皮肤从底层开始坏死和液化。表皮变得极其脆弱，稍微有点压力就会破裂，裂口涌出血液。

接下来，口腔会出血，牙龈会出血，连唾液腺都会出血——身体的每一个孔窍，无论多么细小，都会开始出血。舌头表面变得鲜红，随后腐烂剥落，据说失去舌头表皮的疼痛就像用舌头舔电熨斗。喉咙底部和气管外壁也会腐烂脱落，坏死组织顺着气管滑入肺部，或者随着痰液被咳出来。

埃博拉在宿主还活着的时候就能杀死大量组织。肝脏、脾脏、肾脏膨胀，开始液化，最后彻底坏死和腐烂；肠壁组织消融后脱落进入肠内，与大量血液一同排出。对男人来说，睾丸会肿胀成青紫色，乳头会流血。对女人来说，阴道会严重出血。对于孕妇来说，胎儿会自然流产，生下来的死胎眼球通红，鼻孔流血。

埃博拉比同属丝状病毒的马尔堡病毒更加彻底地摧毁大脑，埃博拉患者在临终时往往会产生癫痫般的痉挛：整个身体抽搐震颤，双臂和双腿胡乱踢打，流血的眼睛翻白眼。据说这很可能也是埃博拉的求生策略——通过四处飞溅的血液大大提升病毒传播给下个宿主的机会。

这种近似于终极对手的烈性病毒，陈薇又怎么会放过？

有同事在转业前对陈薇说：“你少搞些‘魔鬼’课题研究吧！”可陈薇脑子里总是挥之不去——炭疽、鼠疫、天花、埃博拉……这些最有可能被做成生物战剂的烈性微生物。

如果生物战一旦在中国发生，作为一名军人，陈薇是不会原谅自己的失职的。

这里的杀戮静悄悄

长久以来，人类的目光通常都聚焦在造成重大伤亡、掀起滔天巨浪、深刻影响文明进程的“大事件”上。而在医学领域真正的大事件发生时，通常是悄无声息的。病毒猎手长久地处于科学史的一隅，时刻监视着看不见的敌人，守护着看不见的家国防线。

一九九三年六月，奥姆真理教在位于东京东部龟户附近的一幢八层楼楼顶喷洒一种炭疽杆菌悬浮液。他们向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发动了一场生物恐怖袭击。

好在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选用了一种相对良性的炭疽菌株，细菌芽孢的浓度过低，加上扩散体系的问题和喷头堵塞的喷雾器，使得这一事件未能扩散。整个事件只报告了一些狗的死亡，没有人因此丧命。

炭疽杆菌是一种能够感染牛羊等食草动物的细菌性病原体，它偶尔会感染人类，发病快且致死率高。动物摄入炭疽杆菌芽孢之后，炭疽杆菌被激活，并在动物体内迅速复制传播，它们往往即刻毙命。这也能解释东京袭击事件中死亡的大都是些宠物狗等城市动物居民。

“如果奥姆真理教碰巧找到一种更致命的炭疽杆菌，使用了好一点儿的扩散体系，事情就会演变成非常可怕的情境。”陈薇常常给学生们讲生物战，这通常会让这些刚入行的新兵们打起冷战。宣扬世界末日的这一邪教寻找的不仅仅是炭疽，他们还在全球各地主要城市中秘密建立了多个实验室，尝试培养很多感染源，包括剧毒的肉毒杆菌毒素、天花、霍乱，甚至埃博拉。

“不过话说回来，即便奥姆真理教的人将炭疽释放出来，由此引发的人员死亡和破坏可能也仅限于接触到他们所释放芽孢的人。炭疽不会在人际间传播。它虽然是致命性病毒，却不会传染。”陈薇说。但人们依旧谈之色变，因为二〇〇一年那场针对美国发动的生物恐怖袭击事件确确实实造成了十七人感染、五人死亡的悲剧，造成了美国甚至国际社会的强烈恐慌。

炭疽仅仅是恐怖组织能使用的众多感染源中的一种。生物恐怖袭击是陈薇这样的安全专家最密切关注的问题之一。它是所谓的非对等战役中，“弱势群体”可使用的最理想武器。

相较于化学武器或者核武器，微生物显然更容易得到。而且关键在于，与化学武器或者核武器都不同的是，微生物能够自行传播——它们能够进行病毒式扩散，这一招是致命性沙林毒气和脏弹无法企及的。也许脏弹爆炸后的核微粒能够造成长期性的恐怖影响，表现为几代人的子代变异和癌症高发，那些潜在影响是环境性的，起效相对较慢。而一种快速起效、极速传播的病毒武器，其杀伤力在极短时间内就能显现出来，换句话说，病毒武器能在一周内干完一枚核弹一百年才能做到的事情。

低估生物恐怖袭击风险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陈薇绝不会允许这样的错误在中国的领土上发生。本职工作之外，她做得最多的就是对生物战的研究和科普，不仅向国家领导人提出建议，还不遗余力地向周围每一个人普及生物安全常识。

历史的教训不可遗忘，而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也让生物安全局面越来越复杂。不管是合法的实验室，还是恐怖主义分子在阴暗的角落里鬼鬼祟祟建立起的病菌制造窝点，致命性微生物都可以在这些实验室里增殖。这一事实给全球生物安全风险增添了又一个维度，对陈薇来说，国家的生物安全时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虽然是极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但如果恐怖分子得到了世上仅存的装有天花病毒的瓶子，那后果将不堪设想。”陈薇说。

天花曾经是地球上最危险的疾病之一。十八世纪末，天花每年都会夺走约四十万欧洲人的生命，仅仅在二十世纪，全世界范围内就约有三亿人死于天花。这种恐怖的病毒会让患者身上长满水疱，疱疹表面覆盖着一层坚硬的外壳，里面充满半透明的液体。中国人叫这种病“出痘”，一旦得上，大部分人会在痛苦中死去，侥幸活下来的皮肤上也会留下密密麻麻坑坑点点的结痂，让人面目全非。那时的人们用南方传来的一种土办法治疗天花——种痘。这种法子大概思路都是让种痘的人先患上轻度的天花，出过疹子后精心护理，直至病症消失，就相当于已经得过天花了，得过的人便终生不会再得天花。可以说，“种痘”就是最早期的疫苗疗法。

天花的肆虐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彻底宣告结束。一九六五年，世界卫生组织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根除天花计划，这场全人类的战争打了十四年，终于在一九七九年宣布天花作为一种疾病被剿灭。天花之所以被人类彻底打败，一是因为人类制造出了安全高效的疫苗，二是因为它在人类中传播得太久，并且人类是它的唯一宿主——只要免疫了地球上的人类，天花就将无处存活。

尽管自然界中的天花病毒已经消灭了，但仍留下了两套天花病毒储备，它们被妥善保管着，一套在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控中心，另一套在俄罗斯的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学研究中心。这两处都是高封闭生物安全防护四级实验室。对于是否要毁掉这些储备的天花病毒是有争议的，但是迄今为止尚无定论，原因是活病毒对疫苗和药物的生产有潜在的益处。

然而，世上没有绝对的安全。二〇〇四年出自疑似天花病毒的干痂（scabs）在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被发现。它们被装在一个信封里，上面标明装有来自疫苗的干痂。这一发现说明，在某个实验室冷冻箱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有可能存在着其他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天花病毒。如果这些天花病毒被有意或无意释放出来，后果便不堪设想。因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天花已经被消灭，人类不再接种疫苗。因此对天花病毒而言，这样的一次释放将会引发一场风暴，而对我们这一代不曾接种天花疫苗的人来说，则是一场灭绝性的灾难。

陈薇的担心远不止于此。生物实验室，既是他们的战场，有时也会成为危险的源头。

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在苏联、中国东北部的一场流行病所涉及的病毒和二十多年前一场疫情里的病毒几乎一模一样，可原来那种病毒在二十多年前那场疫情后没再出现过。美国的科学家发现，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某个实验室里的病毒株意外落到了工作人员身上，然后从那里传播了出去。

非典之役

抗击埃博拉并非陈薇将军打的第一场漂亮的阻击战，翻开她的简历，中国近二十年来每一场公共卫生领域的战役中都有她立下的军功。

二〇〇三年春节刚过，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在广东部分地区肆虐的消息传到了北京。仅在父母家中待了三天的陈薇就从兰溪老家被急召回京，当时的她已经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应用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

陈薇忧心忡忡，但她顾不上那么多，眼下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用最短的时间消灭对手。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陈薇钻进了实验室——多年来的战争经验告诉她，干扰素可能对抑制非典病毒有用。这个科研直觉，建立在她已经研究了三年之久的针对丙型肝炎治疗的基因工程人ω干扰素之上。

理由很简单。从采集到的SARS病毒样本发现，广州病人和北京病人的病毒样本存在显著差异；而丙型肝炎之所以不像甲肝、乙肝那样有专门的针对性的疫苗，恰恰是因为丙肝的变异性极强。于是，针对此次SARS冠状病毒变种变异性强的特点，陈薇自然而然地想到，用针对丙肝的干扰素来对付SARS。

为了避免疫情扩散，研究所要求所有与病毒打交道的科研人员也必须全部隔离。于是，陈薇收拾了简单的生活用品，被“关”进了附近已经清空的空军招待所里。

和所有被隔离的科研人员一样，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只剩下做实验。在负压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里，和SARS病毒共处一室，为了防止感染，光防护服就得穿三层。做起实验来常常一待就是八九个小时，不能吃饭，不能喝水，也不能上厕所。陈薇干脆穿着成人纸尿裤进实验室。

刚开始时谁也都不能保证ω干扰素抑制非典病毒“肯定有效”，除非实验重复三次及以上且得到的结果相同，才能得出肯定的答案。负压，加上混乱的作息，陈薇感到头疼欲裂，这种痛苦常常伴随着一种持续的、超常规的兴奋，陈薇知道自己离终点越来越近了——科学家在苦苦寻找答案的时候，那种对于不断逼近目标的感觉会越来越强烈。

四月十六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SARS的病原体，陈薇的实验验证了ω干扰素对SARS病毒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这种抗病毒多肽类物质在细胞中可以阻断病毒的复制，这就意味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SARS病毒对人体的侵害。

四月十九日凌晨四点多，等不到天亮，更顾不上吃早饭，一夜未眠的陈薇披上外套直奔实验室。春末的北京寒意料峭，清冽的空气刺激着她兴奋的神经。再过一个多小时第三次重复试验的最后一步——染色的结果即将出现。如果成功，就说明她当初的设想是对的。最后一战了！成败在此一举。

这种体外细胞实验每做一次都需要四五天时间。第一天，在九十六孔的透明板子上铺上细胞。第二天，加干扰素。第三天，加病毒，并给细胞四十八到七十二个小时的病变时间。最后一步，加染色用的结晶紫（俗称紫药水）。细胞如果还活着，就会被染成蓝紫色，说明干扰素剂量有效，对细胞起到了保护作用。

五点多，当窗外的天空渐渐明朗时，板子出来了。从左往右，蓝紫色从浓逐渐变淡，呈现出规则的梯度变化。实验结果证明：从细胞层面看，基因工程人ω干扰素对SARS病毒有明显疗效，而且陈薇掌握了干扰素有效剂量的临界点。

“肯定有效！我们可以阻挡SARS了！”走出实验室时，她开心得像个孩子。

陈薇随即把消息上报给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当晚，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了这一雪中送炭般的成果。报道还给了这组实验数据一个特写镜头。

四月二十五日，经反复论证后，陈薇研究团队将他们的发现果断地申报了专利。中国科学家以最快的速度确认了干扰素对SARS病毒的抑制作用。十天后，美国才宣布确认了同样的结论。四月二十八日，重组人干扰素喷鼻剂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正式进入临床研究。

此后的两个多月里，为了继续做临床试验，陈薇跑遍了全国七省市的三十一家医院。在北京，小汤山医院，这个仅用七天就建成的拥有一千张床位的野战传染病医院，成为一处临床试验点。经过两个多月的试验，“重组人干扰素喷鼻剂”被证明预防SARS具有显著成效。全国三十一所试验医院的一万四千名医护人员，在使用干扰素后，无一例感染。该成果于二〇一三年获军队特需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被广泛用于各类禽流感和腺病毒等呼吸道病毒感染预防，为此后的“神五”发射、“九三”阅兵及援非抗埃等重大活动医学保障做出重要贡献。

陈薇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照片，她和时任小汤山医院院长张雁灵在医院门口的合影。照片中，张雁灵笑着用手比画了一个“〇”。这个“〇”，意味着医护人员零感染，也意味着抗击非典战役中一次难得的胜利。

这张照片的旁边，是另一张差不多同期拍摄的照片。一个小男孩噘着小嘴抱着电视亲吻屏幕里的人。照片中的小男孩叫麻恩浩，他隔着屏幕亲吻的，是他一百天没见着面的妈妈陈薇。

二〇〇三年非典期间，麻恩浩四岁多，这个年龄还不知道什么叫“非典”，但他却记得自己已经有一百多天没有见到过妈妈了。一百多天，对于四岁的小朋友来说已经是个巨大的数字了。

他每天都会问爸爸：“妈妈今天回家吗？”

直到有一天爸爸告诉他：“你妈要上电视了！”

那天晚上，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的时候，父子俩眼巴巴地坐在电视机前等着。

“妈妈！”看到妈妈出现在电视上时，小家伙突然站起身，噘起小嘴亲了上去。这一幕恰好被拿着相机准备拍点儿什么的爸爸给定格下来。

在麻恩浩的记忆里，陈薇更像是他童年时光的一个剪影，有些模糊，也不太连贯。妈妈的陪伴是短暂的，就像她每一次回家都是短暂的一样。三年级那年，汶川发生了地震，陈薇担任国家卫生防疫组长，去了灾区一线。好不容易从汶川回来后，陈薇又直接投入到了奥运安保工作中，成为军队奥运安保指挥小组专家组成员，带队负责鸟巢、水立方等在内的二十个场馆的核、生、化反恐任务。那段时间，读小学的麻恩浩只能通过电视新闻了解到妈妈的情况。

虽然失去了一次又一次陪伴孩子的机会，但孩子的成长却不断给她带来惊喜。现在麻恩浩已经开始主动参与到她的事业中来。做志愿者，去埃博拉疫区，陈薇看到了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孩子，一个懂得生活、懂得爱的年轻人。

但这么多年始终有一件事让陈薇难以释怀。“非典”期间，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曾向她询问药物的安全性问题，她回答说：“我孩子四岁多，用干扰素治疗SARS已经快两个月了。”

“在自己孩子身上用？如果出现万一呢？”记者问。

“不会有万一。” 陈薇平静地说。

虽然心有亏欠，陈薇还是义无反顾地往前冲。“穿上这身军装就意味着这一切都是你该做的。我愿这一生都能和致命病毒短兵相接，为那些受困的生命打开希望之门。

第六章 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

时间：二〇一八年五月

坐标：刚果（金）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在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四日宣布西非埃博拉疫情终结，全人类都为之松了一口气，但陈薇对抗埃博拉从未放松过一丝一毫。作为一名全人类优秀的病毒猎手，直觉告诉她：但凡稍有疏忽都将给对手以可乘之机，不论是老传染病还是新传染病，都不能等闲视之。陈薇心里很清楚，埃博拉仍然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重磅炸弹，随时都可能再次死灰复燃，它的传播速度和致死率堪称传染病中的“超级病毒”，必须高度警惕，防止它卷土重来。

二〇一八年五月，又一个春夏之交，在非洲的雨林深处潜藏了两年之久的埃博拉再一次冒头。它重新回到了刚果（金）那个名叫姆班达卡的地方。一九七六年，正是在扫荡了姆班达卡四十多个村落与小镇、夺去了难以计数的生命之后，埃博拉第一次在人类的历史上留下了一道黑色的闪电。近半个世纪之中，赤褐色的埃博拉河沿着姆班达卡浓绿的雨林向着大西洋静静奔流，在平均寿命仅有五十岁的非洲国家，一代人早已逝去，关于非洲死神的传说也早已成为部落酋长口中的故事。就在即将为人遗忘之时，埃博拉在刚果（金）西南部城市姆班达卡再次现形，卫生部门报道了第一个埃博拉确诊病例。

尽管包括当地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所有机构都尚未发布疫情隔离措施，但零星出现的报道让陈薇再一次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城市病例的出现，通常意味着在偏远的雨林深处，在尚不为人知的村落里，早已出现了更多难以计数的埃博拉病人。更何况，姆班达卡位于刚果河畔，拥有百万人口，且是去往首都金沙萨的贸易和交通要地。

很快，疫情开始进一步蔓延。五月中旬，刚果（金）卫生部门宣布全国共报道疑似和确诊病例四十二人，其中二十三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首批四千支埃博拉疫苗运至首都金沙萨。该疫苗由美国默克实验室（Merck）研发，一直未经法律认可，但在二〇一四年西非大面积爆发疫情时，试验表明该疫苗对控制病情有效。这是自两年前该疫苗研发以来首次正式投入使用。

在中国海关总署发布严防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入境的公告之时，陈薇向上级组织提出了前往刚果（金）的申请。理由很简单，不管是常驻刚果（金）的上万名中国同胞，还是当地千千万万的黑人朋友，她的疫苗，是维护生命、战胜死神的终极利器。

两年前，陈薇四次带队亲临塞拉利昂对国产埃博拉疫苗进行境外临床，结果证实我们的疫苗安全、有效，且方便运输、储存。西非疫情结束之后，陈薇从未停止过对疫苗的研发和优化，改进后的新一代疫苗已经能对老人、小孩等特定人群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接种，已公开的数据显示，相比美国的疫苗，国产新一代疫苗无论在安全性、有效性和便携性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陈薇充满信心。二〇一八年六月，她冲破重重阻碍，几经辗转终于抵达疫区前线刚果（金）姆班达卡。站在埃博拉河畔，望着眼前奔腾不息的河水，她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在一切开始的地方，她将有机会在这里结束一切。

雨季的非洲很少放晴，天空在沉闷的暗灰色与酷热的银灰色之间随意切换。闪电在远处的深林划过天际，闷雷从宽阔的河面上滚滚而来，肥大的雨点猝不及防地落下来，打在凤凰树的树冠上。人们躲进街道两边商店的雨棚下，喝啤酒，唱歌，裸露的街道上一片红色的泥泞。这是陈薇对于非洲城市的印象。此前她还从未去过真正的雨林深处。在她看来，那里才是非洲人的故乡，不管穿得多么破烂，面临多少苦难，他们都有自己的部落和村庄，那里是完全属于他们的世界。

从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前往埃博拉河所在的姆班达卡，严格来说并无陆路通行，雨季中，山洪与暴雨切断了两个城市之间的地面连接。陈薇带着另外三个团队成员登上了当地的一种小型飞机。

上飞机前，每个人领了一件雨衣，没有人知道这是干吗用的，到了空中，外面下大雨机舱里下起小雨时，陈薇才相信之前她听说过的故事：二〇一四年一架飞机在刚果（金）的勾马坠毁，调查发现，事故起因是有名乘客把藏在袋子里的鳄鱼带上飞机，在空中，鳄鱼挣脱束缚，受惊吓的乘客在机舱四下逃窜，飞机最终失去平衡导致坠毁。

这里的飞机多半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俄罗斯使用过的淘汰机型，有许多驾驶员也来自那里。关于战斗民族飞行员开民航飞机的段子中国人并不陌生，但亲自体验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感受，有人发现他们在驾驶舱里抽烟，用谷歌地图导航。这里的飞机就像公共汽车，时不时降落在雨林中的小城，上来一群牵着小羊羔的当地农民。同行的助理——一个刚刚结婚不久的博士生，被眼前的情境吓坏了，她趴在窗口，望着脚下非洲的心脏地带，开始害怕飞机着陆。跟下面深不可测的雨林相比，摇摇晃晃的机舱是很安全的所在……她开始有种前途叵测的感觉，她想也许自己不应该抛下父母和丈夫来到这里，有那么几个瞬间，她怀疑自己将再也见不到最爱的亲人了。

陈薇没有被吓到。从狭小的舷窗望下去，热带雨林像无边无际的黑色沼泽，刚果河则像一条银色的巨蟒，缠绕着盆地底部的金沙萨，然后拐了个弯，向西南蜿蜒而去。最初的时候，埃博拉就是在这里的某处角落降临人间，沿着巨蟒的身躯吞噬着雨林中的生命，直到河流的尽头，汇入大西洋，抵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落地前，她被眼前的景观震撼：雨季刚开始，禾草依旧枯黄，合欢树孤独地撑开树冠。但是这里没有奔腾的河马，没有咆哮的狮群，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褐色的坑洞，大大小小，触目皆是，分布在雨林与草原之中，那是当地挖矿留下的矿坑和雨林被砍伐烧毁后留下的疮疤，从空中俯瞰，就像猎人布下的陷阱。她想起《血疫》中的话：地球大自然有自我平衡的手段，雨林有自己的防护手段。地球的免疫系统察觉了人类的活动，开始发挥作用。大自然在试图除掉人类这种寄生生物的感染，说不定艾滋病只是大自然的清除过程的第一步，如同埃博拉残忍而纯粹彻底，匆匆一现，又悄然离去。

脚下的这个国家最大的经济支柱之一便是伐木。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的伐木工程通常是将一片森林通通砍光，但在中非，在刚果（金），人们开始有选择地伐木。一条条赤色的公路像在墨绿的雨林中打通的血管，密集地伸向雨林的深处。泥泞的公路一直修到拥有珍贵树木的原始森林边缘，越来越多的伐木工人被送到那里。

新的伐木营地一个一个地出现，工人在密林深处铺设道路、砍伐参天大树、修建起一座座活动板房，将砍倒的木材切割运输出去。工人聚集的地方变成了临时的小镇，小镇里的居民要吃肉。当地人主要吃猴子、蛇，靠近河道的还能捕食鳄鱼等野生动物。当地女人会把猴肉用柴火熏得焦黑，外面结成厚厚一层焦壳，然后顶在头上到营地里贩卖给临时小镇的外来居民。她们有时还会捎来几条熏蛇，甚至熏小鳄鱼，黑乎乎的一块，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不过扒开焦糊的外壳，里面的肉倒是白白嫩嫩的，据说很是可口。

这给雨林病毒的爆发制造了绝好的机会。从前猎人住在偏远的村落里，狩猎区域以这些古老的村落为中心，以圆形向外辐射，对狩猎区域外围的影响很小。伐木公路和临时小镇的兴起给猎人提供了越来越多进入森林、布置陷阱、用猎枪击毙野生动物的据点。越来越多的当地农民开始加入打猎的行业，他们把打死的或者不明原因死亡的猴子、猩猩背出雨林，沿着尘土飞扬的公路贩卖到临时小镇上，有些还把猎物装进硕大的筐子里顶在头上，乘坐往来穿梭的运输车辆到达城市里的农贸市场。在雨林深处潜藏了上万年的病毒被唤醒，在那里，木头、猴子和不为人知的病毒一起被装上车，抵达刚果河上的大小码头，再被装上船，运送到世界各地。

而如今，陈薇有机会终结这个对手，同时她也知道，脚下这片土地必将创造出新的病毒。在一个人类优秀的病毒猎手看来，如果要给“最恐怖病毒”拉个排行榜，那么排在首位的既不是埃博拉、SARS，也不是艾滋，而是下一个“未知病毒”。环境在变化，物种在进化，生物防控领域的战云从未消散，很难说人类不会在明天就遭遇恐怖病毒的致命侵袭。

刚果（金）的雨林已经成为孕育新型病毒的摇篮，在最偏远的村落里，流行病学家发现了蔓延全球的H1N1。在这些地区，科学家们找到了地方性病毒，也找到了像HIV这样的世界性病毒株，它们以自己的方式沿着公路出行，传染给居住在遥远乡村土地上的人们，连最偏僻的最古老的村落，新病毒进出的频率都越来越高了。不同的病毒最终会落脚在同一个宿主身上，并在他的某个细胞内交换基因，生成一种新的镶嵌体病毒。人类永远无法预知，哪一天一种新型病毒就会突然显形，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新的一波生物安全风险即将来袭。但陈薇不相信病毒细菌是不可战胜的。敌人来了，战胜之，消灭之，为祖国筑起生物安全的盾牌——这是作为一名军人的毕生使命，也是一个病毒猎手的终极追求。

飞机在雨林中裸露的空地上着陆。机组人员很害怕，他们不肯多呼吸一口机舱外的空气，飞机刚刚停稳就迫不及待地将医生们赶出舱门，将行李搬下飞机——那是陈薇他们万里迢迢从北京带来的疫苗。飞机加速起飞，留下医生们站在强烈的气浪里。

在当地卫生部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陈薇一行进入疫区的核心地带。他们找到村镇的首领，这是个本地出生的酋长，正深陷困境，心烦意乱。“我们处境艰难，越来越多的人生病，没有医生也没有药。更多的人饿着肚子，没有干净的水。”他对这群来自中国的黄面孔说，声音开始颤抖，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小组里一个向导握着他的手说：“尊敬的村长先生，这些来自中国的医生就是来帮助你们的。”村长安排好人手，保证用他能调动的一切资源配合他们开展工作。

他们开始向村落北边的埃博拉河推进。

时值雨季，村里所谓的道路是被溪流切断的一连串烂泥坑。当地租用的车子根本无法通行，他们只能肩背手提着几十斤的包裹徒步前行。连绵不断的大雨和令人窒息的雨后闷热连番来袭，每走一步都要消耗极大的体力。他们穿过村庄，来到雨林的边缘，被几棵伐倒的大树垒成的路障挡住了去路。和各种不知名的瘟疫打交道几个世纪之后，村落里的长者学会了用这种土办法来对付它们——隔绝村庄与外界联系的通道，仿佛这样就能保护村民不受瘟疫的侵袭。

“这是非洲古老的传统，在瘟疫爆发时，每个村落会树起这样的路障。”向导告诉他们，“外来者不能轻易进入。”

突然，远处有几个黑人男子隔着路障对这群陌生人喊话。向导用当地的土语告诉他们：“这些是来自中国的医生，我们来帮忙！”

村民终于搬开树木，清出一条缝隙，陈薇一行人手脚并用，“爬”过了路障，继续深入森林。周围是肆意生长的雨林，樟树、柚木和不知名的热带树种彼此纠缠，树冠盘绕交错，树枝摇曳摆动，在雨中沙沙作响。偶尔传来几声野生动物的呼号，向导解释说也许是路过的猴群。经过几个茅草屋，妇女抱着婴儿，黑漆漆的屋里躺着分不清性别与年龄的人。据说村里的人会把患病的人送进村庄边缘的孤立的茅草屋，让他们在那里等死，这是非洲人流传下来的对待瘟疫的古老传统。有些死过人的茅草屋被付之一炬，有些则被遗弃在蓬乱的杂草中。雨林的植被繁盛，很快就吞噬掉人类存在的痕迹。病毒曾经在这个偏远的村落里来回扫荡，现在也许是消失了，更大的可能是潜伏起来了，伺机而动。就像它们曾经发动过的无数次偷袭一样。

“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凝视着你。”陈薇脑海中忽然跳出这句话。此刻，她感受到了对手的凝视。

有时候你越是琢磨高危病毒，就会觉得它们不像猎物，而是越来越像猎食者。猎食者的特征之一就是无声无息地潜行，有时候会埋伏很长时间，只为等待一个机会。一旦时机成熟，它们会毫不犹豫地突然发动袭击。一切都在电光石火间。非洲的草原上、雨林中，这样的猎杀无处不在。

陈薇想起一部纪录片中的镜头：荒莽的稀树草原上，金黄的禾草高低起伏，四下无声，一群斑马和角羚列队穿过，焦热的空气将它们的身影模糊成一团海市蜃楼。突然，埋伏在草丛中的一只母狮从斜刺里蹿出，猛地咬住了一匹斑马幼崽的咽喉，鲜红的血柱喷溅出来，瞬间染红了周围的黄土。马群惊慌地四散奔逃，一匹母马发出悲怆的嘶鸣。母狮口中的猎物不再挣扎，腾起的尘土淹没了它们的身影。很快，狮群的午餐结束，斑马的骨骸上爬满苍蝇。

人类早已站在食物链的顶端，被猎食的记忆在进化过程中被消除殆尽。作为一名天生的病毒猎手，陈薇始终会提醒自己，那些以人类为猎杀对象的捕食者就藏在咫尺之遥的这片森林中，它们已经在这里潜伏了很久，比人类要久得多。它们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至地球形成之时。它们中的一员捕杀并吞噬了这个村子里的人，如同草原上的狮群，不，它们远比狮群可怕。

两个小时后，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跋涉，一条大河终于出现在他们面前。

一天的大雨结束，落日的光从重重乌云中透射出来，河水从黄褐色变成金色、变成红色、变成紫色。急流声如雷鸣，奔腾不息。

埃博拉河在当地土语中意为“大河”，陈薇想不出还有比这更恰当的名称。大河宽阔、浑浊，河上长满了一丛一丛的水葫芦，如同黑色浮动岛屿，漂在宽阔的河道上。水葫芦是河里才有的植物，坚韧的枝蔓和叶子纠缠成厚厚的一团，黏附在河岸上，堵塞了河道。它们长得很快，人们用尽各种办法想消灭它们，但根本来不及。它们从南部的雨林漂过来，绕过河湾，又从急流处腾挪跳跃而下，雨水和河流像是要把树林从非洲大陆的腹地扯走，让它在河上漂，漂流到海洋，到遥远的地方。

匆匆一瞥，来不及做更多停留，陈薇一行要启程前往下一个村庄。她不能让自己慢下来。她要时刻准备着，到非洲的大河与群山之间，到任何一个需要她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