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徐中玉（右）与本文作者摄于二○○二年，徐先生时年八十七岁

徐中玉先生驾鹤西去时，已逾人生难得的期颐之年，敬仰他的人还是觉得不舍。

我认识中玉先生已有47年。1972年上海五所高校合并，统称为上海师范大学，办公大多集中在原来的华东师范大学，从而得以与中玉先生相识。后来五所高校分开，教师各回各校，但我见到中玉先生的机会反而多了起来。因为上海作协开会比较频繁，多半是为了拨乱反正、清除极左文艺思潮的流毒。开会时思想最活跃、批判极左思潮和文化专制主义最积极的，往往是深受其害的老作家们。其时中玉先生的“右派”错案已获平反，而且担任了华师大中文系主任，系里的工作搞得风生水起，名声在外。在作协开会，他往往要言不繁，切中时弊。有一次作协组团到绍兴参观，记得同去的有冯岗、王西彦、徐中玉、钱谷融和我等近十人，大家一路相谈甚欢。我与中玉先生同住一室，相谈时就有了忘年交的感觉。

当时我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的青年教师，蒙徐先生的信任，邀我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和会刊《文艺理论研究》的工作。“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1978年12月倡议于上海，成立筹备组。1979年6月正式成立于西安，公推陈荒煤为会长，黄药眠、陈白尘、徐中玉为副会长，聘请周扬为名誉会长。徐先生兼任秘书长，是学会的实际领导者。纪怀民（中国人民大学）和我任副秘书长，协助中玉先生工作。学会成立后，学术活动频繁，一般隔一、二年就要开一次年会，会议的议题对文艺思想的解放和学科的创新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多省市的高校愿意承办，很多专业人士趋之若鹜。如1980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议题为“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与会者多达300余人，可谓盛况空前。由于住房不够，我和几位秘书处人士只能打地铺住礼堂后台。陈荒煤、丁玲、黄药眠、侯敏泽、吴强、王西彦等都到会并作了发言。发言观点并不一边倒，有较大分岐，如丁玲引述亚里士多德的“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政治学》）的话，认为既然如此，那么文艺从属于政治也就理所当然了。当时学会的会刊《文艺理论研究》刚刚创办（1980年6月），会议综述在会刊上披露并在一些报刊上转载后，文艺与政治的复杂关系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的热点。接下来在不同城市举办的年会，其议题有“文艺理论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多样化”“20世纪中国文论的回顾与展望”“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等等，大多能切中时代热点。由于非高校的研究所、媒体、出版社的专业人士也纷纷申请入会，所以在1985年3月于桂林召开的第四届年会上，改名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公推王元化为会长，成为教育部领导下的一级学会。每次召开年会之前，都要拟定会议的主要议题，与愿意承办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不断沟通，还需要邀请几位嘉宾，凡此都由中玉先生在听取各方意见并与会长沟通后作出决断。而临到开会，他要做的也不仅是主持其中的某次会议，连最终的讨论综述也过目修改。迄今年会巳开了13届，议题也就有13个。而徐先生一直参加到2006年的第八届年会，这届年会改选了新的理事会。当时我当选为学会的副会长，徐先生要我主持闭幕式。我请新会长南帆发表就职演说，最后请徐先生讲话。91岁高龄的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年轻的学者们勉励有加，要求大家共同努力，互相切磋，把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会刊《文艺理论研究》由名誉会长周扬题名，最初三期在江西出版，从第四期开始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由季刊改为双月刊。该刊由陈荒煤任主编，黄药眠、陈白尘、徐中玉任副主编，中玉先生是刊物的实际掌门人。编委虽说有十人左右，日常编务仅由张德林和我协助。我们一年至少有六次要聚在徐先生的办公室，他与我们一起讨论栏目、重要选题、约稿、选稿、退稿等事宜，甚至与我们一起开信封、贴邮票。刊物的固定栏目“国外文艺理论译丛”和“文论动态”在当时是首创，很受学界的欢迎。当时国内渠道经由新华书店在全国发行，国外由国际书店发行，已有不少国外固定订户，对此徐先生很感欣慰。刊物也有困难的时候，如印刷经费问题、审查问题，都需徐先生亲自出面解决。为了慎重起见，刊物刊发的稿子，一律由他终审决定。现在回想起来，他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和《文艺理论研究》这本杂志，曾经付出多少精力和心血啊！在1985年学会改名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时，他才与钱谷融先生并列为刊物主编。直到1993年时，才出任会长。这样安排固然是出于把学会和刊物推向更高更强和更有组织保障的深谋远虑，但他出于公心没有私念的高尚品格，至今仍然令我景仰。

在我担任上师大中文系主任后，徐先生体谅我的忙碌，不再让我参加具体的编辑事务。但他还是致信要我关心学会和刊物，如1991年1月来信说：“我们刊物，下次年会，这些问题先考虑一下。”另外还写信来约稿索稿。

徐先生的正职是华师大的终身教授，并担任过该校的中文系主任和文学研究所所长。全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仅仅是兼职之一，此外他还有其他几个同样忙碌的全国性学会会长和刊物主编的兼职，在此我就不一一赘述了。1989年经二选一的差额选举，他又担任了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因为他的威信最高，那时已74岁了。人们难以置信，他的精力竟如此充沛，行政和学术组织能力竟如此强大。更何况在20世纪70年代末复出后的二三十年中，他又写了许多专业的和跨学科的文章，其中有不少至今还发人深省、葆有鲜活的生命力。早在他九十华诞时，一些权威刊物和人士就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如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来函说：“徐中玉教授是我国学界重镇，他以超人的智慧、精力和组织才能，为推动我国当代文艺学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学界所景仰；他的道德人格，是人文学者的典范，为学界所称颂。”我完全赞同这样的评价。

中玉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致我的信中却这样说：“日忙于杂务，荒陋甚益。可能情况下，还想做点好事实事，如此而已。”这不是故作谦虚，刻意低调。讲得如此平淡恳切，因为他讲的是他最质朴的初心。每每忆起这句话，再想到他的被众人高山仰止，就觉悟到其中的必然和路漫漫其修远。我为此而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