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范墩子，1992年出生于陕西永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32届高级研修班学员。在《人民文学》等期刊发表小说多篇。曾获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已出版短篇小说集《我从未见过麻雀》。

从渭北黄土地走出的90后作家范墩子，是驰骋文坛的一匹“黑马”。他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以独有的童年视觉、细腻生动的笔触，描写市场经济大潮下家乡的发展变化和在物质冲击下发生的人世间悲喜的传奇。他不吝笔墨地描写家乡人的淳朴、善良、人性，也对世态炎凉、人心难测的假恶丑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他是如何从一名爱读书、爱思索的文学少年，成长为一位青年作家的？笔者就此采访了范墩子。

王波：听说你小时候就爱读书，有良好的读书环境吗？

范墩子：小时候家里穷，村里没有书，找到一本书就像找到宝贝一样。我真的喜爱读书。暑假到来，父亲赶着驴车到县城卖瓜，看到县城里新华书店大楼，我有了办法。我和父亲每天早早起来，把地里的西瓜装满驴车，赶着驴车去临近的乾县城里。到新华书店大楼，父亲给我买个面包，我就下车去书店里读书，父亲去卖西瓜。新华书店成了我读书的天堂。我坐着读，读累了就躺着读。鲁迅、沈从文、巴金、萧红等一大批作家的书，就是在这里读的。新华书店里的营业员都认识了我。

初中一年级的暑假里，我和父亲去县城里卖瓜。父亲将我带到新华书店，问我：你想看啥课外书？今天给你买一本。我被父亲的话镇住了，一脸茫然。父亲走到一排书架跟前，顺手抽出一本，问我：你看这本咋样？我接过父亲手里的书，心里的那种幸福感真是难以言说。那本书是《骆驼祥子》，我保存至今，那也是对我产生重大影响并启蒙我写作的一本书，我读了不下五遍。

王波：90后，青年作家，这些标签之外，你觉得文学带给你的还有哪些别样的感受、收获或者一个故事？

范墩子：标签大多是别人这样叫的，我自己并不大看重这些。作品才是一个作家的声音，这和我们出生在哪个年代并无关系。

实际上，我们的身体时时刻刻在和时代共振交流，并产生微妙的联系，身体在这时就需要发出声音。对我而言，我的作品就是这些声音的体现。我们往往太在意文学以外的东西。其实写作过程中，每次偶遇一个绝妙的念头，或者脑袋里猛然跳出一句惊艳的话语，都能让我兴奋很久。从正儿八经写起小说到现在，写作带给我的并非高尚的道德感，而是让我渐渐懂得了世间的美好，懂得了生命内在的意义。这都是写作给我的启示。

王波：在2015年发表短篇小说《父亲飞》之前，你有很多投稿失败经历吗？

范墩子：我觉得青年作者投稿失败是很正常的。哪位青年作家发稿之前，都会有几十万字的退稿。我也一样，好在我比较幸运。学写作没几年，短篇小说《父亲飞》就让《青年作家》杂志选中。这件事在我的文学之路上是一个大事。

那些经常萦绕在我脑海里的念头，让我产生了写作的欲望。我在写作中，更多的是去关注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是生存，并非生活。关于这种真实性，我更相信童年的记忆。或许在很早的时候，那些关于生活的认识，就已经隐藏在了童年的镜头里。

多年之后，回想童年时，才发现童年的珍贵。童年的种种情景里，有着我对社会与生活最初的判断。或许这种判断是幼稚的，不成熟的，但却能反映我内心真实的样貌。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童年的记忆，几乎蕴含了一个人一生当中所有的美好与纯洁。在这些遥远的记忆中，我真正走进了那些已被世人忽略掉的生命。它们尽管卑微若草，但我相信它们也会开出绚烂的花朵。

王波：这段初期写作，文学上定义叫童年视觉。你的文学写作起点又比较高，故事都发生在渭北黄土高原的家乡，因此你的书写直接进入你的精神故乡。你的童年生活是怎样一幅情景呢？哪些东西让你深深忘怀？

范墩子：我们村南边是一条贯通东西的大沟。少年时代，我喜欢坐在荒凉的沟里，同蟋蟀、燕子、野兔、蚂蚁、老鸹、柿树等待在一起，甚至有时候，我会和它们说许许多多的话，而且我也听到了它们的应答。沟里的风声不就是它们对我说下的话吗？

一个人坐在沟里，看着天上的白云，听着一旁的鸟鸣，我非常享受这种自在与宁静，这和我的性格有关。但深究起这种性格，或许和时代的变迁有关，但在那个时候，我是无法意识到的。少年时代，我对未来既憧憬，又感到迷茫。我向往所有未知的事物，但我也害怕，我害怕被这种未知裹挟进去，我害怕陷入这种空茫茫的未知的深渊当中。而在沟里同柿树、石头、狐狸、野兔等说话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会感到安宁，我也会从那种恐惧、迷茫的情绪中逃脱出来。

童年记忆也是我写作的富矿，无论如何，我不能否定这一点。

王波：你写过山羊、阿朵、哈金、柳玉、立志等多个少年形象，这些少年的身上带有你童年的影子。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心他们的命运的？

范墩子：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经常会浮现出一个忧郁的少年形象，他提着马灯，走在黑漆漆的乡村巷道里。这个少年的一部分是我，另外一部分是别人。

这样讲，可能抽象了点，可他的确是我从童年记忆中提炼出来的。这个少年的身上，寄托了我对童年真挚的感情，有虚构的成分，也有真实的一面。

很小的时候，我曾误闯进一座几乎就要塌了的窑洞，因为极度恐惧，我在里面大气也不敢出一声，坐了很长的时间。很久后，我猛然发现，那次独处，便是我对村庄命运思考的起端。我试图写出那些平凡却又令人敬佩的个体，于是，就有了山羊、阿朵、哈金、柳玉、立志等这群自然生长的鲜活少年们。

王波：你的首部短篇小说集《我从未见过麻雀》刚刚出版，有人评价这是一部中国乡村少年的“心灵史”。作为作者，你想在这部书里表达什么呢？

范墩子：您提出的正是我要对喜爱我的读者解答的问题。

在我的意识里，童年并非是扁平的，而是一个球形结构。我选择童年作为小说的背景，不是给童年唱一首挽歌，也并非是在其中怀念我的童年生活。童年在我，更多的是伤感，我希望能表达出它背后的东西，是那些宽广的、厚实的东西。

1990年代末，实际上是一个大变革的年代。我希望在大变革的时代，以一种少年视角进入，去体味那些细微变化。

少年们尽管难以体味到时代中宏大的东西，但他们在逐渐凋零、坍塌的乡村生活中，挣扎着、对抗着，他们用属于自己的方式，在时代的洪流中留下了他们那单薄的身影。实际上，少年们离奇的经历，平庸而又无聊的生活背后，时代正在一点一点发生变化，这是我想在这本短篇小说集中表达的东西，也是我关心的问题。我在这本书的自序中写道：“我尝试着去用虚构的手段解构那些遗留在记忆中的现实，它们可能是美好的，也可能是残忍的。我曾在很多时刻里怀疑过它们的真实面目，怀疑过躲藏在现实背后的那个真实的操控者。”这几句话，也正是我上面谈到的那个意思。

王波：你在自序里谈到了写作中现实与真实的关系，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范墩子：我们就在现实中生活，任何一件事情都算是现实的一部分，但我们能够从事物表象了解到现实背后真实的世界吗？真实意味着真相，意味着去了解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要去分析，去推敲，去思索，然后又能以这样一件普通的事情，表现多数人普遍的心理状态。以我看，这便是询问真实的过程。这需要作家巨大的勇气，也涉及到良知的问题。

很多人看了我这本书后，说非常感动，尤其是对少年们在逐渐凋零的乡村中所表现出来的欢乐，这令他们难受。我更是这样。写这部书之前，我在写诗，那段时间，我感到焦虑、彷徨、迷茫，就像掉进了巨大的黑洞当中，迷失了方向。当我计划写这样一部书的时候，我重新捡回了写作的信心和勇气。在许多个寂寞的时刻，我却感受到了写作带来的快乐，我为我笔下的少年们而快乐，为他们“堂吉诃德”式的梦想而快乐，尽管这个梦总有破灭的时候。

毫不夸张地讲，这本书真正开启了我的写作生涯，我感激它，我更感激那些记忆中的少年们。我不知道我以后还会写出什么作品，可这本书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划下的第一道痕迹。在这本书中，我想用我自己的叙述，重新定义每个人的童年。这是我的野心。

王波：文学这条道路，是一条艰辛的道路，你前面的路还很长。你认为支撑你坚持下去的理由是什么？

范墩子：作家的作品是给读者写的，更是给自己写的。一个人站在舞台上表演，底下没有一个观众，同样也可以演得很精彩。也就是说，作家写作，出发点都很自私，考虑的先是自己，然后才是读者。在这个碎片化的，甚至有些乏味的时间里，写作就是我生活里的一项必需品，我能在其中做白日梦，也能寄托那些遥不可及的情感。很多时候在想，我在文字里纵横捭阖，精彩了，默默地给自己鼓掌；演砸了，一个人忍受那份落寞。古时候，狼都会在夜间长啸的，我经常会将自己想象成一匹大白天也在苍茫大地蒿草深处嚎叫的孤狼。

王波：童年视觉的阶段书写就要过去，接下来你为自己的写作道路是如何设计的？怎样建设自己的心灵故乡？

范墩子：我正在写一部童话。在这本书中，我想让读者看到，生活无论如何变化，爱与善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崇高与美德是永远也不能被抛弃的品质。若世间没有了这些准则，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就将表现出来，那将是人类的灾难。我还会把先人大哲的思想，天南地北见到听到的故事，移植到我的渭北黄土高原家乡里，我将继续回到纯真的童年，去叩问爱的存在，寻找美的源头，追求人世间的真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