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从小就想当作家，所以很幸运，我一直按照自己的路线行走，未曾偏离。我也从未对自己失去信心，因为，我从未对文学失去信心。获奖不过是个热闹，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我非常清楚这一点。

《菜根谣》，尹学芸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10月第一版，39.00元

“生活就是这样，表面是打碎的台灯，可它柔和的光亮在暗处隐藏着。你轻轻启动它的开关，你眼前的一切就都亮了。生活就是这么回事。”

这是尹学芸的小说常常表现出的特质。也许日子是暗淡无光的，也许内心是悲伤凄苦的，她也一定要用温暖的然而坚韧的笔锋，划破黑夜的长空，让光亮穿过云层透射这质朴的生活。她的《李海叔叔》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们普遍认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好故事”。作为讲故事的人，尹学芸在参加颁奖典礼之后，很快就回到既有轨道，享受一位业余作者的闲散和淡定。

评论家王春林很早就开始关注尹学芸的创作，并对《菜根谣》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尹学芸借助于罪案悬疑小说的外壳，其叙事意图其实带有突出的一箭双雕色彩，《菜根谣》一方面是对人性温暖的呼唤，另一方面则是对底层人性尊严的表达。能够通过一桩意外失踪事件，巧妙地借助于罪案悬疑小说的形式，强力呼唤表达当下时代已经越来越罕见的亲情温暖与底层人格尊严，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值得高度关注。

中华读书报：在很长时间里，您默默无闻地写作，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定力？

尹学芸：于我来说，写作是一件开心的事。身边有很多热爱文学的朋友，他们虽然籍籍无名，但我们彼此相扶相帮着走过了这许多年。没有谁能剥夺一个人热爱文学的权利，这是一个相对公平的竞技场，写稿子发稿子不用授权签字盖章，是人生难得少有约束的时刻。

有朋友在微博上对我说，我的生活是“打打牌、跳跳舞，顺便写个小说获个鲁奖”。事实上，我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做喜欢的事尤其认真。我也经常提醒自己，要把有限的时间放到值得去做的事情上去。

无论哪个阶段，都是寻常人生该经历的河流。顺势而下当然轻松，但无法体会逆流而上那种快感和愉悦。再换个角度，这对体验生活和观察人生都有裨益。前几天还有位老兄问我，小说发得不好的年月，你焦虑过吗？我认真地想了想，我可能沮丧过，但确实不会因为发不了或发不好而焦虑。作品发表了就属于别人了，发不了的才属于自己。这是可以聊以自慰的想法，就像财主囤了几亩地，收成好不好，是另外回事。

所以喜欢做才是第一位的。否则，漫漫人生，你干什么呢。

中华读书报：2016年，您发表了14部中篇，三部短篇，几乎覆盖了所有约稿的期刊。能否谈谈在“写出来”之前您的经历？在坚持写作的过程中，最大的困惑是什么？能否给有相同境遇的同行们一些有效的建议？

尹学芸：2014年《收获》第一期发表了中篇小说《玲珑塔》，才陆续有编辑约稿。那年发了五部中篇。2015年，发表了10部，除了《士别十年》年底《小说月报》转载了一下，其余都如石沉大海。所以才有2016年所谓的“喷发”。所有的约稿都给，这在我是属于发表得淋漓尽致的一年。

世界上没有哪个行当像文学这样迷人，而且有相当庞大的阅读和创作群体。虽然文学日益被边缘化，但仍然比其他领域的人数要多。随便一个小城，都会有自成一体的文学圈。尤其在天津这一方土地，各区县都有自己的文学内刊，这是业余作者的交流和发表平台，有这样一个平台，大家就可以抱团取暖。我也曾当过很多年的期刊主编，非常熟悉这一群体。他们都有自己的日常工作，在闲暇写些对生活的感悟，没有所谓名利的驱使，纯属是对文字的热爱。

打牌的时候没人能想到要成为顶级高手，就像跳舞的时候也没人想要成就个什么地位。我觉得，对于很多业余作者来说，文学创作也是这样一种状态和心态。慰藉心灵该是基本属性，其余都是副产品。即便是专业作家，整天想着一鸣惊人也未必能惊动谁。很多时候投入和产出未必能成正比。其实，哪个领域又不是这样呢？

坚持是心性，坚守是品格。

中华读书报：在我看来，因为能不能写出来，有无必要坚持，除了毅力，是不是也要看有没有写作的天赋？

尹学芸：我经常听人说，谁文学感觉差，谁没有天赋，谁天生就不是干这行的料。我们这个社会，除了寥若晨星的知名作家，不知名的作家占了很大比重。你不能说，谁没有长跑天赋，就不要跑步了。或者，谁没有读书的天赋，就不要读书了。文学创作不是只有成名成家一条路可走，况且，成怎样的名，成什么样的家，也有太多的边框可容纳。生活中的很多人，他们通过读书和写作提高了自身修为，谋到了更好的工作和位置。或者，有人因此而开悟，解开了生活中的疙瘩。再或者，他一分稿费都没赚取过，但他因此让生活充实愉悦，这都是文学应该有的功效。很多作者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需要文学作为信念去支撑。很多爱好者升职了、升迁了，却远离了文学。我想，这最能说明问题了。

我从小就想当作家，所以很幸运，我一直按照自己的路线行走，未曾偏离。我也从未对自己失去信心，因为，我从未对文学失去信心。

好好做人做事，上帝总会有一只眼看到你。获奖不过是个热闹，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我非常清楚这一点。

中华读书报：您的一些作品中，总有不服输的人物。《李海叔叔》中的李海和“我”父亲之间摽着劲过日子；《天堂向左》里的千叶和王云丫；《菜根谣》里的伶俐和“我”。

尹学芸：小说就是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关系才构成各种各样的矛盾。两个互无关联的人，是没有矛盾可以罗织的。细究起来，现实生活中的各类矛盾丰富多彩，但若归纳，最常见的都是两相比较互为参照而来的。我们是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结成了丰富多姿的关联构架。很多故事和情感只有汉语言能够表达，所谓中国故事的讲述，莫不与此相关。人物像植物一样从故事里长出，也吸收了土壤里的日月精华。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这个族群一样用心用力地活着，这给作家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元素。

准确把握人物生长脉络，是小说的第一要务。

中华读书报：您的很多作品中，都有能引起悬念的命案，《菜根谣》也不例外。但破案的过程都是从简从略，有意这么处理吗？

尹学芸：应该说，对整体的驾驭和把握我是有重心的。命案在故事的叙述中处枢纽地位，但依然只是外壳。实事求是地说，我对案件本身没兴趣，兴趣点在案件引起的连锁反应。“小说只对寻找和救赎这件事感兴趣，这是小说的内在经纬，她要为晦暗的生活燃亮一束微光，为逝去的生命送去一份祈祷，为人类的精神寻乡提供一种血色表达。”（摘自黄桂元《菜根谣》：寻找与救赎》）

中华读书报：叙述也是处处留白，草蛇灰线的笔法，处处有埋伏。包袱抖得也恰到好处。在叙述上，您有怎样的策略？

尹学芸：方法与技巧很多时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如何把握故事的内在肌理则是作品是否成功的关键。这一点，我想我是借鉴了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的表现形式，张弛之间，首尾之间，人物与故事之间，找到了属于文字自身的平衡点。有一句俗语是“卖关子”，基本属于口头民间文学范畴。“关子”卖好了，同样吸引人。

中华读书报：“我”是常用的叙述角度。“王云丫”也是常用的人名，阅读中很容易将“王云丫”与现实中的“我”联系在一起——采用这样的角度，真真假假，您有什么用意吗？还只是习惯而已？

尹学芸：我写的乡村题材大多取材于“罕村”，那块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故事与我有血缘之亲。不管是“我”还是“王云丫”，都是“罕村”的一份子，包括《菜根谣》里的第二叙述者，都很难逃离那种命定的成分。我第一次使用“王云丫”这个名字就是在《李海叔叔》里，后来便成了人物标识。如果说有用意的话，便是指特定的属于地域的元素和符号。

中华读书报：在我有限的视野中，我的多篇小说中，“我”的定位始终是稳定的。一个诗人、官员、文学爱好者，爱读书、爱写作、淡泊名利，却受到命运的眷顾，家庭幸福，有一个始终伴随左右不离不弃的爱人——是不是这就是您的真实生活？故事是多样的，却总有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固定角色，您有没有担心读者会觉得重复？

尹学芸：暂时还没有，也许因为我储存的情感记忆还没有用完。这样一个角色与社会发生关联，其实已经是多重身份了，其中有我的影子，但肯定不独属于我个人。视野之内的生活才熟悉，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小说中的“我”和“严先生”，成了一对固定搭档。有次北京一位作家来旅游，见到我爱人，开口就叫了声“严先生”，这也说明角色定位在读者中有了形象，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客观地说，每处理一个素材都是根据自身角色的需求，我没想到这已经成为格式化。但你这些问题给我提了醒，我会及早提起注意。

中华读书报：现在提倡关注现实题材，但是很多作家都认为生活如此雷同，同质化写作越来越严重，但您总能找到独特的题材，能谈谈您的秘诀么？

尹学芸：其实很简单，你的文字如果不是在编故事，就不会担心与别人雷同。记得很多年前王蒙先生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你永远不担心自己的儿子长得跟别人一样。作品其实就是自己的孩子。你今天出门遇见的人，发生的事，你的联想和感悟，或者你记忆中的储存，怎么可能与别人一样呢？我想，同质化写作问题是源于作者没有发掘到属于自己生活的那口井，你的那块生活区域，只属于你个人。人与人之间千差万别。跟风写作才会出现同质化。